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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经济学已有各种各样的定义。英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将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资源使用的学问”。
但对于这种定义，也有学者持批判的意见。他们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是伴随着价值判断的伦理学而非科学。例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给学生罗伊·福布斯·哈罗德的信中写道：“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道德科学，而不是一门自然科学。”
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一书中论述道，科学家并不能自由驰骋在自己的“价值理念”之下，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从虚伪的“客观性”中获得解放。
从广义上讲，经济学是研究人际关系和社会各种现象中有关价值的学科，比如交换、交易、赠予和负债等，并非一定以货币为媒介，且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相互交织。在用数学模型来解释多个主体的决策和行为的博弈论的影响下，当前的经济学主流开始转向研究经济活动中个体和组织的行为。
在经济学中，以经济理论的先行概念和研究体系为导向的思想，以及研究其发展历史的学术领域被称为“经济思想”。根据价值取向的不同，经济思想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点，诸如以通过贸易增加国家财富为目标的重商主义、以农业为财富源泉的重农主义等。在这个探讨人类和社会的价值与幸福的领域中，人们为什么能够不争不抢地进行商业交易？商品的价值从何而生？货币缘何诞生又缘何流通？买卖和赠予的区别是什么？经济思想中的诸多问题都是哲学和伦理学的考察对象。
此外，日本学界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称为“近代经济学”，但这里所说的“近代经济学”是日本独有的叫法。在日本曾经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详见第086页）为主流的时代背景下，在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后的经济学体系中，“近代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外的经济学的总称。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人们开始探究资本主义框架本身的功过是非。此外，近现代经济学的研究通常不涉及价值判断，而是将重点放在基于资本主义的数学模型的构建及其分析上。
经济学作为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其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诞生于18世纪后半叶并持续了近百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随后诞生的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arxian economics）以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Keynesian economics）。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最初始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但其萌芽其实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economy”这个英语单词的词源是希腊语的“oikonomia”（经世），该词是“oikos”（生态、家园）与“nomos”（法则、律法）的合成词。也就是说，如何管理自家财产，在古希腊本来就是揭示经济现象的概念。
以“看不见的手”一说而闻名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详见第077页）中，用“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一词对经济学进行了解释：从一家之主管理家产的“oikonomia”一词类推，经济学是统治者对国家经济的管理，所以是“political econo-my”。
作为一门政治家或立法家的科学，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提出了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推进。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
上述这种与现代息息相关的经济理论认识产生于16世纪中叶以后。大航海时代开启后，欧洲经济迅猛发展，受其影响，重商主义开始盛行于世。
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在《国富论》一书中初成体系。该书出版的年份正是美国宣布独立的1776年，所以经济学的历史不过短短250年。若论历史渊源，其自然无法与哲学相提并论，即便与诞生于12—13世纪的中世纪欧洲大学中的博雅教育相比，经济学的登场也晚了数百年之久。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劳动价值论（labour theory of value），即“具体劳动形成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实体”。这一理论不仅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经济学基础，还传承到了卡尔·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即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市场自由竞争，国家不应对经济活动加以管制和干预。这一思想与主张人类活动、私有财产、利润追求皆自由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的人类观也是一致的。
得益于李嘉图揭示了自由贸易的优越性，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被纳入英国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自由贸易政策中，为英国经济的繁荣提供了理论支撑，也成了经济学史上第一个主流经济学理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始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后经由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英国经济学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此该门学科也被称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拿破仑战争（1799—1815年）结束后，面向英国的大陆封锁令得到解除。为了保护地主贵族的利益，英国开始实施《谷物法》（1815—1846年），限制谷物进口。针对这一法令，李嘉图与马尔萨斯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始终没能形成一致的观点。李嘉图从拥护产业资本家和自由贸易的立场出发，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详见第084页）一书。他主张比较优势贸易理论（the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认为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提高经济福利。他本人也被世人称为“近代经济学创始人”。
