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明治初期，日语中的“哲学”一词由日本近代教育家、启蒙思想家西周从英文的“philosophy”一词翻译而来。“philosophy”源于希腊语的“philosophia”，其中“sophia”意为“智慧”，“philein”意为“爱”，两个词语组合起来即为“热爱智慧”。人类虽然无法像神明一般无所不知，但只要心怀对知识的热爱，在求知的过程中就能无限趋近于真理，这便是哲学最初的含义。说起日本人对该词的喜爱，从上智大学（Sophia University）中的“上智”与慈善活动（philanthropy）中的“慈”等字眼中也能窥见一二。
“philosophia”一词最早由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和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提出，但到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该词才被正式用于表示“哲学”。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流派诞生，与黄河流域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以及源于北印度的以奥义书和释迦牟尼为代表的宗教哲学，三者交相辉映。发源于这三个地方的哲学可以说是后世哲学、思想与宗教的起源。
日本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曾将苏格拉底、伊曼努尔·康德、孔子、释迦牟尼四人选为代表古今中外哲学的四大圣贤，并称之为“四圣”。此外，德国哲学家、精神病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将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的时代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Axial Age）。因为在这段时期，全球范围内发生了人类文明精神以及知识的大爆发、大突破。
哲学虽是各个学科的源头，但我们仍会感觉哲学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难以捉摸，且无从入手。其实，有这种感觉不足为奇，从古希腊至今，哲学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清晰。”正如英国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所表述的一样，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总是在随着人类的思考与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变着。
为了掌握哲学整体的脉络与发展趋势，我们首先以西方哲学为中心来探寻哲学的前世今生及其现下所处的地位吧。
西方哲学的根基源于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信仰（希伯来信仰），这也是西方哲学的最大特点。
以伊奥尼亚（今土耳其安那托利亚西南海岸地区）为中心开启的早期古希腊哲学，初期以“自然”为研究对象。在这一时期，哲学家们探讨的问题是“万物由何而生”“何为世界万物的本原”，等等。古希腊的数学演绎法与逻辑思考也渗透到了这一阶段的哲学研究之中。
上述时期贯穿了公元前8到公元前6世纪，创作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详见第165页）的伊奥尼亚吟游诗人荷马，以及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都活跃在这一时代。
到了公元前5世纪，苏格拉底于雅典诞生，随后又迎来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哲学家们的讨论开始聚焦于“人为何而活”“人应该如何生存”等精神层面的问题。除了“自然”外，“人”也开始成为哲学的研究对象。
苏格拉底反对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的诡辩家们（擅长运用辩论术之人）所提出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他致力于追求普遍的绝对真理。苏格拉底的弟子、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后来继承了老师苏格拉底的理想主义。
柏拉图的哲学核心是“理念论”（Theory of Ideas）。他认为，我们所看到的“流动”的事物和世界，不过是流于表面的不完美假象，存在于其背后的永恒不变的“ideas”（观念、理念、理想）才是万物的“本质”，才是真实的“存在”。
因此，本质主义（essentialism）认为，世间万物都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核心部分，即本质（客观实在）。本质决定了万物在真实世界的表现形式。
古典人文主义对“人类”持本质主义的观点，相信世间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human nature），即在古典人文主义的观点中，人类本质上都存在人性，这种“人性即人”的本质的存在是永恒不变且不容置疑的。
