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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重大转折，其主要特征是，五四的学者在接受西方科学文明的基础上，希图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以改造文化、革新传统为手段，追求中华民族国家的富强。在中外文明的交流史上，这一新文化运动显示了中国人在吸收、消化外界文化方面的高度热忱，为晚清以来所未曾见。当时这一种热忱，基本被投注于西方文化。甲午战后年轻中国人被日本迅速崛起所激起的浓厚兴趣，由于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中国领土的侵占野心，可以说已经全面消退。五四运动的当天，学生们高喊“还我青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焚烧了亲日派曹汝霖的房子，即是一例证。有趣的是，日本之所以能在凡尔赛会议上对中国提出接收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无疑是得到了西方强权的首肯。而日本的帝国主义做法，也显然是效法西方强国。但是，这些似乎都没有影响当时中国年轻人对西方文化、科学的热情向往。
五四青年对西方文化的憧憬，可以说是兼容并蓄，从古典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他们都表示出很大的兴趣。于是，五四运动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在中国大陆得到推崇。而1949年后退居台湾的国民党，对如何纪念五四运动则常常举棋不定、欲言又止。在台湾，当时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中，对五四运动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的人不在少数。比如“新儒家”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人1958年在香港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宣言，就代表了这一立场。他们基于复兴中国儒家文化的立场，呼吁对五四以来中外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做深刻反省。这一反省，自然也包括了对五四时期学习西方的批评。大陆开放以来，学界逐渐对“新儒家”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对他们所持的复兴中国文化的立场，也开始表现出某种同情。这些变化，对我们重新考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及其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
本文想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外文化交流及其内涵做一探讨。笔者并无意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提倡中国文化对外开放方面的贡献和影响。相反，本文试图在肯定这一前提之下，对五四时期中外、中西文化交融的状况，从史学革新的角度做一个比较细致的观察，以求获得一些新的认识，从而对中华文明如何在新的世纪与世界其他文明进行交流和融和，提出一些启发性的建议。
中国文明不但以历史悠久闻名于世，其史学传统的长久、丰富也同样著名。中国人对自身文明的自豪感，来自这一历史感。而这一历史感的形成，与中国的史学传统大有关系。从其起源来看，中国史学传统的建立，与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不无联系。从历史感的诞生来看，结绳记事是一种近乎自然的心理发展。但古代中国人的记事，包括了人类与自然界的重大事件，与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有关。虽然现存的《春秋》只有一部，而其还残缺不全，但从中我们也可看出这种思维方式对历史著述的影响。在《春秋》中，自然界的变化是人类历史变化发展的框架。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化代表了基本的时间观念，为历史记载提供了方便。
这一时间观念以其循环往复为特征，因此也影响了古代中国的历史观。孟子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就是循环史观的一个例证。如果说《春秋》中确实隐含有孔子的“三世说”——衰乱、升平与太平——那么这一“三世说”也同样以循环史观为基础。孔子的“信而好古”自然反映了他对古代的向往，但这种向往还是有一种循环论的前提，即希望美好理想的过去会在将来重新回来。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循环论的历史观念，非但促使古代中国人不断依照时间的顺序往返记载历史，而且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全面的、长久的历史认识。这一认识同时包含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三个方面。如果以《春秋》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是“结绳记事”的一种文字形式，那么这种“结绳记事”远远不是仅仅出于一种对现实、现世的关心，而是体现了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思维勾画。