对此，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详见第082页）中将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粮食短缺视为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揭开了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的真实面纱。他认为，人口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源（粮食）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两者之间的差距导致人口过剩和贫困，但这一现象是必然发生的，无法通过社会制度改良而避免。
针对《谷物法》，马尔萨斯也主张进行贸易保护，认为地租上涨是由于资本积累和人口增加导致的耕地扩张，地主的利益与社会整体的利益并不相悖。
因此，马尔萨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effective demand theory），认为有效需求的大小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水平。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则提出了“供给创造其自身需求”的萨伊市场定律（Say's Law）。他认为，“所有经济活动都只不过是以物易物，供需不一致时，价格就会得到调整，即使供给增加，价格也会下降，所以需求增加后，供需就会保持一致。因此，要想增加需求和国家购买力总和，只需增加供给即可”。
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卡尔·马克思、里昂·瓦尔拉斯、约翰·希克斯等人的经济学理论中得到了继承。但后来随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详见第100页）一书的出版，其历史局限性和理论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
凯恩斯批判了萨伊市场定律。他指出，从所得中减去消费的储蓄有可能并未完全用于投资。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从长远角度看，商品价格能够得到充分调整，供需平衡就可以达成，但凯恩斯批评道：“长远来看，我们都已死去。”（《货币改革论》）这种长期平衡是无法实现的。此外，他对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如果不是李嘉图，而是马尔萨斯奠定了19世纪经济学的根基，那么如今的世界，定将是一个更加贤明、更加富裕的社会。”
19世纪7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诞生后，驳斥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并迫使其让出了主流经济学的宝座。拉开这一转变序幕的是在1871—1874年间登上历史舞台的一门理论——法国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英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与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几乎同时且独立发表的边际效用价值论（marginal utility theory）。
此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立足于劳动价值论，但上述三位经济学家提出了“价值由效用决定”的效用价值论（utility theory of value），基于从消费中获得效用（满意度）的观点，将再额外消费一个单位商品或服务所获得的新增效用称为“边际效用”。
该论点的前提是人类观中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假设，即以完全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思考和行为皆理性的人们自发进行交换的“交换经济学”，正是现代经济学的原型。
此后，基于边际效用价值论，经济学家们又引入了一般均衡理论（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即针对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动，企业（生产者）和家庭（消费者）采取合理的行动，以使自己获得最大效用，同时社会的整体需求和供给也可以通过价格变化来实现平衡，这种经济学通常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
此外，边际效用价值论中还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法则（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即随着商品消费量的增加，从额外消费部分中获得的边际效用会逐渐减少，这种变化率可以通过微分法进行数理分析。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提出者瓦尔拉斯和杰文斯同时也是数学家，因此现代数理经济学也以此为起点，获得了长远的发展。
如上所述，新古典经济学从基于传统劳动价值论且以绝对商品价值为前提的经济学，发展成为基于功利主义且更关注相对价值与效用的经济学，并在经济学领域掀起了一场“边际革命”。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边际革命”一词才得到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在科学史领域中，托马斯·库恩提出了“科学革命”这一概念。以此为契机，众多学者展开了热议——“经济学史上的边际革命，究竟算不算科学革命？”
此后，瓦尔拉斯的经济学和门格尔的经济学分别为洛桑学派（Lausanne school）和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所继承。杰文斯则英年早逝，其经济学理论在剑桥大学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批判继承下，发展成为剑桥学派（Cambridge school）。
瓦尔拉斯将数学方法运用到了经济分析之中，并在《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一书中率先建立起一般均衡理论（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不同于局部均衡理论（partial e-quilibrium theory）着重考察个别经济单位的价格与供求量间的均衡状态，一般均衡理论着眼于包括众多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内的市场整体的价格及供求量。一般均衡理论旨在通过市场让所有商品的价格与供求关系达到均衡状态，以使资源分配达到帕累托最优
（Pareto Optimality）的理想状态。
虽然一般均衡理论后来被各种理论修正，但仍未改变其是现代经济学基础的重要地位。而且，在当今的现代经济学中，仍未出现能够取代它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
