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很多的门。
打开北京地图,你的第一印象,也许就是北京的门多。尽管这些门大多“徒有虚名”(门被拆掉了),然而那虚名却也永垂不朽。有几个老北京人不记得这些门呢?即便是外地人,从未见过它们的,也会知道它们的名字,甚至有些模糊的感觉。因为北京中心区域的主干道,几乎大都是以这些门(加上东西南北的方位)来命名的。比方说,前门大街、前门西大街、前门东大街,复兴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建国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阜成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朝阳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西直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东直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内大街、东大街、西大街,安定门外大街、内大街、东大街、西大街,此外,还有崇文门东大街、宣武门西大街、广安门内外大街、广渠门内外大街,等等。所以有人说,到了北京,要找地方,先要找门。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哪座门周围,要找的地方又在哪座门附近,那么,你就怎么也不会迷路。而且,你在北京问路,北京人也常常会说在某某门附近或奔某某门去。因此,虽然我们现在在北京已看不见多少门,却对北京的门并不陌生,反倒有几分亲切。
事实上,不少的中国人,都是首先通过北京的门,尤其是通过两座特别有名的门认识北京的。这两座门,就是天安门和大前门。“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是几乎每个新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歌曲;而那些从未到过北京的人,也至少在香烟盒上见识过大前门。记得小时候,大前门还是一种名贵的香烟。能抽大前门香烟的,大都有钱,或很有些身份。能够收集到大前门香烟盒,也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当然,能够到北京去,亲眼看看天安门和大前门,在它们前面照一张相,就更是让人梦寐以求了。
如果说,天安门是新中国的象征,那么,大前门便是老北京的门面。1984年,侯仁之教授在为一本重要的瑞典学者著作的中译本所作的序中,还这样激动地回忆起半个世纪前他第一次见到大前门(正阳门)时的心情:“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忽然感受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
这是极为真实又极为深刻的感受。只有那些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特别敏感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感受,也才会深刻地意识到,北京的城门对于北京这座城市和它所代表的文化,有着什么样的意义。难怪侯仁之教授作序的那本重要著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的作者、瑞典学者喜仁龙,要说他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北京的城门了。在喜仁龙看来,北京的历史和文化,是和它的城门还有城墙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这些城门和城墙“布满着已逝岁月的痕迹和记录”,随时都在向我们讲述那些古老而神奇的故事。
喜仁龙是一个外国人。然而他的感受,却和我们如此相通。我确信,尽管喜仁龙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也尽管他做了大量的调查和考证工作,但如果没有这种感受,他的书就不可能写得那么生动、那么感人,也不可能写得那么深刻。
我们必须有这种感受。有了这种感受,你才能进入北京,也才能读懂北京。
因为北京是城,而且是真正的城。
北京作为城的历史,说起来是很久远的了。
北京城起先叫作“蓟”或“蓟城”。现在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它曾是燕国的国都,其址位于现在北京的西北一隅,公元前221年被秦始皇的军队所毁。公元70年左右,东汉王朝在今北京西南角,又建了一座新城,叫“燕”,三国时又改名“幽州”。公元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将幽州升格为“南京”,又叫“燕京”,作为他的四大陪都之一。金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击败了辽国的金人将燕京定为他们占领的北部中国的政治中心,是为金中都。又过了一百多年,即公元1272年,统一了中国的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将此地作为他庞大帝国的中枢所在,这就是元大都。至此,中国的首都终于由“面东背西”一变而为“坐北朝南”。在此后数百年的漫长岁月里,除短暂的变动外,这个格局基本上没有被打破。
