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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无缘见到阿尔伯特·萨宾博士。他是在1993年去世的，而我是在那之后才开始与萨宾疫苗研究所建立联系。萨宾疫苗研究所是一家设立在华盛顿特区的非营利性组织，致力于推进疫苗和疫苗科学的发展。虽然没见过萨宾博士，但20多年来我一直与研究所保持联系。我还在耶鲁大学任教时，就开始与该研究所有来往了。萨宾疫苗研究所原先坐落于康涅狄格州的新迦南，由商人H.R.谢伯德（H.R.Shepherd）创办。2000年，我来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担任微生物学系主任，萨宾研究所也随我一起迁至华盛顿。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任职的11年间，我继续与萨宾研究所保持联系，直到我搬至得克萨斯州的休斯顿。
在我担任萨宾疫苗研究所的所长期间，最喜欢做的事便是拜访萨宾博士的遗孀赫洛伊莎（Heloisa）。赫洛伊莎住在华盛顿特区的新墨西哥大道附近，离美国大学的校园不远。她出生于巴西，曾在里约热内卢的主流报社《巴西日报》（ Jornal do Brasil ）工作。在巴西的一场欢迎萨宾的招待会上，赫洛伊莎初遇萨宾。那时他们俩都已结束了上一段婚姻。在1972年，他们婚后不久，赫洛伊莎随萨宾移居以色列。当时，他正在著名的魏茨曼科学研究所担任所长。此后，他们又移居到了美国的华盛顿特区。
赫洛伊莎在新墨西哥大道的公寓就像是一个小型的疫苗合作博物馆。房子里展示了萨宾与克林顿总统、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Saint John Paul II）和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等名人的合影。她还有萨宾与苏联科学家们的照片，桌子和墙壁上陈列着数十个国家的奖章和纪念品。在她的公寓待过后，我们通常就会下楼到附近的餐厅吃午饭。我们会谈论萨宾的生活，谈论他为全世界儿童接种疫苗抗击脊髓灰质炎的坚定决心，以及很多与外国政府合作开展疫苗接种运动的复杂工作。赫洛伊莎讲述的萨宾在1980年访问巴西的故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萨宾公开批评了巴西联邦和地方的卫生官员对脊髓灰质炎疫情暴发的处理方式。最终，他计划帮助巴西开展全国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运动的提议遭到拒绝，萨宾失望地回到华盛顿。此间，关于巴西官员是否过于松懈或者萨宾的言辞是否过于激烈这一问题，众说纷纭，也可能二者兼而有之吧。萨宾以性格直率著称，并且行事追求卓越，这常常会让周围的人感到不舒服，但赫洛伊莎崇拜且尊敬他。她身材娇小，却魅力非凡。从她当时的照片中可以看得出，赫洛伊莎和阿尔伯特真可谓光芒四射的一对。赫洛伊莎总是称他为“我的阿尔伯特”。有几次，我们去阿灵顿国家公墓参观他的墓地，赫洛伊莎反复提及有一天她会与萨宾合葬。2016年，就在我即将离开萨宾疫苗研究所之时，将近百岁的赫洛伊莎与世长辞。目前，阿尔伯特·布鲁斯·萨宾的档案保存在辛辛那提大学。他曾在那所大学里进行了许多关于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开拓性研究。
萨宾是疫苗领域的领军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进行了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开发出了脊髓灰质炎疫苗和其他一些疫苗，还因为他是一名非官方的脊髓灰质炎大使。他访问过数十个国家，并游说最高级别的政府领导人，让他们认识到开展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运动的重要性。疫苗科学家的身份让他得以在20世纪60年代到过古巴，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到过苏联。在古巴和苏联的那些活动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通过秘密外交和科学合作计划，萨宾与苏联科学家合作，共同开发了一种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该疫苗采用了萨宾的脊髓灰质炎活病毒株，这是他此前在辛辛那提儿童医院研发的。随后，苏联大规模生产了这些病毒株，并在数百万苏联公民身上进行了测试。在20世纪60年代初，疫苗终于获得了许可，随后脊髓灰质炎这一疾病得到了根除。这些成就已成为黄金典范，展示了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科学家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为了推动科学进步而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去克服紧张的外交关系甚至武装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