话说回马歇尔。他以剑桥大学教授的身份创立了剑桥学派，并因培养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及阿瑟·塞西尔·庇古等著名经济学家而声名显著。他结合了被亚当·斯密称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均衡与效用价值论，提出了需求与供给的相关定律，并以价格为纵轴、数量为横轴（购买量/生产量），绘制了一条供需曲线，为边际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也正是此时，马歇尔在其主要著作《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普及了“economics”这一能够体现当今经济学特征的词语。此后，经济学从“political economy”演变为“eco-nomics”，并作为“科学”的一个分支，从政治学中获得了独立。
此外，马歇尔的学生庇古作为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的建立者而享有盛名。与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创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师弟凯恩斯有所不同，庇古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持拥护态度。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逐渐失去影响力的情况下，他始终站在古典经济学派的立场上拥护古典政治经济学，因此被称为“古典经济学派最后的经济学家”。
新古典经济学背后的政治思想是18世纪的自由放任主义，认为政府的权力应当最小化，主张从政府中寻求自由，反对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也常被认为是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理论，但其实它与政治思想上的自由放任主义、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有很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重视政府的作用，认为公共商品的供给、市场失灵的处理、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等只有政府才能处理的事情，理应交给政府把控。
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并进一步派生出博弈论（game theory）和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
此外，还出现了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该学派不仅重视市场功能（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同时还承认自由裁量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凯恩斯学派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保罗·萨缪尔森通过其主要著作《经济学》一书广泛传播了该观点。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在充分就业（不存在非自愿失业的状态）的情况下，价格具有弹性，所以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仍然适用；但在不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价格具有黏性，因此凯恩斯理论政策具有有效性。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美国制度学派（American institutional school）占据了经济学的主流地位。该学派以社会改良为首要目标，主张通过直接观察现实的经济实践和法律制度来实现这一目标。作为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改良派别，他们关注制度在社会中的理想状态，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化、抽象化的分析持批判态度。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索尔斯坦·凡勃伦等学者。
制度学派批判了基于理性个人假设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现象是人类社会习惯的制度问题，并试图根据美国社会的制度特征及其变化来把握整个经济发展趋势。此外，该学派宣传社会改良理论，针对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垄断、恐慌、劳资对立、贫困等问题，他们主张引进监视市场、限制市场的政府、团体和委员会等制度，以克服市场经济所造成的弊端和缺陷。
制度学派对当时的美国社会影响巨大。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时期，其政策建议得到了执行与落实。
19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几乎同时登场。
马克思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批判性验证，阐明了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他认为，如果对资本主义经济放任不管，那么整个社会将变得极其不稳定，最终会走向崩溃。其观点的依据是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law of the tendency of the rate of profit to fall），即资本家将劳动者创造的超过工资本身的剩余价值投资于生产时，利润率会趋于下降。
马克思的最终目标是创建一个由工人政党组成的专制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思想是为了民主分配财富而进行生产资料社会化（国有化）的社会主义，其经济体系的目标则是政府的计划经济。
1917年俄国革命后，共产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此后，苏联还支持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共产党。但是，真正得到德奥两国人民支持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即在维持议会制民主主义的同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而实现社会主义政策。
社会民主主义不提倡一党专政，其寻求庞大政府所带来的福利最大化，但维持的依旧是资本主义体制。如今，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以及英国工党的政治经济思想皆是如此。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诞生于1929年由美国股市大崩盘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期间。
