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魅力

在进行了这样一番走马观花的匆匆掠影后，我们不难发现，城市的魅力其实无关乎它们的大小和行政级别。九十九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就有不少是小城。比方说大连较之沈阳，青岛较之济南，厦门较之福州，开封、洛阳较之郑州，喀什、伊宁较之乌鲁木齐，就更具魅力。显然，以下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有着自己特殊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的城市肯定是最让人喜欢的城市，也是最让人难忘的城市。”但，准确地把握这些城市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说出它们的魅力所在，却并不容易。

在《新周刊》编辑《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专辑时，本书的初版已经面世，我也和他们交换过意见。他们对某些城市魅力的定位，我是赞同的，比如北京是“最大气的城市”，苏州是“最精致的城市”，拉萨是“最神秘的城市”，西安是“最古朴的城市”，厦门是“最温馨的城市”，成都是“最悠闲的城市”等。但有些定位则可以商榷。比如，说上海是“最奢华的城市”，南京是“最伤感的城市”，大连是“最男性化的城市”，武汉是“最市民化的城市”，广州是“最说不清的城市”，深圳是“最有欲望的城市”，香港是“最辛苦的城市”，台北是“最陌生的城市”等等，就未必准确。比方说，对于我们这些不便“跨过海峡去看一看”的大多数“大陆同胞”来讲，台北无疑是“陌生的”。但，一旦海峡变成了通途，去台北和去上海一样便当时，台北便有可能不再陌生。那么到时候，不再陌生的台北，是不是就会因失去了“陌生感”而失去其魅力呢？

事实上，陌生并不是台北的特征，不是台北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台北也并不曾着意营造陌生的氛围，或打算使自己成为一个他人眼里的陌生城市。我们对台北的陌生感，其实是两岸的隔阂造成的。所以，即便是去过台北的人，也可能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台北。其实，用于广州的那个头衔——“最说不清的城市”，用在台北身上没准更合适。可不是吗？“这个城市，充满了混杂的风景”，“走在街上，你不仅会产生东西南北各种文化空间交织的幻象，而且有古今中外混淆的文化时间错杂感”，“台北是温柔的也是暴力的”，“在台北，你分不清楚人们是贫是富”，“也说不清楚是科学或是迷信，草根抑或前卫”。这是一个“处处有活力，处处有怪招，处处有机会与失足，有发财梦与邪恶”的陷阱。“什么都绕着你转，却什么都抓不住”（徐学《最陌生的城市：台北》）。是不是有点“说不清”呢？

其实，即便把台北称之为“最说不清的城市”，也是不妥的。因为它的说不清，实际上还是说得清，只不过很难用一两个词来概括罢了。如果一定要概括，也许只能用“多样”两个字，称之为“最多样的城市”。我们知道，这个先前叫作“艋舺”的小镇，成为名叫“台北”的大都会，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而这个城市的文化，其实是由移民创造的。中国移民程度最高的城市，有北京、上海、深圳和台北，但移民成分却各不相同。台北的移民，主要有20世纪40年代东渡的政治移民，他们来自山东、湖南、四川、东北；有50年代和60年代进城的乡下移民，他们来自台南、花莲、宜兰、屏东；有70年代的国际移民，他们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拉丁美洲；还有90年代来自中国大陆的经济移民；还有从日本和欧美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以及他们带回的海外配偶。更早一点，则还有明清时代的闽粤移民，也许还有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留下的某些移民，一支不折不扣的“多国部队”。这些人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观念，他们身上的“文化无意识”也都是根深蒂固的。但他们又都要在台北讨生活谋生存，他们也要通婚并生下第二代第三代。因此这些不同的文化只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既对立又交融，既冲突又整合，结果便呈现出新老并存、土洋结合、中西合璧的局面。比方说评剧、舞台剧、现代舞共聚一堂，歌仔戏、脱口秀、摇滚乐同台献艺，或者“早上坐飞机，中午冷气机，下午电算机，晚上找童乩（扶乩算命）”什么的。这种风格，我们不妨称之为多样或驳杂。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之为光怪陆离或面目模糊。

如果说，把台北称为“最陌生的城市”尚有可取之处，那么，把香港称为“最辛苦的城市”便未免匪夷所思。陌生也许是一种魅力，辛苦怎么也是魅力呢？谁又会把辛苦看作魅力呢？的确，香港是忙碌的。“东方之珠，整夜未眠，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然而，在香港忙碌的背后，我们不但看到了辛苦，更看到了活力。

