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的长处

刘邦大约就不会这样。刘邦这个人，虽然没什么大本事，却也敢做敢当。他当亭长时，曾押送服劳役的犯人到骊山去，一路上开小差的人不少。于是刘邦干脆把犯人的绳子通通解开，说：“你们都走吧，我也一走了之，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见刘邦并没把什么职衔放在眼里，也没把什么王法放在眼里，更不会因为要保住亭长的差使就什么出格的事都不敢干。只要他认为该干，就会去干，没那么多小心眼儿，也没那么多小算盘。这样大度的人，韩信自然不是对手。

实际上，韩信的错误，正在于狐疑，即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事实上他一直在反与不反之间犹豫。正好刘邦对他的感情是复杂的，他对刘邦的感情也是复杂的：既感激，也怨恨；既蔑视，又畏惧。因此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反还是不反。当然，韩信的反，是被逼出来的。刘邦不逼他，他不会反。但要说他的造反或谋反完全是诬陷，似乎也不通。从他出卖钟离昧一事来看，韩信似乎也不是什么靠得住的人。他能背叛钟离昧，怎么就不能背叛刘邦？只不过在有条件背叛时不背叛，做了人家笼中之鸟时却蠢蠢欲动，未免糊涂罢了。这其实因为韩信是英雄不是枭雄，是军事家不是政治家。他的狠毒程度和卑鄙程度都比不上刘邦，总是心存忠厚心存幻想，觉得以自己的功劳和双方的交情，刘邦也不会把他怎么样，结果猝不及防，做了人家的刀下之鬼。

的确，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是容不得犹豫和狐疑的。刘邦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当机立断，干净彻底，做什么都很到位，一点也不黏糊。刘邦自己虽然没什么本事，也没什么计谋，但判断力极强，也敢拍板，而且豁得出去。正是这种资质，使他多次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终至以弱到强，步步走向胜利。究其所以，就在于刘邦是流氓，是流氓中的英雄，因此敢于拿生命豪赌一把。韩信是流氓却又有贵族气，结果在气度上反不如刘邦。

刘邦端的称得上“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用人时真能放开手用，整人时也真能下得了手。刘邦手下，真是什么人都有：张良是贵族，陈平是游士，萧何是县吏，韩信是平民，樊哙是狗屠，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周勃是吹鼓手。刘邦都一视同仁，让其各尽所长，毫不在乎别人说他是杂牌军、草头王。但他杀起人来也六亲不认。他曾误听谗言，以为樊哙有不臣之心，竟命令陈平去杀樊哙：“平至军中，即斩哙头！”樊哙可以说是刘邦最铁的哥们儿，早年在沛县就和刘邦是朋友。陈胜起义，萧何、曹参派樊哙迎来刘邦，立为沛公。以后，樊哙追随刘邦转战南北，战功赫赫。初入咸阳，是樊哙劝刘邦秋毫无犯，还军霸上，从而树立了刘邦的威望。鸿门宴上，是樊哙挺身而出，面折项羽，从而保住了刘邦的性命。樊哙还是吕后的妹夫，同刘邦是连襟。这样至亲至爱的人，也说杀就杀（最后陈平并未执行命令，刘邦又身受重伤，此事不了了之），可见其狠。

项羽就没这么狠。项羽当然也杀人，而且乱杀人，但正因为是乱杀，所以带有盲目性。另外，他又常常下不了手，比如几次三番地不杀刘邦。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如果项羽得了天下，大约就不会诛杀功臣，除非惹恼了他。出于个人意气杀功臣是可能的，出于政治需要有计划有预谋地杀人则不可能。因为对于项羽而言，不存在什么功高震主的问题。有谁能比他的功更高？又有谁能震得了他这个天下第一的盖世英雄？没有。至少是他自认为没有。所以，在项羽手下当个功臣是安全的，只要你不去摸他的老虎屁股，反正他不会把你看成什么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威胁。他甚至可能根本不承认你是什么功臣。这样虽然难免受点委屈，却不会有性命之虞。即便被看成功臣也不要紧，因为那意味着他承认你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总是敬重英雄的。出于“英雄惜英雄”的心理，他也会放你一马。鸿门宴上他坚持不杀刘邦，便有这种心理因素在内。