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衰退能够自行复苏，但经由世界经济危机后，人们开始对其产生怀疑，于是学界出现了修正古典政治经济学自由放任主义的动向。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正是资本主义无限制的竞争造成了经济动荡，他主张混合经济以及由国家进行干预、管制的就业和社会福利政策。该经济学理论被学界称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1933年，在应对世界经济危机时，由于身为自由主义者的美国共和党总统赫伯特·克拉克·胡佛未能采取有效政策，主张修正资本主义的民主党议员富兰克林·罗斯福接替胡佛就任了美国总统。为了摆脱经济危机造成的恶劣影响，罗斯福政府全面整顿了财政及金融政策。
虽然英美两国国情存在着差异，但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构建时间与罗斯福实施一系列政府积极参与经济的罗斯福新政的时间是一致的。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详见第100页）一书中阐明了总需求决定理论，并揭示了由于社会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社会总需求）不足而引发非自愿失业的原因，这也是凯恩斯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此外，他还认为充分就业仅限于极端情况，而非自愿失业反而较为普遍。
凯恩斯认为，经济衰退下的货币宽松政策并没有很好的效果，有效需求即使交由市场机制决定也不会有所增加，但实施减税、加大公共投资等财政支出政策，创造与供给侧过剩产能相匹配的有效需求，有助于恢复经济，因此，直接增加消费支出才是最有效的政策。
此外，凯恩斯还主张乘数理论（theory of multiplier），即通过公共投资来刺激民间投资和个人消费，从而让国民收入成倍增加。他认为，国民收入增加后，税收也会增加，因此可以发行国债来确保公共投资的财政来源。
以上述有效需求理论（principle of effective demand）为前提，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至今。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将经济学学者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凯恩斯主义者（支持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两派，因此学界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所带来的轰动和影响称为“凯恩斯革命”。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出现了“大政府”问题，导致财政破产，社会上对于增税阻碍经济增长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信奉自由市场、主张极力消除政府管制和干预（除了中央银行提供货币供给外）的芝加哥学派横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推动了全球管制放松、金融市场自由化以及公共部门的缩减。
以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芝加哥大学教授为中心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也被称为“货币主义者”（monetarist）。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倾向于自由裁量性财政政策，而与其对立的芝加哥学派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短期的实际经济增长和长期的通货膨胀均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即在一定意义上，通货膨胀是而且也只能是由于货币数量的急剧增加而引发的，不是由于产量的增长所致。
因此，学界把只重视货币在经济运行中作用的理论称为“货币主义”（monetarism），该理论十分重视货币供应量（money supply）以及提供货币的中央银行的作用。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便是上述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思想在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中的体现。20世纪70年代，以滞胀（物价上升，但经济停滞不前）为契机，各国均开始重视抑制物价上涨的经济政策。美国总统罗纳德·威尔逊·里根，英国首相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以及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等发达国家政府首脑，都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大旗。
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里根政府（1981—1989年）和英国撒切尔政府（1979—1990年）时期，相关经济政策开始强调以“自我负责”为原则的小政府的必要性，肯定放松管制、削减财政支出以及减税的作用并开始采取诸多经济政策，比如以平衡财政收支、限制社会福利、紧缩公共开支、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和经济全球化为前提的经济政策，以及通过放松管制来促进竞争、限制工会运动、削弱工会权力等经济政策。
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潮流，时至今日仍在持续。例如，美国曾在小布什政府（2001—2009年）的领导下实行大幅度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由此，投机性金融产品大幅增加，在2008年泡沫破裂后引发了“雷曼事件”，堪比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情形再次席卷了全球。
在此种情况下，严峻的贫富差距问题开始浮现在世人面前。
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详见第142页）一书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投资收益率（r）＞经济增长率（g）”，证实了历史性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现象。如何纠正致使社会不稳定的资本主义机制，正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
纵观整个经济学历史，遗憾的是，从未有日本人在光荣榜上占据一席之地。但其中有一人，我们应该铭记他的存在，那便是被誉为“日本人中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数理经济学家宇泽弘文。
宇泽弘文不仅以数理经济学家的身份活跃在世界舞台上，而且还培养了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比如岩井克人（东京大学）、吉川洋（东京大学）、清泷信宏（普林斯顿大学）等人都曾参加过东京大学的宇泽研讨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哥伦比亚大学）和乔治·阿克尔洛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曾在芝加哥大学参加过宇泽弘文举办的夏季研讨会。
早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宇泽弘文就已经提出了极其接近现今联合国SDGs（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观点，并提出了社会共通资本（social common capital）的概念，致力于把一度脱离“人”的经济学再度拉回到人们的身边。
