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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大”，几乎使每个到北京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小”。
有句话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广州才知道自己的钱少，到了深圳才知道自己的人老。”其实，到了北京，又岂止觉得自己官小，简直是连人都很小。那么大的北京，一个两个人走了进去，就像水珠融进了大海，看都看不见，影儿都没有一个。这其实也是北京容量太大所使然。一个空间，如果太大，纳入其中的事物就显不出体积来。不要说人了，就连摩天大楼立交桥这些庞然大物，在北京也显不出有多大。
更何况，北京，又是怎样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啊！那个衣着朴素、神态安详、满不起眼的遛鸟老头，没准是大清王朝皇族后裔，大小是个贝勒爷；而那个坐在小摊上喝豆汁儿、吃火烧或者炒肝儿，吃完喝完一抹嘴就骑上自行车去上班的中年人，也很可能是一位什么重要部门的什么长，大笔一挥就能批个十万八万甚至上百万。这些人，在北京都很普通，就像他们说的话都是普通话一样。北京，毕竟太大太大，再大的人物，在北京也不大容易“大”得起来，久而久之，自然也就会变得普普通通。
北京的官们大多“不大”（真正的大官你见不到），北京的市民却多半“不小”。有人说上海是“大城市，小市民”，北京却绝对没有“小市民”。北京的市民都是“大市民”：派头大，口气大，架子（或者礼性）也大。大气，可以说是北京人的一种普遍特征。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无不带有“大”的味道：干大事，说大话，讲大道理，讨论大问题。就连聊天，也叫“侃大山”（先前则叫“神吹海哨”，也有“大”的意思）。就连喝茶，也钟爱“大碗茶”。他们对于小打小闹不感兴趣，对于小模小样看不上眼，向往的是成为“大腕”“大款”，当然最好是“大官”。就连找媳妇，也不大喜欢“小家碧玉”式的。至于喝啤酒，当然更得论“扎”。如果一小杯一小杯地来，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那还叫喝酒吗？
北京人的大气，与燕赵遗风，或者说，与北中国的豪雄之气不无关系。这种豪雄之气以山东、东北两地为最多，而在全国，最喜欢北京人、最容易对北京人产生认同的，也恰恰是山东人和东北人。山东出响马，东北出胡子（土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爽是少不了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也是少不了的。这些北京也都有，只不过大碗喝酒仅限于喝啤酒，大块吃肉一般是涮羊肉，两肋插刀则多半是豪言壮语。但不管怎么说，北京人毕竟是崇尚豪雄和讲义气的。他们推崇的是“不吝”“豁得出去”，古道热肠和侠肝义胆在北京也总是受到好评。“不吝”并不简单的只是“不吝啬”。依照杨东平的解释，它至少还有满不在乎、敢作敢为、超拔洒脱、大大咧咧甚至不修边幅等意思在内。在各地方言中，大概只有武汉人的“不啫”与之相似。不过武汉人的“不啫”重在“直”，北京人的“不吝”则重在“爽”。所以武汉人极其憎恶“鬼做”，而北京人的“不吝”则很可能具有表演性质，变成一种做派。
这种做派常常被称作“狂”或“匪”。这是一种由服饰、举止、口气、派头等综合因素构成的气势。它既以“狂匪”名之，就不能有奶气，因此不但不能精巧雅致，反倒要粗一点才好。事实上，豪爽往往是和马虎难解难分的，精致则难免因过分注意细节而显得小家子气。“小心翼翼”则不“豪”，“精雕细琢”则不“爽”，简单粗疏反倒自然洒脱。北方人（尤其北方农村）的生活原本就比较粗放，这种粗放经过北京文化的洗礼，就变成了“大气”。而“大气”一旦成为北京人的标志性品格，粗放就会变成一种刻意的追求。所以，诸如抠门、松货、软蛋、面瓜之类统统都是贬义词，不拘小节马马虎虎则不会受到恶评。于是，为了追求大气豪爽的效果，就要装得大大咧咧、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甚至不修边幅，比方说，衣衫褴褛胡子拉碴，身上贴着假胸毛，胳肢窝火臭等。
