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男子汉

也许不能不承认，那几年“寻找男子汉”的结果，多少有点让人尴尬。

上海人首先表现出一种无奈何，他们苦笑着对自己的男同胞进行了自嘲。1991年，上海电视台的《海派丈夫变奏曲》，可以视为上海人“寻找男子汉”的答案：“男子汉哪里有？大丈夫满街走。小李拎菜篮呀，老王买煤球；小张拿牛奶呀，老赵买酱油。妻子吼一吼呀，丈夫抖三抖！工资奖金全上交，残汤剩饭归己有；重活脏活一人干，任打任骂不还手。”这可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你们不是要寻找男子汉吗？对不起，没有！

幸亏，就在上海的男人们灰溜溜垂头丧气的时候，上海的女人们却对他们表示了支持。女作家王安忆公开坦言，对她的北方朋友大骂“提篮买菜讨价还价的小男人”不以为然。她指出，夫妻生活是很实在又很平凡的事情。“须男人到虎穴龙潭抢救女人的机会似乎很少，生活越来越被渺小的琐事充满。”所以“男人的责任如将只扮演成一个雄壮的男子汉，让负重的女人欣赏爱戴，那么，男人则是正式的堕落了”（《总是难忘》）。

王安忆的话是值得深思的，这其实也是我们将要讨论的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男子汉的特征，绝不仅仅是高大的身材，宽厚的肩膀，棱角分明的面容和浑厚深沉的嗓音，或者满不在乎、一掷千金的“派”。一个男人，如果仅有这些表面阳刚的东西，却把生活中不可承受的一切都交给女人去负担，那才真是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

何况上海的女人也确实应该负一些责任。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所指出，上海男人的形象其实有一多半是上海的女人设计和塑造的，而她们在进行这种设计和塑造时，有不少人又总是企图按照小家碧玉的审美理想，以月份牌和裁剪书上那种光洁温柔、甜嗲香喷的男人为模式，把她们的丈夫打扮成“漂亮的大男孩”。她们既然喜欢这样的大男孩，那么上海的男人就有理由去继续当他的大男孩。因为要嫁给这些大男孩的，毕竟是上海的“嗲妹妹”，而不是对此嗤之以鼻的北方“假小子”。

再说，上海的男人又是多么的善解人意和会做家务，多么的体贴温柔和乖巧听话啊！所有这些，北方的“大老粗”有吗？

如果说，上海的男人在“寻找男子汉”的过程中表现了一种自嘲和无奈，那么，北京的男人们便多少有点做戏和造假。

的确，自古燕赵多悲歌，华北大平原上从来就不乏勇士、壮士和烈士。然而，今天的“北京男子汉”中，也有不少其实是冒牌货。他们或者模仿日本影星高仓健的不苟言笑玩深沉，或者模仿王朔小说中的人物油嘴滑舌耍无赖，再不然就是像江湖上卖大力丸的那样练把式。概括起来，无非粗、痞、狂、俗、侃五个字。

粗，包括外形的粗犷和言行的粗鄙。具体地说，就是“一米八的个儿，满脸络腮胡，牙缝里夹着韭菜叶，胳肢窝火臭”，或者“剃着光头或板寸，一身狂气或匪气，一开口：‘操！’”为了这份“粗”，其中甚或有故意不洗澡或贴假胸毛的。

痞，主要指一种大大咧咧、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以及故意亵渎神圣、挑衅传统的生活态度。他们甚至对自己的活法和事业也进行调侃和贬损，比方说“玩深沉”“玩潇洒”“玩电影”“侃哲学”“练一本辞典”等等。

狂，就是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什么出格的话都敢说，什么冒险的事都敢干。比方说，按照他们的逻辑，在某个豪华体面的场合故意不修边幅，不是“掉价”，而是“拔份儿”；又比方说，放肆地嘲笑和耍弄领导，在警察那里招惹是非，也不是“犯混”而是“像条汉子”。相反，胆小怕事的“松货”、不敢抗争的“软蛋”和优柔寡断的“面瓜”，都被视为没有男人味。

俗，主要是要扫除假正经的酸气，因此故意和“雅”作对。所以这个俗，不是市井小民的庸俗，而是江湖好汉的粗俗，是与大雅相对应的大俗，是一种“平民包装的贵族派头”。它不仅意味着可以骂粗话，更意味着用最通俗平常的词汇说出并不简单平庸的内容，既俗得可爱，又俗得高雅。当然，有此创造天分的不多，更多的只是跟着起哄，不过满嘴都是诸如“狂嘬”“海聊”“侃爷”“傍家”之类的词儿，或者也跟着别人，在自己的圆领衫上印一行字：“我们是害虫。”