其实，与其把香港称为“最辛苦的城市”，不如称作“最有活力的城市”。20世纪80年代，香港曾开展过“活力运动”，而“活力”恰恰是香港的魅力所在。谁都知道，香港最让世界瞩目的，就是创造了长期繁荣的经济奇迹。香港的经济自由度名列世界第一，人均外汇储备名列世界第二，贸易量仅次于欧盟、美国、日本，名列世界第四，人均年收入更是早已跨过两万美元的全球富裕线，而香港不过是面积一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六百万的“弹丸之地”，如果没有自身的活力，怎么创造得出这样的奇迹？

香港的活力也确实是相当惊人。香港现在当然是财大气粗，然而它的发展却并非一帆风顺。先前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占领，再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风波所及，其他时候麻烦也不少。1973年，香港股市大泻，金融业房地产一片惨淡，有人便预言香港将面临沉船之虞灭顶之灾。但是香港全都扛过来了。除了因为有祖国大陆作坚强后盾外，也因为香港这个城市充满了活力。显然，正因为有了这活力，东方之珠的风采，才会“浪漫依然”。

事实上，香港也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城市。每天都有几十万人走进香港，也有几十万人走出香港。香港把来自东西南北，黄白黑棕肤色不同、贵贱贤愚身份不等的人吞进又吐出，留下成功的，送走失败的，但无论成功与否，他们都给香港注入了活力。于是小龙腾飞，明珠璀璨，于是百业兴旺，万象更新。

香港如此充满活力，如此地吸引着四海移民八方来客，当然也是因为这里有太多的诱惑。这不仅是指那些美轮美奂的建筑，琳琅满目的商品，应有尽有的设施，无微不至的服务，以及那些吃不完的美食和穿不尽的时装，更指那时时在你面前闪现、看起来人人均等的机会。这里每天都在制造着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从身无长物一文不名到腰缠万贯富甲一方，有时也许只要一夜工夫。比方说，每次赛马，便至少要产生一名百万富翁。这种机会，从理论上讲，是人人有份的。于是香港便告诉我们，如果你有好运气，或者你很卖力，当然最好是兼而有之，那么，你就有可能在这个自由的港口跳过龙门。这可真是挡不住的诱惑。

正是因了这诱惑，也为了应付那没完没了的账单、信用卡、透支户口、供楼贷款，为了不至于在激烈的竞争中沦为“箩底橙”（垫脚石），为了生存也为了成功，香港人从小到大都在拼搏。总是在努力“搏出位”，而且不惜“搏到残”。在香港，一个人兼两份差是家常便饭，有的还会同时注册一家公司。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虽然累，却感到充实。相反，一旦哪天不忙了，反倒心里发虚，惶惶然不可终日，不知道是自己在老板眼里已无油水，要收到“大信封”（辞退信）了，还是自己服务的公司快垮台了。的确，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必然是快节奏的。它容不得拖泥带水，更容不得无所事事。一旦出现空闲，就意味着出局。忙，才有安全感，才证明你还活蹦乱跳。

所以，东奔西走忙忙碌碌的香港人，为了不至于累得吐血或搏得无神而学会了“猫睡”（随时随地都能打盹）的香港人，既活得辛苦，也活得充实。正是这成千上万努力拼搏的香港人，构成了生机勃勃而且能起死回生的活力香港。无疑，香港的活力是被逼出来的，就像被狼追赶的鹿不能不拼命飞跑一样。但，如果没了狼，鹿岂不也要退化？与其退化，不如奔跑。