基于我们每个人认知的背后都存在理念（idea）这一观点，唯心主义（idealism）认为理念才是万物的本质。因此，唯心主义可以说是以探究认知的本质、方法和边界为核心的认识论（epistemology）的本源。同时，从理念（idea）是事实存在的意义上来说，唯心主义也可以被视为（与朴素实在论相对，作为观念实在论存在的）实在论（realism）的起源。（详见第047页）
时至今日，柏拉图哲学依然是西方哲学的基石，其中囊括了西方哲学中的诸多观点。正如英国哲学家阿弗烈·诺夫·怀海德在其著作《过程与实在》中所言：“整个西方两千年的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思想的注脚而已。”
在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诞生之前，柏拉图的本质主义思想一直被视为西方哲学的核心理论。正如后文所述，柏拉图的观点后续遭到了让-保罗·萨特等存在主义思想家们的批判。他们认为“首先有现实存在，且其本质由行为主体本身的行为所决定”。
在柏拉图“事物存在本质”的理念论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并建立了针对存在的探讨体系。亚里士多德从实在论的立场出发，批判了理念是独立于个体存在的观点，主张“万物的本质存在于万物本身，应该正视万事万物的现实存在”。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直到康德认识论（epistemology）中的“哥白尼式革命”为止，存在论（ontology）一直都是西方哲学的中心，该理论追寻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本意义及其存在的依据。
柏拉图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理念是客观存在于世界上的；而亚里士多德从实证经验主义出发，认为万事万物本身即存在。这是二人在哲学思考上的不同，这种不同也和西方哲学的两大潮流密切相关。
在后来的希腊化·罗马帝国时代中，哲学的主要论题演变为“如何生活才能获得幸福”这类更加贴近人生的问题。例如，始于伊壁鸠鲁的伊壁鸠鲁学派认为“精神充实所带来的快乐才是善，才是人生的目的”；由芝诺创立的斯多葛学派则解释了“如何克服自身所面临的苦难和难题”。其中，提倡接受自身命运并积极面对生活的斯多葛学派哲学思想，被确立为以罗马五贤帝之一的马可·奥勒留为首的罗马帝国统治者们的指导哲学。
在接下来的从西罗马帝国灭亡（476年）到东罗马帝国覆灭（1453年）的约一千年间，也就是欧洲中世纪时期，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演变成了“神”。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的神灵可以统治整个世界和所有人类，所以也被视作普遍性原理和秩序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哲学成了宗教的附庸。
6世纪上半叶，柏拉图创办的柏拉图学院以及亚里士多德开设的吕克昂学院相继关停，很多哲学家和文献资料也因此流落至阿拉伯世界。伊斯兰帝国建立后，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将翻译哲学文献确立为一项国家事业，招募了大批叙利亚学者至巴格达，致力于将叙利亚语的希腊文献翻译成阿拉伯语。
12—13世纪，经由伊斯兰哲学家们传承下来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神学、科学等文献由阿拉伯语翻译为拉丁语，这使得哲学之花再次盛开在欧洲世界。
后来，西方哲学开始从基督教中逐渐脱离，最终获取了独立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经院哲学。经院哲学由罗马天主教会的神学家和哲学家所确立，意大利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就是其代表人物之一。
经院哲学以基督教教义为绝对真理，后经由亚里士多德哲学，得到了进一步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经院哲学的发展也正是中世纪大学诞生的契机，比如于11世纪末诞生的博洛尼亚大学、于12世纪上半叶诞生的巴黎大学皆与其息息相关。
中世纪大学中设置有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这三个培养专业人才的高级学院以及艺学院，并正式规定了进入高级学院的必修学科，即被称为博雅教育（Liberal Arts）的自由七艺（文法学、修辞学、逻辑学、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无论是哲学院的学生，还是艺学院的学生，均须学习上述科目。
此外，哲学作为自由七艺的上位学科，是“人应该具备的实践性知识和基础学科知识”，可以统管其他七门学科。但是，哲学之上还有神学。正如“哲学是神学的婢女”所述，若论述其二者的关系，宗教即是主人，哲学则是侍奉哲学的奴仆。
同一时期，东罗马帝国（395—1453年）以古希腊、希腊化和古罗马文化为基石，在融合了基督教、波斯和伊斯兰等影响因素后，最终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拜占庭文化。1453年，奥斯曼帝国军队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迫使很多学者移居意大利。人们自由解读东罗马帝国的希腊语古典文献，自此兴起了一股文艺复兴的风潮，这场文化运动旨在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与学问。