有了对《春秋》等史书这样一种历史哲学的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由来。自然，司马迁本人有其高远的理想，但他的“究天人之际”，还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的。他本人对孔子的推崇就是一例。虽然这么说，司马迁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表明他的理想追求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他的《史记》中的“史”，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不仅可以被认作是复数的，也可以是一以贯之的单数，取决于我们把《史记》放在什么样的尺度来评价。但无论怎么看待，《史记》所体现的是古代中国的一种复杂的历史思维，既有时间的深度，又有空间的跨度。
自司马迁以来，中国史学不但改变了记述的形式——从编年改到纪传，而且也变得愈来愈政治化，因此史学的范围逐步狭窄，以朝代的兴亡为主题。但是，从史学观念来看，中国史学仍然保持着广阔的幅度、长远的眼光。中国史家之记述朝代的兴亡，已经自然有过去与现在的两个方面：他们所记录的是前代的、过去的历史，但这一记载有现在的因素，因为是现在的人在进行这一记载的活动。更重要的是，史家记载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将来，即为了维持和延长当朝政权的统治。于是，一部朝代史，在时间上包含了过去、现在与将来，尽管它记载的只是一个朝代的历史。
这种以过去为资鉴、即“以古鉴今”的历史观念，在东汉以后的年代里，也表现在所谓“正统论”的讨论中。“正统论”讨论的中心是如何确定王朝更替的正统性。这一问题在东汉灭亡以后，显得十分尖锐。但史家之所以对这一问题如此关心，还是出于一种对将来的考虑，即如何在中国的历史中，找到一个一以贯之的沿革传统。这种重塑传统、追求正统的做法，到了唐朝的韩愈，则被用来总结儒学，即所谓“道统”的沿革变化，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但这种重塑传统的需求正是因为历史的断裂而产生的。从东汉到隋唐、从隋唐到北宋以及南宋，都有不同长短的分裂期。这种分离时期的存在，使得史家更为注意“正统”，即过去与将来之间的联系。为了建立这种联系，史家就必须根据需要重写历史，以便更好地表述历史的演变。宋代欧阳修的“新”史，就是一个很重要和明显的例子。欧阳修新修的历史，不但是在重塑过去，而且是在构造现在和将来。唐宋以来，由于文化传统的剧烈变动，这种对历史加以重新整理提出新解的举动并不少见。“三通”（唐朝杜佑的《通典》、宋朝郑樵的《通志》、元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的写作，乃至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表现了这样的企图。这种对通史的热心，虽然上承司马迁，但也与中国的历史思维传统十分契合。因此这些著作都得到不少好评。
到了明清两代文网日密，史家著史往往招致杀身之祸，因此到了清代，便盛行考史、评史，在考评中抒发己见，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虽然清代的考据家以考证为业，但其实他们仍然具有“通史”的眼光，如清代三位历史大考据家王鸣盛、钱大昕和赵翼的作品，都没有局限在一两部朝代史，而是企图评论许多部“正史”，以求对以往的历史有一种通盘的了解。他们的评注，也往往掺杂了对历史变动所做的解释，不仅是一种文字上的订正而已。
既然中国的史学传统中有如此悠久的思维传统，因此到了19世纪，当中国面临危机的时候，史家自然又承担起重修历史、重塑传统的任务。在起初，魏源、徐继畬、梁廷楠等人的著作，只是想“开眼看世界”，将明代中期中国闭关以来所产生的剧烈变化告知国人。他们的著作，为重修历史建立了必要性，也为政治上的变法提供了理论论证。甲午战败的惨痛，使得人们更加认识到变化的必要和必然，因此许多青年人去了日本，他们寻找的不但是西方成功的秘密，而且是“西化”成功的秘密。他们的日本之行，为中国史学的革新提供了便利的样板。日本史家不仅用“新式”手段写作历史，而且写了“新式”的中国历史。那珂通世（Naka Michiyo）《支那通史》的流行就是一例。梁启超的《新史学》，也直接受到了浮田和民的启发，而《国粹学报》的“国粹”两字，则是日语的直接借用。既有重修历史的悠久传统，又有东洋近邻提供便利的样板，加上那时的人视“西化”为富强之道的认识，中国史学在20世纪初年的大幅革新，因此就顺理成章。
应该注意的是，这一史学的革新，虽然有现实的考虑、外界的影响，但还是得益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们在前节不厌其烦地将中国以往的史学传统加以分析，正是为了让读者更为清晰地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旧两重性。既然我们已经在上面对传统做了比较详尽的描述，我们现在就来着重看一下“新”的方面。
