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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留下了最早的纪念碑式的雕塑。秦汉时期所进行的巨大规模的宫廷和祠庙建筑中的雕塑艺术作品，现在所剩无几。霍去病墓前的石雕是现存若干作品中的最重要者。其他尚有嵩山中岳庙前的石人（约公元118年）、曲阜“鲁王墓”前的石人（公元146—156年）、武氏祠前和高颐墓前的石狮子等。
霍去病墓在陕西兴平市。由于他和卫青同是在反击匈奴掳掠的战争中建立大功的名将，所以他们死后都葬在汉武帝刘彻的“茂陵”附近。茂陵及其陪葬墓，只有霍去病墓的石雕保存下来，制作年代约为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现石雕尚存九件
，为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虎、卧牛、卧猪、矮人、人抱熊和怪兽食羊，都是整石雕成，长度都在2米至3米之间。
“马踏匈奴”的雕刻是对汉代历史现实的有力概括。虽然受时代所限制，但是整个作品还是有力地歌颂了为解除边患而斗争的英雄气概。
卧虎嘴部咀嚼动作和跃马将欲起立的全身动作，都表现得真实生动，而整个造型能看出对象的体魄特点：虎的圆浑、马的劲健等等。其他一些形象，特别是食羊怪兽的那种夸张的凶猛神气表现得很充分。总之，每一种石雕都具有鲜明的、统一的、完整的内在特性，在这一点上，霍去病墓前的石雕达到了纪念碑雕刻的效果。
霍去病墓前石雕和河南中岳庙及山东曲阜的石人一样，在制作上都是利用了原来石料的形态，把原料的物质形态统一在艺术的造型设计之中。在造型上利用大体大面，有明显的体积感，并且圆雕、浮雕与线雕的手法相结合（卧虎身上的斑纹是线雕，跃马的侧影是浮雕），这都是造型技术的运用服从主题和创作意图的大胆创造。
西安城西约40里处的斗门镇附近，汉代昆明池的遗址还遗存有东西相隔3里的石雕织女像和牵牛像，制作的年代为公元前120年前后。
高颐墓及武氏祠的石狮子，都是昂首、张口、吐舌的姿态，夸张的表情，是汉至六朝这一流行题材的早期代表作，这一动物形象又名“天禄”及“辟邪”。河南南阳宗资墓的一对，各在肩上刻出了名字，早在宋代就已引起了考古学者的注意。
汉代雕塑品中的陶俑等各种殉葬用的明器，丰富地表现了当时的现实生活。除了建筑物（多层的楼、单层的瓦屋、仓、厕、猪羊圈等）、井、灶、磨、碓及日常用器（杯、盘、案等）的模型外，还有大量的动物和各种男女劳动人民的单纯而生动的形象。
汉代的男女侍从陶俑，早期的身体扁平，拱手直立，下部裙裾做喇叭状，眉宇之间显出善良温和的神情。汉俑生动的面部表情（图3），是古代雕塑艺术的一种可贵创造，在陶俑的制作中成为稳固的传统。汉代后期的陶俑，在制作上，由模制发展为捏塑；在造型上，由简单的、扁平的身躯，发展为较自然合理的体态，可以用双脚直立，可以四面围观，面部表情与全身的姿态、动作配合得非常巧妙。
图3 击鼓说唱俑 东汉
陶俑中除侍立的姿态以外，也有执了农具或洒扫用具的劳动姿态，也有作舞蹈、奏乐姿态的。
四川的汉墓中发现的陶俑，特别是歌舞俑，如那一鼓瑟高歌、表情快乐的人，最能收到纯朴自然和真实的效果。四川发现的一些尺寸较大的陶俑，头部戴了奇异的头饰和耳饰，嘴角、眼角泛着轻微的笑容，在处理内心活动上获得极大的成功。
河南洛阳出土的一些杂技陶俑，形体很小，长只寸余，而动作活泼有力，古代艺术家掌握人体在运动中的规律是很成功的。
汉代的动物俑中，马、狗、猪都有一些很成功的作品。例如四川出土的昂头、举足、摇尾的活泼的马驹，河南辉县出土的猎犬等，都是在千百件出土物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汉代陶马的头部，其形体起伏的细致变化都加以规范化，是一种独具风格的处理方式，一向为美术界所瞩目。
铜铸鎏金的小熊，在汉代雕塑艺术中，也有独特的地位。汉代铜器中作动物形的，如羊形灯、虎形铜镇等，也都有助于了解汉代的雕塑艺术。
汉代雕塑作品，在一些大型石雕上，掌握了大面与大块的表现手法，能够充分表现出对象统一完整的形态。立雕和浮雕、线雕相结合，作品利用石料的天然形态，都是以简洁的方法突出主题为目的，因而也就创造了富有特点的表现手法。
在小件泥塑中，尤其是一些陶俑的面部，呈现人的善良可爱的神情，在人物内心情感的刻画上，比汉代绘画艺术表现得更具体。泥条捏成的杂技人物，也能够看出对于动态结构的熟悉。动物中如马的头部形态起伏的细致变化，被简要地塑造出来，表现了马的健劲有力和具有装饰风，发展了装饰和表现相结合的古代雕塑的艺术传统。而有一部分动物形象（如辉县出土的狗），更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引起后人关注。
从汉代的雕塑作品可以看出，古代雕塑艺术的传统，从许多方面形成起来，而且无论是大件或是小件的雕塑作品，其特点是，以表现事物的内在精神为主要目的，而不是光停留在冷淡地进行外形的模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