“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法语原意为“重生”“复活”，后多译为“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得以在意大利发展壮大，离不开拥有众多财富积累的都市商人们对文化事业的积极支持。在文艺复兴的风潮之下，欧洲从教皇、皇帝和封建贵族掌控权力的封建时代，逐步过渡到基于公民现实、世俗感受来给予人类充分尊重的人文主义时代。
中世纪末期的16世纪初，马丁·路德公开批判发售减免罪罚的赎罪券，从而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加之信徒们对教皇地位世俗化、神职人员堕落等诸多现象感到不满，逐渐形成了新教与罗马天主教分庭抗礼的局面。
视线聚焦到同一时期的法国。约翰·加尔文秉持“预定论”的核心思想，主张“上帝在起初就预定了人会获救还是会沉沦，即所谓的选民或弃民。上帝赐予了选民生命；弃民却必定沉沦”。加尔文为上帝赋予的天职加持了宗教上的合理性和道德感，这种禁欲主义倾向的职业伦理转瞬便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随后，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详见第092页）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学说，即认为加尔文派的预定论和职业伦理催生了资本主义的原型。
宗教改革运动极大地撼动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在此背景下，14世纪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将世界的中心从“神”转移到了“人”，这也使得学界诞生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通过人的理性来认识自然，从而抵达普遍真理。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哲学中“神”的领域不断缩小，“人”逐渐成了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古典主义的分类中，哲学可分为认识论、存在论和伦理学三种。
（1）认识论（知识论）：探究有关世界以及世界中所存在的事物的“知识”；
（2）存在论（形而上学）：探究有关世界以及世界中所存在的事物的“本质”；
（3）伦理学（伦理哲学、道德哲学）：探究人类理想的生存方式以及正确的生存方式。
认识论（德语为Erkenntnistheorie，法语为Épistémologie，英语为Epistemology）主要考察认识和知识的起源、构造、范围以及方法，旨在探究如何认识人类以外的世界。其探究主题包括“人是如何正确了解事物的？”“人是如何对事物抱有错误的认知的？”“是否存在人类无法认知的领域？如果存在，又是以怎样的形式存在的？”，等等。
根据考察重点究竟是认识主体还是认识客体，认识论可分为唯心主义（观念上的东西和精神上的东西独立于外界）和实在论（概念和观念所对应的东西实际存在）。在实在论中，当事物对应的东西是概念和观念时，即为观念实在论；当其对应的是物质和客观存在时，即为朴素实在论或科学实在论。为了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科学认识论区分开来，这里所说的认识论指哲学认识论。
存在论（德语为Ontologie，法语为Ontologie，英语为Ontology）主要考察并规定了一般情况下所有存在事物（存在者）的共通性质和根本普遍性规则，并不探究各种存在的各自性质。
存在论常与形而上学同义。“存在”的概念是形而上学中最核心的主题之一，这源于《形而上学》一书中的定义——亚里士多德把阐明存在的普遍原理以及事物发生发展原因的学问称为“第一哲学”，研究由上述原理和原因所生成的具体存在（自然）的自然哲学（即如今的自然科学）则被亚里士多德称为“第二哲学”。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探究存在根本原理和形成原因的学问更加重要，所以将其冠名为“第一哲学”。不过，随着时代变迁，形而上学也发生着异质性变化。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围绕“诸存在（万物）的根本原因和原理”的主题，从感觉、非感觉、逻辑、数学、神学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考察。近代以来的形而上学则有所不同，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其考察对象开始聚焦于一些狭小的领域。
在这些基础之上，“近代哲学之父”勒内·笛卡尔创立了近代意义上的认识论。针对“并不存在无疑的事物”的全面的怀疑主义（skepticism），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在”（拉丁语：Cogito, ergo sum），在所有事物都接受怀疑后，唯有净化后的精神是无疑的。
