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我们需要停下脚步，只为将落入河中的人们拉出来。同时，我们还需要逆流而上，找到他们落水的真正原因。
——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Bishop Desmond Tutu）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眼睁睁看着死去的第一个患者。那是我在医学院接受培训的第二年年初，一个周六的晚上，当时我正在医院做志愿者——这也是学校鼓励我们去做的事情之一。在做志愿者时，我们只需观察，因为以我们此时的学识如若上手是极其危险的。
那天晚上，一个30多岁的女人来到急诊室，主诉气短。她来自东帕洛阿尔托，一个非常富有的小镇里的贫困地区。护士们给她安装了一套心电图导联，还给她的口鼻戴上了氧气面罩。我坐在她身边，试图用闲聊来转移她的注意力：您叫什么名字？您有孩子吗？您有这样的感觉有多久了？
突然间，她的脸因恐惧而紧绷，呼吸也变得十分困难，紧接着便开始翻白眼，失去了知觉。
几秒钟内，护士和医生涌入急诊室，对她进行“心肺复苏”，他们将一根呼吸管插入她的气道，并给她注射了大量强效药物，争取最后一丝希望。与此同时，一位住院医师开始对她平卧的身体进行胸外按压。每隔几分钟，当主治医师将除颤仪电极置于她的胸部时，所有人都会退后一步，她的身体也会因巨大的电击而抽动。仿佛一切都被精确地编排好了，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我缩到一个角落里，试图置身事外，但做心肺复苏的住院医师注意到了我的眼神，说道：“嘿，你，你能过来接替我一下吗？用和我现在一样的力度和节奏进行按压，可以吗？”
于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给一个活人而不是模型做按压。然而，这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她死了，就在手术台上，当时我还在为她的胸部做按压。就在几分钟之前，我还在询问她的家庭情况。一名护士把床单拉上来，盖在她的脸上，每个人都像来时一样迅速散去。
这样的场景对房间里的其他人来说并不罕见，但我却被吓坏了，惊恐不已。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目睹过许多患者的死亡，但是那个女人的死亡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我现在怀疑她可能死于严重的肺栓塞。我一直在想：她到底是怎么了？在她去急诊室之前发生了什么？如果她能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情况会有所不同吗？她的悲惨命运会被改变吗？
后来，作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的一名外科住院医师，我了解到，死亡有两种速度：急性和慢性。在巴尔的摩市中心，由枪支、刀具和超速行驶的汽车造成的急性死亡随处可见。尽管这听起来有悖常理，但这个城市的暴力却是医院培训项目的一个“特色”。虽然我选择霍普金斯医院是因为其在肝脏和胰腺癌手术方面的卓越表现，但事实上，医院平均每天有十多个贯通伤病例，大多数是枪伤或刺伤，这意味着我和同事们有充足的机会来提升我们的手术技能，去修复那些年轻人、男人和穷人的身体。
如果说创伤病例在夜间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我们白天的时间则属于患有血管疾病、胃肠道疾病，尤其是癌症的患者。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患者的“伤口”是由生长缓慢、长期未被发现的肿瘤引起的，而且并非所有患者都能活下来——即便是那些腰缠万贯、风光无限之人也无法幸免。癌症才不在乎你有多富有，或者你的外科医师是谁呢。如果它想找到一种方法置你于死地，那么它一定办得到。无论怎么说，这些缓慢的死亡让我更加烦恼了。
本书可不是一本关于死亡的书，事实恰恰相反。
距离那位女性走进急诊室已有25年之久，我依然在行医，不过是以一种与我曾经想象的全然不同的方式。我不再做肿瘤手术，或任何其他类型的手术了。如果你因为皮疹或手臂骨折来找我，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忙。
那么，我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问得好。如果你在聚会上问我这个问题，我会尽量回避这个话题。或者我会信口开河，说我是一名赛车手，赛车手其实是我小时候真正想做的事情（B计划是做一个羊倌）。
作为一名医生，我的关注点在于长寿，但问题是我有点讨厌“长寿”这个词。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庸医和江湖骗子声称自己拥有长生不老的秘方，他们无疑已经玷污了“长寿”这个词。我不想和这些人扯上任何关系，我也没有傲慢到认为自己对这个困扰人类数千年的问题持有某种简单的答案。如果长寿是一件简单的事，那么我也就没有必要写这本书了。
我将从长寿的定义开始。长寿并不意味着永远活下去，甚至可以活到120岁或150岁，这也是一些自称“专家”的人现在经常向他们的追随者所承诺的。除非有什么重大突破，以某种方式扭转了20亿年的进化史，从而使我们摆脱时间之箭；否则，今天活着的每个人和每个事物都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这是一条单行道。