显然，北京人不是不讲究，而是特讲究。他们讲究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生活质量，而是“份儿”和“派儿”。怎样做“有派”，能够“拔份儿”，他们就怎样做。比方说，在满街“蓝蚂蚁”的年代，穿一身将校呢的旧军装，是“派儿”；当满街都是西装革履新潮名牌时，着圆领汗衫翻毛皮鞋反倒“拔份儿”。这种服饰符号背后的潜台词是：我就敢不随时尚，就敢对着来，怎么着？因此是特狂、特匪、特不吝。
这恰恰是一种京城意识。“京城人”与“地方上”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京城人是超群脱俗、高人一等、与众不同的。这种“卓异”或“特异”，表现于老北京，是恬淡平和、见惯不怪；表现于知识界，是俯视天下、语惊四座；表现于小青年，则可能是狂痞匪气、街头拔份儿。无论何种表现，其背景都一样，即北京人特有的大气。因为他们是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中之一员，他们不大也得大。
的确，北京市民的“大”，是以北京的“大”为依托和背景的。
不管在明面儿上是否表现出来，几乎每个北京市民都无不以自己是一个北京人而自豪。最老派的北京人会以一种“华夏”看“夷狄”的眼光看外地：除了北京，“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即便不把北京看作唯一的都市，自豪感也不会因此而稍减，因为只有北京人，才“能说全国尊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社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均为老舍作品中人物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就连北京的熬大白菜，也比别处的好吃。为什么？五味神在北京嘛！五味神是何方神圣？没人知道。但万岁爷既然在北京，那么，不管他是谁，也得到驾前伺候。
因为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这种自豪感又在新一代北京人身上得到了加强。他们都是“中央的人”，相对“地方上的”，优越感也就自不待言。这里说的新北京人，也包括那些出生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年轻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北京工作，多半是大学毕业后因“品学兼优”留京或分配来京。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原本就是天之骄子，而他们所在的单位，又多半是大专院校和国家机关，比起老北京人中那些“引车卖浆者流”来，还更为贴近“中央”，消息的来路也更可靠。所以这些人聚在一起，没有一个不牛皮哄哄。
其实，“板儿爷”们又何尝含糊！他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的同样是国家大事，消息也同样是国务院部委办传出来的。好歹都在中央这地面上住着，怎么也听得到一点风吹草动吧？不妨这么说：上海人是人人都很体面。也许他晚上要在亭子间架床，早上要早早起来倒马桶，但只要走在街上，就一定是衣冠楚楚像模像样。北京人是个个都很牛皮，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一日三餐不过棒子面窝窝头，但只要一开口，就一定是国家大事世界风云，而且话里面绝没有窝窝头味儿。