笛卡尔认为，认识起源于理性直观（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之父”约翰·洛克则认为，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经验主义）。此外，在伊曼努尔·康德统合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哥白尼式革命”之后，哲学开始向认识论方向倾斜。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尼古拉·哈特曼提出了新存在论，认为在哲学体系上，存在论位于认识论之上，该理论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批判的存在论。此外，马丁·海德格尔提出了基础存在论，主张“在探究一般存在之前，必须先阐明人类存在”。上述这一切使得哲学世界开始走向“从认识论到存在论”的摇摆之路。
谈起哲学主题从信仰和宗教转向理性和科学的时代，有一位象征性人物不得不提及，他就是英国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知识就是力量”（scientia est potentia）。除了这句世人皆知的至理名言外，培根还超越了经院哲学的演绎法（deduc-tion），提出了归纳法（induction），即从观测自然和实验中揭示真理。这种认识方法后续也成了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起点。
17世纪，欧洲正处于科学革命的激荡之中。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致使天主教会以上帝为核心的世界观渐渐退出主流舞台，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为欧洲大陆带来了全新的知识与信息。此外，望远镜、显微镜等观测实验性工具陆续问世，数学开始融入自然现象的理论之中，这些皆使得科学取得了革命性的飞跃。
其中，伽利略·伽利雷、约翰尼斯·开普勒、艾萨克·牛顿等著名学者都为科学进步发挥了开创性的作用。例如，伽利略在《星际信使》（详见第336页）中主张哥白尼的日心说，推动了哥白尼学说的传播；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对天文学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牛顿阐释了诸多学科的完整体系，他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奠定了此后三个世纪物理世界的科学观点。此外，牛顿不仅在数学上成就卓越，为古典数学做出了极大贡献，在力学方面，他还提出了牛顿运动定律，这一定律在各领域都得到了极为广泛的运用。
培根和笛卡尔同为机械论世界观的先驱，他的思想历经诸位学者的发展和阐释后，最终确立为英国经验主义（British empiricism）。英国经验主义前后承继，自培根时代一直到大卫·休谟时代，前后将近两百年时间，其成就之多，影响之深，可谓世间罕见。其中，托马斯·霍布斯和培根一脉相承，在著作《利维坦》（详见第259页）中大力倡导社会契约论。紧接其后，约翰·洛克在其哲学著作《人类理解论》（详见第195页）中系统梳理了英国经验主义，被世人誉为“英国经验主义之父”。英国经验主义的最后一位代表大卫·休谟完成了哲学著作《人性论》，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休谟的思想对康德也影响深刻。康德曾夸赞：“是休谟让我从‘教条式的噩梦’中觉醒。”此外，休谟与同样来自苏格兰的亚当·斯密交往甚密。亚当·斯密后续发表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和经济学著作《国富论》（详见第077页）都得益于二人的交流。因其著作对世界影响巨大，亚当·斯密被誉为“古典经济学之父”“现代经济学之父”。
在同一时期的欧洲大陆上，让-雅克·卢梭从霍布斯和洛克的思想中继承了社会契约的概念。在《社会契约论》（详见第198页）中，卢梭提出了“共同体（国家）成员具备‘普遍意志’”的观点，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此外，卢梭的思想对德国唯心主义（German idealism）的影响也毋庸置疑，康德、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等德国著名哲学家均从卢梭的思想中受益颇多。
英国经验主义始于培根时代，推动了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的启蒙主义（enlight-enment）时代的到来。圣经和神学的权威日益衰败，人们试图通过人类原本的理性来看清眼前的大千世界。这个时代的思潮涌动甚至对英国光荣革命（1688—1689年）、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以及法国大革命（1789—1799年）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霍布斯同时代出现在法国哲学界的，还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代表人物——“近代哲学之父”“大陆理性主义奠基人”笛卡尔。笛卡尔的核心思想“我思故我在”是哲学史上最著名的命题之一，该命题确定了作为思维主体的自我精神及其存在，可谓近代哲学以理性探寻真理的起点。
