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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江苏无锡人。他的生卒年代大致是公元346年至407年。他活动的时候正是东晋中叶，东晋政权的组织者司马睿、王导等人都已去世，在他们手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已经巩固。南朝以王、谢两家为首的士族门阀制度也已开始形成。他们的子弟简文帝司马昱、谢安、王羲之等人，正成为贵族社会中引人瞩目的人物。顾恺之的父亲顾悦之和他们年龄相若，是他们的同游。虽然东晋的统治阶级内部充满冲突和倾轧，但以冷静而能干的谢安为代表的这些士大夫们，不仅创造了“淝水之战”以少胜多的光辉战绩，而且对当时的文化和思想也做出了贡献。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是千古知名的书法艺术家。他们和其他的士大夫把书法当成有意识的艺术创造。谢灵运咏歌大自然的美丽诗篇，是这一题材的先驱。而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和后来这些家族的子弟们不同，他们提倡健康的人生观。他们承继了嵇康、阮籍的崇尚真性情和重视文化修养，生活态度严肃，克服了西晋末期那些名士们放荡、颓废的恶习。
顾恺之的生平经历，我们知道得很少，只知道他最初曾在雄踞长江上游的将军桓温和殷仲堪的幕下任过官职，他和桓温的儿子桓玄颇有来往，很受桓温和谢安的赏识。晚年任散骑常侍，62岁去世。关于他的生平，保留下来一些小故事。他对一些世俗事物率真、单纯、乐观、充满真性情的生活态度，就曾经在若干传说故事中被形容为“痴”。但也有一些是形容他的聪明的，所以曾有人说他身上“痴黠各半”。他不只是在绘画艺术方面表现了卓绝的才能，也是一个擅长文学的人。他遗留下来的残章断句中，保存着形容浙东会稽山川之美的“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茂其上，若云兴霞蔚”的名句。他曾被当时人称为“才绝、画绝、痴绝”。
顾恺之的绘画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誉，谢安曾惊叹他的艺术是“苍生以来未之有也”。他封了一橱自己的作品存在桓玄处，竟被桓玄从橱后全部窃去，以致引起他的惊喜：“妙画通灵，变化而去，亦犹人之登仙。”他曾为南京瓦官寺绘壁画募得巨款的故事，亦可见他的绘画之吸引力。修建瓦官寺时，他承诺捐百万钱，便在庙里用一个月的时间闭户画了一幅维摩诘，画完之后，要点眸子，乃提出要求：第一天来看的人要施舍十万，第二天来看的人施舍五万，第三天的随意。据说开门的一刻，那维摩诘像竟“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
顾恺之的作品，据唐宋人的记载，除了一些政治上的名人肖像以外，也画有一些佛教的图像，这是当时流行的一部分题材。另外还有飞禽走兽，这种题材和汉代的绘画有联系。他也画了一些神仙的图像，因为那也是当时流行的信仰。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画了不少名士们的肖像，这就改变了汉代以宣扬礼教为主的风气，反映了观察人物的新的方法和艺术表现的新的目的，即离开礼教和政治而重视人物的言论、丰采和才华。这表示绘画艺术视野的扩大，从而为人物画提出了新的要求——表现人的性格和精神特点。
在顾恺之的著作言论中，我们见到他反复强调描绘人的神情和精神状态。
顾恺之的《论画》一文，像他另外两篇关于绘画艺术的文字一样，都因相传错脱，不易通读，只能揣其大意。其中谈到前人所画的《小列女》《周本记》《伏羲神农》《汉本记》《孙武》《醉客》《穰苴》《壮士》《列士》《三马》《东王公》《七佛》《夏殷与大列女》《北风诗》《清游池》《七贤》《嵇轻车诗》《陈太丘二方》《嵇兴》《临深履薄》等作品，都是评论这些画中人物形象和神情表现的优劣。而全篇最前段，特别谈道：“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这里他指出理解对象的深入程度以人物画要求最高，对于山水画也很重要。