因此，“如果在香港成功了，在世界各地都能成功”（程乃珊《最辛苦的城市：香港》）。但不是因为太辛苦，而是因为有活力。

我也不能同意把上海说成是“最奢华的城市”。上海，怎么是“最奢华的城市”呢？或者说，上海的城市魅力，怎么能说就是“奢华”呢？不要说旧上海在纸醉金迷之外尚有着“流浪的三毛”，便是现如今，北京、广州、香港、台北等城市奢华起来，只怕也不输上海。只不过，上海的奢华，与北京、广州、香港不那么一样罢了。北京的奢华更多的是摆谱，派头十足，牛气十足。这也不奇怪。北京，毕竟是“最大气的城市”嘛！一旦奢华，也一定是“大手笔”。广州和香港的奢华，则总让人觉得有点暴发户的味道，文化底蕴不足，怎么看怎么像“大金牙”。当然，这么说，也许多少带点偏见。不如说，北京的奢华是居高临下的，广州的奢华是生猛鲜活的，而上海的奢华则是不动声色的。因为上海是“最具绅士风度的城市”，而所谓绅士风度，讲究的就是不动声色。如果张牙舞爪，就不是绅士，也不是上海了。事实上，在上海，越是高层次的人（他们往往也最有条件奢华），就越是有绅士风度，也越是不动声色。只有小市民才咋咋呼呼。即便他们，在上海也是不敢咋呼的。他们只有到了外地，在不明底细的外地人面前，才咋呼个没完。

其实，即便“很久以来上海人一直在一些顶尖的享受上花费着他们的开销”，他们追求的也并不就是奢华。在上海，并非“贵的就是好的”。不要说节衣缩食讲实惠的上海小市民不这么看，一掷千金“掼派头”的“大市民”也不这么看。正如《最奢华的城市：上海》一文的作者所说，一件东西或一种享受要让上海人满意，并不是只要价钱昂贵、能显示身份炫耀财富就行的。它们还“必须好看、精美，有象征的价值，而且是在最小的日常生活细节上”。下面这句话也是对的：“这需要修养与品位，而这正是上海让其他城市难以望其项背之处。”

显然，这样一种追求，与其说是奢华，不如说是雅致，而上海，实在应该称为“最雅致的城市”。关于上海和上海人的雅致，写得最淋漓尽致的，大约是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一书。翻开第一页，读一读《时代咖啡馆》，就能立刻感受到上海人那经过长期熏陶和修养形成的极有品位的“最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柔柔的外国轻音乐，有一点异国情调，但不先锋；暖暖的进口咖啡香，也有一点异国情调，但不刺激。领台小姐谦恭而不媚俗，男女客人体面而不骄人。点菜的时候，男人稍微派头一下，女人稍微矜持一下，配合得恰到好处，也都不过分。“这就是上海的气息”，而这个气息就叫作雅致。

不要以为这份雅致只属于资产阶级。它也是那些住在弄堂里、睡在亭子间干干净净小木床上的女孩子们的做派。有着“女性养成”传统的上海母亲，总是能把她们的女儿调教得可人心意，既不乡气，又不张扬，穿着打扮举止言谈都那么得体。这就是雅致。实际上，雅致是上海的情调。它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大上海的上空，无孔不入。而这种雅致，尤其是上海小市民的雅致，则又是上海人的精明造就的。正是这种精明，使他们能够亦步亦趋地跟上上流社会的雅致，而不会或至少不会在外地人面前露出破绽。可以说，上海是一个雅致的城市；上海人，则是精明的一族。

当然，上海人的生活是两面的。有雅致的一面，也有不那么雅致甚至俗气的一面。就像他们弄堂里的生活，既有邻里间互相关照守望相助的温馨和睦，也不乏“七十二家房客”寸土必争的“两伊战争”。但是，尽管前几年大多数上海人住得还很拥挤，日子过得也还很紧巴，然而一走到淮海路上，便一个个都很体面。精明的上海人，是能够把他们的俗气和窘迫深藏在雅致背后的。而且，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他们也仍然能保持和营造整个城市的雅致氛围；即便是走遍海角天涯，他们也能把那份雅致带到那些边远地方，不动声色地体现在自己每一个生活细节中。比方说，在那个流行黄军装和工作服的年代，上海姑娘在领头、袖口和裤脚上费的那些小心思就是。

上海的雅致其实是很明显的。

上海无疑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然而，上海虽然大，却不粗。在上海，无论你是站在摩天大楼下，还是走在逼仄里弄中，都不会有“粗”的感觉。因为上海是按照工业文明最雅致时代的理想模式打造出来的。如果你能比较细心地在外滩走一走，就一定能感受到上海那种雅致的气派。那些风格各异的西洋建筑，无论古典式的（如上海总会）也好，哥特式的（如通商银行）也好，巴洛克式的（如东方汇理银行）也好，文艺复兴式的（如字林西报馆）也好，都气派而雅致。尤其是你如果能到当年的汇丰银行、现在的浦东开发银行的大堂里去体会一下，则会对所谓上海风格，对上海式的雅致的气派，有一个鲜明而深刻的感受。