20世纪初年史学革新的首要特征，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梁启超在1902年写作《新史学》，在起首便强调史学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说：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这里，梁启超不仅指出史学研究能增强爱国心，强化民族主义，而且以欧洲为例，认为民族主义能帮助文明的进化。有意思的是，他还认为中国的旧学问中史学有革新的可能。
几乎同时，同样有日本经验的《国粹学报》诸学人，也认为民族主义是史学革新的主要动力。如黄节就在《黄史·总叙》中说道：“西方哲儒论史学之关系，有国家与人种两端。柏林史学大会宣言曰：提倡民族帝国主义，造新国民，为历史家第一要义，否则外族人霸、国恒亡。”
他所写作的《黄史》，以中国人种的演变为主要线索，叙述社会总体的变化演进，因此书的起始便列《种族书》，其中讨论“种源”“种别”“立国”“种名国名”等诸节，显然把民族主义史学视为新时代史学著述的主要模式。
这种民族主义史学，如梁启超和黄节等人所言，源自西方，虽然他们也参考了日本的模式。民族主义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国家的强盛、民族的进化，因此与19世纪后半期流行西方的进化论思想有深刻的联系。用进化论观点看待人类历史的变化，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是把人类的历史视为单一、一线的演化过程，由低到高，不断进步。其次，进化论史观虽然重视人类历史的一体性，但在具体论述时，则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衡量国家之间的先进、落后，提倡相互竞争、适者生存。黄节在前面所言，非常明确地表述了西方民族主义史学的这些特征。
在梁启超、黄节等人倡导民族主义史学的时候，中国人对进化论思想已经不再陌生。留学英国的严复，已经把《天演论》等西方进化论的论著译成了中文，在思想界引起激烈反响。事实上，在严复移译这些西方著作以前，中国人已经接触了用进化论观点写作的历史著作，如在1894和1895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就将罗伯特·麦肯齐（Robert Mackenzie）的《十九世纪史》（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通过助手，译成了中文，题为《泰西新史揽要》。先在《万国公报》上连载，以后又出单行本。出版之后，适逢百日维新，因此非常畅销，销售达100万册以上。
这些译作对推广进化论的历史思想有很大的作用。因此，梁启超在《新史学》中界定史学的定义时，一连三处用了“进化”，认为新史学的基本宗旨，就在于把进化的道理通过历史的叙述表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追求进化论史学的潮流，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则有了新的含义。它不仅是解释历史的手段，也是研究历史的方法。这一新含义的发现，归功于胡适。胡适在介绍其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科学观时，将进化论的思想放在方法论上做了分析。他说：
这种进化的观念，自从达尔文以来，各种学问都受了他的影响。但是哲学是最守旧的东西，这六十年来，哲学家所用的“进化”观念仍旧是海智尔（Hegel，通译黑格尔）的进化观念，不是达尔文的《物种由来》的进化观念。到了实验主义一派的哲学家，方才把达尔文一派的进化观念拿到哲学上来应用；拿来批评哲学上的问题，拿来讨论真理，拿来研究道德。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The genetic method）。怎么叫作“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
这一方法论的转变，在那个时代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一旦进化论的思想成了一种研究学问的方法，那么它就不再是西方所专有的了，其他地区的人也可以拿来运用。这样一来，人们对进化论的思想也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它不再仅仅是为了突出西方文明在现代社会的优越和超前，而是可以研究文明先进与落后的原因与过程，其应用面大为扩大。胡适本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就想通过这一“进化的方法”，寻找中西文化的共同点，即“用现代哲学去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的哲学去解释现代哲学”。
这种从方法论的层面沟通中西文化的做法，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特色。