17世纪笛卡尔诞生时，欧洲大陆正处于科学革命的时代。笛卡尔认为，唯有通过数学和几何学得出的概念才是无疑的。当时的怀疑主义在排除宗教权威的成见后，通过“怀疑一切”来寻求确切无疑的知识，这种“怀疑”（怀疑是得出准确知识的一种手段）甚至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对此，笛卡尔得出了结论，即在所有事物都接受怀疑后，唯有净化后的精神是无疑的。
笛卡尔主张，在谈论存在之前，必须讨论如何认识存在。该主张使得形而上学的中心课题——通过理性来认识世界普遍原理——从存在论（ontology）转向了认识论（epistemology）。
此外，笛卡尔还提出了“物质无思想，精神无广延”的心物二元论（mind-body du-alism），认为世界上存在两个实体，一是只具有空间广延属性而不具有思维能力的“物质”世界，二是只具有思维能力而不具有空间广延属性的“心”，二者截然不同，彼此独立存在。目前，这一哲学中的传统问题，在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理论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也受到了广泛关注。
英国经验主义认为，人类通过经验来获得各种各样的观念和概念，试图通过归纳法来探寻真理。与此相对，始于笛卡尔的大陆理性主义（continental rationalism）则认为，基本的观念以及理性（天赋观念）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素质，通过理性认识来窥见真理，并从中引导得出一切规律，这种演绎法才是探求真理的正确方法。
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旨在通过数学的确定性来抵达真理之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者实为表里如一。在此基础之上，18世纪普鲁士王国（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曾尝试将二者融合。
康德被誉为“近代哲学先驱”，为整个哲学界带来了认识论的“哥白尼式革命”。认识论主要考察人类如何认识外部的世界。在此之前，人们认为通过直接接受外部存在的对象便可生成认识。换言之，认识须以对象为依据。
在《纯粹理性批判》（详见第200页）一书中，康德扭转了前人的观点，认为人的知识能力是有限度的，人的认识无法捕捉到永恒真实存在的“物自体”。因此，我们认识到的并非客观对象，而是由知识能力规定的“现象”。康德180度扭转了前人的认识方式（认识论转向），认为人不能认识“物自体”，是人的认识构成了现象。康德把这种认识论上的转向类比为哥白尼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转向，并称之为认识论中的“哥白尼式革命”。由此，探寻认识本身的近代认识论正式形成。
康德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大陆理性主义的影响。但受到同时代休谟和卢梭思想的启发后，他开始批判理性主义，认为人只能以基于自身经验的认识框架来认识事物。此外，康德谋求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的融合，主张并非所有的认识都来源于经验，人们可以通过与生俱来的逻辑思维能力来无限接近对象的实际存在。由此，通过理性来寻求思考与进步的启蒙主义时代逐渐迎来了尾声。
此外，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详见第202页）中指出，正如自然界的自然规律一般，世间也存在着道德规律。只要人类不断提高自身能力，便能窥探并接近这一规律。掌握了道德规律，人便能依照自己的信念（行为原理）行事。康德将此称为“自律”，并认为“只有自律，人才能获得自由”。
康德抛弃了经验论认为人类宛如一张白纸的观点，也并未采纳笛卡尔所说的天赋观念，而是直接扭转了认识论的方向，以认识框架为重点，试图揭示人类普遍意识的结构。后来，现代心理学、认知科学、结构主义、现象学等各种新兴学科也由此孕育而生。
19世纪是一个丰富且多彩的时代，崭新的哲学和思想争相亮相，现代学科也借此拥有了坚实的基础。部分认识论脱离哲学的范畴，发展形成了心理学学科；自然科学也不断侵蚀着哲学学科的原有领域。在学科演变的最终阶段，认识论（epistemology）和存在论（ontology）是哲学领域中仅存的硕果。
基于笛卡尔的主客二元对立的二元论，康德对现象（主观）和物自体（客观）进行了区分，认为人类的知识能力存在限度，人类的认识无法捕捉到“物自体”。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期，德国正处于走向统一的转型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黑格尔试图通过辩证法来超越康德的二元论框架并突破其局限性，为德国唯心主义（German idealism）做出了最为系统、最为丰富和最为完整的阐述，因此被世人誉为“近代哲学集大成者”。
黑格尔哲学方法论中的核心是辩证法，即从两个立场上针对同一问题进行思维碰撞，通过止扬（Aufheben）将其矛盾统一到一个新的维度，再发展至更高的层次。黑格尔将这个辩证过程分为“正题（These）”“反题（Antithese）”“合题（Synthese）”三个阶段进行阐释。
在黑格尔哲学入门必读书籍《精神现象学》（详见第205页）中，他主张人类精神活动经历累积辩证，在反复止扬中不断进步，直至最后才能抵达主观精神（精神、灵魂、意识）和客观精神（法律、道德、伦理）相统一的精神最高阶段——“绝对精神”。