长寿也不意味着在我们慢慢枯萎的过程中，只留下越来越多的生日。这正是发生在一个倒霉的希腊神话人物提托诺斯（Tithonus）身上的事情。他向众神祈求永生，令他高兴的是，诸神满足了他的愿望。但由于他忘了同时请求赐他青春永驻，他的身体继续腐朽，最终变成了一个老态龙钟的干瘪老头。哎呀，真是令人唏嘘！
我的大多数患者都能凭本能明白这一点。当他们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通常会坚定地表示，如果这样做意味着要在身体机能每况愈下的状态下苟延残喘，他们宁可不活那么久。他们中的许多人曾亲睹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忍受这样的命运，虽然活着，却因身体虚弱或痴呆症致残。他们不希望长辈的痛苦在自己身上重演。话说到这里，我必须打断他们。我说，即使你的父母经历了痛苦的晚年或者英年早逝，也不代表着你一定会经历同样的事情。过去不必决定未来，你的寿命比你想象的更具有可塑性。
在1900年，人类的预期寿命为50岁以下，大多数人都可能因“急性”原因死去，如事故、受伤和各种传染病。但从那时起，慢性死亡便逐渐取代了急性死亡。大多数读这本书的人预计都会在七八十岁离世，而且几乎都是死于“慢性”原因。假设你不是那种会从事极端冒险行为的人，比如极限跳伞、摩托车比赛或者边发短信边开车，那么你极有可能死于我称之为“四骑士”（four horsemen）
的慢性衰老疾病中的一种：心脏病、癌症、神经退行性疾病，或2型糖尿病及相关代谢功能障碍（metabolic dysfunction）。要想长寿——活得更久，活得更好，我们必须了解并正视这些导致慢性死亡的原因。
长寿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你能活多久，即你的实际寿命；第二个部分也同样重要，即你生活得有多好，它关系到你的生活质量。第二部分被称为“健康寿命”（healthspan），也是提托诺斯忘记请求的那部分寿命。“健康寿命”通常被定义为“我们一生中没有残疾或疾病的时期”，但我认为这个定义过于简单化了。当我还是一个25岁的医科学生时，我没有“残疾和疾病”，但20多岁的自己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可以远超50岁的我。这就是事实。因此，我们长寿计划的第二部分就是要保持和改善我们的身心功能。
关键问题是，我将何去何从？我未来的发展轨迹是什么？人到中年，警告信号已经比比皆是。我曾参加过高中朋友的葬礼，这反映出从中年开始死亡风险急剧上升。与此同时，我们当中许多30多岁、四五十岁的人，眼看着我们的父母在身体残疾、痴呆症或长期疾病的道路上渐行渐远，直至消逝。每每看到此景，我总会悲痛不已，它也强化了我的一个核心信念，那就是为自己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而让自己步入更好的轨道的唯一方法，就是现在就开始思考并立即采取行动。
事实证明，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医学培训中获得的技能，对急性死亡比对慢性死亡有效得多，而这也是任何一个追求长寿的人所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我们学会了固定骨折，用强效抗生素治愈感染，支持甚至替换受损的器官，为严重的脊柱或脑部损伤减压。我们拥有惊人的挽救生命的能力，能让破碎的身体完全恢复功能，甚至能让濒临死亡的患者复苏。然而，在帮助患有癌症、心血管疾病或神经系统疾病等慢性疾病的患者摆脱慢性死亡方面，我们显然做得不太成功。我们可以缓解他们的症状，并且通常也会稍稍延缓其死亡时间，但我们似乎无法像处理急性问题那样“重置时钟”。我们已经变得更善于接住鸡蛋，但却几乎没有能力先阻止它们从大楼上掉落。
问题是，我们对待这两类患者，即创伤患者和慢性病患者，都采用了相同的基本方法。我们的工作任务是无论如何都要阻止患者死亡。有一个病例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天晚上，一个14岁的男孩被送进了我们的急诊室，奄奄一息。他是一辆本田车上的乘客，该车与另一辆超速闯红灯的汽车发生了T-bone撞车事故
。他的生命体征微弱，瞳孔固定并散大，表明头部受到了严重创伤，他离死亡不远了。作为创伤科主任，我立即启动了心肺复苏，试图让他苏醒过来，但就像斯坦福大学急诊室里的那位女性一样，没有任何效果。我的同事希望我宣布他的死亡，但我固执地拒绝了。相反，我不停地给他做心肺复苏，把一袋又一袋的鲜血和肾上腺素注入他毫无生命体征的身体里，因为我无法接受一个无辜小男孩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事后，我在楼梯间里抽泣，我多么渴望能够救回他！然而，当他来到我的身边时，命运早已注定。
没有人会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死去——这种精神特质在任何从医人士的身上都是根深蒂固的。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癌症患者。但很多时候我们显然干预得太晚了，他们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死亡几乎无法避免。然而，就像车祸中的那个男孩一样，我们会尽一切可能延长患者们的寿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都还在进行毒副反应大且往往令人痛苦不堪的治疗，只为争取让患者多活几周或几个月。