东晋兴宁年间（公元363—365年），顾恺之在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瓦官寺所画的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凭几忘言之状”，画出了维摩诘的病容及病中与人对谈时的特殊神色。这一幅维摩诘像，虽没有流传下来，但受到称颂。同时这一记载也说明中国流传的佛教图像，不是完全模仿外来的艺术。另外，顾恺之曾在画裴楷的肖像时，颊上加了三毫，据说他就是这样简单地借助于细节，加强肖像的神态。也有记载，他故意把谢鲲画在岩石中间，可见他曾企图用环境来烘托人物的性格。而且我们知道他在揣摩如何表现嵇康的诗句的时候，体会到画“手挥五弦”弹琴时的外形姿态，虽然是手的细小动作，也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画“目送飞鸿”，想凭目光的微妙表现传达出对于天边云际有所眷恋的、捉摸不定的迷惘的心绪，则是比较难的。这些就都是顾恺之作为一个人物画家，企图细致地描绘微妙的心理变化时，真正认识到了自己工作的界限。另外，他也曾明白地谈到“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提出了描绘眼睛是人物画艺术中最重要的技巧。以上都说明顾恺之代表了这一时期人物画艺术的新发展。
顾恺之的作品真迹，今已无传，只有若干流传已久的摹本。其中最精美的是《女史箴图》（图4）和《洛神赋图》，都很能说明顾恺之时代的画风和艺术水平。
图4 女史箴图（局部）顾恺之 东晋
《女史箴图》可以算作一篇文章的几段插图。《女史箴》一文是西晋张华所作，他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据说是用以讽刺放荡而堕落的皇后贾氏。其内容是教育封建宫廷妇女们如何为人、如何自保的一些人生经验和道德箴条。顾恺之这一《女史箴图》画卷，描绘一系列的动人形象，从她们的身姿仪态中透露出了这些古代宫廷妇女的身份和丰采。画家的笔墨是“简淡”的。古人称其勾勒轮廓和衣褶所用的线条“如春蚕吐丝”，也形容为“春云浮空，流水行地”。在《女史箴图》中保留了这些线条的连绵不断、悠缓自然、非常匀和的节奏感。
三国时期有名的诗人曹植用神话隐喻着失落了爱情的感伤的诗篇《洛神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篇重要作品。曹植所爱的女子甄氏，在他的父亲曹操的决定下，为他的哥哥曹丕夺去。甄氏在曹丕那里，没有得到稳固的爱情，死得很惨。她死后，曹丕把甄氏遗留的玉镂金带枕给了曹植。曹植在回归自己封地的路上经过洛水，夜晚梦见了甄氏来会他，悲痛之余作了一篇《感甄赋》，塑造了洛神（传说伏羲的女儿，在洛水溺死后为神）的动人形象，也就是被他美化了的情人的形象，甄氏的儿子曹叡将它改名为《洛神赋》。《洛神赋图》在古代曾被很多画家画过，而且有很多宋代摹本，都被认为是顾恺之原作的摹本。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两卷，人物形象基本上类似，只在构图上有景物繁简的不同。那一景物较简的，在风格上具有更多的六朝时期的特点。画卷的开始便是曹植和他的侍从在洛水之滨遥望，那寄寓着他苦恋的、美丽的洛水女神，出现在平静的水上。画面上远水泛流，洛神含情脉脉，似来又去。洛神的身影传达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无限惆怅的情意，这样的景象正是诗人多情的眼睛之所见。曹植在原来的诗篇中曾用“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来形容洛神在水上的飘忽往来。这两句充满柔情蜜意和微妙感受的诗句，成为长期传颂的名句，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画中的诗意。这一富有文学性的《洛神赋图》，描绘了人的感情活动，所以在古代绘画发展上有重要的地位。
