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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来。
第一， 中庸一定是常人之道。
什么叫“常人之道”？就是普通人也能做到的，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任何人，所有人，最普通的人，再没有文化的人，都能做到。所以，他们绝不唱高调，绝不提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出来。比如《礼记》里面讲，一个孝子，应该做到“出必告，反（返）必面”。什么意思呢？就是出门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父母亲；回家以后，也一定要跟父母亲见个面。做不做得到？做得到吧！太容易、太好做了！但儒家认为，这是做人的本分，也是很高的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心理能力，能够处处替别人着想。比方说，你能够想到，不打招呼就跑掉了，然后半天不回来，父母亲要担心啊！为了不让父母亲担心，出门之前一定要打个招呼，回家以后一定打个照面。这就是孝心，也就是孝行啊！这种孝行，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所以儒家讲的东西，一定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孔子他们也没什么了不起。你说他有多了不起的学说？没有。说来说去，也就诸如此类，打个招呼，打个照面，等等。这也要说？但是真的要说，我看现在很多孩子都做不到呢。
中庸也是这样。一个“不走极端”，一个“不唱高调”，有多难呢？实在不难。但是真要做到，又很不容易。没有几个。为什么？为了把自己跟那些“平庸”的、“庸常”的，甚至“庸俗”的大众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他们绝不能“庸”。这就要唱高调。
唱高调的结果必然是走极端。为什么？因为 高调就是极端 ，否则就叫“中调”了。走极端是谁的思想方法？法家的。前面说过，矛盾一词，就是韩非发明的嘛！韩非还有一句话，叫作“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也就是说，冰和燃烧着的炭，能够在同一个器皿中长期共存吗？不能。不是冰熄灭了炭，就是炭融化了冰，要不然就是冰也化了，炭也熄了，同归于尽。同样，严寒和酷暑，也不可能在同一时刻到来。所以，你只能走极端：要么冰，要么炭，要么严寒，要么酷暑。
但是，法家走极端，却并不唱高调。先秦诸子儒墨道法，前三家都是理想主义者，唯独法家是现实主义者。法家，怎么会唱高调？其实，就连先秦时期的儒、墨、道三家，也不唱高调。他们主张的那些东西，克己复礼也好，平等互利也好，无为而治也好，也不是多难的事。之所以不能实现，不是调门太高，是不合时宜。
那么，后来的人，怎么就既唱高调，又走极端呢？我认为与汉武帝和董仲舒有关。他俩干了一件什么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要独尊，就得拔高。高高在上，才能唯我独尊嘛！这下子，调门可不就高了？但是，汉武帝的子子孙孙，还有后来的那些统治者，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很清楚儒家那一套，其实不能治国，只能用来忽悠，忽悠老百姓不造反。真正管用的，还是法家的“两面三刀”，也就是赏和罚，以及权势、权术、刑法，即“势、术、法”。这一点，我在《先秦诸子》和《儒墨道法的救世之策》两书中都有细说。总之，武帝以后，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办法，是明儒暗法、外儒内法、阳儒阴法。儒家是公开的执政党，法家是暗中的执政党。法家走极端的思想方法，当然能够流行。
更何况，唱高调和走极端，原本就相得益彰。唱高调一定走极端，走极端也一定唱高调。为什么？因为走极端，是需要道义支持的。你得说，我这样做，是为了某种崇高的理想，或者某个崇高的目标。这样，你走起来，才理直气壮，才大义凛然，才所向无敌。
这倒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结果是什么呢？是孔子被神圣化，中庸被妖魔化。也就是说，当孔子被哄抬到“唯一圣人”的吓人高度时，他最钟爱的“中庸之道”却完全变了味儿，变成了和稀泥、没原则、风吹两边倒、各打五十大板等等。这也不奇怪。既唱高调又走极端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庸”的；而那些被种种高调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也就只好装样子、耍滑头。结果，中庸变成了乡愿。
这样一说就清楚了。要恢复中庸的本来意义，就得把孔子从神坛上拉下来。 孔子“去神圣化”，中庸才能“去妖魔化”。 孔子恢复为“常人”，中庸才能恢复为“常道”，即 “常人之道” 。常人之道的特点是什么？不唱高调。这是第一点。
第二， 中庸一定是适中之道。
这一点，似乎不用多讲。因为中庸不仅是“庸”（不唱高调），更是“中”（不走极端）。这就肯定要“适中”。比方说，既不唱高调，也不趋下流，既反对只有追求，又反对没有底线。如果你只有追求，不考虑现实，不断提一些很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这就是走极端。如果你放任自流，连底线都没有了，也是走极端，都不是中庸。
不过，中庸讲适中，还因为它是“常人之道”。常人是什么人？是大多数，也是中间派。圣人，像尧舜那样的，是极少数。恶魔、恶棍、十恶不赦的家伙，也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常人，是普通人。他们不像圣人那么好，也不像恶棍那么坏，所以是“中间派”。为他们定标准，可不就得“适中”？
由此可见，适中，不但是“中”，而且是“适”。适，可能比“中”还重要。或者说，中，其实是为了“适”。实际上， 世界上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 比方说找老婆、找老公，你说我要找个世界上最好的，那对不起，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最好”只有一个。否则，怎么叫“最”呢？那么好了，世界上只有一个女人是最好的，难道大家都去爱她？世界上也只有一个男人最好，难道大家都去找他？那哪成啊！实际上，对你最合适的，就是最好的。这就是中庸， 中庸就是最合适。 怎样最合适？ 不走极端。 这是第二点。
第三， 中庸一定是可行之道。
这一点，应该也不成问题。你想嘛，孔子，他为什么要主张一种“常人之道”？他为什么不弄点儿“惊世骇俗”的东西来？就是为了“可行”啊！正所谓“非不能为高言也”，只因为“非人能共行”，这才“不言之矣”。反过来，他讲中庸，包括讲“以直报怨”，就因为它既平常，又适中，可操作。实际上，孔子，还有孟子、荀子，都是很注重“可行性”的。他们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无论怎样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都会有“可操作性”。至少，看起来有。也就是说，先秦儒家孔、孟、荀，其实是处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这也是中庸。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走极端，是中；注重“可行性”，是庸。“庸者用也”嘛！
不唱高调，不走极端，切实可行。 现在，中庸是怎么回事，大体上就讲清楚了。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与中庸有关的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一个是权宜，一个是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