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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北京部冰川学教授
◆“世界在改变，为此我们得做好准备。”
我的父母都是工人，他们在大坝上工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竭力开发西部地区，这些大坝就是在那时候建成的。
当时，中国的教育体制，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教育体制很不完善。我父亲上了小学，但他是家里的长子，家里人不让他继续上中学。我母亲则是文盲。
我在村子附近的一所小学上学。之后不到一个星期，我就上了当地最好的初中，我每周只有周六会回家一次。
当时，已经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必须去农村工作，这意味着给我上课的都是来自北京和其他城市的高素质教师，这让我受益匪浅。
这个问题问得好！1978年，我在青藏高原看到了冰川，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冰川，当时我还在上大学。我们的任务是找到长江的主要源头，它发源于冰川。我们想找到为长江供水的冰川的确切位置。在寻找过程中，我被冰原摄人心魄的美景所打动，当下就决定学习冰川学。
1977年以前，中国科学是闭塞的，我们能读到的国外论文屈指可数。幸运的是，我在冰川冻土研究所的导师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邀请外国科学家来做客座教授。我后来很幸运有了出国留学的机会。我得在留法读博士后和留美深造之间做出选择。如果去法国，我可以与顶级研究员就冰芯研究展开密切合作；如果去美国，我还能提高一下我的英语水平。我和研究所的教授们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他们说：“去法国吧，那里的科研很先进，英语能力以后再提升也不迟。”
◆“凡事总有两面性，风险与机遇总是并存的。”
对我来说，这5年非常重要，是一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出国之前，我们必须通过教育部的各种考试，还要由某个研究所提名。我是第一个被提名攻读冰川学博士后的硕士生，出国留学拓宽了我的知识面。当时，法国实验室是世界上地位最高的冰芯研究机构。我在那里学到了研究冰芯和解答科学问题的新方法。后来去美国深造也是如此。
我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知识，把它们带回中国，为此我拼命工作。法国人周末一般休息不工作，但我几乎昼夜不停地工作，就连周末也不休息。
我们在法国和美国都讨论过如何在青藏高原开展冰川研究工作的问题。在美国，我们决定启动一个研究西藏冰芯的项目，并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出了申请。我也因此开始与俄亥俄州立大学伯德极地研究中心的地球科学教授兼研究员朗尼·汤普森（Lonnie Thompson）合作。直到今天，我仍然和他一起工作。
从1978年我第一次到访青藏高原开始，我们已经在高原地区工作整整40年了。在这40年里，气候变化对高原的冰川、湖泊、河流和整个生态系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三极地区”
气候变暖的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出现了冰崩现象，损坏了道路、桥梁和村庄，甚至造成了人员伤亡。冰崩的移动速度高达每小时100千米，遇上冰崩，所有人都束手无策。例如，3年前的一场冰崩就让很多人命丧黄泉。
来自德国、美国和中国等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共同达成了“第三极环境计划”。世界各国都应该采取行动，减少碳足迹，但即便这样做也还是不够，因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实在太多了。因此，我们必须告诉所有人，让他们做好准备面对可能产生的后果。
我一直都很乐观。凡事总有两面性，风险与机遇总是并存的。例如，全球气候变暖让第三极地区的天气变得更潮湿、更温暖，作物栽培期也因此延长了15天。我刚刚从青藏高原回来，看到曾经光秃秃的山现在都长满了草。
中国曾经是一个贫穷的国家，那时我们只能在外国科学家的扶持下做我们的研究工作。可如今，中国政府非常关心环境保护问题，对西藏地区的研究投入了大量资金。习近平主席要求对青藏高原的环境进行研究，现在中国科学技术部正拨款28亿元人民币（合3.57亿欧元）用于此项研究，这是一笔巨款，所以我们必须仔细斟酌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怎样才能获得最好的研究成果。所有在高原地区进行研究的中国研究员都参与了这个项目，该项目也面向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欢迎他们的参与。例如，我们正在德国举办一场专题研讨会，讨论我们未来的挑战和计划。
有些小冰川很快就会消失，但大冰川还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根据我们的预测，2050年或2060年会出现一个转折点，到那时冰川会逐渐减少。总的来说，会有越来越多的冰川融化，河流中的水会越来越多。
到2090年，只在极少数地区才能见到冰川的影子了。
世界在改变，为此我们得做好准备。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危险的地方就有机会。
我很忙，因为搞科研有很多事情要做，特别是我们现在正在做新的研究项目，更忙不过来。我只要每天晚上睡足5个小时，就没什么问题。如果我能睡够6个小时，那我精力就会更充沛。
其实我女儿学的是电气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后来她又接触了地理信息系统，接着又转到了遥感领域。她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很简单，我的梦想是能够永远在青藏高原上工作。我每年要去那里七八次，我希望可以继续探索这个地区，研究这里的冰川和不断变化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