对政治的空前热情，正是北京人“大气”的一个重要表现。外地人对北京的一个相当一致的看法是：“北京人人都是政治家。”对于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从海湾战争到王府井的改造，从克林顿访华到科索沃冲突，差不多每个北京人都有自己的一整套看法，而且说得口若悬河头头是道，让人觉得他们不是的士司机、店员、鞋匠或卖西瓜大碗茶的，而是中央政治局的顾问或智囊。北京的政治民谣和政治笑话也特别多，你往往能一下子听到好几种版本，为此忍俊不禁。但如果要说“正格的”，他们也能慷慨陈词，说理充分，使用政治话语或引用名人名言也娴熟自如，让你不能不佩服他们的政治抱负、政治理想、政治敏感和政治才能。这实在是北京人“大气”的最好注脚。是啊！天底下，难道还有比政治，比天下兴亡、民族盛衰更大的事吗？可以说，正是对政治的空前热情，使北京人成为“大市民”。
北京人既然都是“大市民”，那派头当然也小不了。
与之相对应的一个让全国各地人都极感愤怒的事实是：北京各服务行业的服务态度和质量都极差（据说现在已有改观，但时至1999年2月，《中国质量万里行》仍发表了消费者的批评文章，诉说他们在北京某老字号所受的窝囊气），以至于差不多每次人大、政协会上都有代表委员提出意见，甚至有人尖锐地批评说，北京是“气象平凡，诸多不便”。“气象平凡”并不准确，“诸多不便”却是事实。1997年我在北京，住的是“标准间”，却常常因错过规定的时间而洗不上澡。本应提供的信息服务，在服务员那里也是一问三不知。至于饭菜质量，就不好说了。前面说过，北京人的生活原本是比较马虎的。你当然不能要求一个自己天天吃熬白菜或臭豆腐咸菜就贴饼子的人，为你做出精致的小菜来。
让人受不了的还是那爱理不理或颐指气使的态度。“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一边排队去！”这些都是我们在北京的服务窗口常常可以听见的声音，而且多半是女高音。北京的服务员好像不是大哥大，就是大姐大，在顾客面前有着摆不完的谱。你向他问价，他让你自己看。自己看就自己看吧，他还要损你：“长俩眼睛干吗的，出气呀！”请他快一点，就更不得了：“嚷嚷什么！没看见我忙着啦！”难怪有的人一进北京就要吵架了，能不吵架吗？
在某些人看来，这似乎也很正常。北京嘛，什么人没有？那个卖针头线脑、咸菜酱瓜的女售货员，说不定是个“格格”呢（其实当然多半不是）！即便她不是什么格格吧，又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其实当然未必见过）？老舍先生来买酱瓜，还客客气气呢（其实当然未必买过）！那么，请问你算老几？老话说：“客大欺店，店大欺客。”对不起，咱北京就是欺客的地儿！不满意？别来呀！爱来不来的，谁请你啦？
显然，这就不是“大气”，而是“霸气”了。这绝不是北京应该有的气象，这也绝非正宗的北京做派。正宗的北京人，老派的北京人，尤其是又老派又正宗的北京生意人，是不作兴这样对待顾客的。在老舍、郁达夫、林语堂等人的笔下，老北京人是无论身份高低贵贱，都一样“有一技之长，无憎人之貌”。至于生意人的“一团和气”，简直就像是天生的，岂有慢待顾客、爱理不理，甚或拿顾客撒气的道理？
上海就不会这样。上海的服务行业，即便在“文革”时期，生意做得也十分规矩。那时，哪怕只是拿三分钱买两根针，店员也会用一小张纸包好了递给你。在餐馆里点菜吃饭，也不会被服务员吆喝着自己去端盘子。当然，上海的店员也常常被批评为“歧视外地人”，但他们至少不歧视上海人。只有北京的售货员，才公然不管你是外地人、北京人、中国人、外国人，哪怕皇亲国戚、天王老子，一律采取“本大爷”或“老姑奶奶”恕不伺候的态度。
这似乎有些不好理解。
其实，只要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即便两地最好的店员，也“好”得颇不相同。要之，北京店员好在“和气”，上海店员则好在“周到”。老北京的店员或小贩，在找零钱时，如果又是钞票又是铜板（或“钢镚儿”），便会脸上堆满了笑，说：“两搀儿，花着方便。”这话听着让人觉得舒坦、熨帖。至于是不是真方便，那就只有天知道了。上海店员的周到却是真能给你提供方便甚至实惠。比方说，告诉你这条裤料其实可以省下一寸，或者买另一种牌子的其实更合算。必须提供的一应商业服务，比如包装、熨烫等，当然都会达标到位，不会缺斤短两。但他们绝不会为找头的零碎而表示歉意，因为这属于买卖中的正常现象，而且与是否实惠也没有什么关系。大体上似乎可以这么说：北京的态度是“务虚”的，它讲究的是“礼仪之邦”不可或缺的“礼数”和“人情”；上海的态度则是“务实”的，它似乎是基于这样一种纯粹“上海式”的思维方式：顾客来买的是实实在在的商品和服务，而不是什么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当钱使的“客气”和“礼貌”。
