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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拜访赫洛伊莎过后，我都更加坚信：在现代社会中，疫苗合作一定会具有特殊地位。在2015年后，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疫苗合作。全球的传染病形势正在出人意料地恶化。由于战争冲突和社会动荡导致卫生基础设施崩溃，再加上其他21世纪的现代影响因素，那些曾经被认为正在消失甚至已经消失的传染病又卷土重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对国际关系发起了史无前例的大考验。要解决现有的和未来的传染病导致的公共卫生危机，我们就要将应对全球性传染病的科学能力与其他决定因素结合起来，这些因素包括贫困、战争、政治不稳定、人口迁移、城市化和反科学思潮等新出现的社会和自然因素。相应地，面对这样的困境，需要创新方法，综合运用生物医学和包括政治科学与外交政策在内的社会科学。
我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了两年的美国科学特使。这段经历让我开始意识到，要想解决与建立跨国疫苗基础设施相关的问题，必须要了解生物医学科学、疫苗学，但有时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尤其是像中东那样复杂的情况：那里的部落争斗和逊尼派-什叶派的争斗由来已久。这一直是跨国疫苗基础设施建设的障碍，而且障碍常常是以各种有趣且出乎意料的方式出现。显然，要研制疫苗、扩大疫苗覆盖面以及应对被忽视的热带病，就需要具备各种新知识，包括与外交相关的技能。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能与20世纪60年代萨宾在古巴和苏联取得的成就有些相似（好吧，巴西也许是个例外！），但现在的范围更加大，科学家和其他人员都要包括在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提出了一个新的疫苗合作框架，将政治学、哲学和外交政策与生命科学技术领域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发明——疫苗相结合。
在描述和定义疫苗合作之前，我认为，首先要更全面地理解全球卫生在总体上是如何与国际关系和解决大规模疾病相联系的。有人可能会说，一切始于14世纪，在那时出现了隔离检疫的前身。当时，人们通过法律措施防止源自小亚细亚的鼠疫进入克罗地亚亚得里亚海岸的杜布罗夫尼克；这种联系也可能始于更晚的19世纪50年代，当时欧洲正在举行国际卫生大会，以防止霍乱、鼠疫和其他全球性流行的传染病的传播。到了20世纪初，国际公共卫生办公室在巴黎成立，此外还出现了国际联盟的卫生组织。与此同时，西半球的国家还成立了美洲国家国际卫生局，后来更名为泛美卫生组织（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在美洲的区域办事处。而世界卫生组织本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联合国的成立才诞生的。1948年4月7日，世界卫生组织颁布其章程，后来每年的4月7日被指定为世界卫生日。近20年后，世界卫生组织开始通过全球疫苗接种运动来消灭天花。
联合国颁布千年发展目标后，全球卫生外交急剧加速。首先是在2005年，一项《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IHR）修订完成了，接着是在2007年，7个国家的卫生部部长通过《奥斯陆部长级宣言》（Oslo Ministerial Declaration）将全球卫生与外交政策联系起来。《国际卫生条例》，也被称为《国际卫生条例（2005）》，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所有成员之间的一项协议，关注全球卫生安全，特别针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检测和评估，以及国家入境处（如港口和机场）的疾病控制工作的强化。促成《国际卫生条例（2005）》修订的一个关键因素是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的大流行。那次大流行造成了8000多人感染，死亡率约为10%，它还严重影响了中国香港和加拿大多伦多的经济。这一致命流行病的破坏力给人类敲响了警钟。2019年，埃博拉疫情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暴发后，这些防疫措施又得到了加强，并在下一年用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在这种情况下，我在耶鲁大学的同事伊洛娜·基克布施（Ilona Kickbusch）将全球卫生外交定义为“一种全球卫生治理体系”；而我在乔治城大学的同事兼从前的学生丽贝卡·卡茨（Rebecca Katz）则提供了一个操作性定义。她将其看作是一个包含国家间协议的框架体系，譬如《国际卫生条例（2005）》，或是与联合国国际组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等之间的公认的国际伙伴关系，又或是与盖茨基金会或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全球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