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的错误

韩信也是被刘邦杀掉的，尽管直接下手的是吕后，也尽管刘邦为此忍了很久。

韩信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差不多一半是刘邦，一半是项羽。与刘邦一样，他也是一个能忍的人。南昌亭长嫌弃他、戏弄他，他忍了。拍絮漂母可怜他、数落他，他忍了。后来，淮阴县城的市井无赖故意羞辱他，他也忍了，而且当真从流氓无赖的胯下爬了过去，引得满街的嘲讽耻笑。说实在的，能忍如此之辱，并不容易。有哪个血性男儿能受此侮辱呢？就连韩信自己，也是几近忍无可忍。司马迁说他听了那无赖的话以后“孰视之”（盯着他看了很久），其间大约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吧，但最终，他还是忍了。毕竟，忍，不等于怕。柏杨先生说得好：“心胆俱裂，由衷屈服，是瘫痪了的奴才。跳高之前，先曲双膝，则是英雄豪杰。”如果稍一挑衅，就愤怒上前一口咬住，死也不放，那就是螃蟹了。韩信不是螃蟹，而是英雄。唯其如此，他才有资格批判项羽是“匹夫之勇”。因为他知道，受到流氓挑衅时，项羽是忍不了的，一定会跳起来一拳打在那混蛋的鼻子上。

韩信能忍，因为他也“其志不小”。以当时之情势，韩信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拔剑杀了那小子，要么从那小子胯下爬过去。但杀了他，他自己也要抵罪，志向抱负什么的也就通通谈不上了。因此，他决定忍。这一点很像刘邦。你想，刘邦同意封韩信为齐王，等于接受城下之盟，不多少也有点接受胯下之辱的意思吗？正因为他们都能忍，所以，刘邦这个当初一无所有的人才成了皇皇炎汉的开国帝王，韩信这个当初人见人嫌（人多厌之者）的人才成了秦汉时期的一代名将。《水浒传》里那个杨志不能忍，一刀杀了牛二，最后怎么样呢？只好上山去当强盗。

然而，韩信虽无匹夫之勇，却有妇人之仁。

在楚汉相争的最后关头，韩信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用项羽的说客武涉的话说，是“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用齐国辩士蒯通的话说，是“当今两主之命县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总之，韩信已成为刘、项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因此，武涉和蒯通的意见是一致的，即韩信应该取中立态度，谁也不帮，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这个建议如果当时被采纳，则《三国演义》的故事，只怕就等不到曹操、刘备、孙权他们来演了。

可是，孙权的这个老乡却没有孙权的魄力。他犹豫过来犹豫过去，最后还是下不了背叛刘邦的决心。因为他觉得刘邦于己有恩，终不忍背叛。他对项羽的说客说：“当初我侍奉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计不从，这才背楚归汉。汉王授我大将军印，给我数十万兵，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穿，省下自己的饭菜给我吃，言听计从，这才有了我韩信的今天。一个人，这样亲爱信任我，我背叛他，不吉祥啊！”

当然，韩信也还有几分侥幸，总以为自己有功于汉，终不至于真的兔死狗烹。总而言之，说到底，还是“不忍”。不忍，就正是妇人之仁。于是，有着妇人之仁的韩信，最后还是被那个不仁的妇人吕后给收拾了。

其实刘邦早就想收拾韩信了。我常常怀疑，刘邦是否真的喜欢过韩信。从韩信的传记看，他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史记》上说他始为布衣时，“人多厌之者”。虽然这人见人嫌的原因被归结为既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整天价只是寄人篱下吃软饭，但那时节游手好闲的人也不在少数，为什么唯独讨厌韩信？恐怕他的性格多少也有些乖张。你看他被南昌亭长变相地撵出门后，也只是一个人跑到河边去钓鱼，并不和市井无赖们一起去混吃混喝，就可知他很不合群。