这种风格是不同于北京的。北京也是最有气派的城市。但北京的风格不是雅致，而是庄严、雄浑、雍容、华贵、典雅、厚实。这些风格在经历了时光的磨洗和历史的积淀后，就变成了醇和。北京最让人心仪的就是它那醇和的气派。这种醇和气派里有王者风范，也有平民风情，而且是中国风格，因此让人感到亲切。而上海那种雅致的气派，却让人觉得你是在面对一位衣冠楚楚的英国绅士，必须彬彬有礼地和他保持距离。

上海当然也有平易近人的雅致，那就是市民生活的雅致。一般地说，上海市民的生活相对其他城市而言是比较雅致的。他们并不富有，但也不显得寒酸。当然，也只是不显得而已。比方说，居家，总有一两件像样的家具；出门，总有一两套像样的衣服；吃饭，总有一两道像样的小菜。数量不多，但很精到。这就是雅致了。或者说，是对雅致的追求了。北京没有这份雅致，因此北京的风格是大雅大俗的，北京的市场也是两极分化的。在北京，除非你很有钱，能够穷奢极欲，否则便多半只能享用粗制滥造，甚至假冒伪劣之物。大体上说，北京只有排场和马虎，没有雅致。好在北京有一种醇和的气派，所以北京人也不在乎。

上海却有一个广大丰厚的中间消费层，这就是上海的普通市民。他们无缘奢华，也不愿马虎。即便是家常小菜，也要精致一点；即便是路边小店，也得干净一点；即便是吃一碗阳春面，也要吃得文雅一点；即便是穿一件两用衫，也要穿得体面一点。这就是雅致了。有人说这是因为上海人要面子，宁愿吃泡饭也要穿西装。其实，它更多的还是体现了上海人对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的追求。何况上海人并不只吃泡饭，他们也吃生煎包子。更何况上海人的泡饭也不马虎。不是极好的朋友，他们还不会请你吃。

最能体现所谓“雅致风格”的也许还是上海人的服饰。这往往也是最能提供“奢华”证据的领域。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人，在穿着方面是舍得下本钱的。他们的全部体面，往往就在那一身衣着上，因此有“不怕天火烧，就怕摔一跤”的说法。但，所谓“穿在上海”，却并不在奢华，而在雅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奢华，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奢华。20世纪50年代后，奢华因为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直接联系而几乎在上海销声匿迹，雅致却因为事关大众而薪尽火传。虽然孙夫人也不得不脱下旗袍换上列宁装，一些穿惯了西装的人也不得不换上中山装，但一些北方南下而又比较敏感的人都发现，即便是列宁装和中山装，经上海生产制作的也有一种“上海味”。结果，同样的面料同样的式样，在上海人身上穿出了体面，在自己身上却显出了寒酸。秘密就在于上海的服装总是比北方的多一份雅致，一种在裁剪、做工等方面不经意流露的，其实是十分考究的雅致。

其实，不管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变动中，上海和上海人小心翼翼而又坚韧顽强地守护着的，正是这一份雅致。它默默地趴伏在弄堂里，悄悄地弥漫在街道上，让人觉得不太对劲却又无可指责地体现在领头、袖口、裤脚、纽扣等细微末节上，或者体现在用小碟子盛菜、买两根针也要用纸包一下之类的鸡毛蒜皮上，不动声色却又坚韧不拔地维系着这个城市文化的根系和命脉。

