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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现代历史，疫苗对全球公共卫生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其他所有生物技术。因为有了疫苗，天花得以根除，脊髓灰质炎在全球几乎绝迹，麻疹的死亡人数下降了90%以上，b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脑膜炎已不复存在。
我认为，疫苗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全球卫生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或特定的方面。疫苗合作输送大量的疫苗，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干预措施。其发起者通常是一个或多个联合国机构（最著名的有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或者是非政府发展组织。实例有非洲暴发霍乱和埃博拉期间的紧急疫苗接种，在巴西和哥伦比亚的委内瑞拉移民的麻疹疫苗接种运动，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东冲突地区的根除脊髓灰质炎运动等。疫苗合作的其他内容则与大流行病期间的疫苗获取有关，要努力确保抗流感疫苗的公平分配，特别是在疫情和大流行病的情况下。
疫苗合作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是需要至少两个及以上国家的科学家共同开发或改进新疫苗。疫苗科学和疫苗合作的领导者，与其说是联合国的机构或者非政府发展组织，不如说是那些真正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们可能来自对立的甚至有直接冲突的国家，但他们可以在同一研究组织中工作，或者能够在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外界压力下一起工作并参与合作，做到这一点尤为重要。美苏冷战期间有一段长达20年的往事充分诠释了什么是疫苗合作。它始于斯普特尼克卫星的成功发射，终于1977年天花的根除。作为美国科学特使，我与来自中东和北非国家的科学家们精诚合作，就是在复兴这种疫苗外交。
疫苗真的算得上是一种特殊的外交方式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特别是考虑到从20世纪起，疫苗已经挽救了数亿人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疫苗技术和疫苗普及代表了现代人类对战争和政治动荡最强有力的抗争。疫苗不仅是挽救生命的科技，也是减少人类痛苦的绝佳手段，更是促进国际和平繁荣的有力工具。它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