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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大学医学系细胞生物学教授
◆“我把科学放在第一位，它主宰着我的生活。”
可能两者皆有吧。我父亲是民主德国非常有名的生物化学家，也是生物化学协会的主席。我哥哥是一名数学家，取得的成就比我父亲还多，我要证明自己，就必须比他更努力。我从我父母身上获益良多。我父亲是我唯一真正的老师，在他这里“上学”很辛苦，但收获颇丰。我决定成为一名生物化学家的时候，他正在担任生物化学研究所的所长，我就是在那里读的博士。这种体验的确很特别，但不见得是一种优势。
我会定期给他看我发表的文章，每当我拿到他看过的文章，我总是备受打击：我写的所有东西都被他划掉了，一片通红，改后的文章没有一句话是我写的。每次我们改文章都要花好几个小时，最后他总会说，其实我的文章只需要修改一些细节就行了，在某种程度上，他这句话又帮我重拾了信心。我现在写论文的时候发现他以前教我的东西很有用，他告诉我写文章应该短小精悍。我父亲是个非常专制的人，想要反驳他很难，只有那些成功说服他的人才能被他认可和接受，从他身上我学会了要坚持自己的立场。
我看到生物化学领域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就算我和我父亲有时会一起工作，我也不会和他做完全一样的事情，我很早就明白这一点。我也知道，一开始很多人认为是他提携了我，但我会向这些人证明，光靠自己的力量我也能做成很多事。
的确有过这样的时候。我父亲研制出了第一种血液保存液，我希望我研究出来的东西也能被简单易懂地解释给所有人听。虽然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竞争的人，但我只和同龄人竞争，我从没把我父亲当成我的竞争对手，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父亲，地位比我高太多了。我父亲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所以他总是很好奇为什么我能在一个领域工作这么多年，而且研究得这么深。
◆“我父亲是我唯一真正的老师，在他这里‘上学’很辛苦，但收获颇丰。”
我的同事有过这样的亲身体验：我和他们商量好要做一个实验，然而才过了一天，我就问他们要实验结果。我等结果的时候总是很不耐烦，但速度快其实并不是科研最重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一直正确地思考科学问题。和以前一样，我晚上会醒过来，再也睡不着，因为我会思考要解决某个问题我能做些什么。我不得不说，我是为科学而生的。我整天都待在实验室里工作，而且我最喜欢周末工作，因为我觉得周末是最安静的时候。
我那时还年轻，每次实验失败我都备受打击，情绪出现波动，经常郁闷消沉。我从我母亲那里得知，我父亲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期，但他从未表露出来。刚开始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犯了一些最基本的错误，我觉得我真是太蠢了。之后的某个星期天，我父亲在研究所向我示范了如何在最短时间内找到错误。我得思考哪些参数是可变的，然后一个一个地排除可能的错误来源。此外，我还学到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教授和学生待在一起，不能表现得太傲慢，我们还得经常提问题。如果我们只是坐在办公室里，每天都不和现场的实验人员交谈，不去仔细跟踪实验，那我们就没有机会取得任何科学成果。每个人都在寻找新的东西，而要真正有所发现，就需要创造力和打破常规的思维能力，而这正是我的强项。我已经多次成功推动了新想法的实施，即使到了晚年，我仍然有干大事的雄心壮志。
是的，这就是我的家庭生活写照。我母亲总是敦促我们这几个孩子做科学研究。我不知道她当时在想什么，但她肯定希望我的生活充满科学性。在我给蓝色小石子上色的时候，她对我说：“你得给它做个标记，贴上标签，然后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你的记录表必须做得像模像样，因为实验室里那些人就是这样做的。”
她去世的时候104岁。在过去的两年里，我确实每天都会给她打电话。两年前，每隔一段时间我才会给她打个电话，但我每次都会和她聊很久，她知道我实验室里发生的所有事情。她是世界上好奇心最强的人。你很难想象，她对任何事情都感兴趣，无论是政治、科学还是文化，没有她不感兴趣的事情。
我把科学放在第一位，它主宰着我的生活。家庭对我来说固然重要，但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以前，我和我妻子一起做过一次实验，才过了两个小时，她就很生气，因为我每隔几分钟就去问她这个做了没，那个做了没。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一起做过实验。她一直都很独立，她以前也经常在实验室里工作，还教了很多年书。当她65岁不得不放弃教学工作时，她开始全心全意地学习艺术史。
完全不同。两德统一后，我的工作条件发生了剧变。民主德国还在的时候，我们几乎没钱做研究，与联邦德国那边的交流也很有限，搞科研并不容易。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民主德国是封闭起来的，几乎所有优秀的学生都留在了国内，很多学生最后都到了我门下，这真是个天大的好处。我带着我的8个学生去了波士顿。我们受到了热烈欢迎，想要重新站稳脚跟并不难，但美国和德国最大的区别是：在柏林我算得上是明星科学家，而在美国我只是众多优秀人才中的一个，但我知道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这里是科学的天堂，我可以和很多了不起的同行进行交流。