事实上也合不了群。他和谁合呢？贵族攀不上，流氓又搞不来。韩信这个人，身份虽然卑贱，内心却很高贵。这也是他和刘、项两个人都不太对劲的原因：项羽看不起他的出身，刘邦又不喜欢他身上的贵族气，这就使他和所有的人都格格不入。公元前201年，刘邦刚刚当上皇帝不久，有人举报韩信谋反。刘邦问身边诸将怎么办，诸将立即异口同声地说：“立即发兵，活埋了那小子！”可见韩信在汉军中也没有什么人缘。没人缘的原因，可能在于其他人多半愚昧，而韩信却是个有头脑的人，而且恃才自傲，自视甚高，还喜欢研究问题。我相信，他一定喜欢一个人独自沉思，而不喜欢同那些无赖丘八聚在一起喝酒谈女人、讲荤故事，否则就不会对国家的形势和战争的局势有那么多独到的见解了。他一出山，就曾多次向项羽献计献策；与刘邦一谈话，就说得刘邦心服口服，相见恨晚。这些谋略是从哪里来的？总不会是现编的吧！一个整天琢磨事的人总有些呆气，也总有些孤僻，这就不讨人喜欢，尤其是不讨那些整天嬉皮笑脸胡说八道的流氓无赖和赳赳武夫喜欢。他要是个公子王孙书香子弟倒也罢了，偏偏又是个到处讨饭吃的。一方面自命清高，另一方面又赖兮兮的，会有谁喜欢这种人呢？市井无赖不侮辱别人，偏偏要来找他的岔子，就因为他特别讨嫌。

流氓出身的刘邦当然也不会喜欢他。尽管刘邦出于政治的需要重用了他，尽管听了他一席高论后也“自以为得信晚”，但他刚一进军营就伸手要权要官，而且狮子大开口，非大将军不当，也仍然会让刘邦心中不快，并留下阴影。没有哪个当领导的会真心喜欢这种狂傲的下属，无论他们是如何地有真才实学。也不会有哪个领导会高兴被自己的下属趁机要挟敲一竹杠，也不管他们立下了多大的功劳。可以肯定，当韩信要求当假齐王时，刘邦心里便已经动了杀机，只不过并没有流露出来罢了，因为刘邦能忍。为了自己的所谓“大业”，刘邦是什么都忍得下的。

当然，当刘邦认为可以不必再忍时，事情就大不一样了。

刘邦收拾韩信，是一步一步来的。也可以说，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就在韩信发兵帮刘邦打败项羽没多久，刘邦就突然袭击夺走了韩信的兵权（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然后借口“义帝无后，齐王韩信习楚风俗”，把他打发到下邳（今江苏省邳州市）当楚王。这种事刘邦以前就干过一回。他曾在某个清晨佯称汉使，飞骑驰入军营，趁韩信和赵王张耳还没起床，就在他们的卧室内夺走印符，调兵遣将，弄得韩信和张耳大惊失色。这一次又故技重演，趁着平定鲁国的机会，突然“还至定陶，驰入齐王（韩信）壁（军营），夺其军”。有过经验教训的韩信，应该想到刘邦会来这一手。在两次被突然袭击后，韩信也应该有所警觉，可惜他没有。

被打发到下邳当楚王的韩信开始时还活得很潇洒。韩信毕竟是楚人。楚人而楚王，多少有点衣锦还乡的意思，所以韩信对这一调动还没有什么怨言。他找到了当年在河边分给他饭吃的漂母，赠以千金，以为答谢，也算是兑现了当年“吾必有以重报母”的诺言。他也找到了当年曾管他饭食后来又撵他出门的南昌亭长，赏以百钱，并教训说：“你老人家是个小人，做好事不做到底。”当然，他也找到了那个曾使他蒙受胯下之辱的流氓，却令人意外地并没有报复他，反倒提拔他做了掌管巡城捕盗的中尉。韩信对大家解释说：“这是条汉子。当年他羞辱我时，我难道不能杀了他？只不过杀之无名，所以就忍了下来。”显然，当初可杀之时尚且不杀，现在就更没道理也更没理由去杀了。如果当时不杀而现在杀，岂非恰好证明当时并不敢杀，证明自己当时确实怯懦了，这才从那小子的裤裆下爬过去？无疑，只有此时不杀，才能证明当时不怯。韩信是聪明的。

实际上，杀了那小子，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当韩信受那胯下之辱时，他们双方都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人，是平等的。如果韩信奋起一搏，无论胜败，都会获得同情。现在不同了。韩信封王拜将，位极人臣，那小子依然故我，还是个市井无赖，双方的地位已极为悬殊。这时来杀他，固然易如反掌，却半点意思都没有，反倒给人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感觉，很是不上算。但是以德报怨，却显得宽宏大量，颇能得到舆论的好评。那个死里逃生的家伙，当然也会感恩戴德，到处说韩信的好话，又能收买一批人心。再说，“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是中国文化的通则，韩信报之以恩，岂非反过来证明当年所受并不是辱？这就等于给自己平反昭雪，洗刷了耻辱，当然合算了。