康德认为，人类的认识止步于现象本身，所以人类永远都无法探知本质世界；黑格尔的思想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元论，认为人类的精神可以通过辩证法获得绝对精神，这样便能了解世间万物。
19至20世纪，欧洲大陆上诞生了各种实在论（realism），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展开了批判。实在论认为，语言对应的概念本身即为真实的存在，这种存在是可以被人类认识所感知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
实在论可细分为三种观点，即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唯物主义（materialism）、以精神或意识为世界本原的唯心主义（spiritualism），以及主张世界有精神和物质两个独立本原的二元论（dualism）。存在于个体之前的，究竟是实在的普遍概念，还是人类创造的名字呢？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普遍争论中，曾不断上演着诸如这般的一幕又一幕。“普遍概念真实存在”这一立场来源于柏拉图的思想，他认为“万物的本质即是理念”，所以这种观点被称为理念实在论（Idea realism）。
此外，当时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思潮，皆是围绕理性展开的讨论，人类的“生命”本身并不在哲学探究的范畴之内。
与之相对，亚瑟·叔本华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等人则提出了生命哲学（phi-losophy of life），他们将流动的、非理性的人生本身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相较于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局限于理智和理性的存在，生命哲学更加注重体验和直观性。
进入20世纪以后，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运动兴起，人们开始尝试解释人类的存在（现实存在，即一般事物在现实中的存在本身）。“存在（existentia）先于本质（es-sentia）。”正如让-保罗·萨特所言，这场哲学运动的立场核心即为“人如何根据自己的自由来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
黑格尔通过辩证法克服了主观和客观的二元对立，主张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元论；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则从人是诸神面前独立的存在的立场出发，将“人”这一个别的、具体的存在作为哲学的考察对象。在存在主义先驱索伦·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基础上，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等人将存在主义发扬光大。
存在主义的大行其道，无疑与两次世界大战息息相关。尤其是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初次体验到战争灾难的可怕，不禁开始怀疑上帝、真和善等本质的存在。
战争过后，所有存在意义被毁之一炬。陷入悲惨处境之时，人们方才顿悟，上帝并没有赋予人生任何意义，“除了自己的人生以外，没有任何事物能够给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换言之，“首先人要存在，然后才能赋予人生以意义”。
古典人文主义以人的本质主义概念为前提，相信永恒不变的人性的存在。然而，存在主义者认为，存在具有不确定性，虽然存在先于人类出现，但其性质依旧由人类主体的实践决定。基督教宗教观相信人拥有本质（灵魂），且人的诞生本身便具有意义，存在主义的观点则彻底颠覆了这一信仰。
20世纪60年代以后，存在主义遭到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严厉批判，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雅克·拉康、米歇尔·福柯等结构主义哲学家认为：“是社会的结构造就了人类的意识，世上并不存在完全自由的人类。”
社会人类学家、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在世界各地神话中发现了共同且普遍的结构，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了其他学科对结构主义的高度重视，一个如火如荼的结构主义时代随之到来。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和文化的根源中存在着有机的结构，比起单纯描述历史事件，他更想勾勒出这种结构的具体脉络。列维-斯特劳斯主张，该种结构由每个人的文化价值观、家庭以及成长环境等各种要素构成，人的主观意识依托于结构的存在，正是这种结构赋予了人类人生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下半叶至70年代下半叶，以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为开端，法国兴起了一股改造结构主义的思潮。跟随在结构主义觉醒之后出现的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对以静止结构为前提的结构主义进行了否定。