因此，五四学者虽然一心追求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但至少在学术思想和方法上仍然体现出一种新旧融合的特征。换言之，如果说梁启超等人在20世纪初年提倡“新史学”，希望用进化论的观点重新写作历史，已经上承中国古代重修历史的传统，那么胡适等五四学者的做法则更清楚地显示，这一“新史学”的事业必须建立在对旧有传统的新的解释之上。于是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由此出发来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
五四学者的具体做法是，一方面用西方输入的科学方法，对传统文化提出激烈的批评，其态度远甚于晚清那些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者。但在另一方面，五四的新派学者又追求中华民族的重振，因此并无意将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他们的目的是，首先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然后在一个新的、科学的基础上“再造文明”，也即重写中华民族的历史。于是，史学革新就成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从“新史学”的先驱梁启超到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他们都从史学方法论的革新入手，重新审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以新的手段阐述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他们的成就，代表了中国史学的一个新的阶段。
由此看来，五四时期的史学革新，同时包含了“破”和“立”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的工作，都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即对史料的考证、对史书的鉴别，以求对过去有一种精确、可靠的认识。对这一方法的认同，主要还是通过胡适的论证。作为杜威的弟子、留美的博士，胡适对现代科学方法的阐述自然有一种权威的影响。饶有趣味的是，胡适一方面推崇现代科学方法，延请杜威来华讲学。而在另一方面，他又企图在中国旧有的文化传统里面，发现现代科学方法的成分。胡适在1921年写作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在文章的开始，胡适便指出，以西方的经验来看，科学方法包括演绎和归纳两种，特别是两者的结合。由此出发，他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方法论的层面做了观察。他的结论是：“中国旧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
然后他便开始论证他的观点。胡适以钱大昕等人的著作为例，从清代音韵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几个方面，检验清代考据家运用演绎和归纳方法的做法，以证明他们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这一科学性，用胡适的话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如所周知，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他治学的座右铭，也是他作为新派科学学者的标志。有趣的地方是，他不仅对这一科学方法用中文做了简练的表述，而且是基于清代考据学家治学的经验。于是，原来被认为是属于现代西方的科学方法，一下变得亲近起来，不再隔膜、陌生。正是通过这样的“汉化”过程，现代科学方法在现代中国开始得到了普及。譬如，没有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顾颉刚，在回顾他挑起“古史辨”的讨论时，也认为胡适所表述的科学方法对他启发很大。
的确，“古史辨”的讨论是这一科学方法的首次使用，其效果主要体现在“破”的方面。在讨论中，顾颉刚、钱玄同、胡适等人运用文献考证的手段，鉴定古书的真伪，并发现不少古人作伪的现象。于是，顾颉刚大胆断言，先秦以前的中国古代史并不可信。所谓三皇五帝，只是后人杜撰、想象出来的。这一结论引起不少人的反对，讨论于是就变得十分激烈，在学术界造成了“疑古”和“信古”的两派。
顾颉刚之“疑古”，自然受到了胡适所界定的科学方法的影响。但他在《古史辨》自序中，还提到了其他人，譬如章太炎、康有为，甚至更早的崔述、姚际恒等人。至于他所提出的所谓“层类地造成的古代史”的观点，则与他喜欢中国戏曲有关。
顾在《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则干脆说，他的疑古是“今文古文讨论百余年后该作的工作”。
由此看来，虽然“古史辨”的讨论是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的一种激烈的批判，但其学术渊源，则大致上是承继了清代学术的传统，从方法到观点都没有太大例外。