侃，包括“侃山”和“调侃”。老话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一个不会侃的男人，在北京是不大被当作男子汉看待的。不会侃的“没嘴葫芦”有似于上海的“阿木林”。不过上海人精在心里，北京人油在嘴上，连他们的谈情说爱也充满侃味。关于这些，杨东平的《城市季风》中多有描写，不妨参看。

把粗、痞、狂、俗、侃当作男子汉的一种标志，虽然未免多少有点反文化的味道，但其实有它的文化背景。前述江湖好汉或绿林英雄一类人物，便差不多都有粗、狂、俗等特征。比方说武松人高马大，史进一身花绣，李逵黑不溜秋，是粗；扬言“一对拳头专打天下硬汉”“天王老子也不怕”“便是当朝太尉来了也戳他几个透明的窟窿”，是狂；开口闭口“洒家”“这厮”“撮鸟”“打甚么鸟紧”，是俗。不过他们一般不痞，也不侃。侃是北京的地方特色，痞则多少有些时代特征。

因此，这种设计便多少有了试图塑造“有中国特色”男子汉的意味。尽管设计者们未必自觉，也尽管这种设计未必成功，但较之一味崇拜高仓健、史泰龙、施瓦辛格和阿兰·德龙等洋影星而言，却似乎更值得肯定一些。因为这毕竟是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借鉴和原型，以便塑造咱们中国自己的男子汉形象。

然而，这种设计却又是大成问题的。首先，所谓江湖好汉或绿林英雄是否果真就是“中国男子汉”的标准类型，便值得商榷。江湖文化毕竟是一种亚文化、俗文化，它既无法代表中国文化的正宗，也无法代表中国文化的主流，何况它自身也有许多不良倾向。以此为原型、为基点、为榜样，先就不妥。

其次，即便这些英雄好汉果真就是中国古代男子汉的标准形象，一味地模仿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如果自身缺乏足够的文化底蕴，那么，无论是学古英雄，还是学洋明星，学来学去，都只能学点皮毛。不是只学到了高仓健的不苟言笑，便是只学到了黑旋风的满嘴脏话，或者把阿兰·德龙的潇洒幽默变成了耍贫嘴，把浪子燕青的机智灵活变成了耍滑头。

事实上，这类“新型男子汉”对“传统男子汉”的仿效是相当表皮的，甚至连一些表面的东西也带有作伪嫌疑，比如贴假胸毛之类。这又与他们“玩人生”的态度有关。结果，深沉变成了“玩深沉”，潇洒变成了“玩潇洒”，豪爽、坚毅、刚强、侠义等等，也都不免带有“玩”的性质。玩，就是游戏，也就是假的。更何况还发明了痞和侃。原本就表皮的阳刚被痞气一冲，还有多少呢？不苟言笑的硬派小生结果被发现原来是侃爷，又有几分可信程度呢？

与北京男性的痞子化相对应，上海的男性则向着绅士化的方向发展。上海原本就有绅士传统。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说：“上海的知识男性，或者有教养的上海人，无论是店员、工人，总是衣冠楚楚、彬彬有礼，做事认真可靠，规则有序，具‘绅士风度’。声名赫赫的文化名人，具有海派气质的，则华服革履，头发锃亮，一丝不苟，派头十足。”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随着出国人员、留学人员、“三资”企业员工和白领阶层人数的增多，这一趋势的势头将有增无减，就连北京也不能免俗。总有一天，雅皮士将取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嬉皮士，成为北京青年的新潮。

那么，未来北京的“绅士们”，会不会也变成上海那种买办型、职员型甚至小市民型的“贫血”的绅士呢？

多半不会。

上海的绅士，基本上是以南方“奶油小生”为底本的；而未来北京的绅士，却将以北方的“红脸汉子”为底本。西方的绅士风度毕竟是在骑士精神和体育精神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移植到江南小生的身上，便难免得其表而不得其里，有其形而无其神。移植到北方汉子身上，也许情况会要好一些吧！尽管侠客并不等于骑士，武术也不等于体育，但毕竟总有某些相通或者类似之处。

但是，我们仍不认为北方汉子或江湖英雄的绅士化，就是重塑中国男子汉形象的出路，正如痞子化并非张扬中国男性阳刚之气的正途一样。学习和借鉴是必要的，然而学习并不等于照搬，借鉴也并不等于取代。如果用贴假胸毛的方式去照抄西洋绅士形象，那就充其量只能造就一批同样不伦不类的假洋鬼子。