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攻击，主要集中在下述这一点上：结构主义试图在不考虑时间流逝和历史变化的情境下对结构进行分析，所以结构主义无法处理那些实时都在生成和变化的事件。对现代叙事进行解构（deconstruction）的尝试，后来成为影响整个20世纪哲学的一大潮流。
此外，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转向”也是当代哲学的一次重大转折。“语言学转向”是哲学方法论的一次转变。维特根斯坦认为，是语言构成了现实，人类所能知道的一切都受限于语言的附加条件，所以想要分析哲学思想，应首先分析语言。
维特根斯坦让哲学问题演化成了语言学问题，“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可言说之物，就应该沉默”。他主张，人们无法探究上帝的存在与人类意识的内涵，并且世界上的客观存在本身并不存在。
随后，语言分析转而成为哲学的核心命题。但相较于极具说服力的自然科学，现代哲学无疑开始处于劣势地位。
无论是存在主义还是结构主义，抑或是后现代主义，其根源都来自同一种理解：社会结构如同由人们共同行为构建的梦想，其中并不存在起始便拥有意义的现实。后现代主义最大的特点是“元叙事”，即认为世人共通的普遍真理与规则规范并不存在，诸如道德善恶或是法律正义；存在的只不过是小群体的五花八门的意见罢了。
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基于上述前提，人们开始思考如何改变社会，才能让所有人获得自由，才能避免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等给社会带来难以磨灭创伤的巨大浩劫。随后，后现代主义思想和经济体制交相融合，生成了如今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后经由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后现代主义思考正式跨进了政治的世界（该观点主张社会现实并不存在）。
在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前，本质主义的观点一直都是人类历史上的核心思想，即一切事物中都存在恒定不变的核心部分——本质。然而，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万物皆是幻想”的相对主义倾向日益强烈。但与此同时，世间也不断上演着对该观点的批判。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哲学对峙中，新现实主义（new realism）率先打破了时代的桎梏，脱离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开辟了哲学的第三条道路。其新颖之处在于主张“存在独立于思考之外”。
如今，在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中，法国哲学家甘丹·梅亚苏备受瞩目。梅亚苏认为，“语言学转向”作为后现代主义的顶峰，始于康德的“认识论转向”，再往前还可追溯至笛卡尔的哲学观点。但无论是康德的“转向”还是维特根斯坦的“转向”，近代哲学的共同特征都是主张“相关主义”（correlationism），即站在人类优于所有实际存在的立场阐述价值的相对性。
梅亚苏超越了这种相关主义，他试图跳过人类思维，用绝对的数学和科学来描述处于主体之外的世界。基于此，梅亚苏设想了能够通过科学进行考察的“前先祖性”（an-cestrality）与“未来可能性”。他认为，斩断思维与现实的关联，进入人类出现之前和人类消亡以后的世界中，方能发现世界的本体。
与此同时，在德国，处在新现实主义核心地位的是现代思想界的年轻天才、德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哲学教授——马库斯·加布里尔。在加布里尔看来，事物的真实存在本就不能脱离特定的“意义场”，且“世界”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现实事物于其中显现的各种“意义场”，以及存在于这些“意义场”中的自在的、现实的事物。“世界并非只是没有观察者的世界，亦非只是由观察者所建构的世界。”世界中不仅存在着客观的物理对象，与之相关的“思想”“精神”“感情”“信念”，甚至类似于独角兽一般的“空想”，其实也都存在。
加布里尔构设的“新现实主义”除了肯定科学的世界外，也肯定了心灵（精神）的固有作用。他虽然充分承认了科学的实用性，但针对在当今社会获得广泛支持的科学至上主义，他并不赞同。在他看来，并非只有自然科学才能触及真实的存在。
如果加布里尔的哲学观点仅仅局限于看法各异的相对主义，那么其终点不过是认识论（epistemology）的概念。但他进一步将相对化贯彻到了存在论（ontology）之中，将“存在”广泛理解为“现实事物于其中显现的各种意义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布里尔的“新实在论”是一种全新的现实主义形式，也是如今哲学的前沿所在。
本章前八节主要梳理了在现代思想中占据世界主流的西方哲学历史。但笔者身为日本人，根系自然在东方。接下来，我会比照西方哲学，简要概述东方哲学和日本哲学的发展脉络。