当然，项羽不杀刘邦，原因也可能正好相反，即极端地蔑视刘邦：他算什么东西！这种狗一样的东西，也值得我去杀吗？别弄脏了我的手。我们知道，项羽是极高傲的，而一开始轻视刘邦，也正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怀王与诸侯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却又安排项羽北伐，刘邦西征，其用心已十分明显。项羽虽然也提出“愿与沛公西入关”，但原因却是要为项梁报仇，不是怕刘邦抢了先。诸侯联席会议不同意，他也就不再坚持。因为他根本不相信刘邦那笨蛋也能打败秦军。所以一听说刘邦先入关中，“珍宝尽有之”，便恼羞成怒，暴跳如雷。现在，他不得不承认刘邦是个人物了，却又在骨子里不肯承认他是英雄。因此他不知怎么办才好。如果承认刘邦是英雄，就该敬惜，哪有谋杀的道理？要杀，也得在战场上堂堂正正地杀。在自己军营里酒席上，这么鬼鬼祟祟地杀，实在太掉价，也下不了手。如果刘邦不是英雄，那又何必杀他呢？范增几次三番示意，他只是默然不语，樊哙慷慨陈词，他也“未有以应”，就因为他自己心里完全把握不了尺寸。结果刘邦终于虎口脱险，项羽则犯了放虎归山的大错误。

其实项羽犯不着那么看不起刘邦。

不错，刘邦是个流氓，然而却是流氓中的英雄。说他是流氓，只是指他的出身，他的教养，并不是指他的资质。要论资质，刘邦确实无愧于领袖称号，他简直就天生是当领袖的材料。一个领袖人物必须具备的素质他都有，根本不用别人教，况且也教不了。张良、陈平、韩信、萧何他们是给刘邦出过很多主意，但这些主意都是针对现实问题的，有的还是具体操作问题，是谋略而不是战略。战略性的建议也有，而刘邦也往往一点就通。这种洞察力、判断力和悟性，简直就是天生的。韩信说他“将将”的才能“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并不完全是恭维，当然也不是讽刺。

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刘邦最大的优点是“知人”。这里说的知人，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尊重人才和善用人才，而是懂得人情人性，既知道人性中的优点，也知道人性中的弱点，这才能最大程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又能孤立敌人各个击破，终于运天下于股掌之中。什么是天下？天下并非土地，而是人。所以，得天下，也就是得人，得人心。刘邦很懂这个道理。他似乎天生就会和人打交道。《资治通鉴》说他厌恶读书，却天性聪明，胸襟开阔，能采纳最好的谋略，连看门人和最底层的小兵，和他一见面都成为老朋友。我想，除因他性格豪爽大度，不拘小节，易于相处外，还因为他懂得一个道理：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因此他把所有的人都看作宝贵的财富和资源，唯恐其少，不厌其多。

怎样才能得人心？也就是要能知道别人心里想要什么并予以满足。韩信念念不忘刘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之恩，说明刘邦已得他心，也说明刘邦能够做到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自己肚子饿要吃饭，知道别人也想吃，便让出自己的饭食；自己身上冷要穿衣，知道别人也想穿，便让出自己的衣服；自己想得天下想当皇帝，知道别人也想封妻荫子耀祖光宗，便慷慨地予以封赏。这种“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钱大家赚，有财大家发”的想法和做派，自然大得人心。

