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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
● 曾获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发现新事物需要巨大的情感能量。”
我简单解释一下：我父亲是一名律师。法学是一门用语言作为工具进行讨论的学科，因此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讨论了很多他感兴趣的东西，例如自然科学和电子学。我们必须在深思熟虑后提出清晰、有说服力的论据。但是我的妻子安妮塔（Anita）不喜欢我们在吃晚饭的时候讨论这些东西，她更喜欢安静、友好的餐桌氛围。事实上，很多理论物理学家都来自律师之家，因为物理学家和律师的思维过程是相似的。西方法律和科学一样，都是以宗教法则为基础。西方文化中有这样一种观念，说的是可以通过矛盾与冲突来发现某种真相。在法庭上，人们通过争辩来查明真相。科学体系的运作方式也是如此：我们在公众面前提出我们的想法，然后针对批评意见为我们的想法进行辩护，以剔除想法中与事实不符的元素。
的确很激烈，科学家为真相、金钱和他人的认可而相互竞争。声誉有它自身的价值，所以科研通常也有很高的货币价值，这是一种外部竞争。
是的，而且我大多数时候确实很内向。我曾在赫尔辛基（Helsinki）的一次讲座中说过：“当我还是个高中生的时候，我做过炸药。现在，如果我承认做过这件事，我可能会因为涉恐而惹上麻烦，但你们中有多少人在学生时代碰过炸药呢？”所有人居然都举起了手！我喜欢一个人待着，思考与科学有关的问题。我的爱好是写作和作曲，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也喜欢单独一个人。我工作的时候，很享受自己一个人花几个小时把问题想清楚的感觉。
现在回想起来，我反倒很高兴，因为这件事给我带来了一连串的好结果。我最后去了伯克利，去了那所对我来说最完美的大学，那里无拘无束，充满自由。在斯坦福大学或普林斯顿大学这样的地方，沉浸在幼稚荒谬的想法中是不太可能的。多亏了我在伯克利的经历，我最终成了一名科学家。起初我想成为一名工程师，但后来我被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顶尖的物理学吸引，于是我换了专业。我父亲吓坏了，他说：“你永远都找不到工作。”不过，最终一切顺利，我找到了工作。
在尼克松总统施行的征兵抽签制度下，您被征召入伍。
我的签号是19，和我当时的年龄一样。在我的研究领域有这样的说法：30岁之前做的都是最好的工作，30岁一过年纪就太大了，很多工作不适合做。但我是一个守法的人，我没有逃避入伍服役的义务，我遵守了法律的规定。后来我去了德国的施瓦本地区服兵役。
我得上交我的衣服，把头发剪短，军队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规定的，目的是抹除以前的旧身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听从命令的新身份。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倒退：我从一个重视生活艺术美感的自由社会到了一个持有核导弹、奉行冷战制度的部队里，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地方，核战争令我心生厌恶。
这次经历让我更好地了解了和我同龄的同胞们，也让我对欧洲有了基本的了解，因为我所在的地方离欧洲最远。我们是世界的一道后门，并不了解这个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次非常好的经历。
我不这么认为，科学发现产生的速度只与经济有关。我们要找的是最优秀的人，而他们往往来自其他国家，但涉及不同的国家就会出现种族问题和签证问题。
我跟大部分人不一样，我不怎么担心这个问题。当然，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关注它。中国有着非凡的技术发明史，例如纸和黑火药都是中国的发明。最近，中国也取得了一些技术成就：中国的太阳能电池制造商已经击败了世界各地的竞争对手。中国的闪存也发展得很快。21世纪初，我在中国的时候，他们将闪存生产地从韩国迁到了中国。科学是国际性的，每当我们有所发现，我们就会将其公之于众，科学是没有秘密的。亚洲企业往往建立在成功的西方商业模式基础之上。他们研究西方的模范企业，从中学习。
我想每个人都有过这种体验：我们全情投入地去做一件事，如果这件事没有做成，我们就会责怪别人。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科学是一种社会性质的事务，它由委员会进行管理。一般来说，科学与经济结成的联盟都不神圣。
◆“这对获奖者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展示自我的经历，但对我的另一半来说却并非如此。”
我与哥伦比亚大学的霍斯特·施托默（Horst Störmer）、普林斯顿大学的崔琦（Daniel Tsui）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我是一个理论家，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现，我只是把事实记录下来。我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时候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克劳斯·冯·克利青（Klaus von Klitzing）的实验测量了一个基本常数，即电子电荷。我离开贝尔实验室以后，施托默和崔琦写信告诉我，他们做了新的实验，发现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这在物理学里原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崔琦坚信这个实验中的电子肯定以某种方式“变成分数”了，但贝尔实验室的管理层对他进行审查之后，不允许他写这个问题，因为目前还没有针对这个问题的物理学解释。
可以说，这个实验是他们拱手让给我的。我的工作是记录下电子在磁场中产生的物理现象，以及电子表现出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的方式。我根据自己的记录提出了一个方程式，这个方程式一共包含14个符号，一提到这个方程式，大家只记得它有14个符号。这件事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我们在创造一些事物的时候，应该怎么简单怎么来，这样别人才能记住它。当时我32岁，我知道这个方程式会“活得”比我久，它会一直流传下去。
