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商（公元前17世纪—前11世纪）、周（公元前1046年—前256年）两代共约一千四百年，对于社会、文化和美术的发展都是一个悠久的历程。美术发展中的辉煌成就，正如社会文化方面的其他成就一样，我们今天所知还很不够，尚有待考古学的发现。古代文献中有些值得注意的片段材料：商朝的庙堂是“四阿重屋”的建筑，大概即今之所谓“四垂脊、重檐”的样式；纣王曾修筑异常华丽，奢侈的建筑物；商朝初年，宰相伊尹曾画九种不同品德的君王的形象，以劝诫商汤（见《史记》）；商朝有名的中兴之主武丁，曾画梦中所见的贤者的像。这些有关商代艺术活动的记载是极粗略的。而有关周代的艺术活动，记载也很少。
孔子曾看见周的明堂壁上画了尧舜之容、桀纣之像，“各有善恶之状”，以垂“兴废之戒焉”，并且画了周公抱着成王朝会诸侯的图画，还见到周公背后的“扆”（屏风）上画了斧形的装饰（见《孔子家语》）。周代某些宫室（“路寝”，帝王听政的地方）外的门上画了虎的形象，以明勇猛于守（见《周礼》）。周代的许多器物上都描绘有各种图像。如各种典礼用的旗帜上，按照身份等级画着日月、蛟龙、熊虎、鸟隼、龟蛇等；盾牌上画龙；天子和贵族举行射礼等所用的“侯”（射靶）上，画云气，或画虎、豹、熊等动物；古人初次会面执羔、雁为礼，覆盖羔、雁的布上也描绘着云气；天子服装上则有“九章”的装饰，九章即九种纹样，画在上衣上的五种——龙、山、华虫、火、宗彝，绣在下裳上四种——藻、粉米、黼、黻（有的书上记载舜时已开始应用“十二章”。十二章除上述九章外尚多日、月、星三种。汉唐以来大加标榜称之为“衮冕十二章”，作为帝王尊贵的服装。明人王圻、王思义父子二人纂集的《三才图会》一书中记载了帝王冕服“十二章”纹）。这些记载，有的是可信的，有的是夸张的，总之是很不完全的，还有待进一步分析研究。
西周初的铜器铭文中记录了以武王、成王二代伐商及巡省东国为内容的图画。又《诗经·小雅·斯干》篇赞美周初的宗庙建筑给人以“如鸟斯革，如翚斯飞”的美丽印象。这些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可以窥见周初的建筑及绘画的宏大规模和“成教化”的创作意图。
《周礼·考工记》（春秋末年齐国官府工匠所记）一书记载了各种手工艺的分工情况。其中有很多是与工艺美术有关的，是研究古代工艺史的重要材料。
中国考古学开始得很早，而且就是因注意并研究发现的商周时期古器物而开始的。商周时期古器物——铜器和玉器的系统研究，在宋代（12世纪）已经有了大致的轮廓，清代中叶（18世纪）古文字学的研究更加深了科学的认识。19世纪是商周时期古器物被有意识地搜求、征集和整理的时期，但真正的科学的考古事业是在20世纪30年代才因为少数严肃学者的辛勤劳动而建立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考古学得到蓬勃发展，使我们对祖国远古的历史、文化以及早期美术史的知识，进一步充实起来。
在丰富的考古发掘品中，我们见到了真正的绘画和雕塑的作品，然而数量异常稀少，也不能较完整地说明演变过程。商代的大理石雕刻和战国末年楚国的木俑和帛画、韩国的铜人是仅有的优秀的代表作。从商代到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玉器和战国时期的漆器，其中特别是青铜器，是商周两代约一千四百年间造型艺术创造的代表。
青铜器本身是精美的工艺品，在风格上、装饰题材上与其他工艺美术相通。同时，青铜工艺的造型与青铜工艺上平面的装饰和浮雕的、立体的装饰，都有一些直接采用写实风格的动物形象，它是了解当时绘画和雕塑不可忽视的材料。
商、周时期青铜工艺的丰富遗存，集中地表现了早期美术的一般面貌。
我国现存最早的铜器，是青铜工艺相当成熟的时期——商代时期的产物。