顾恺之的著作《魏晋胜流画赞》（一向被标为顾恺之的文章），此篇讲临摹的方法，以及选绢、着色、布局、画山、画人应该注意的事项，其中保存了一些作画的经验。他的又一著作《画云台山记》，是一篇有历史价值的文章。文字中有很多错乱，但大致可以看出是描述一幅分为三段的云台山图。云台山是道教的祖师张道陵修道成仙的名山。这幅图描绘天师张道陵以跳到深谷中取桃子来考察其弟子们，其中唯赵升、王长二人信心最坚。文章中又描述了画中的山石涧流的险峭之势，山峰上有孤松，山中穿插着凤鸟“婆娑体仪，羽秀而详轩尾翼”，白虎“匍石饮水”等。这篇文字有助于我们了解早期山水画的内容和风格。早期山水画是包含了神仙怪异的因素的。南北朝的道教徒宗炳、王微的论述山水画的文章也保留了下来，可以看出也是从求仙访道的思想出发的。对于早期山水画的古拙的风格，我们从南北朝一些石刻以及敦煌壁画中都可以得到相似的、进一步的认识。
陆探微的活跃时期是在刘宋文帝至明帝期间（公元424年—472年），与云冈开窟时间（公元460年以后）约略相当。
陆探微在刘宋时期及南朝，声誉极高，他和顾恺之、张僧繇三人地位的高下，在南朝常被讨论到。他们三人的比较，有这样概括的评语：“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
陆探微的作品中，古代近世及当时的名人肖像最多，也有若干佛教图像。他画的人物曾被形容为“秀骨清像”，可见是瘦削型的形象；又谈到他的笔迹“劲利，如锥刀焉”，似是有很锐利的转折。陆探微的线纹曾因“连绵不断”而被称为“一笔画”。（《历代名画记》）
陆探微的儿子陆绥、陆弘肃也都善画，陆绥在当时最负盛名。其他在陆探微影响下的画家，有顾宝光、袁倩、袁质、江僧宝等人，他们成为5世纪后半叶最有力的画派。他们的作品，除壁画和绢帛画以外，也在麻纸上以及木板上作画。
张僧繇是梁武帝时（公元502年—549年）最活跃的画家。这时正是龙门石窟开凿、佛教美术在北魏盛行的时期。梁武帝爱好绘画，提倡佛教。
张僧繇有较高的写实能力。他曾为梁武帝分封在各地的诸王子画像，据说“对之如面”。他画古今中外各种人物的相貌和服装，都很真实。关于他的画迹，有很多传说。例如他在江陵天皇寺柏堂画卢舍那佛像，又画上孔子等像，似乎他能预言，这样就可以避免后来周武帝灭佛时被焚毁。他在金陵安乐寺画四白龙，未点眼睛，但有两条龙，当他在众人的质问与请求下点了眼睛之后，须臾雷电交加，二龙破壁而去。他曾画过两个天竺（印度）僧人，后来经侯景之乱被拆散为二卷，唐朝时候分散在两家收藏，收藏者竟然梦见天竺僧人来请求设法和他的失散的同伴合在一处，收藏者照着做了，自己患的疾病也痊愈了。润州兴国寺有鸠鸽栖息梁上，秽污了佛像，便由张僧繇在东壁上画一鹰，西壁上画一鹞，都是侧首向檐外看，自此以后鸠鸽就不敢再来。这些传说都说明了张僧繇的作品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
他作画很勤，被形容为“手不释笔，俾昼作夜，未尝厌怠，……但数纪之内，无须臾之闲”。他有广泛的影响。他的儿子善果、儒童也都善画，南北朝后期的画家多受他的影响。他创立了佛像绘画及雕刻中的“张家样”，是唐朝吴道子出现以前最广泛流行的中国风格。唐代评论家认为，张僧繇的才能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前代画家之最有成就者。
他的作品取材是多方面的，虽然传说他一生画佛像最多，而从唐代记载的他的作品题目上可见，风俗画也不少。他的笔法被称为“疏体”，所谓“笔才一二，像已应焉”，与顾、陆的“密体”不同。他的用笔有“点、曳、斫、拂”，与顾、陆的连绵循环的线条不同。由此可见，古代为了表现对象已经有了很多不同的笔墨技法。