蓟城、幽州、辽燕京、金中都和元大都,这些辉煌一时的巍峨城阙,早就已经“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了。现在人们能够记起说起的,实际上是明清时代的北京城;而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则是由里外三层的“城”构成的“城之城”。这个城之城的里圈,是通常称为“紫禁城”的宫城,城墙周长六里,开有四门,即午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中间一圈是皇城,城墙周长十八里,也开有四门,即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它的外围是京城,分内外两城。内城城墙周长四十六里,开有九门。正中即正阳门,最为高大雄伟。在过去的年代,它是仅供皇帝出入的正门。正阳门的东西两面,是崇文门和宣武门,又叫“哈达门”和“顺治门”,也叫“景门”(光明昌盛之门)和“死门”(枯竭不祥之门)。景门人人可过,死门则多半走送葬的队伍。北面两门是德胜门和安定门,又叫“修门”(高尚之门)和“生门”(丰裕之门)。皇帝每年一次从生门出城,到地坛祈祷丰年,也祈祷王朝政权稳定、国泰民安,所以叫“安定门”。而凯旋的军队则要从修门班师回城,以宣示皇帝的圣德终于战胜了敌人,所以叫“德胜门”。东边两门是东直门和朝阳门(齐化门),又叫“商门”(交易之门)和“杜门”(休憩之门)。那里曾经河水涟漪,岸柳成行,无疑是运输和休闲的好去处。西边两门是西直门和阜成门(平则门),又叫“开门”和“惊门”,前者意味着“晓谕之门”,后者的得名据说是因为附近居民常被皇帝诏令惊扰。总之,这些城门,多少都有些特殊的含义和象征。所以,老北京人说起它们来,总还是津津乐道。
正阳、崇文、宣武、德胜、安定、东直、西直、朝阳、阜成这九门,就是严格意义上的京师之门。所以清代的“首都卫戍司令”,便叫“九门提督”;而九门当中最南端的正阳门,便是京城内城的正门、前门。它是北京最重要的城门。它的北面,是壁垒森严的皇城和宫城,是金碧辉煌的王府和皇宫,是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它的南面,是北京城的门户地带,拥有最大的交通中心和商业中心。那里的婆娑杨柳、绚丽牌楼、繁忙店铺、喧闹街市,曾是“北京最美妙、最诱人的街景之一”。那里也是帝王禁苑与平民市井之间巨大的中间环节,因此老百姓把正阳门叫作“大前门”。
其实,真正的前门,说起来应该是永定门。它是京城外城的正门。1553年修建的外城,原来是要环绕内城的,后因经费不足,只修了南城一方,结果整个京城就变成了一个“凸”字形。京城外城周长二十八里,开有七门。南端正中为永定门,左右两边为左安门、右安门,东西两边则是广渠门、广安门,东北和西北角与内城相接处,又开有两门,即东便门和西便门。“外七内九皇城四”,如果再加上围绕外城的护城河和城外岭上的长城,北京城真可谓“门开八面,固若金汤”。除此以外,在天安门外长安街上原有左右长安门(又称青龙门、白虎门)。民国时期,又新辟了和平门(始称兴华门)、建国门(始称启明门)、复兴门(始称长安门)。这些都是大门。至于那些不大上得了台盘的中门、小门,就数不胜数了。
这就是北京,这也就是北京城。要言之,所谓北京城,实际上就是由一重一重的墙和一道一道的门构成的。其中,门显然又比墙更重要。没有墙,固然城而不城,但如果没有门,城也就是死城。门之于城,不但是出入之口,而且是方位所在,功能所在,意义所在。可以说,把握了北京的门,也就差不多把握了北京。
北京诸门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天安门。
天安门是北京的象征。
只要一提起北京,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新中国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天安门。每个初到北京的人,第一个要去看的地方,也差不多都是天安门。的确,在中国,又有哪座门,能像天安门那样和北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在中国人民的历史画卷和政治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呢?举世瞩目、揭开了中国新文化第一页的“五四运动”,就是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是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的。20世纪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也都是在天安门前的广场上上演的。天安门在每一个热爱祖国、尊重历史的中国人心目中,不可能不地位尊崇。
天安门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别。明清时期,北京城市规划和城市营造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由一条十八里长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全城。它的南端起点,是永定门;北边终点,则是地安门外的钟鼓楼。从南到北,依次有永定门、正阳门(前门)、中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神武门、地安门,天安门恰恰正在这条中轴线的正中。它是京、皇、宫三城中间那个城,即皇城的正门。门外,南北大道是御道,东西大街是天街,其地位之重要、特别,已毋庸置疑。如果说,北京的门是我们解读北京的入门之门,那么,天安门便是门中之门。
其实,即便在封建时代,天安门的地位也非同一般。