如果说“古史辨”的讨论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传统学术的深刻影响，那么在这以后，这一情形就变得更为明显。在胡适倡导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时候，起而响应的不仅是顾颉刚，还有何炳松、傅斯年，甚至还有大胡适一辈的梁启超等人。他们的“整理国故”主要是从史学方法上人手，寻找中西文化之间的共同点。比如，梁启超和何炳松都写了史学方法方面的论著，而傅斯年在留学欧洲的时候也一心想找到西方科学的“真学问”，即科学的方法。他回国以后在北大上的课，也是史学方法论。从方法论的角度，傅斯年对史学做了一个定义：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日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同胡适一样，傅斯年认为达尔文进化论，可以是一种科学方法。但是，傅对科学方法的应用度的理解则比胡适更为广泛。在他看来，科学方法只有一种，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就比胡适更为清楚地讲明，科学方法完全适用于整理中国传统的学问。傅斯年对科学方法的这种实证主义解释，有助于史学的进一步革新。我们将在下面再述。
何炳松与梁启超在史学方法论方面的论著，只是当时众多相似论著的两种。但由于他们的学术背景和地位，因此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何炳松是留美学者，回国以后又以翻译西文历史书著名，因此说是一位十分“西化”的人物。何的《历史研究法》，显示了他西方教育的背景。他在一开始便指出，现代的历史研究方法，与中国古代的所谓“史法”（春秋笔法），有明显的不同，也与传统的“史评”“史论”不一样。他从现代史学的观点出发，认为历史研究的方法也即对人的历史的研究，而不是对古代史著的评论。这里何炳松引进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主观”与“客观”的差别，指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过去的活动，也即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但是，他在下面又说道，虽然历史研究的是过去，但由于这一过去是人的活动，因此又有主观的因素。更有意思的是，他对这一主、客观交融的解释，则用了章学诚的论述，“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借人力以成之”，并且说这是“中外史学界中未曾有过的至理名言。就是现代西洋新史学家恐怕也不能说的这样透辟精到”。
何炳松不仅在界定史学方法时力图沟通中西学问，而且借用了不少传统的治学手段来论述历史研究方法的步骤。他认为历史研究需有以下的几个步骤：搜集史料、辨明真伪、知人论世、阐明史料、断定史实、比次史实和勒成著作。这些步骤显然受到了章学诚著作的影响。而他在阐述各个步骤时，还不时称赞司马光的《考异》，认为是中国史学史上有关史学方法的一个典范。
如果有西洋留学背景的何炳松都对中国的史学传统充满兴趣，那么在这方面有更深素养的梁启超，其表现当然就更为明显了。梁在1902年提倡“新史学”时，曾对中国的“正史”传统做了严厉的批判，认为其只是一朝一姓的历史，不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但是，当他在20年代初重新回过头来检视中国传统史学时，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一改变与他在一战以后游历欧洲，目睹西方文明战后的悲惨有关，这使他认识到西方强盛的背后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同时，梁启超也显然受到胡适“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运动的鼓舞。因此，他受邀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教书的时候，就开始从史学方法的角度来比较中西学问在这一方面的相似之处。梁在那个时期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体现了他的努力，其影响十分深远。
与何炳松一样，梁对史学和史学方法的界定，参照了西方现代史学的观念。他也谈到了历史研究的主、客观问题以及史料中存在的抽象与具体的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史学的主观和客观性时说：“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
这说明梁启超与何炳松一样已经接受了西方的史学观念，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反映真实的客观历史，而不是仅仅为了校订古代的史书。
梁对史料的认识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他认为史料的种类主要有两种，一是文字史料；二是文字以外的史料。有意思的是，他首先讨论非文字的史料，譬如“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和“遗下之古物”，包括了现代人所称的口述史料和实物史料。然后他才论述文字的史料。
这一安排，也反映了他的科学史学观。在传统的史学中，虽然史家也运用实物史料，但毕竟只是起辅助的作用，不是史家注意的中心。但在梁著中，显然实物史料已经取得了不同的地位。