韩信不杀那市井无赖，却并不等于刘邦不杀韩信。

韩信的情况和那无赖不同。那无赖既无能力，又无地位，韩信让他活他就活，叫他死他就死，其实已是行尸走肉，自然无须动用牛刀。韩信就不同了。他其实已对刘邦构成威胁。蒯通早就对韩信说过：“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也就是说，一个为人之臣的，如果才智、能力和功劳都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也就性命难保了。为什么呢？因为所谓君臣关系，诚如韩非子所言，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双方的关系之所以能够维持，全在于人君手上有足够用于封赏的官爵，而人臣的智力又总是不够用，或总是有用武之地。如果某个人臣的智力和功勋已大得赏无可赏，这个买卖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再下一步，便只有请人君让出自己的交椅，这是任何一个稍有头脑和稍有能力的君主都断然不能接受的。刘邦和韩信的关系便正是这样。所以，刘邦非干掉韩信不可。

不过，刘邦还是打算一步一步来，并不打算一下子就置韩信于死地。就在徙韩信为楚王的第二年，刘邦伪称天子巡狩，出游云梦，从洛阳来到陈丘（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在诸侯郊迎的道旁，突然袭击秘密逮捕了韩信，理由是有人告他谋反。这当然不是事实。要反，当齐王时反不好，等到今天？刘邦也清楚那举报是诬告，却不愿放过这个收拾韩信的机会，于是便把他绑在车上带回了洛阳。一到洛阳，便宣布大赦天下，也趁机“赦免”了韩信，只不过把他降为淮阴侯，也不让他到封地就职，而是留在朝中，颇有些“宽大处理，以观后效”的意味。

刘邦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他深知，政治斗争讲究的是“有理、有利、有节”。此刻杀了韩信，理由并不充足，诸臣心中不服，自己也于心不忍。后来，韩信果真与陈豨合谋反汉，被吕后用萧何之计秘密逮捕，而且处死。刘邦从战场归来听到消息后，其反应是“且喜且怜之”。好一个“且喜且怜”，实在是刘邦真情的写照。刘邦对韩信的感情确实是复杂的。他虽然嫉恨讨厌韩信，却也欣赏怜爱韩信。韩信毕竟是有功之臣，也是有才之人，能不杀，当然最好是不杀。何况韩信将兵多年，在军队中有一定威望，也多少有些心腹。骤然杀了韩信，弄不好会引起兵变。因此刘邦决定再等一等，再看一看。

的确，刘邦对韩信，不能不有所忌惮。

就在有人举报韩信谋反，诸将也异口同声扬言要立即发兵“活埋了那小子”时，刘邦并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去和陈平商量。陈平问：“陛下的兵比韩信更精吗？”刘邦说：“不能比。”陈平又问：“陛下的将比韩信更强吗？”刘邦说：“比不上。”陈平说：“兵不如人家精，将不如人家强，却发兵去讨伐，不是赶着人家造反吗？”刘邦这才定下了秘密逮捕的计策。可见，刘邦对韩信的实力还是有所顾忌的，对韩信的心理也不完全摸底。

然而就在这时，韩信却干了一件蠢事。

当刘邦自称“天子巡狩”，带着不多的人马南巡，即将来到楚国边境时，韩信有些慌乱起来。他总觉得这件事有些不对劲，却又想不出哪里不对。因此，他不知自己应该如何对付才好：举兵造反吧，想想自己并没有什么得罪的地方，皇上未必是来讨伐自己的。亲自去拜见吧，又总觉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弄不好一去就会被抓起来。这时，有人给他出了个馊主意，说：“皇上最恨的是钟离将军。如果提着钟离将军的脑袋去见皇上，皇上一定高兴，咱们也就没事了。”钟离将军即钟离昧，也有写作钟离眛的，是楚国的名将，也是韩信的铁哥们儿。项羽死后，钟离昧无处遁逃，便躲在韩信这里。刘邦仇恨钟离昧，曾下诏通缉，却被韩信保护起来。但这回，韩信为了自保，却决定拿好朋友的脑袋去邀功请赏、讨好卖乖。钟离昧听韩信居然向他来讨首级，真是伤心气愤到了极点，遂大骂韩信背信弃义，不是东西。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怪自己没长眼睛，竟然交了这么个“朋友”。无论是昧，还是眛，都是“目不明”的意思。真不知这位老兄的爹妈怎么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字，简直就是谶语了。一个瞎了眼，一个黑了心，一场悲剧就这样酿成。