天安门原名承天门,清人入关后改为天安门。但不论“奉天承运”也好,“敬天安民”也好,作为皇城的正门,它都是国脉所系、国威所在、国家权力的象征。事实上,天安门历来就是封建王朝举行国家大典的地方。那时,皇帝如果要颁布诏书,就在太和殿登极用宝。用宝后的诏书,要置于“云盘”中,用彩亭奉送天安门城楼,交宣诏官宣读,文武百官则在金水桥南排班聆听。宣诏完毕,诏书用木雕的金凤衔着由城楼上放下,交礼部誊写,诏告天下,谓之“金凤颁诏”。可以说,从那时起,天安门就以其不同寻常的特殊地位而为众望所归。
不过那时的广场,可比现在小得多,只有十一公顷,比作为现在天安门广场配套建筑的人民大会堂(占地十五公顷)还小。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那时国家并不属于人民,有资格恭逢如此盛典,能够到天安门城楼下跪班听诏的人数极其有限。有十一公顷的地方,已经完全够用,而且也足以让地方衙署和小国边邑相形见绌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了共和国的主人,如此“弹丸之地”,显然已不敷使用。1949年,为举行开国大典,新中国的奠基者们曾对广场进行了拓展修整。1959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三面红墙全部予以拆除,东西两翼拓为通衢大道,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分立广场东西两侧(取“左祖右社”之意),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中央,并向人民群众开放。过去专属帝王使用、严禁庶民涉足的皇家禁区,真正成了人民的广场。
于是天安门广场便成了世界上最大、最无与伦比的大广场。它占地面积五十四公顷,可供五十万人进行集体活动。每一个到过那里的人,都无不惊异于它的庄严、肃穆、雄伟、博大。和它相比,西方许多城市的所谓广场,便只好叫作“路口”。北京的大,在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天安门的南北,分别是正阳门、中华门和午门。
午门是宫城的正门,正阳门是京城的前门,中华门却不是城门。这是一座单檐歇山顶的砖石结构建筑,与明十三陵和清东西陵的大红门相同,虽然看起来不如内城九门那些城门楼子壮观,却最能体现“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意味。因为中华门是真正的国门。咱们的国名叫什么,它就叫什么。明朝的时候,它叫大明门;清朝的时候,它叫大清门;到了民国时期,就叫中华门。换名的办法也很简单:把刻有门名的石匾翻个个儿,重新刻上字,“大明门”就变成了“大清门”。可惜,当民国的人也想用这种省工省料的好办法来更换门匾时,却发现努尔哈赤的子孙早就用过这个高招了,便只好放弃颠倒历史的念头,重新刻了一块木匾挂在檐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感激和崇敬,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就建在中华门内天安门前。正如姜舜源在《沧桑天安门》一文中所说,这可正好应了陈毅元帅的一句诗“此头应向国门悬”了。二十多年后的1976年,在中华门旧址上,又兴建了“毛主席纪念堂”。至此,整个天安门广场,已是“旧貌换新颜”。国门拆除了,午门退隐了,前门告老了,人民的广场取代皇家的宫城成了北京的中心,而由东西长安街及其延长线构成的新的中轴线横贯东西,则似乎象征着北京的开放与腾飞。
中华门(或大明门、大清门)的故事,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门对于一座城尤其是一座京城有着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它不仅是出入的孔道和防卫的关口,也是一种象征——国家的和政权的象征。所以,在清代,除正阳门外,其余八门便由八旗分掌:德胜门正黄旗,安定门镶黄旗,东直门正白旗,朝阳门镶白旗,西直门正红旗,阜成门镶红旗,崇文门正蓝旗,宣武门镶蓝旗。八旗分掌八门,既有共享天下之意,也未尝没有相互牵制的用心在内。
的确,“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没有城墙和城门,是不好叫作京城的。唐代长安和北京一样,也有京、皇、宫三城,不同者在于宫城不在皇城里面,而在皇城北面。这三座城,京城十二门,东西南北各三门;皇城七门,南三东二西二,北面无门;宫城南面五门,正中为承天门(明代北京宫城正门也叫承天门,想必即承唐制),北面两门,正门为玄武门,是唐太宗李世民发动政变的地方。汉代洛阳京城内,有南北两座差不多一样的宫城,都开有四门,而且门的名字也都一样,即南朱雀北玄武东苍龙西白虎,京城则开有十二门。宋都开封也有城三重,外京城叫罗城,也叫国城,因其土筑又叫土城,开有十三座城门,七个水门,共二十座门;内京城又叫旧城或阙城,四周共开十门,正南门是朱雀门;宫城亦即大内,又叫皇城,开有六门,正中为乾元门。开封城一共三十六座门,差不多是门最多的一座古都。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只有内外两城,内城又叫子城,开有四门,乃大内所在;外城又叫罗城,开有十三座城门,并不呈对称状。杭州城门的特点,是它们的名字,多不似北方古都的典雅庄重,而更多山川灵秀。“候潮听得清波响,涌金钱塘定太平”,这两句诗中,就包括了杭州五座城门的名称。明初首都南京,规模极为宏大,里里外外共有四城。外郭城周长一百八十里,开有十六座城门;应天府城周长六十七里,是当时国内第一大城(次为北京),也是世界第一大城(次为巴黎),共有十三座城门;此外皇城六门,宫城十二门,加起来比开封还多。
显然,这些城市,也都是由墙和门构成的。
这是中国极具典型意义的一类城市。
它们的秘密,是中国文化的秘密。
当然,也是中国城市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