我们并非没有努力过。现代医学已经为这些疾病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但我们的进展并不顺利，心血管疾病可能是个例外，因为在大约60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将其在工业化国家的死亡率降低了三分之二（尽管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也终将会看到）。此外，从人类向癌症宣战以来，尽管政府和个人在对癌症的研究上花费了数千亿美元，癌症的死亡率却几乎没有下降。2型糖尿病仍然属于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此外，阿尔茨海默病和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也在折磨着日益增长的老年群体，并且几乎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但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是在错误的时间点，远在疾病肆虐之后，往往为时已晚的时候才进行干预的——那时鸡蛋已经开始掉落了。每当我不得不告知癌症患者，她的生命仅剩6个月时，我都会感到非常痛心，因为我知道，在被检查出癌症之前的几年，这种疾病很可能已经在她的身体里扎根了。我们白白浪费了很多时间。虽然每种“骑士”疾病的患病率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急剧提高，但它们开始的时间一般要比我们有所察觉时早得多，而且通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置人于死地。即便有人“突然”死于心脏病发作，这种疾病可能也已经在他们的冠状动脉中潜伏发展了20年。慢性死亡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慢得多。
比较合乎逻辑的结论是，我们需要更早地介入，尽快阻断“骑士”疾病的发展进程——或者更好的结果是，彻底阻止它们的发展。在过去的20年里，全球吸烟率持续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广泛实施的禁烟令，然而我们对晚期肺癌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比不上通过降低吸烟率来降低死亡率那样有效。相较于医学上的那些晚期干预措施，这种简单的预防措施（不吸烟）反而挽救了更多的生命。可是，主流医学仍然坚持要等到诊断结果出来以后再进行干预。
2型糖尿病就是一个很恰当的例子。美国糖尿病协会（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的标准护理治疗指南规定，当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HbA1c）检测结果
为6.5%或更高时，即相当于平均血糖水平为140mg/dL
（正常值约为100mg/dL，或HbA1c为5.1%）时，可被诊断为糖尿病。这些患者需要接受全方位的治疗，包括使用促进胰岛素分泌的药物和帮助身体减少葡萄糖产生的药物，以及皮下注射胰岛素，最终迫使葡萄糖被高胰岛素抵抗的机体组织代谢。
然而，如果患者的HbA1c测试结果为6.4%，这意味着他的平均血糖为137mg/dL——仅仅比2型糖尿病低了3个单位——严格来讲就不是2型糖尿病。这种情况被称为前驱糖尿病（prediabetes）。针对前驱糖尿病，标准护理指南给出的建议是：进行适量运动，适当改变饮食结构，有可能会用到血糖控制药物二甲双胍，以及血糖水平“年度监测”——基本上，在将它当作急症来治疗之前，要看患者是否真的患上了糖尿病。
如此治疗2型糖尿病，我认为几乎是完全错误的。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看到的，2型糖尿病属于代谢功能障碍的范畴，它在突破那个神奇的血液检测诊断阈值之前就已经开始了，2型糖尿病只不过是这一过程中的最后一站。干预的时间最好是在患者接近那个阈值之前，即使在前驱糖尿病期也为时过晚。像对待感冒或者骨折一样对待2型糖尿病是极其荒谬且贻害无穷的，这种疾病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你要么患有这种疾病，要么没有。然而，临床诊断往往是我们干预的起点。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尽早采取行动，想方设法防止人们患上2型糖尿病和其他所有“骑士”疾病。我们应该主动出击，而非被动应对。改变思维定式是我们抗击由慢性疾病引发的死亡的第一步。我们希望延缓或者预防这些疾病，这样便可以在没有疾病的情况下活得更久，而不是在与疾病的纠缠中苦苦挣扎。这意味着，干预的最佳时机是在鸡蛋开始掉落之前——正如我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现的那样。