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哲学旨在“学”，而东方哲学是寓“教”于学。西方哲学基于数学逻辑思考，试图用语言从理论上阐明世界的本质。而相较于逻辑整合，东方哲学更侧重于人生实践——“如何生活”以及“如何体会”。
此外，西方哲学主要通过主客分离的二元论式的、要素分解式的思维来探寻真理，而东方哲学的主要思维逻辑是一元论，旨在从主体内部寻求真理，这也是二者的一大区别。
其实，从更注重实践的意义上来说，东方哲学更接近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斯多葛学派哲学。此外，如果将西方近代哲学大致分为英国经验主义、大陆理性主义、德国唯心主义三大类，那么按此类比，东方哲学可以说更接近于英国经验主义，二者都是凭借人类经验来判断哲学的有效性。
从上述对比中我们可以得知，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对于“真理”的理解方式并不一致。在西方，从柏拉图时代开始，人们便开始追求“真、善、美”三大理想（理念）。在这三个最富价值的理想之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正是“真理”。正如基督教《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开篇所言：“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语言”对西方世界始终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真理的阐明与表述也离不开语言。
与此相对，在东方哲学世界中，比如佛教就认为“真理”永远无法言尽。佛教将永恒存在的实体——真理称为“真如”，意为“万有之本体”。但由于语言并非完尽，唯有开悟的佛陀才能明晰真如的真谛。这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真如，被称为“离言真如”。
佛教宗派之一的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即禅家悟道，不涉文字，不依经卷，唯以师徒心心相印，理解契合，传法授受。为了领悟真理，唯有修行一法，即通过坐禅进行冥想。禅宗僧人为了开悟而进行的思维碰撞问答，被称为“禅宗问答”。但到了现代，这种问答却演变成众人眼中的“不明所以的疑难问答”或是“答不对题的怪异问答”。真理既然无法言说，那禅宗问答晦涩难懂，亦自是理所当然。
中国自古便有“言不尽意”（《易·系辞上》）的观点，认为语言并非完尽，且情意曲折深远，人的内心之感本就无法用语言来准确传达。在诸子百家之一，始于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中，这种观点尤为强烈。比如《老子》中有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五十六章》）《庄子》中也有“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外篇·知北游》）的记载。
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四书五经”
（详见第167页）阐述的皆是以儒家为基础的政治实践方式以及理想的社会秩序，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儒家经典主张基于“忠君爱国”的思想来构建社会秩序，尤为强调遵从国家社稷、政治秩序的“忠”以及在血缘社会中尊敬长者的“孝”的重要性。
此外，对于“实在”（稳定不变的存在），东西方哲学的理解也并不相同。西方哲学的传统思维方式是“形而上与形而下”“实在与现象”的二元论。柏拉图的“理念”（idea，从眼前的现象中提炼出共同的本质、类型与理念）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形式”（eidos，赋予事物存在不可或缺性质的本质原理）等观点，都认为真正的实在皆是超越自然之所在。而在东方哲学中，真正的实在位于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比如大乘佛教经典《华严经》中所说的“三界唯一心，心外无别法”
、禅宗的“脚下照顾”
等。此外，佛教所说的“净土”
和“秽土”
以及“涅槃界”
和“烦恼界”
之间的区别，也都是个人心灵世界的映射。
日本著名哲学家西田几多郎（详见第214页）在其好友佛教学者铃木大拙（详见第430页）的影响下，开始走上了参禅之路。在参禅的基础之上，西田将东方思想与西方哲学融合，构建了日本独特的哲学体系。在大正年间至昭和初期，“西田哲学”作为日本最早的独创哲学，在哲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西田以东方佛教思想为基础，辅以西方哲学思想，超越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元论，提出了“绝对无的辩证法”及其哲学思想的基本概念——“纯粹经验”。他的“纯粹经验”并非以主观、客观对立为前提，而是基于“主客合一”的直接经验。不同于从事物实在出发来探究一切的唯物主义与从自身存在出发来探究一切的唯心主义，“纯粹经验”不会只从单一方向来探究现实。
西田认为，主体和客体的区别只是抽象产物，不过是某个行为不同侧面的映射。从这个角度看，西田的思想可以称为“以纯粹经验为唯一实在的一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