两地风格的孰优孰劣，在这里很难评说。但有一点则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北京的“和气”也好，上海的“周到”或“实惠”也好，其实都远远超出了商业行为本身，而具有一种文化上的意义。上海的“周到服务”表现出来的其实是上海人的“精明”。这种精明是需要认同的。也就是说，当上海的店员为顾客精打细算或精心服务时，他们往往会在潜意识中要求对方是一个有资格享受这种服务的人。这里说的“资格”，主要就是精明与否，包括对精明是否敏锐和能否欣赏。在他们看来，顾客的计算能力和速度即便不能超过自己，至少也要和自己等值或相同。所以，上海的店员一旦碰到了被他们认为是不懂经、拎不清、反应慢的外地人，便会一肚子的不屑，一脸的不耐烦，甚至懒得搭理。
北京的“和气生财”却来自北京文化的“大气”。也就是说，老北京生意人的和气，根本就不是什么服务态度，而是一种文化教养。它是天朝大国的雍容气度，是世纪老人的闲适安详，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仁和谦让，是一个正宗北京人应有的教养或者说“礼数”。一个有教养的人是不该生气的。即便对方无礼，有教养的北京人也不该失礼，反倒应该更加和气。自己越是和气，就越是显得对方没有教养。这不是“丢份儿”，而是“拔份儿”；是宽以待人，也是自尊自重。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别的什么，都这样。有人说，北京的各行各业“咸近士风”，便正是看到了这种“和气”不但普遍，而且与知书达礼相关，有一种儒雅的底蕴，甚或是一种书卷气。所以，一旦这种礼数、教养或书卷气没了，事情也就会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
北京人的这种礼数、教养、儒雅风范和雍容气度，可以从他们对待外地人的态度上看出。
一般地说，北京人，尤其是老派正宗的北京人，是不会歧视和欺侮外地人的。比方说，你在北京，如果向老北京人问路，得到的几乎必定是极为清楚、详尽、和气而又有人情味的回答。那神情、那口气、那份熨帖，就像对待一个迷路的孩子。然而这种“和气”的内涵，恰恰是唯独北京人才会有的“首都意识”：咱北京是“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北京人在“礼数”上，当然应该是全体国民的表率。北京人最值得自豪的，不就是比别人更懂礼吗？如果咱们礼貌不周，那就是在全国人民面前“丢份儿”啦！再说了，咱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外地人不过是分家出去单过的小兄弟罢了。现在他们回家来，不认路了，咱当大哥的，不帮他一把，行吗？
所以，在北京，如果不和服务行业打交道，我们不大容易明显地感受到对外地人的歧视和不屑一顾，而这种感觉，我们在上海、广州等地却时有体会。北京人其实是自我感觉太好了，好得不必摆出一副唯我独尊的派头，就像不必在北京二字前冠以“大”字一样。
显然，北京人的自豪感，毋宁说是一种民族自豪感，而非地域或社区自豪感。北京人，可能是中国人中最少“地域文化心理狭隘性”的一群。因为他们不是某个地方或某一区域的人，而是“中央的人”。中央只不过高于地方，却并不与地方对立，更不排斥。所以北京人并不排外。既不排斥外地人，也不排斥外国人，甚至也不（像上海人那样）鄙夷乡下人。他们不大在乎别人说自己“土气”“乡气”（尽管北京也有“土老帽”之类的词儿）。相反，他们对于乡村还天然地有一种亲切感（比如把“心里美”萝卜当水果吃）。足以让他们感到自豪的是，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的北京城内，也不乏乡情野趣之地。那里野旷人稀、风物长静，可以体味到人与自然的亲近。这当然是一个农业大国的京都人才会有的情感，绝非那些在拥挤狭窄的水泥弄堂里长大的上海人所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