项羽却从来都不会替别人着想，顶多只会弄些小恩小惠，在进行权力和利益再分配时，却完全只凭一己的好恶，卖弄自己的权威。他把原来的燕王韩广贬到辽东，把原来的赵王赵歇打发到代国，对于韩王韩成，竟然因为其谋士张良曾帮助过刘邦，先是不让他“之国”（到封地去），继而又降为侯爵，最后予以谋杀（实在小心眼儿），终于把韩成的智囊张良逼入汉营，和他作对到底（事实上刘邦东进反楚，是张良鼓动的；反楚的同盟军黥布、彭越，也是张良替刘邦联络的）。刘邦入关灭秦，功居首位，即便不能如约封为关中王，至少也该把刘邦的家乡封给他，或封得离家乡近一点，以慰藉这支人马的思乡之情。项羽自己一门心思要衣锦还乡，应该知道别人也有同样的念头（事实上刘邦的将士“日夜跂而望归”）。然而他不。也许是出于对刘邦先入关中的忌恨，忌恨他抢了自己的镜头，竟然把刘邦打发到当时视为蛮荒之地的汉中，以至刘邦一天都不愿意在那里待下去（用刘邦自己的话来说，是“安能郁郁久居此乎”），终于引兵东讨。从他一进咸阳宫就发呆不想走来看，刘邦原本也不是很有野心的人。如果当时项羽给刘邦一块肥肉，没准后来的事情就是另一个样子。至少是，谁要鼓动刘邦反楚，总不太容易，而已然回乡的士兵也很难再让他们重返战场。（张良就看到了这一点：“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但是项羽偏不让刘邦吃饱，这就逼得刘邦非吃了他不可。

不能替别人着想的人，其实对自己也缺乏体验；而能够以己度人的人，也多半有自知之明。刘邦确实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百无一能，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用计没有谋略，打仗没有武力。因此他把这些事情都放手交给别人去做，自己只做两件事，一是用人，二是拍板。这样不但避免了自己的短处，也调动了别人的积极性，一举两得。加上他明是非，识好歹，善于听取别人意见，勇于纠正自己错误，又能容忍别人的过失，不拘一格用人才，也使得别人心甘情愿为他所用，从而在身边集结起一群英雄豪杰，并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比如樊哙有勇，张良有谋，韩信会将兵，萧何会治国，简直就是一个优化组合。结果他这个老板当得非常潇洒，也非常成功。项羽不懂得这个道理，自恃天下英雄第一，什么都自己来，反倒吃力不讨好，变成光棍一条。

项羽不知人，也不自知。不知道哪些是自己所长，哪些是自己所短，当然也不肯认错。直到最后兵败垓下，自刎乌江，还说是天要亡他，他自己什么错都没有，真是“死不认错”。刘邦则不同。刘邦也犯错误，而且犯判断错误和战略错误，但他肯认错，也肯改。公元前200年，刘邦对形势和军情做出错误判断（实则中匈奴诱兵之计），不听娄敬的极力劝阻，亲自带兵挺进，深入敌方腹地，结果被匈奴围困在白登（白登是平城附近的一个小城。平城即今山西省大同市。此役又称“白登之围”或“平城之围”），幸亏用陈平密计（其计不详）才能脱离危险。刘邦班师回到广武（今山西省代县西南阳明堡镇），立即释放关押在那里的娄敬，向他赔礼道歉，承认错误，并封娄敬两千户，升关内侯。

这样的度量，项羽就没有。

看来，刘邦确实是英雄。他的公开认错，便正是他英雄气度的表现。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几个帝王或首领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只要一当上个什么，就立即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是天才、全才，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什么都能发表高见，如果他那愚蠢的见解被部属批驳，就会火冒三丈，或者怀恨在心。如果他的判断错误和决策错误居然被实践和事实所证明，那个提意见的人就会更加倒霉。公元200年官渡之战，袁绍不听田丰之劝而败北，为了挽回面子，竟然杀了田丰（详下章）。总之，他们只会用新的错误去掩盖旧的错误，而决不会认错，更不会公开认错。刘邦的白登之围事在公元前200年，袁绍的官渡之战事在公元200年，两事相差整整四百年，结局却完全颠倒，精神的高下也不可以道里计。袁绍是个豪族，四世三公，贵不可言。刘邦是个流氓，一无所有，贱不可言。然而刘邦的气度，却不是袁绍之流可以比拟的。