2009年9月8日，一个我永远都无法忘记的日子。我站在卡特琳娜岛（Catalina Island）的海滩上，这时，我的妻子吉尔（Jill）转向我说：“彼得，我觉得你应该努力减减肥。”
我惊呆了，手中的芝士汉堡差点掉在地上。“减减肥？”我亲爱的妻子竟然会这么说？
我相当确信我应该得到这个汉堡，以及我另一只手里的可乐，因为我刚刚从洛杉矶游到这个岛上，穿越辽阔的海洋，畅游了30千米——我用14个小时完成了这段旅程，一路上都能感受到水下的暗流冲击我的面颊。就在1分钟之前，我还在为完成“长距离游泳”
这一愿望清单而兴奋不已，没想到现在我竟是“胖子彼得”了。
尽管如此，我立刻意识到吉尔是对的。在不知不觉中，我的体重已经飙升到了95千克，比我十几岁打拳击时的体重足足多了22千克。像许多中年男性一样，即使我把香肠般的身体塞进36码的裤子里，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名“运动员”。那时的照片提醒我，我的肚子看起来就像吉尔怀孕6个月时的样子。我已经“自豪地”拥有了一个典型的油腻身材，而此时我还不到40岁。
血液检测显示出的问题比我在镜子里看到的还要严重。尽管我疯狂地锻炼，吃着我自认为健康的食物（虽然游泳后偶尔会吃芝士汉堡），但不知为何，我的身体已经对胰岛素产生了抵抗，这是患上2型糖尿病以及其他许多糟糕疾病的第一步。我的睾酮水平也低于同龄男性5个百分点。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虽然没有迫在眉睫，但肯定是长期的。我清楚地知道这条路会通向何方。早在20年前，我就曾给和我情况近似的人做过截肢手术。往近了说，我自己的家谱上也有很多40多岁就死于心血管疾病的男性。
在沙滩上的那一刻，我开始对“长寿”这个词产生了兴趣。那年我36岁，正处于人生的分水岭。随着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奥利维亚（Olivia）的出生，我也升级成了一名父亲。从我第一次抱着裹在白色襁褓中的她的那一刻起，我就爱上了她——我知道我的生活自此改变了。但我也很快意识到，我的各种风险因素和遗传问题可能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引起的早逝。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情况是完全可以纠正的。
随着对科学文献的深入研究，我很快就像以前学习做肿瘤手术一样痴迷于了解营养和代谢。我天生就是一个好奇心极强的人，于是我联系了这些领域的顶尖专家，说服他们在我求知的过程中给予一些指导。我想知道我是如何让自己陷入这种处境的，以及这对我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我需要想办法让自己回到正轨。
我的下一个任务是试图了解动脉粥样硬化或心脏病的本质和病因，这种疾病一直困扰着我父亲家族中的男性。他的两个兄弟不到50岁就死于心脏病，还有一个兄弟在60多岁时也因病去世了。从那以后，我就转向了一直让我着迷的癌症，然后是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最后，我又开始涉足快速发展的老年学领域——努力了解衰老过程本身的驱动因素以及如何减缓衰老过程。
也许我最大的收获是，现代医学并没有真正掌握何时以及如何治疗可能会杀死我们大多数人的慢性衰老疾病。其部分原因是每一种“骑士”疾病都非常复杂，它们更像是一种致病过程，而不是像普通感冒那样的急性疾病。令人惊讶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好消息。每种“骑士”疾病都是累积性的，是多种风险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叠加混合的产物。事实证明，在这些相同的个人风险因素中，有许多因素是相对容易减少甚至可以完全消除的。更妙的是，它们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或驱动因素，使其容易受到我们将在本书中讨论的一些相同战术和行为变化的影响。
医学的最大失败是试图在错误的时间节点治疗所有这些疾病——在它们根深蒂固之后，而非开始扎根之前。结果，我们忽略了重要的警告信号，在我们仍然有机会击退这些疾病、改善健康状况并有可能延长寿命的时候，错过了干预的机会。
举几个例子：
●虽然在“骑士”疾病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研究资金，但主流医学在关键问题上对其根本原因的认识却是大错特错的。针对每种疾病的源头和诱因，我们将探讨一些有前景的新理论，并提出可能有效的预防战略。
●你在年度体检时收到和讨论的传统胆固醇检测，以及其背后许多基本假设（例如“好”和“坏”胆固醇），都因为误导性和过于简单而毫无意义。它并没有告诉我们死于心脏病的实际风险有多大，我们也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阻止这个“杀手”。
●数百万人患有一种鲜为人知、诊断不足的肝脏疾病，这种疾病是2型糖尿病的潜在前兆。然而，处于这种代谢紊乱疾病早期的人，其血液检测结果往往显示的是在“正常”范围内。在当今这个不健康的社会，“正常”或“平均”并不等同于“最佳”。