上海的另一种风格是开阔，正如北京的风格是大气。北京大气，上海开阔，这正是两地各有所长之处。北京的大气无疑来自它那独一无二的至尊地位，以及由此而生成的雄视天下、包容四海的气度。上海的开阔则缘于它是一个建在长江入海口滩涂地带的不设防城市。上海这个城市似乎是没有什么边界的。它好像一直对五湖四海敞开着门户，也一直在壮大着自己。欧风美雨吹拂着它，华夏文化也滋润着它。它是高雅文化的中心，也是通俗文化的渊薮。事实上，上海文化和北京文化一样，也是兼容并包的，但又不完全一样。北京兼容并包是因为它大气：堂堂首都，什么包不下？上海兼容并包则是因为它开阔：坦坦滩涂，什么进不来？同样，上海和北京都是最能吸纳精英人才的城市。但人们向往北京，是欣赏它的大气；看好上海，则是喜欢它的开阔。尽管上海有许多眼界和心胸都很狭窄的小市民，但这些人的小市民气并不能遮盖上海的开阔。上海的开阔是毋庸置疑的。在国内众多的城市中，唯有上海，能慷慨地接受不计其数的移民，能随和地包容无法形容其内容之杂的文化，甚至不怕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这恰恰缘于其开阔的品格。而且，正是因为上海在本质上有着开阔的品格，才会在短短一百年间崛起为远东最大的城市。

开阔是上海的品质，雅致是上海的情调，精明则是上海人的特征。上海人的精明可以说是全国公认的，上海人自己也不讳言。正是上海人的精明，使上海这个无比开阔的城市有了雅致的情调。开阔、雅致、精明，这大约就是上海和上海人了。北京的品质则是大气，而它的情调则是醇和。因此我们可以说，上海风格是开阔雅致，北京风格是大气醇和。北京是“最大气的城市”，上海是“最雅致的城市”。

广州的风格是生猛鲜活，之所以有这样的风格，则又因为广州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市场。因此广州可以说是“最市场化的城市”，同时也是“最忙碌的城市”（虽然可能还忙不过香港）。这个城市是二十四小时不睡觉的，既忙于“揾食”和“炒更”，也忙于吃饭和饮茶。所以广州的街上总是被大大小小的车辆塞得满满的，广州的酒楼也总是被熙熙攘攘的食客挤得满满的。不过，广州人忙则忙矣，却仍能忙里偷闲，饮茶茶肆，赏花花城。但广州人再悠闲，也比不过成都人。成都才是“最悠闲的城市”。成都悠闲，不仅因为它是物产极为丰富、用不着太忙碌就能吃穿不愁的“天府”，还因为成都人有一种洒脱的性格。一个成都人，如果一千块钱花了九百，也不会着急，而会高兴地告诉你他还有一百。这就是洒脱了。因为洒脱，不把功名利禄看得太重，这才有了那份闲心。有闲，有趣，又有几个小钱，成都的茶馆里才会坐满了人。

比较一下成都、苏州和扬州，也许是十分有趣的。《元和郡县志》称：“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唐振常先生则谓苏州和成都，都是“中国地主文化的极致”（李天纲《上海和苏州》）。但在我看来，说苏州是“地主文化”，大致不差，成都却只好算作“富裕中农”。苏州文化主要是地主士大夫和退隐的官僚们营造的，成都文化的营造者却主要是介于小土地出租者和小生意人之间的小市民，再加文人才子。因此苏州文化除儒雅外还有些富贵气，成都文化则除儒雅外还有些村野气。苏州多的是园林，成都多的是茶馆。苏州园林的风格是精致雅丽，成都茶馆的风格则是悠闲洒脱。这也是这两个城市的风格。只要分别听听苏州姑娘和成都妹子说话，就不难看出两地文化的“文野之分”（苏州文，成都野）和“小大之别”（苏州小，成都大）。

扬州文化主要是盐商们营造的。盐商垄断行业，富甲一方，不必劳力如农工，也不必劳心如仕宦，其生活方式，自然有一种世俗的精细。扬州的烹饪、剪纸、装裱、雕刻、绘画、琴曲、盆景、园林、评话，无不工巧而精细，浅近而世俗。不过，扬州文化细则细矣，却细而不弱；浅则浅矣，却浅而不薄。比如扬州学派，便素以笃实宏通著称。因为扬州毕竟在江北。北方的雄风总是会吹进扬州。因此扬州文化除精细之外，还有厚重朴实的特点。厚实，就不会像苏州那样雅丽；精细，就不会像成都那样洒脱。此为扬州与苏州、成都之别，也是扬州文化的魅力所在。可以说，扬州的风格，就是精细厚实。

当然，我们还可以对其他城市一一进行这样的定位和描述。城市的魅力是个说不完的话题，还是别一口气都说完了吧！ vS0c1k7BEJvqPo4PVzvjSresgV3BN5XCCtRXcJ+KlnI5E/kwTiBbDTJpkKFZRO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