可惜韩信打错了算盘。刘邦固然仇恨钟离昧，同样也嫉恨韩信。他要的是一统天下，是他刘氏家族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哪里只是一颗钟离昧的人头？所以，韩信出卖了朋友，刘邦却并不领情，只不过冷笑一声，然后一声断喝：“左右，给我拿下！”于是堂堂楚王，便立马成了阶下囚。韩信不服，高叫：“我有何罪？”刘邦说：“人家告你谋反。”说完便让人把韩信捆起扔在车上。韩信仰天长叹：“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在天下已定，自己是该死了！刘邦却回过头来说：“少废话！你以为你反迹还不彰明吗？”

实在地说，这时的韩信是冤枉的。但认真想想，却也不冤枉。他早就应该想到刘邦会来这一手。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功高震主，死到临头，这些道理，他不是不懂。武涉、蒯通他们也讲得很清楚：刘邦这个人，是靠不住的。在政治斗争中，交情友谊、亲密战友什么的，也是靠不住的。武涉说：“刘邦这个人，野心极大而品性极差。他多次被项王捏在手里，项王可怜他，不肯杀他，他却一脱离危险便反咬项王一口，其不可亲近信任如此，你怎么就那么信得过他呢？告诉你吧，阁下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全因为项王还在。项王今日亡，明天就轮到阁下！”蒯通也说，永远都不要相信什么君臣之谊。文种、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报仇雪恨，打败吴国，成就霸业，立功成名之日也就是他们身首异处之时。 这些话说得都很透彻，可惜韩信听不进去，这才有了今天。

如果说，妇人之仁使韩信坐失良机，那么，小人之心则使他铸成大错。韩信杀钟离昧以讨好刘邦，至少犯了三个错误。

第一，他卖友求荣，便首先在道德上输了一着，使自己成为道德法庭上的罪人。我们知道，韩信原本是无罪的。加上他战功显赫，天下皆知，刘邦要杀他，就要受到道义上的谴责，承担道义上的责任。现在好了，刘邦可以放手干了。因为他要诛杀的，已不是劳苦功高的英雄，而是背信弃义的小人。杀功臣是有忌讳的，杀小人则理所应当。所谓“小人”，在中国也差不多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意思。所以韩信此举，无异为刘邦洗刷了道德罪责，而把自己送上了刑场。

第二，韩信讨好献媚，说明心中有愧，在心理上也输了一着。本来，刘邦是多少有些心虚的。他知道韩信谋反的事是诬告，也知道刚一胜利就杀功臣有些那个。现在他理直气壮了：你韩信不曾想过谋反吗？窝藏敌将钟离昧就是铁证！如果说不是为了谋反，只是出于哥们儿义气，那你怕什么？现在主动把他的脑袋献上来，只能说明你做贼心虚，弄不好还是杀人灭口！结果，没罪的成了有罪，有愧的反倒无愧。韩信此着，岂非授人以柄，自己给自己栽赃？

第三，韩信主动屈膝，说明自己心虚，在战术上又输了一着。“两军相敌勇者胜”，韩信的心虚，就壮了刘邦的胆。本来刘邦还有些怕韩信的，现在不怕了：原来那个将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克的大将军韩信，也不过尔尔！别看他神气十足威风八面，原来内心深处虚弱得不堪一击。我刘某不过只是说了一声“南巡”，他就吓得屁滚尿流，忙不迭地把铁哥们儿卖了。这种人还不好收拾吗？

显然，韩信出卖朋友，并没能保住自己，反倒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现在，韩信已是砧板上的鱼肉，只等刘邦下手。

刘邦并不着急。

在变相软禁韩信的那些日子里，刘邦经常找韩信聊天，十分优游从容地和韩信议论诸将的才能，各有不同。有一次，刘邦问韩信：“像我这样的，能带多少兵？”韩信说：“超不过十万。”又问：“你呢？”韩信说：“多多益善。”刘邦就笑了：“好好好，多多益善，怎么被我抓起来了？”韩信说：“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善于驾驭将领），这就是我韩信斗不过陛下的原因。再说陛下是天才，哪里是人才比得上的（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其实，话说到这个份儿上，韩信就该反思一下了。

所谓“天授”，是指“天子”（君权神授）还是“天才”（天纵聪明），可以先不管，“将将”一说，则值得琢磨。刘邦确实善于将将，也确有领袖的天分。但将将之法，其实不难，无非知人善用再加恩威并重而已，也就是大棒加胡萝卜。所以，既要懂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要懂得“杀一儆百”。反正，赏也好，罚也好，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小气，也不能手软。因此，在将将的过程中，杀鸡给猴看，总是免不了的。韩信就是一只会打鸣的红毛大公鸡。杀与不杀，就看猴子跳不跳，也看公鸡乖不乖。