●诱发2型糖尿病的代谢紊乱也会促进心脏病、癌症和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进程。解决身体代谢问题可以降低每一种“骑士”疾病的患病风险。
●几乎所有的“节食”都大同小异：它们可能对某些人有帮助，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却是无用的。我们不争论饮食问题，而是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营养生物化学上——你所摄入的营养物质是如何影响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的，以及如何利用数据和技术为你制定最佳的饮食方案。
●有一种宏量营养素更需要我们去关注，而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它不是碳水化合物，也不是脂肪，而是蛋白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蛋白质变得至关重要。
●运动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长寿药”。在帮助我们延长寿命、保护认知功能和身体机能方面，没有任何其他干预措施能起到如此大的作用。但大多数人做得还远远不够，而且锻炼方式不当可能会弊大于利。
●最后，我从惨痛的教训中认识到，如果我们忽视了情绪健康，那么努力追求身体健康和长寿是毫无意义的。情绪上的痛苦会在各个方面损害我们的健康，因而必须加以解决。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需要另一种关于长寿的书呢？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这个领域的大多数作家都属于某些特定的类别并有一些忠实信徒。他们坚持认为，如果你遵循他们的特定饮食（越严格越好）；或者以某种方式练习冥想；或者吃某种特定类型的超级食品
；或者适当保持“能量”，那么你就能避免死亡并获得永生。他们通常会用激情来弥补科学严谨性上的不足。
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确信科学很快就会找到消除衰老这一过程的方法，比如通过调整一些模糊的细胞通路；或者延长我们的端粒；或者“重新编程”我们的细胞，这样我们根本就无须衰老了。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这似乎是极不可能实现的，尽管科学确实使我们对衰老和“骑士”疾病的认识取得了巨大的飞跃。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但棘手的部分是如何将这些新知识应用到实际人群中，或者至少要有一些备用计划，以防这些高深的研究未能创造出长寿药物。
我是这么看待自己的角色的：我不是实验室科学家或临床研究员，而是帮助你理解与应用这些观点的翻译。这既需要对科学有透彻的理解，还需要一点艺术性，就像我们把莎士比亚的诗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一样。在准确把握词语含义（科学）的同时，还要捕捉到诗歌的基调、词语间的细微差别、思想情感和抑扬节奏（艺术）。同样，我的长寿方法也牢牢植根于科学，但要弄清楚如何以及何时将我们所学到的知识应用于作为患者的你的身上，也需要很强的艺术性，毕竟遗传基因、过往经历、生活习惯和个人目标都是因人而异的。
我相信，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知识来扭转乾坤。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的名字叫作《超越百岁：长寿的科学与艺术》（ Outlive ）。“Outlive”这个词的两种含义都是我想要表达的内容：活得更久和活得更好。与提托诺斯不同，你可以活得比预期寿命更长，享受更好的健康状态，从而活出更精彩的人生。
我的目标是为长寿实践创建一本可操作的指导手册，一本能助你延年益寿的指南。我希望可以让你相信，只要付出足够的时间和努力，就有可能将自己的寿命延长10年，健康寿命延长20年，这意味着你的身体机能也许可以达到小你20岁的人那样的状态。
但我并非要告诉你具体应该怎么做，而是要帮助你学会转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对我而言，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一个令人着魔的反复研究和不断迭代的过程，而它就始于卡特琳娜岛布满岩石的海岸边。
更广泛地说，长寿需要采用一种颠覆性的医学方法，一种将我们努力的方向转向预防慢性病和改善健康寿命的方法——要立即付诸行动，而不是等到疾病发作或我们的认知功能和身体机能已经下降之时。本书不是“预防”医学，而是一种主动医学。我相信，它不仅有可能改变个人的生活，而且有可能减少我们整个社会的痛苦。这种变化也并不来自医疗机构，因为只有当患者和医生提出需求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
只有改变对医学本身的态度，我们才能登上楼顶，阻止鸡蛋掉落。谁都不应该满足于在楼底跑来跑去，试图接住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