在“寻找男子汉”和“重塑男子汉”的浪潮中，有一种现象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这就是“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全国。

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新派武侠小说不同于旧武侠，其区别也是多方面的。但站在本书的立场上，我以为它们新就新在打破了“有英雄就无爱情，有爱情则无英雄”的旧格局，把英雄传奇和爱情传奇融在了一起。在不少新派武侠小说的经典之作中，男女主人公的形象都与旧江湖武侠或旧才子佳人全然不同。无论男侠抑或女侠，差不多都是既侠义果敢，又温柔多情；既武艺高强，又风流潇洒的。正所谓“一个是温柔美婵娟，一个是翩翩美少年”，一个“拔长剑，跨神雕，心系佳人路迢迢”，一个“挥柔荑，斩情缘，玉洁冰心有谁怜”，真不知倾倒了多少中国当代的读者。

无论这些新派武侠小说的作者初衷如何，他们都有意无意地为中国当代男子汉形象的重塑，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至少是，他们都看出了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那三类男性形象的不足：白面书生太柔弱，江湖好汉太粗野，而忠臣孝子又太虚伪。柔弱让人气闷，粗野让人遗憾，虚伪则让人憎恶。于是他们便以真情代其伪善，以刚勇壮其弱骨，以儒雅去其蛮野。一个男子，如果既真诚又刚勇，既英武又儒雅，懂得爱女人也被女人爱，难道不是最完美最理想的男性形象？

因此，我常常怀疑，新派武侠小说成功的原因之一，没准便正是恰好暗合了“重塑男子汉”的时代需求。

当然这绝不是说，中国未来的男子汉，或中国理想的男子汉，就是郭靖、杨过、楚留香、谢晓峰一类人物。苟如此，也未免太滑稽了。但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也未尝不能得到一点启示，那就是：他们应该是刚柔兼济、文武双全，既有传统美德又有现代风采的新男性。

事实上，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的男性，并非果真就像小说、戏剧中描写、表现的那样或窝囊无用，或冷酷无情，或虚伪无骨。

比方说，历史上的刘备，就未必那么好哭；现实中的宋江，也未必那么善跪。相反，像模像样、可歌可泣、英气勃勃、令人喜爱的杰出男性和风流人物，可以说是史不绝书，尤其是宋以前更如此。从先秦至盛唐，我们民族，真可谓英雄辈出。他们或多才，或多艺，或多情，或多谋，或英武，或刚烈，或耿直，或侠义，或折冲樽俎，或挥戈反日，或“崛起蓬蒿，布衣而卿相”，或“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真是何等令人神往！可惜，宋以后，这样的人物已日渐稀少，即便有些凤毛麟角，也嫌成色不足。甚至连带老前辈们，在舞台上也越来越不像样子。只要将宋以后小说、戏剧中的历史人物和史书上的记载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微妙。总之，宋以前的中国男人，大体上还是很像男人的。宋以后，对不起，就不大像了。到了明清，简直就每况愈下，作为其缩影的大观园里，不是贾政那样的“僵尸”，就是贾赦那样的“蛆虫”，最好的男人，也只不过是宝玉那样的女性化哥儿。

这里面的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封建礼教的制度化、定型化和心理定式化。封建礼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阶级的压迫和性别的压迫。阶级的压迫使男人不再阳刚，性别的压迫则使女人灾难深重。于是，就男性方面而言，一部宋史就是不断地吃败仗、撤防、割地、赔款、送礼、求和、南迁和拿女子做牺牲品的历史。这一历史演到清末，就在鸦片战争中达到高潮。就女性方面而言，从宋元到明清，则是贞节观越来越被推向极端、自主权越来越丧失殆尽的历史。这一历史演到民初，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要之，宋以后的男人已不大能压迫别的男人，便只好去压迫自己的女人。结果，他们并未因此而更像男人，反倒在文艺作品中成了躲藏于女人羽翼之下的窝囊废，作为宋史演义的《杨门女将》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显然，要重塑中国的男子汉形象，就既有正本清源的工作，又有拨乱反正的任务，关键是如何塑造新中国人。这当然又是一个太大的话题，只好以后再说。更何况在这里，还有一系列作为前提的问题需要讨论，其中就包括女性问题。“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如果女人不像女人，那么男人也很难会像男人的。更何况，在中国，男人不但是女人生育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女人教育和培养出来的。

那么，中国的女人又如何？ 4KeTkFcE2eInWSPkVbs9IY2dXj9MFG1ghCcNLFHDHUeDb9y1EtcnuAId8ybZBe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