刘邦不但大度，而且细心。

刘邦这个人，表面上看大大咧咧，其实心细如发。鸿门宴前一天晚上，他听说项羽第二天就会兵临城下，又听说项伯可以从中斡旋，立即就决定和项伯拉关系，套近乎。但他并不马上急不可耐地去见项伯，而是先问张良，他刘邦与项伯谁的年纪大。听张良说项伯年长，便立即表态“吾得兄视之”。这就等于说自己和张良是兄弟：你张良的哥，就是我刘邦的哥。与张良平等，张良有面子；尊项伯为兄，项伯有面子。两边都讨了好，刘邦实在聪明。

项羽却很糊涂。项羽表面功夫十足，又是送汤又是送药的，其实粗心得很，是个傻小子、马大哈，或如武汉人所言，是个“体面苕”（长得漂亮又没有心计的人）。刘邦到项羽军中谢罪，说：“是臣与将军同心协力，诛灭暴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自己也没想到怎么就先入关了（其实早有预谋，且与赵高有交易），这才得以与将军久别重逢（一副老朋友口气）。可惜不幸有小人之言，害得将军对臣有了误会（一点也不误会）。”项羽一听，马上接口说：“还不是你老兄的部下曹无伤说的。要不然，我项籍怎么会这样？”结果，稀里糊涂就把通风报信的人给卖了。

项羽和刘邦确实颇不相同。项羽表面残忍，其实温柔；表面勇猛，其实脆弱。刘邦表面随和，其实狠毒；表面窝囊，其实坚强。项羽易暴易怒，稍不如意，便暴跳如雷，怒发冲冠，火冒三丈。但几碗米汤一灌，又会和没事人一样。刘邦呢，一时半会儿的窝囊气是忍得下的，但是对不起，秋后算账。你看他整治韩信，简直就像猫玩耗子似的。

显然，项羽是性情中人而刘邦是实用主义者。因为实用，他不惮于起用小人。因为实用，他不惮于诛杀功臣。因为实用，他也不怕公开承认错误。只要能达到目的，他才不在乎自己的形象。不像项羽，什么事都由着性子来，又死要面子，死不认错。

不过，实用主义者刘邦也会像项羽一样欣赏英雄，赞美崇高。他并不愚蠢地把敌我双方分为义与非义，硬要说敌方都是坏人，己方都是君子。如果见到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好汉，他会由衷地敬佩和赞赏，而无论对方是敌是友，是赞成自己还是反对自己。刘邦杀韩信之后，又杀彭越，屠三族，在洛阳城外集体处决弃市，而且扬言有胆敢收尸者，杀无赦。其时，正好梁国大夫栾布使齐归来，回到洛阳，便在彭越的人头之下，从容汇报出使过程，然后扑倒在地，拜祭彭越，并痛哭一场。刘邦见栾布公然无视自己的禁令，勃然大怒，下令将栾布扔进油锅。 ^[1] 栾布一面从容向油锅走去，一面回过头来说：“愿一言而死（说一句话再死）。”刘邦说：“你讲！”栾布说：“当年，皇上困于彭城，败于荥阳，危于成皋，项羽之所以不能西进穷追，就因为彭越大王据守在大梁，与汉联盟。那时，彭王只要稍微把头一歪，就没有今天了。何况垓下之战，如果没有彭王，项王也不会兵败。如今天下已定，彭王难道不该受封王爵，安享太平吗？想不到只因卧病在床，一次征兵不到，皇上就疑心他谋反。谋反的证据拿不到，就找些小岔子来治他的死罪，而且屠灭三族。臣恐天下功臣，人人自危。现在，彭王已被皇上杀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就请让我自己跳进锅里去吧！”刘邦一听，肃然起敬，立即下令释放栾布，并拜他为都尉。