根据这些青铜器部分标本分析的结果，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为铜锡合金，锡的比例大致为5%至20%（另外也有含铜量达92%至98%的纯铜器和含不同数量铅质的合金）。
青铜合金的特点是硬度较纯铜高，同时可以保持纯铜所具有的韧性，并且有明亮的光泽。青铜合金的熔点也较低，加锡至20%时，熔点可低到900摄氏度左右（纯铜为1083摄氏度）。青铜合金的硬度与韧度相结合，宜于制作带锋刃的兵器。
青铜合金中，随铜锡比例的不同，合金的性能也不同。我们现在还不能具体地说明古人如何利用这一科学事实。但是《周礼·考工记》列出了六种不同的比例“六齐”（即六剂）：钟鼎之齐，铜六锡一；斧斤之齐，铜五锡一；戈戟之齐，铜四锡一；大刃之齐，铜三锡一；削杀矢之齐，铜五锡二；鉴燧之齐，铜锡各半。这六种不同的配合，还可以探讨，但可以说明当时就已知道冶炼不同配方、不同性能的合金。
商代青铜合金中，也有再加入一定比例的铅质的，甚至有完全用铅代替了锡的。现在还不知道加入铅质的实际目的如何。铜锡合金加入极少量的铅，可以在铸造花纹时，收到花纹清晰、减少气孔的良好效果，在战国时期的铸镜工艺中，已开始有意识地加以利用。
青铜器工艺的冶铸方法与青铜器的造型及装饰方法密切相关。
青铜器都是铸成的，不是敲击或剜凿成的。铸造是把原料放在熔炉内经高温熔化成液体，然后倒入模型中，待温度下降后，铜液在模型中就凝成了人所要求的器物，拆除范便得到了成品。
商代晚期的铸铜工场遗址已经在河南安阳发现。对于周代以来的青铜器冶铸已有初步了解。
一块重约17.8千克的铜矿原料曾被发现，是不含硫的孔雀石（氧化铜），矿砂中夹杂着赤铁矿。熔锅是一种红黄色的陶质器，发现这种熔炉的农民称之为“将军盔”。熔锅可以达到装12.7千克铜液的容量。冶炼青铜需要的热度是1000摄氏度左右，这样高的温度，可能有鼓风炉的设备，燃料是木炭。
青铜器的范是陶制的，由多块拼成。一部分称为外范，上面铸有花纹，外范在翻铸时形成铜器器形的外面；一部分是内范，在翻铸时形成铜器器形的内面。外范和内范全部拼合在一起时，内外之间空隙部分，留待铜液填充而形成所要制作的铜器。所以，范上的凸凹和左右与实际器物上的凸凹和左右应恰恰相反。在安阳曾发现很多陶范和为了制造陶范所用的“模”。模就是模仿铜器实际的形状，为制范而做的坯型。
直接用陶范翻铸铜器是古代青铜器铸造的一般方法。花纹和文字都是铸出来的，不是刻的（战国时的文字有刻成的）。但商代已有多种铸造办法，例如两次铸法创造了铜器上的提梁或链条，特别是链条的铸造，是金属熔冶技术上的重大发明。
蜡模法——在翻铸结构较复杂或镂空的装饰时，范型的设计比较困难，往往内用蜡模，外加湿柔陶泥涂墁，干后自然成为范。然后加烧使蜡熔解流出，遗留之空隙为浇铸时之铜液填充，即成型。在战国以前是否已经使用尚难证实。
青铜器的装饰在设计时就知道利用铸造技术上的特点，避免铸造技术上的种种困难。殷代铜器上往往有突出的觚棱，就是因为陶范拼合时有不能完全密合的缺点，主动加以利用而产生的。而且每一块陶范上的花纹各自形成一个完整单位，以避免两范拼合时花纹相错，因而取得对称或重复连续花纹的效果。青铜器上装饰面的分割也就是由于陶范的分块，因而装饰和造型是密切结合的。西周以后，青铜器花纹粗犷单纯，也和器壁变薄有关。战国时期更充分利用了捺印花纹的简便方法，产生了繁复的图案。
古代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与造型及装饰方法的密切联系，说明中国工艺美术中有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传统。