他最引起近代学者讨论的事迹是他曾在南京一乘寺门上用天竺法画的“凹凸花”，“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即平”。结果群众都很惊异，而称这个庙为“凹凸寺”。由此故事中可见，这种画法是稀罕的，并不是普通流行的，而这种画在门上的建筑装饰，不是一般的绘画。此种印度画法，就文字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装饰图案中的“退晕”，即类似色依浓度顺序排列，而产生了浮雕的效果。
南朝其他画家中，除了前面已经谈到的若干人以外，还有顾景秀（宋武帝时人），善画人物和蝉雀。蝉雀在当时似乎也是一个专门的题材。但比较重要的有若干专画仕女而有成绩的画家。刘瑱在南齐时期画妇人为当时第一，沈粲也是擅长在屏障上画美女，焦宝愿、嵇宝钧、解倩、江僧宝也都是从事这种题材的画家。仕女画在南朝的流行，是南朝士族奢侈生活的必然产物。
另外，毛惠远画马也和刘瑱一样，被称为当代第一，但也画人物。他的弟弟惠秀，也是有名的人物画家。
当时也有一些受外国画风影响的画家，其中大多是外国人。周昙研（师塞北勒、授曹仲达）、僧吉底俱、僧摩罗菩提、僧迦佛陀……他们的作品因为是外国风格，被陈朝的评论家姚最认为是另外一体，不能和中国画风的作品在一起比较优劣。
谢赫是南齐时期（公元479年—502年）的人物画家，他能画着时装的妇女。但他的画不如他的理论著作有影响，他的《古画品录》是我国绘画史上第一部完整的绘画理论著作。
《古画品录》首先提出绘画的目的是：“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这就指出了通过真实的描绘收到教育的效果。这一理论认识的出现是进步的现象。
他提出绘画的“六法”：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或作“传模移写”）。“气韵生动”是指表现的目的，即人物画要以表现出对象的精神状态与性格特征为目的。顾恺之的关于绘画艺术的言论，以及魏晋以来人们对于人物的鉴赏评论所一致强调的人的精神气质的生动表现，这些言论是谢赫提倡“气韵生动”的根据。“骨法用笔”主要是指作为表现手段的“笔墨”效果，例如线条的运动感、节奏感和装饰性等。从古代画论中可见古代画家和评论家对这一点的重视。“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是绘画艺术的造型基础：形、色、构图。“传移模写”是学习绘画艺术的方法：临摹，也是复制的方法。关于临摹，古代有很多不同的技术，是一个画家所必须熟悉的。由此可见，“六法”是由古代绘画实践经验提高为理论的。
关于“六法”，过去存在着若干混乱的看法。或有意地加以神秘化，例如五法可以学，而气韵只能是先天的。或者用气韵生动否定其余诸法的必要性，而流为形式主义的掩护。或者把“六法”当作创作实践的技法，用以证明古人的写实技法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诸如此类混乱的看法，都有待用历史观点加以澄清。
谢赫的“六法论”之重要，在于他做了这一整理集中的工作。虽然“六法”之间的正确的科学逻辑关系没有完全明确起来，但反映了绘画艺术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完整的认识，而此认识既肯定了根据对象造型的必要性，也提出了理解对象内在性质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笔墨是表现对象的手段。
《古画品录》的大部分文字是谢赫评论曹不兴以及他同时期的二十七个画家的作品。他在评论中，把画家分成六品，即六个等级。这一方面也是当时品评人时所采用的方法，对人的评论以精神气质、风度为标准，所以这一分别等第的方法和“气韵生动”的概念，都和当时评论人的风气有关系。除画品以外，当时还有《诗品》《棋品》等，都是借用了评论人物分别等第的方法。谢赫《古画品录》中对于画家的评论的重要意义也在于保留了可贵的史料。在他之后有陈朝姚最的《续画品》、唐朝李嗣真的《后画品》、僧彦悰的《后画录》，这就开始了中国绘画史上最早的著述，至唐代，由张彦远汇集成《历代名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