可是，在论述史料整理、批判的方法时，梁启超就几乎完全以中国传统为主了。他的古典涵养为他的著作增色不少。如他在谈到搜集史料的重要时举例说，《史记》中有关墨子的记载只有24个字。但《史记》成书两千年后，孙诒让对墨子做了深入研究，通过各处搜集史料，最终得《墨子传》，有数千言。
同样，他在谈到鉴别史料时也用了不少中国史学的例子，并且用这些例子来补充甚至纠正西方史家在史学方法上的论述。譬如，梁在谈到史料运用的原则时说，原始史料自然是最有价值的。要了解一个人，可以读他的自传，如司马迁的“自序”，王充的“自纪”都是例子。但是，他又说，自传也有不少不足之处，如中国古诗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些时候，旁观者反而更清楚。同理，在旁观者中，自然最为接近本人的东西最真实。但梁又举例说，明末徐霞客卒后，由其挚友为他作墓志。一般人都以为这一墓志非常可信，实际上，梁发现其中也有一些史实的错误。如徐霞客因病未能去西藏一事，挚友就不知，反而以为他得以成行。
梁启超希图在史学方法论上沟通中西的做法，也使得他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看法，与以前相比有了不少改变。如他在《新史学》中曾对中国各正史传统有不少批评，但从史学方法的角度着眼，梁启超则发现了其中的不少长处，胜于世界其他各国。“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而这一发达的原因，在梁看来，正是由于中国有史官建置的悠久传统。他说道：
汉魏以降，世官之制虽革，而史官之华贵不替。所谓“文学侍从之臣”，历代皆妙选人才以充其职。每当易娃之后，修前代之史，则更网罗一时学者，不遗余力，故得人往往称盛焉。三千年来史乘，常以此等史官之著述为中心。虽不无流弊，然以专才任专职，习惯上、法律上皆认为一种重要事业。故我国史形式上之完备，他国殆莫与京也。
在《新史学》中，梁启超批评中国的修史传统，认为是为一家一姓服务。但现在他从方法论的角度着眼，则显然有了非常不同的看法。这是因为，有了史官建置的这一传统，中国不仅产生了持续绵延的史学著述，而且在保存和整理史料方面独占鳌头。
何炳松与梁启超都在史学方法论上，将中国的传统史学重新做了整理。他们的著作给人以这样的印象，虽然中国的史学传统中比较缺少对史学方法的理论论述，但在实践方面则毫不逊色，有着十分优良的成绩。通过他们的分析，中国的史学传统取得了与西方史学相埒的地位。他们的工作也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特质。虽然这一运动旨在改造中国的文化传统，但在具体做法上，仍然企图在新的观念基础上，重新认识这一传统。因此，这些学者的大部分工作仍然放在中国文化的研究上。
这些“整理国故”的工作，自然而然地让人们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其中也包括对中国历史的新理解。顾颉刚的“疑古运动”，使得人们对中国的上古时代，一下变得将信将疑。从史学革新的观点来看，顾所做的还十分初步。他只是从文献考证的手段出发，发现了几部伪书，从而指出古史的问题。但从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史学革新的进一步是要扩充人们对史料的认识，由文献材料到实物材料，以求对过去取得更丰富的认识。
在扩充史料、革新史学这一方面，傅斯年的成就比较突出。傅从北大毕业以后即赴英国留学，以后又去了德国，一共在欧洲待了七年，到1926年底才回国，到中山大学任教。他在国外期间，获得了伦敦大学心理学的学士学位，但自此以后，便在各系听课，以自然科学的科目为主。由于他涉猎很广，缺少专攻，因此让人有一事无成的感觉。傅的老师胡适1926年在法国见到他，便颇感失望，认为傅在海外游历多年并无多少收获。 [1] 其实，傅斯年虽然没有在海外获得学位，但在国外的几年，还是对他以后的学业颇有帮助。他旁听了不少课程，让他认识到各种学问之间的相通之处，因此他就更坚固了实证主义的观念，坚信科学方法的普遍性和各种学科之间的相似性。这一信念对他回国以后的工作有深远的影响。
傅斯年到了中山大学以后，成立了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值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即，他又将该所移到北京，称之为历史语言研究所。他在该所的计划就是想要沟通各种学问，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对傅斯年来说，为了真正了解上古的中国，必须从实物史料入手，因为文献史料的争议太大。于是他便组织人员到殷墟发掘，用考古的手段研究商的历史。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殷墟出土了不少文物，证明殷商的文明不但有文字，而且其经济与社会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这一发现，使得“疑古派”的说法不再有多少说服力，连胡适都改变了态度，不再疑古了。
傅斯年用比较夸张和明确的语言，阐述了他心中的“历史科学”的方法，那就是：“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的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用了这些工具，历史学家能发现各种不同的史料，发现历史的真相，即所谓“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史学研究的看法。