刘邦释放栾布，固然因为心中有愧（彭越确实无辜），也因为敬重栾布的人格和人品。类似的事，发生了不少，比如释放蒯通，赦免贯高。贯高是赵国宰相，因密谋暗杀刘邦而被捕。他在狱中受尽酷刑，也不肯出卖赵王张敖。刘邦敬重贯高是条汉子，在查明真相后，不但释放了张敖，而且赦免了贯高。蒯通策反韩信，贯高暗杀刘邦，事实俱在，本人也供认不讳，刘邦却不杀他们。刘邦并不是杀人狂。他的诛杀功臣，完全是政治需要，或者说是专制政治的需要。因此，应该说，是专制主义杀了韩信，杀了彭越，杀了臧荼、陈豨、卢绾、黥布，还差点杀了樊哙。刘邦的一连串屠戮，不过是“专制政治必不可免的一项作业”。唯其如此，对于那些手上并无兵权身上又有骨头的人，则反倒不杀。因为杀了他们并无意义，不杀则可以表示宽容，改善形象，在政治上是合算的。何况刘邦对那些硬汉子，又确有敬重之心呢！

这就和项羽有些相同。

项羽也是敬重硬汉的。鸿门宴上，尽管范增多次示意而项羽依然无动于衷，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也并不阻止。可见当时杀不杀刘邦还在两可之间，有点听天由命的味道。但樊哙进来以后，事情就变了。樊哙强行闯关，进入帐内，与项羽怒目相向，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这形象已让项羽大吃一惊。听张良说是沛公的参乘（近侍警卫），便称赞说：“壮士！”等樊哙从容喝完一大斗酒，生吞大嚼一生猪腿后，项羽已为樊哙的“酷”大起喜爱之心了。因此，当樊哙回答他说“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并慷慨陈词，指斥项羽“欲诛有功之人”，简直就是“亡秦之续耳”时，项羽不但没有发怒，反倒已做出了不杀刘邦的决定。显然，项羽此时已忘了天下之争，也忘了自己的面子，他心中只是充满了对一个硬汉英雄气节的崇敬和赞赏。

这就是审美的态度了。这其实也是那个英雄时代的风尚。我总认为，先秦至汉初是我们民族最大气的时代，是我们民族古代历史上不可企及的一个英雄时代，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古代希腊是高不可及和永不复返的历史阶段一样。对于英雄气质和英雄气概的审美欣赏，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精神。韩信初到汉营时，还是一个小小不然的公关先生，因为触犯军法，依律当斩。同案犯十三人，全部已被行刑。轮到韩信时，正好一眼看到刘邦的亲信滕公夏侯婴，便大声叫道：“汉王不是要成就天下大业吗，为什么要杀壮士？”结果，“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悦之”。这里说的“壮其貌”，并非以貌取人，更多的还是为其内在气质所吸引。这是一个英雄时代之人特有的审美直觉，往往一眼就能看出好歹来。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卓异之士在一夜之间由布衣而卿相，得到超常的提拔，又提拔得那么准呢？

作为那个英雄时代的顶尖级人物，项羽和刘邦当然都是英雄。所不同者，只不过刘邦是流氓英雄，项羽是本色英雄。正如翦伯赞先生论项羽所言：“他的英勇、坚强、慷慨，坦白和丰富的情感，都是英雄本色。” 遗憾的是，他有勇无谋，坚而不韧，慷慨而不大方，坦白又有些小心眼儿，情感丰富却又感情用事，过于任性，没有远见，这才败给了喜用智谋、坚忍不拔、豪爽大方、胸有城府、理智实用、深谋远虑，而且能克制自己的刘邦。可以说，项羽的成败功过，全在他那英雄本色。这气质因为是英雄的，所以有审美价值；因为是本色的，所以无成功可能。项羽可爱也可悲。

