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也是。要不是当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南方这些方言,可不就是外语?不过那时“外语”的地位可不像现在这么高,要想活得人模狗样就非得“至少掌握一门”不可。相反,它还被看作是野蛮文化的象征。孟子就说南方人是“鴃舌之人”。鴃就是伯劳鸟,“鴃舌”也就是说话像鸟叫。可见,把南方方言视为“鸟语”,也是由来已久,少说也有两三千年历史了。
那时不但语音不统一,南方一片“鸟语花香”,北方也有“齐东野语”,就连文字也五花八门。用许慎的话说,就是“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了文字(书同文),却统一不了语音(语同音)。反倒是,文字统一以后,沟通的困难少了许多,听不懂,还可以写出来看,大家也就懒得再去统一语音,故方言存焉。
所谓方言,其实也就是“四方之言”。华夏民族昔以中央自居,视自己为“中”,视周边民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为“外”,则方言也就是“外语”。后来,天下一统,五族共和,成了一家子,又把更外边的“老外”,什么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葡萄牙看作“夷狄”,称为“夷人”,老百姓则称其为鬼子、鬼佬或鬼崽。如此,则外语就该叫“夷语”或“鬼话”。可惜后来大清帝国已不大摆得起谱,条约规定不得称“夷”——鬼子们在中国混的日子长了,也知道那“夷”不是什么好字眼,于是改称“方言”。当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方言学堂”(即今武汉大学前身)就是外语学院。这回,东洋西洋,南洋北洋,又跟一家子似的了。
自打夷语改称方言,倒是没听说鬼子们有什么意见。实际上他们又上当了。这是“春秋笔法”,他们不懂的。什么是方言?就是“地方之言”。地方上的比起中央来,还是低了一等,鬼子们不明不白又吃了一个暗亏。在玩弄辞藻讲究名分这方面,他们从来就不是咱们的对手。
中央的话语就是官话,也就是国语。官话和国语也是古已有之的,三千年前就有,只不过那时叫“雅言”。雅言也就是周王室使用的语言。因为那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又都尊周王为天下共主,则相互之间要沟通,要交流,要朝聘会盟,要各怀鬼胎去打这个打那个,便约定都以周王室的语言为政治外交场合的正式通用语言,这就是“雅言”。雅,就是雅正、规范。那么,谁来规范呢?诸侯们是没有资格的。有资格的只能是“天子”。同样,谁需要把话说得一本正经呢?庶民们是没有这个需要的,有此需要的只会是诸侯和大夫。所以,雅言就是官方语言,也就是官话。
不过,那时的官话称作“雅言”,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雅”通“夏”。所谓“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就是夏。夏,就是华夏,也就是中原,甚至也就是中国(中央之国)。认真说来,这华夏中国的雅言,在当时也不过只是诸国国语中的一种,只因为它为“天下共主”所有,这才成了“国际通用”的官方语言。因此,等到天下一统,没什么“国际关系”了,雅言也就作废,而代之以“官话”。官话就是官场中人说的话。中央政府派到各地去的官员都要说这种话,所以叫官话。
官话之所以叫官话,还因为只有在官员当中,这种民族共同语才推行得开。这也不奇怪。想那时并无广播电视,一般民众又都猫在家里,守着祖上传下来的那一亩三分地过日子,谁也不轻易往外跑,没什么对外交流的需要。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会说土话,就足以打招呼、走亲戚、娶媳妇,拿鸡蛋换油盐酱醋的了。要想让这些普通老百姓都学会“普通话”,不比让黄河水变清容易多少,也没这个必要。有此必要的,是那些必须得在外边跑来跑去的人。这些人,一是官员,二是走江湖的。走江湖的,天子呼来不上船,中央政府历来管不了,管得了的只有官员。再说官员不管也不行。官员如果也说方言,皇上问起话来,也如鸡同鸭讲,那还成何体统?事实上,官场如无共同语,则政情无法通晓,政令也无法通达,那可真是国将不国。比方说,将军带兵打仗,问部下前方有没有敌人。明明有,却答之以“乌”,将军以为“无”,岂不糟糕?
因此,做此官,就不但要“行此礼”,还得“说此话”。清廷更是明文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做官就更谈不上。这下“南蛮鴃舌之人”可就惨了。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学官话。中国的中央政权,从来就在北方。元、明、清三朝,更是连续在北京建都。所以官话基本上就是北方话,甚至是北京话。说吴语、湘语、赣语的还稍好些,闽、粤、客家,和北方话的距离相去何止以道里计?结果便是南方人听着像北方话,北方人听着又像南方话,谁也听不明白。
难怪俗谚有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广东人说官话确实比较困难,他们的舌头打不了弯儿。投资是“投机”,虾饺是“瞎搞”,“坐在船头看郊区,越看越美丽”,让北方人一听,就是“坐在床头看娇妻,越看越美丽”。福建人的官话水平比广东人高了许多,但还是会把“粉红凤凰飞”说成“哄(上声)红哄(去声)黄灰”。因为闽方言中没有唇齿清擦音f,结果该念f的都念成h。可见,南腔北调这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腔改不过来,改调也没有用。普及官话,并不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