这种注重实物史料来研究历史的态度，只是在那时比较突出的一种史学革新的手段，并不为所有人接受。其实，虽然傅斯年领导了考古的发掘，但他本人的研究也还是以文献材料为主。
不过，从史学观念的革新来说，运用实物史料来参证文献材料，两者比较之后来获取可靠的历史知识，的确是当时的一大成就。从傅斯年对之的提倡来看，似乎主要是受西方的影响，但细究起来，我们还是可以见到不少传统的因素。譬如傅斯年在写《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时就说，语言学或训诂学的研究在中国由来已久。他本人在早年也有这方面的训练，为章太炎的弟子黄侃所欣赏。而他所提倡的实物史料与文献史料相比较的研究方法，也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一脉相承。这说明，尽管傅斯年以“新”学著名，但他的学术训练仍然与清代的学问密切相连。
从中国现代史学的演变、发展来看，以胡适、傅斯年等人所提倡的“科学派”，无疑是代表了当时新文化运动中“新”的一面。但是，通过我们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在这种“新”的学问中仍然有不少传统的成分。胡适等人对西方科学方法的理解与改造，梁启超、何炳松将之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尝试，以及傅斯年以这种“新”的手段研究中国的上古时代，表明这些以“新学”“西学”闻名的学者，都在很多方面与传统保持紧密的联系。由是，我们可以对新文化运动有一个不同的认识。也许，50年代以来“新儒家”对五四运动的批评与指摘并不完全正确。
不过，对五四运动所包含的传统方面的认识并不新鲜，以前已经有不少人对此有所阐述。譬如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 Levenson）便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现代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与中国的旧传统藕断丝连，因此导致了他们思想观念以及理想追求的不彻底性，乃至最终的失败。 [2] 这种观察，反映了冷战时期美国对现代中国历史的解释。尽管如此，美国学者从局外人的角度研究中国的问题，有不同的观察点。而中国学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常常过分注重其崇尚西学的一面。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认在新文化运动中有“新”“旧”之间的联系，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和解释这样的联系呢？当代的文化研究已经在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有了不少论述，也许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自19世纪以来，西方工业革命完成以后不断对外殖民扩张，利用工业革命的成果在亚、非、美洲等地征服，几乎所向披靡。西方军事上的胜利也有助于其文化上强势地位。因此，在几乎所有非西方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西化”运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其中之一。当然，现代中国虽然在与西方强国接触时伤痕累累，但毕竟没有被彻底征服，沦为殖民地，与印度、埃及等地不同。不过，从印度等西方殖民地的经历来看，西方文化虽然在一时凌驾一切，但其实也无法真正全面压倒本地文化。相反，有许多例子证明，在西方向非西方地区推广其文化的同时，也同样受到非西方地区文化的影响，以致对其本身的文化造成各种影响。如萨义德（Edward Said）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就指出，现代英语文学课程，首先是在印度开设以后，然后才引进回英国，成为英国大学教育的重要课程。 [3]
同样，我们也可以自然地认为，现代中国人接受和消化西方文化的时候，也会对这一外来的文化进行选择和改造，不会无条件地接受。在胡适等人进行史学革新的时候，我们所见到的正是这种新旧、中外不断协商、交流的过程。对于这种协商，我们不应过于指责，认为其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不彻底性。同理，我们也不必对此感到沾沾自喜，认为其是中国文化顽强生命力的一种表现。事实上，在现代世界，文化之间的沟通或者冲突，都经过这种类似的协商过程。印度学者帕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已经发现，非西方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通常是以反抗西方的帝国主义统治为目的的，但其表述形式则往往是西方式的。 [4] 用中文来说，即“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因此，萨义德指出：