韩信则可敬也可怜。韩信的可敬，在于他虽然出身贫寒却心存高贵，身为下贱却志在上流，这是他和刘邦的不同之处。刘邦虽然在见到秦始皇时说过“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话，却不过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什么动作，也没什么准备。刘邦的长处是善于学习，因此能在战斗中成长，靠着自己极高的天分和随机应变，终于成就了帝业。韩信却是有准备的。当他在别人家混饭吃，在河边饿肚子，在项羽手下当郎中执戟站岗，在刘邦手下当连敖接待宾客时，他就一直在做准备。他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不相信自己一辈子永无出头之日。正是靠着这一信念，他忍辱负重；正是靠着那些奋斗，他脱颖而出。

韩信的可悲在于不彻底。这是他性格中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一个卑贱者如果心存高贵（刘邦并不存心，只是顺势），就不免会有了投机的成分。韩信吃亏就吃亏在这投机心理上。可以反汉时，他觉得不反油水更大；不可反汉时，他又觉得不反实在吃亏。他献上钟离昧的人头，原本是想买政治股的，却被刘邦看破套牢，也让善于把握时机的刘邦看不起。柏杨先生说：“悲剧就发生在韩信并没有谋反之心，如果有的话就好了。” 这话说得并不很对。柏杨说汉政府并没有抓住韩信谋反的任何证据，只凭举报者的口供就定之以罪，因此是“诬以谋反”。但据我看，韩信与陈豨的密谋，不像是编出来的。韩信死前说后悔没听蒯通的话，也不像是编出来的。当然这话既可以理解为错过了时机，也可以理解为有谋反之心就好了。但不管怎么说，韩信不是一丁点反意都没有。事情坏就坏在他既有忠心又有反意，而且两样都不彻底，忠不能尽忠，反不敢真反。如果忠到底，那么，即便刘邦、吕后诬陷他，栾布那样的正派人，也会出来为他说话、喊冤、打抱不平，或者日后会平反昭雪。可惜都没有。如果反到底，当然也很好。成功了不用说，失败了也没什么可后悔的。那时，他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对刘邦说：“老子就是要杀了你这人面兽心的东西！”不也很好吗？没准刘邦依照贯高的例子，还真不杀他。贯高的罪多重啊，弑君，是要判凌迟处死的。然而他表里如一，始终如一，一方面一口咬定赵王并未与谋，另一方面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要反。结果，他在所有人眼里都是英雄。哪像韩信这么窝囊：说冤吧，又不太冤；说不冤吧，又够冤的。既不是忠臣，又不是反贼；既没讨着好，又得不到同情。你说冤不冤！

总之，项羽是本色英雄，也是彻底的英雄；韩信是挣扎出来的英雄，是不彻底的英雄。所以，项羽死得壮烈，韩信死得窝囊。

[1] 补注：此处有误。
按《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云：“布（栾布）从齐还，奏事彭越头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闻。上召布，骂曰……”此即前文表述之所本，但我的说法是有问题的。
其实，栾布并非刘邦派出的使者，也不可能向刘邦“从容汇报出使过程”。他早先曾被彭越赎救，因此在彭越被封为梁王以后，做了梁国的大夫。栾布既然不是中央政府的人，当然不可能由刘邦派出。他出使齐国，是梁王彭越派去的。出使归来，自然应该向彭越复命。但此时彭越已被刘邦处死。所以，他就只能在彭越的人头下，向他奏事，履行程序，然后设祭致哀。这个时候，刘邦并不可能在场，地点也不可能是在洛阳。事实上，是梁国的官吏将他拘捕，报告刘邦（吏捕布以闻），这才被召回洛阳，也才有了刘邦要将他下油锅的事。
此处失误亦承蒙李蓬勃先生指出，谨此致谢。 dxhPyOn9A0pFukZFFLkezhRmoAt4SkcCRIwbnCEdY6u8dp4mnp2vShVzJmi8+i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