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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的南方总是有些北方人听来稀奇古怪的词汇，比如饭蚊子（苍蝇，湘方言）、拜东莲（向日葵，赣方言）、红毛灰（水泥，客家方言）、菠棱菜（菠菜，闽方言）。南方人说话也总是和北方人相颠倒，比如闹热（热闹）、欢喜（喜欢）、连牵（牵连）、紧要（要紧）、人客（客人）、挤拥（拥挤），甚至风台（台风）、鞋拖（拖鞋）。这种颠倒的说法，闽语、粤语和客家话尤甚。至于把公鸡叫作鸡公，母鸡叫作鸡婆，在南方相当普遍。由此及彼，还有鸭公（公鸭）、鸭母（母鸭）、猫公（公猫）、猫母（母猫）、犬雄（公狗）、犬母（母狗）、猪牯（公猪）、牛牯（公牛）。
反正，南方总是和北方反着来。
事实上，南方在文化上总是和北方分庭抗礼。和北方动不动就逐鹿中原，喜欢把东西南北都打通了连成一片相反，南方似乎更向往“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那种“小国寡民”的生活。这话是老子说的。老子是南方人。他的理想，大约也就是南方人的理想。所以在南方，常常隔不了几里地，语言就不通了。比如莆田、仙游，北距福州，南距厦门，都不过一箭之地，但莆仙话和福州话、厦门话就两样。厦门话和福州话，自然更是互不相通。于是，仅福建沿海一线，就弄了个“三国鼎立”。
不是南方人反对统一，而是认为那统一应该是“多样的统一”。一样的中华民族，干吗非得由北方来统一南方，连说话都得学北方话不可？说起来，南方人心里也是有点不平衡。八大方言七个在南方，八大菜系也是七个在南方。可一说起民族，汉满蒙回藏，倒都成北方的了，南方连五分之一都没有。
这里面确实有些历史的恩恩怨怨。历史上南北之间是很有些战争的，而打起仗来也差不多总是南方受北方欺负。楚，是被北方的秦灭掉的。吴，是被北方的晋灭掉的。陈，是被北方的隋灭掉的。也曾灭过南唐、南汉的宋，则被更北方的元所灭。元人灭宋，把臣民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南方人成了四等臣民。
黄帝大约是北方人。北方一马平川，最适合车马奔走，发明了车子的黄帝便号称“轩辕氏”。炎帝大约是南方人。南方草木繁茂，最适合作物生长，尝遍了百草的炎帝便号称“神农氏”。当时更南边的还有九黎族，统率九黎的是蚩尤氏。炎黄联手打败了蚩尤，被俘的九黎族人便成了“三等臣民”，叫“黎民”。我们现在老是说“黎民百姓”，其实“黎民”和“百姓”不是一回事。黎民是贱民，百姓是贵族，后来才混为一谈。
镇压了九黎族的炎黄二族后来又“窝里反”。南方来的、会煮汤药的炎帝终究打不过武装到牙齿、又有“坦克”的黄帝。于是，打赢了的黄帝坐北朝南，成了华夏正统；战败了的炎帝不知去向，其散兵游勇大约流窜到南方蛮荒之地，成为“南蛮”。
从此但凡有战争，便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而且都是从北方跑到南方。从南方往北方跑的，没怎么听说过。因为战争总是从北往南打，所以哪怕是黄帝家的“凤子龙孙”，碰到了更北边来的“虎狼之师”，也只好往炎帝家跑。比如“五胡之乱”时，就有大约六分之一的中原汉人跑到了南方。南宋时，连皇帝也跑来了。客家，也是从中原地区南迁的；近的跑到了江西，远的跑到了广东、福建。赣语、闽语、客家话，就是这些从北方跑到南方的人“创造”出来的。
离乡背井，从北方跑到南方的人，虽说是“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心里却是不服。不服，才不肯就地求和认输，俯首称臣，才要往南边跑，一心琢磨着东山再起。即便不是什么残兵败将、遗老遗少，南迁也是不得已。因此心里憋着一口气，发誓要让祖宗开创的文化薪尽火传。至少，那话音不能变了。这就叫：“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
所以，你别看南方方言听起来有股子地瓜味儿，认真说来，不少是咱们老祖宗的话，正宗的华夏“雅言”。隋唐以前，今天声母是d、t的，和一部分声母是zh、ch的，都混为一谈，全都读成d和t，也没有唇齿清擦音f。中古以后，就分开了，也有了f。只有闽方言，依然故我，d、t和zh、ch不分，也没f。比如饭，闽南话声母读b；风，则读h。又比如“猪”，福州话读dü，厦门话读di，都是以d为声母。这就是古音了。因为上古时，“者”也是读du的。所以那些以“者”为偏旁的，比如都、堵、赌、睹，现在仍读du；另一些则和“猪”一样，改读成zhu，比如诸、褚、渚、槠、煮、著。改了的新潮，没改的古朴。闽方言没改，因此闽方言古朴。
南方方言中的词汇往往也很典雅古朴，比如面（脸）、目（眼）、食（吃）、饮（喝）、行（走）、曝（晒）、索（绳子）、翼（翅膀）。有些词汇或说法，简直就跟“出土文物”似的。比如“锅”叫“鼎”，“一瓶酒”叫“一樽酒”，“一窝老鼠”叫“一窦老鼠”。这些古色古香的语言主要出现在闽方言、粤方言和客家方言中。因为这三个方言区的先民，不是南下的“难民”，就是南下的“移民”。其所移居之地，又“天高皇帝远”。结果他们的语言，也就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虽说并非“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至少也是唐宋遗韵，充满着文采风流。当然，同时也难免沾染了壮侗，杂糅了蛮僚（读如老），更不大容易听得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