虽然西方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相互激励，但即使在冲突最为激烈的时候，它们也不是单一的，或者能由一方决定一切的。事实上，文化也决不可能是单一的。它既不是东方或者西方的私有财产，也不归一小部分的男人或者女人所有。 [5]
现代文化的“混杂性”（hybridity）正是其生命力的表现。五四时期史学革新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在中华文明走向未来的时候，我们应该不断保持一种对外开放的态度，在与外来文明不断接触交流的过程中，充实补充自身，以保持永久的生命活力。我们不必庸人自扰，以为对外开放，会导致自身文化的败落。如果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烈，都包含有大量传统的因素，何况其他？事实上，只有通过对外的接触才会真正认同自身文化的不同及其价值。这正如人们在到国外旅游的时候，往往才更深入地认识到自身文化与国外文化的差别来。文化之间的交流也会增进文化的认同感。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重性也让我们看到，虽然在那个时代，激进与保守似乎界限分明，其标志是如何看待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强调文化变革之需要的，则被视为激进、改革的代表，反之则视为保守。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两者之间的区分，主要表现为态度的不同，而在文化交流的具体结果上并不会产生巨大的差别。这是因为，在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双方都会有交互的影响。热衷西化的人并不能完全把传统抛弃，而固守传统的人也无法拒绝外来的影响。如倡导“全盘西化”的胡适，一生都致力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而处在他的对立面的“学衡派”，对西方学问的了解，与他相比并不逊色。因此，所谓“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差别，只是一种依当时情况而定的态度上的差别。余英时先生尝言，“这两个态度‘激进与保守’是相对于某一种现状、某一种现存的秩序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对于这一差别，我们需要有历史的眼光，既注意当时的情形，又看到以后的发展。这是史学研究的长处，也是五四史学的变革对我们的启示。
五四时期的史学革新，也让我们认识到，在文化经历重大变迁的时候，史学往往有举足轻重的表现。历史研究从本质上来看，起了一种将过去与现在相互连接的作用，这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已经屡见不鲜。西方学者也认为，“过去是异邦”，也即在人们每次到国外走动的时候，都有可能会产生新的发现。 [6] 这是因为，人们在国外旅游，都会不断地将自身的经验带去，做情不自禁的比较，而因为自身的经验也在不断变化，因此每次涉足海外，都会有新的发现。由此看来，人们研究历史，也同样受到现在条件的影响。由于现在条件或情景的变化，就需要不断重新研究历史，重新认识过去。以五四时期的史学革新来看，当时的史家用科学的态度审视过去，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发现科学的因素，与现代文明沟通，也就是在新的观念下重新写作了中国的历史，重新塑造了中国的传统。 [7] 同样，我们在新的世纪，也应该用新的眼光看待中华文明的传统，从新的观察角度，也即全球文明的观点，为中华文明重新定位。这是对所有关心中华文明的人的一个挑战，史学家更是责无旁贷，我们该如何应战，尚看诸位的努力。
（原载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5辑）
[1] 见王汎森（Wang Fan-shen）， Fu Ssu-nien :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3，第97页。
[2] 列文森的代表作是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和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3]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42.
[4] 参见Partha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 A Derivative Discourse ,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5]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p.xxiv.
[6] David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7] 参见拙著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 Albany:SUNY Press,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