青铜器的制作主要是为了日常使用，但也常用来殉葬。现在保存下来的青铜器，几乎都是从古代坟墓中得到的。从殉葬的情况也可以推测日常使用的情况，譬如在古代，往往一件炊煮器、一件食器、一件贮酒器构成一组，就代表了一个人多方面的生活需要。所以古墓中发现成套的器皿对于研究古代生活很有帮助。古代制作铜器是隆重的事情，例如祭祀、赏赐、战争、征伐、嫁女等等。但也有些青铜器制作时是以装饰为目的的，例如特别华丽的一些兵器（图1）。
图1 兽面纹钺 商
总之，青铜器在古代贵族生活中有重要地位，也集中地表现了工艺匠师的造型能力。青铜器丰富的造型是适应生活需要的智慧创造。作为工艺形象，青铜器的造型和装饰有重大的美学价值。
青铜器的研究是我国考古学和美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发展成独立的学科，在这里不做更详尽的介绍。
“殷墟”在河南安阳小屯附近，是商朝最后（公元前13世纪末—前11世纪初）的都城的废墟。
殷墟发现品中最具史料价值的是甲骨文（图2）。
图2 王宾中丁·王往逐兕涂朱卜骨刻辞（正面）商
商代的政治生活中有占卜制度。占卜的方法是用龟的腹甲和背甲（很多特大的龟甲都是南方来的）、牛的肩胛骨和肋骨，在其背面凿槽，灼之以火，则在正面出现细小的纵横裂纹，称为“兆”。专司占卜的人就根据兆纹的形式来预测未来的吉凶。用兽骨占卜的迷信习惯在龙山文化中已存在。商代每次占卜之后都把占卜的事情用当时的文字刻在兆纹旁边，甚至把事后应验与否的结果也刻在上面。这些刻在兆纹旁边的卜辞就是“甲骨文”。从占卜内容可知是关于祭祀祖先、预卜天时、风雨晴雪、年成、狩猎、征伐战争、疾病等。
另外也有一些与占卜无关的刻辞，例如战争俘虏的头骨上的祭祀刻辞、狩猎所获的动物头骨刻辞、为检六十甲子而备的甲子表、以学习为目的的习刻文字等。
甲骨文也有其美术价值。首先它是书法艺术的最早的代表者。甲骨文的风格也有许多变化：结构有疏有密，线纹有粗有细，转折有圆有方，行列有的严整有的自由——这种种差别形成了甲骨文字不同的艺术风格。再次，甲骨文字中保存了很多绘画形象，如人和各种动物的形象以及各种事物与人的动态行为的形象，都能抓住对象特点，极明确地表现出来。甲骨文与商代铜器上的铭文相比，可以看出铜器铭文利用更多的曲线，更接近图像。甲骨文中虽有形象，但在文字运用上已很复杂，有转注、假借等方式。甲骨文中完全可识者超过一千字，字数实存可能达到五千字。最后，甲骨的雕法和当时骨器工艺的技术是相同的。甲骨，特别是兽骨，都工致精美。字体笔画的镌刻有极工细者。镌刻字画，往往都是先写好再刻，刻时先刻所有竖画右边一刀，再倒转甲骨方向，刻所有竖画左边一刀，然后横置用同样顺序刻所有横画左右两刀，所以刻时调转四个方向。字画横直都很准确，也可以推想其工具是很锋利的。
战国时期的绘画性作品中，以长沙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作为已知的第一幅绘画，为最重要。
画的内容，据郭沫若的研究，是一个善良、美丽的女性，在象征善与和平的凤鸟同象征恶与灾害的独脚夔进行的斗争中，祈祷凤鸟获得胜利。
那妇女侧影姿态的优美，显然是很引人注意的。
其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战国时期绘画艺术水平的作品，有故宫博物院所藏水陆攻战纹铜壶，辉县出土的燕乐射猎图案刻纹铜鉴，以及卫辉市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上的奏乐、射箭、宫室景象及九种战斗场面。长沙出土的彩画漆奁上，有树木、奔驰的车马、狩猎等景象，说明了当时绘画艺术的构图能力。其他如金银错的狩猎壶及铜鉴上的车骑、动物等景象，也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时绘画的一般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