完全没有。我当时非常自豪，虽然现在也很自豪，但我并不用诺贝尔奖来定义自己。这对获奖者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展示自我的经历，但对我的另一半来说并非如此，而这则是我优先考虑的问题。比起我在科学界的声誉，我更关心我的家庭。获得诺贝尔奖后最大的问题是：我下一步该做什么？从那时起，我的主要工作是研发储能系统，这是个烫手山芋，因为它涉及商业买卖和大量资金，但诺贝尔奖帮了我很大的忙。
没有。主要是因为我有一桩幸福的婚姻，我的妻子安妮塔（Anita）是个天使，是她给了我勇气和自信。她不让我过度工作，花太多时间在电脑前，她没有让我变得太内向。我尽量听她的话，否则我就会遇到麻烦。
这是因为我比我的大多数同行更了解经济。我想成为一个理智的人，而理智与能言善辩、与政治势必不可兼得。各国关于能源的辩论都是空话连篇，基本上是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根据我的经验，只要涉及钱，人们就很擅长编造各种理由，证明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即使事实并非如此。能源和金钱有关。我喜欢数字，能让混乱的政治讨论变得井然有序的方法之一是讨论数字而非讨论概念。
然而，我被人误会了。出版社的编辑删除了我书中关于地球年龄的章节，将其单独出版。右翼政党则滥用这个章节的内容来证明我这个诺贝尔奖得主不相信气候变化的事实。其实我非常担心气候变化问题，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将我的研究课题转向能源。
开发能够提供廉价非化石能源的技术，做不到这一点的话，花再多时间立法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立法者无法废除物理规律和经济规律。根本问题就在于，燃烧能源物质有利于提高国内生产总值。每个人都不想对地球造成伤害，但如果我这样做而别人不这样做，我就会变得更穷。各国政府都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迟迟不肯做出决定。金钱统治着世界，穷人不想一直穷下去，所以他们会燃烧更多的能源物质，那么我们面临的技术问题则是如何在不破坏大气层的前提下燃烧能源物质。
我的意思是，我是一个理论家，我产出的是智力活动的产物，我让这些产物变得更有价值，并且我会在以前没有价值的地方创造价值。
擅长学科学的人生来就是如此，他们有多种与生俱来的才能，这些才能让他们变得与众不同。他们能成为科学家是因为他们喜欢科学并且擅长科学。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被问及斯坦福大学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他的回答是：“应该允许更多的书呆子进来。”多才多艺的学生往往很聪明，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经济价值大过科学价值。我们希望我们的实验室有大器晚成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暂时还没有这种意识。
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应该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并做出自己的职业选择。
性别歧视在科学界随处可见，尤其在物理学领域，某种程度上性别歧视已经成了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给女性机会，让她们更容易升迁发迹。反过来，女性也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她们要征服一个由男性主导的领域。我们想帮她们做到这一点，但这就像试着去改变一个国家的文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文化就意味着抗争，而女性不想被当成抗争者，因为她们的本性不是这样的。
无穷无尽的职业障碍。发现新事物需要巨大的情感能量。如果我们对某些事物感兴趣，就必须愿意为之流血流泪，这需要极大的毅力，因为失败乃家常便饭。有人会认输，认为“哦，我是个无能的人”，但没有人能一蹴而就，就拿我来说，我的成功率不到10%。
逆境造就一个人。我原本有两个儿子，两年前，我失去了其中一个，他死于胰腺炎。我们把他的骨灰撒在了金门大桥旁的海里，我希望自己死后也是这样。数十亿人都需要一块坟地，我为什么要占用其中一块呢？
事情本不该如此，父母本应该死在孩子前面。对父母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最重要的投资失败了，这有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惨痛的失败。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创伤，但我经常会想起我的儿子。我一次又一次地反省我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这种厄运降临到他身上，但我们是肉体凡胎，如果我们的身体罢工，那所有的理论都无关紧要了。人必须向前看，投入新任务，完成任务，取得成果。如果这种惨痛的失败打不垮我们，那就会让我们更强大。当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更坚强。
十分之一，甚至是七分之一。我一直在思考新事物，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希望我的另一个儿子继续努力，有更高的追求。如果一个人没有几个经历过失败的伟大想法，那就说明这个人还不够努力。有创造力的生活要靠精力和意志力实现，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具备这些品质。
我想把我的基因传下去，恰好我前不久抱孙子了。我不想造成任何伤害，我想留下对他人有用的东西。就算没有人记得我，我也不在乎，但如果我创造的东西对后人有用，那才真的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