◆“美国的审查制度非常严格，人们有可能会被无情地踢出局。”
这个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我的家突然就不完整了。我头两个孩子在德国上大学，他们就留在了德国。我女儿当时15岁，和我们一起来了美国，但她17岁就回德国了。我对我妻子撒了个小谎，她跟我开的条件是要在我的实验室里工作，否则她就不和我一起去美国。我答应了她，但我并不想这样做，因为如果她在我的实验室里工作，那其他同事就会有顾虑，不能和我畅所欲言，所以我告诉她，她得先学些技术，然后我把她交给了我一个同事。我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希望她能留在我同事的实验室里，结果也确实如我所愿。只不过一直以来都有个问题，那就是我得飞回德国看望我的家人。但就搞科研而言，搬到美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两德统一后，我空有教授头衔，却没有教授职位。我不得不重新申请教授职位，但是两次都遭到了拒绝。我很沮丧，甚至怀疑我自己还能不能找到工作。后来我鬼使神差般地进了哈佛大学。在我看来，美国的制度比德国制度更实在、更严苛。在德国，一旦你做成了某件事，就可以一直躺到退休。而美国的审查制度非常严格，人们有可能会被无情地踢出局。作为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我已经71岁了，前不久我刚接受了一次审查。
老实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两个团队同时做出某种发现的情况很常见，3个月内，这种事情我已经碰到过两次了。我极其反对对所有事情都守口如瓶。我团队的人都了解我，他们告诉我的有些事情，下一秒全世界都知道了。我没有秘密，这样做的好处是其他科学家也会告诉我很多事情，所以最近两次我遇到的竞争对手都把他们做的实验告诉了我。在德国，我发现那些甚至不在同一领域工作的科学家之间也经常会有竞争，而在美国，我能感受到更多的团队精神和大家对同行获得成功的喜悦之情。
我的实验室一共有13名成员，虽然人数相对较少，但我们正在研究5个不同的课题。第1个课题是研究蛋白质在细胞中产生并嵌入细胞膜的过程。第2个课题是研究第1个课题的逆过程，即蛋白质不能正常折叠时，它们是如何被降解的。第3个课题是研究细胞器（即细胞内的亚结构）形态特征形成的过程。第4个课题是研究蛋白质进入过氧化物酶体（一种细胞器）的过程。如果儿童体内的蛋白质不能正常进入这种细胞器，那儿童就会患致命疾病。我们在想，这些蛋白质是怎么进入细胞器的呢？因为蛋白质只有在折叠状态下才能穿过细胞器膜。第5个课题与呼吸问题有关。当我们呼吸时，肺部不断收缩和扩张，为了实现肺部扩张，肺部细胞必须含有可以减少表面张力的蛋白质，这项研究的结果有可能会得到实际应用。早产儿通常需要借助雾化器进行呼吸，直到他们自己可以产生肺表面活性物质。我们认为目前所使用的雾化吸入药物药效并不好，我们正在努力改进，这一研究对肺部遭受过严重损害的成年人可能也有重要意义。
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职业就是科学家。我每天都可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和我的同事交流想法时考虑的是整个世界。我想告诉大学生们：如果你们感觉到了自己内心的召唤，感受到了你们内在的激情，那就去做科研吧，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如果大学生们找到了自己热爱的领域，就应该全神贯注，不要回头。高级职位和金钱是次要的，只要他们全身心投入科研事业，这些东西自然就会来的。我也很想帮这些年轻人一把，如果我带的博士后做得比我还好，我真的会很高兴。
我来自一个科学之家，比大多数人更早知道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可以说，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父母就向我灌输科学知识了。我哥哥以前说过，我们早在孩童时期就知道什么是系主任了。但我父母对我们的影响并不仅限于科学方面，我们从小还得学艺术。我父母很重视音乐课，所以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解歌剧了。我和我哥哥可以不看谱，把《魔笛》所有的咏叹调唱出来，现在的我依然可以做到这一点。我是一个狂热的音乐会和歌剧爱好者，以前在柏林是这样，现在在波士顿还是这样，有时我会连续3天去听音乐会。
美国现在已经成了我的家，我最好的朋友都在这里，但德国也是我的家。现在我的德语也比英语说得更流利。
我不抱任何幻想。科学界与艺术界不同，在科学界，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莫扎特写的东西永远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来，但如果我什么都没有发现，别人总能发现点什么。我就把这当作一种自我安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只为科学这座宏伟的大厦贡献了一砖一瓦。到最后，除了少数几个人的名字外，其他人都会被遗忘。如果我的某句话能够留在教科书里就已经很好了，何况我现在留下的远不止是一句话。
世界需要更多的理性，因此我们必须普及科学，让科学成为人类实现公平正义、终结贫困、获取世界和平的准则。我们需要对那些过得不太好的人有更多的同情心。即使是一家人，彼此和谐相处也并非易事，换作不同的国家就更难了。因此，要想实现世界和平，需要各方竭尽全力。
◆“我不抱任何幻想。科学界与艺术界不同，在科学界，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