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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官话也就是国语，但清朝的情况有些特别。因为清是满族人坐天下的朝代，所以清代的“国语”是满语，汉语倒成了“方言”。清朝制度，皇亲帝胄，都要学“国语”；重要公文，也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然而这“国语”仍然未能普及推广，反倒是八旗子弟都一口的京片子，弄得满文化差一点就断了香火，还得靠锡伯人帮忙续上。
可见语言问题也不单纯，它和政治，和经济，和文化，都有扯不清的瓜葛。当年，中华民国国会投票定国语，一些粤籍议员要选广东话。粤籍议员人数多，当真搞“民主”，没准会通过，幸亏被“国父”中山先生苦口婆心劝住了，仍定为北京话。要不然，当官的都得学粤语，小学校也用粤语教学，课本上尽是些诸如“咁”“叻”“呒”“乜”之类没几个人认识的字，还不定乱成什么样子。现在怎么样呢？没谁动员，大家都屁颠屁颠地学起来，哇噻啦，威水啦，搞掂啦，埋单啦，谁不说谁老土。
这很让一些人愤愤不平。从古到今，两千多年了，从来只有普及官话的，哪有普及“商话”的？其实，语言的变迁从来就是“趋炎附势”的。哪个地方财大气粗，大家就跟着学哪个地方的话。粤语成为时尚，只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先富了起来，代表着富裕的新生活方式也都先从广东登陆，然后再大举“北伐”。再说香港也说粤语。内地人没去过香港，以为那里遍地是黄金，人人是阔佬。会说粤语，便可以冒充“富族”，至少也表示见过世面，不“土”。
不过，先前那些崇洋媚外的“假洋鬼子”和“业余华侨”，却是以说上海话为荣、为时尚的。一百年前，香港可不叫“小广州”，而叫“小上海”。因为上海才是真正的国际化大都会，远东亚洲新兴城市的“一只鼎”，新生活和现代化的代名词。那时，做一个上海人是很体面的，会说上海话则几乎是“高等华人”的标志。即便在香港，也如此。
可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如今，上海话吃不开了，吃得开的是广州话或香港话。
其实，犯不着骂谁是“势利眼”“跟屁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语言也一样。就说上海话，也并非一开始便是“高等华语”，起先也被人看不起过。上海，原本是华亭的一个镇。所以上海话的方言语音，一度“视华亭为重”。华亭府后来改为松江府，而松江府又是从嘉兴府独立出来的。因此明代的《松江府志》和《华亭县志》述及方言时，都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可见，这个时候，上海话的地位还是很低的，谁说上海话谁老土，说嘉兴话才牛。
然而到了清代，嘉兴话又不时髦了，时髦的是苏州话。因为苏州经济发达，富甲一方呀！于是，“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没嘉兴什么事。民国以后，上海经济比苏州更发达，上海人比苏州人更有钱，又没苏州什么事了，倒是宁波话掺和了进来。现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话标志的“阿拉”，就是地地道道的宁波话，而上海人原本是自称“伲”或“我伲”的。但宁波人在上海当老板的多。老板爱说的话，大家也都乐意仿效。比如，现在的老板爱说“埋单”，大家也就不说“结账”。当年的老板既然爱说“阿拉”，大家也就不再说“我伲”。再说“我伲”，就老土了。再后来，上海大大地发了起来，比宁波还老板，大伙儿便集体地侵犯宁波人的著作权，只知道“阿拉上海人”，不知道“阿拉宁波人”。
苏北人（也叫江北人）在上海也很不少，谁又以江北话为时尚呢？没有。因为苏北人当年在上海，多半是“苦力地干活”，也就没人愿意认这门穷亲戚。其实，上海的苏北人那么多，上海话怎么能不受苏北话的影响？只不过除方言学家外，没多少人注意和承认罢了。就连嘉兴话、苏州话和宁波话，后来也不再是时尚。后来成为时尚的，是由嘉兴话、松江话、苏州话、宁波话、江北话甚至广东话，以及其他杂七杂八混杂而成的“上海话”，和明清时代被人看不起的上海话（松江府华亭县上海镇的土话）也不是一码事。
方言就是这样“趋炎附势”又“随波逐流”。它总是不停地“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谁靠拢和看齐呢？向中心城市，向有权有势的地方。或者说，向在文化上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地方。
也许，这正是北方方言有那么大地盘和势力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