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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德瓦尼亚讨论会
，参会的通常都是男性，他们经常在会上讨论一些商业或其他突出的社会问题。这类会议是中东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核心。而这天晚上我在沙特阿拉伯东部省份重要城市达曼也参与了此类讨论。达曼以油田和工业发达而闻名。和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达曼的食物也很美味，我经常能喝到有当地贝都因特色的浓茶和加了小豆蔻粉的阿拉伯咖啡。我也特别喜欢椰枣和各种蜜饯。
沙特人民是非常热情的东道主，能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感受到与众不同的热情氛围。然而在享受椰枣和咖啡之余，我依然能感受到一丝紧张的气氛，因为我还肩负着一项重要的任务。那是在2015年，我刚成为美国科学特使没几个月。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第一年前往埃及开罗后，国务院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共同设立了这一职位，旨在加强美国与穆斯林国家的关系。随后，国务卿希拉里将它发展成现在的形式。两位领导人都认识到了科学具有完善和改进外交政策的力量。
2014年底，我受邀担任美国科学特使，主要负责中东和北非地区。我被选中大概是因为我在疫苗学和疫苗开发科学方面的专长，以及我对该地区被忽视和新出现疾病的兴趣。那时，我也通过写作来推广“疫苗合作”，并因此出名。“疫苗合作”指的是利用各国间同步出现的科学技术和外交机遇，以联合研制和测试疫苗为首要目标，以促进健康、安全与和平的发展。我这么渴望能将疫苗合作纳入美国外交政策，是受到了已故的阿尔伯特·萨宾（Albert Sabin）博士的启发。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冷战高峰期，与苏联科学家联合研制了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
作为美国科学特使，我的首选目的地便是沙特阿拉伯王国，因为它不仅有亟需控制的疾病，还是该地区独特的地缘政治中心。沙特阿拉伯位于阿拉伯半岛的两个主要冲突地区之间——北部是伊拉克和叙利亚，南部是也门。2015年，战争和武装侵占摧毁了当地的卫生系统，进而中断了疫苗接种计划和昆虫病媒控制项目（针对的疾病有登革热、裂谷热和利什曼病等）。因此，阿拉伯半岛已成为传染病和热带病的新热点地区。气温升高和降雨模式的变化也导致了患病率的上升。沙特人自己也担心疾病蔓延到整个国家，因此我作为科学特使来到了沙特阿拉伯，和他们一起探讨疫苗的联合研制和其他应对措施。他们或许会与我本人的疫苗实验室或美国其他的实验室进行合作。
伊朗问题使得地区局势更加复杂。伊朗是什叶派伊斯兰教的中心，而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沙特阿拉伯是逊尼派穆斯林国家，二者视彼此为劲敌。紧张局势助长了阿拉伯半岛的冲突，尤其是在也门。伊朗问题还激化了沙特东部省份的动乱，该省是什叶派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我们召开德瓦尼亚讨论会时，沙特阿拉伯东部一什叶派圣地遭蒙面枪手袭击的事件才过去几个月。
因此可以想象，现在并不是我在沙特阿拉伯东部省份品味阿拉伯咖啡的最佳时机。此外，这也不是通过疫苗合作来解决两国间紧张局势的好契机。但另一方面，我又兴致勃勃，兴奋不已，毕竟我很难再拥有像这样完成疫苗合作使命的机会。那时，我就确信美沙关系并不像1957年斯普特尼克卫星
发射后的美苏关系那么僵，但萨宾博士在那时就能与苏联科学家合作研发脊髓灰质炎疫苗，我也想向他看齐。
就我而言，此次外交访问的分水岭出现在一位沙特高级官员安慰我的时候。他特别跟我提及特朗普的禁令，并说：“我们不太担心，因为禁令没有意义。我在爱荷华州立大学读完了博士，也曾和家人在爱荷华州的埃姆斯住了些年，我非常怀念那段时光。我也了解美国大部分民众的想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那时我意识到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和研究所是非常强大的国家重器，为国家带来了希望和前途。听完他的话，我给了他一个拥抱。一方面，这是缘于他的话缓解了紧张气氛，让我松了一口气；另一方面，因为他也增强了我的信心，即科学家和科学实力是强大国力的体现，我们必须向世界展现出来。
我在2015年和2016年多次访问沙特阿拉伯，这为后来一项重要的新型疫苗合作研究做了铺垫。参与合作的有我们在得克萨斯儿童医院的实验室、贝勒医学院和沙特国王大学。我们正在寻求更多的合作，合作对象可能包括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它被认为是沙特版麻省理工学院）。然而，沙特阿拉伯只是诸多国家中的一个，我目睹了各种疾病在许多国家卷土重来，其背后原因可能是战争或政治不稳定，也很可能是因为21世纪的其他突发事件。我将2015年定为传染病和热带病开始上升的基准时间，并通过本书来讲述新病的诞生或旧病的复发是如何由战争与冲突、政治的不稳定、气候变化等重要因素（诸如反科学论等）共同引起的，这是一场独特又奇妙的化学反应。此外，本书还介绍了疫苗合作如何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