1964年，年仅36岁的宇泽弘文就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越南战争时期，他与同事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主流经济学者提倡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理念不合，因而离开了芝加哥大学，并于1968年回到东京大学担任经济系副教授。在人生的后半程中，他继续钻研数理经济学领域，并积极参与解决汽车、水俣病等公害问题以及核能发电、成田机场建设反对运动等社会问题。
其实想要正确理解“知识巨人”宇泽弘文的成就及其意义并非易事。特别是，宇泽弘文后半生将“尊重人类”定为其思想核心，所以其研究的深度在思想和哲学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宇泽经济学的基础正是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详见第399页）所说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理念——“人并非上帝赋予生命的被动存在，每个人都是具有智慧的主体，能够应对他们所处的环境，能够发展他们作为人的本性”，以及实现理想社会的愿景——“每个人都可以不失为人的尊严，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先天以及后天的资质，无须屈服于政治权力、经济财富和宗教权威，并且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渴望”。
宇泽弘文曾说过，“日本没有与liberalism直接对应的词语”。正如他所言，日语中并不存在liberalism的恰当译词。若将其原封不动地翻译成日语，可以译为“自由主义”。但如今所说的自由主义，是指经济上注重市场原理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或是思想上追求个人自由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与原本的liberalism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说起经济学上的新自由主义，其理论依据来源是弗里德曼等新古典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试图通过投资来扩大经济规模，从而探索稳定的经济增长之道。与此相对，宇泽弘文发起的应对全球变暖的环境保护运动则是经济增长优先政策的反调。他不仅针对弗里德曼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理论批判，更是针对弗里德曼本人进行了强烈的道德谴责。
宇泽弘文不仅否定了市场调控经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政策，也否定了国家调控经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策，他认为，这二者都无法维护每个人的做人尊严与灵魂独立，也无法最大限度地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
所以，他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索尔斯坦·凡勃伦（详见第090页）所主张的制度主义思想，即探索解决社会内在问题的理想制度条件。宇泽弘文在《社会共通资本》（详见第122页）一书中说道：“制度主义是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它让所有的人都享有作为人应得的尊重，使人们拥有自己的尊严和灵魂，进而实现一种近乎理想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使人们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作为公民应该享受的权利。制度主义最初是索尔斯坦·凡勃伦在19世纪末提出的，经过100多年的岁月洗礼，至今仍能用来解释现代经济社会中的各种问题。社会共通资本正是制度主义的具体表现。”
宇泽弘文认为，资本主义会引发诸如仅凭个人自由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所以他致力于探索如何将社会学视角引入经济学研究。他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出发，针对如何从制度上应对社会问题这一课题，得出了自己的答案——社会共通资本。
20世纪80年代英国撒切尔政府、美国里根政府上台之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风靡全球，即便如此，宇泽弘文仍旧不改初心，选择孤军奋战。
宇泽弘文始终坚守着自己作为数理经济学家的立场，在2003年出版的《经济理论与全球变暖》（ Economic Theory and Global Warming ）以及2005年出版的《社会共通资本的经济学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of Social Common Capital ）这两本著作中，他一直在以数理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全球变暖和社会共通资本等问题。在这些著作的前言中，他留下了自己的期愿——希望有下一代经济学家来继承发展他的经济学研究。但遗憾的是，至今仍未有经济学家明确继承其经济思想。
即便如此，宇泽弘文的经济思想之光如今仍然闪烁在斯蒂格利茨以及岩井克人的研究活动之中。
斯蒂格利茨在《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一书中提出了“进步资本主义”的观点。他认为，GDP并不是衡量经济活动的好指标，国民的幸福程度才是判断经济是否成功的标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应该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并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
岩井克人也是研究理论经济学出身，但后来在研究资本主义和股份公司等相关问题的过程中，他开始大力提倡经营者的“伦理”。在其2019出版的《资本主义与伦理》一书中便可找到这一思想的踪影。
令人痛惜的是，宇泽弘文在2014年病逝前不曾预见，2015年联合国提出的SDGs的观点与其著作《社会共通资本》中的重要概念不谋而合。他的问题意识放到现今也完全不会过时，反而是在当今时代才更具普遍性。
在《经济学能否使人幸福》（详见第122页）一书的开篇，日本记者池上彰对宇泽弘文做了如下评价。
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不就是使人幸福吗？要想使人幸福，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必不可少，但如果一味地倾注于此，不知不觉中就会偏离最初的目的，反而会使人变得不幸。为了能够让人们离幸福更近一些，我们应该怎样构建经济学理论呢？——这便是宇泽弘文先生穷尽一生都在追寻的问题。
如果把经济学与现实中的人们割裂开来，只是单纯地将其看作一种科学研究工具，不带入任何价值判断，那么“幸福是什么”这类人类根源性疑问便不复存在。
历经2008年“雷曼事件”和始于2020年的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世界这艘巨轮正朝着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的航向前行着。呼吁社会共通资本重要性的宇泽经济学，今后必定会迎来全新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