可惜韩信并没有想到这些。他似乎丝毫也没有想到，刘邦对他，正处于杀与不杀的两可两难之间。不杀，留着终是个危险；杀，一时半会儿还下不了手。如果这时韩信收敛一下自己，夹着尾巴做人，甚至干脆告老还乡，也许还能全身而退。刘邦的诛杀功臣，毕竟没有后来朱元璋那么狠毒（此所谓时代不同也）。然而韩信一点都不知检点。他常常称病不朝，住在家里也没精打采，日夜怨望，“羞与绛（绛侯周勃）、灌（颍阴侯灌婴）等列（排在同一位次）”。有一次他去看望樊哙，樊哙跪拜送迎，自言称臣，说：“大王您竟肯光顾小臣。”出门之后，韩信便仰天大笑说：“我韩信如今是和樊哙之流为伍了！”所有这些言行，都表现出韩信对刘邦的处置是不服、不满、有怨、有恨的。这在韩信自己，是因为受了委屈，但在刘邦眼里，则是“不臣之心”。

这是不能允许的。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人格。既不允许有自己的看法思想，也不允许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倘有，便是“不臣”，就要剪除。何况韩信这只笼中之鼠，还当真起了打猫的心思。公元前197年，陈豨在边地反汉，刘邦御驾亲征，韩信称病不从，却派人送信给陈豨，准备在京城做内应，结果事不缜密，被手下人举报。吕后接到密告，与萧何商量，谎称边地大捷，陈豨已死，列侯群臣都要入宫庆贺。韩信心中有鬼，不敢不去，何况又是萧何发的通知！说起来萧何也是韩信的恩人。当年如果不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又向刘邦极力推荐，韩信也就当不上大将军。他当然做梦也想不到这次萧何是要设计捉拿他的，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结果，韩信一进宫，就被埋藏在两旁的武士擒拿，而后又被吕氏处死在长乐宫。在这方面，吕后显然比刘邦要狠毒得多。她并不事先请示刘邦，事后也不通气，没有片刻犹豫和怜惜，干净利索地就把韩信干掉了。死到临头，韩信这才痛悔当初不听蒯通之计，以至竟被妇人所戮。是啊，他只知道讥讽嘲笑项羽的“妇人之仁”，却不知道自己也有妇人之仁，更没想到妇人也未必都仁的。

应该说，韩信这个人，还是有知人之明也有容人之度的。他分析项羽的为人，一针见血，切中肯綮。他以弱胜强，击败成安君陈餘，却很明白自己得以胜利的原因之一，是陈餘不用广武君李左车之计。所以，俘虏了李左车之后，他不但亲解其缚，而且“东乡坐，西乡对，师事之”，像学生一样恭恭敬敬向李左车求教。他克己用忍，虚以待人，忍胯下之辱而成王霸之业，这些都是他的可敬之处。韩信的不足，是缺乏自知之明。所以，他说别人会说，事情一轮到自己头上就糊涂了。他总认为自己奇货可居，功不可没，没想到一旦天下平定，可居的奇货就会变成烫手的土豆，过高的功劳则只会引起君主的猜忌。刘邦降他的爵位夺他的封地，原本既有薄惩之心，也有示警之意。他却又是撂挑子，又是掼纱帽，又是发牢骚，又是讲怪话，最后还打算孤注一掷，抢班夺权，当然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总之，刘邦既有知人之明，又有自知之明，所以刘邦胜利了。项羽既无知人之明，又无自知之明，所以项羽失败了。韩信有知人之明，无自知之明，所以虽有成功，终至失败。

缺乏自知之明，其实也不能真正知人。韩信以小人之心对待钟离昧，又以君子之腹度刘邦，简直就是颠倒荒唐。这里说的“小人”，还并不完全是指道德意义上的，更是指心理意义上的，即度量狭小之人。刘邦仇恨钟离昧，韩信也不是不知道。如果害怕刘邦怪罪，当初就不要收留他。既然收留了，就该保护到底。老子豁出去，就要保护这个朋友，刘邦又能怎么样呢？也不能怎么样，也许反倒会生出几分敬意，生出几分畏忌。韩信缺乏这个度量，使了个小心眼儿，结果出卖了朋友，又出卖了自己。 ZhfOaCLbrs9zeoVg3vOPusRunXqV5Up8TXkCcznJd7w7KKTNgvtilJvzfcpV1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