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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就两样了。
北方从来就是汉胡杂处之地，北京就更是如此。在历史上，它是汉民族王朝的“北京”，也是北方少数民族王朝的“南京”。南人和北人，汉人和胡人，龙争虎斗，舌剑唇枪，城头变幻大王旗。这一拨来了，那一拨去了，各自的文化积淀了下来，融汇成一种多元共存又浑然一体的东西。人也变了。北方那边，鲜卑、契丹、吐蕃、突厥、女真人也要通婚、联姻。娶的娶了，嫁的嫁了，血统都变了，还说什么语言？就算都说汉语吧，说出来也不再是原来那么回事。少数民族说汉语总是有点“洋泾浜”的。但如果大家都洋泾浜，洋泾浜也就成了正宗和正统。
今天的北方话，可不是当年“华夏雅言”一脉相传直线发展的产物，甚至不是纯粹的“汉语”，里面还有北方游牧民族阿尔泰语的成分。什么满语、蒙古语、朝鲜语，都有，没准还有突厥语。就说北京话，虽说是当今咱们汉民族的“官话”，或官话的基础，其实是个“联合国”。胡同是蒙语，埋汰是满语，尕儿是陕西话，嘎子是上海话。陕西人管钱叫尕儿，北京人也跟着这么说。上海人说“戒指”，北京人听起来像是“嘎子”，结果戒指便变成了嘎子。
北方方言为什么是“八国联军”呢？因为北方趋向于统一呀！这就多少得付出点“代价”。统一中国并不容易。中国地太大，人太多，东西南北，七嘴八舌，谁也甭想一口就“通吃”了。你要别人将就你，你也得将就将就别人。不能将就，就只好打。打到最后，也只好妥协。你让一点儿，我让一点儿，或者你多让一点儿，我少让一点儿。
何况统一也不光是靠打仗，更要靠文化上的磨合和整合。你磨磨我的棱角，我改改你的脾气，两下里这么一磨合，共同的和认同的就留存了下来，差异太大的，也就渐次消亡。就算留了下来，也得变味儿。所以文化整合的结果，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而是你变成我，我变成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北方话就是五湖四海、东西南北相互磨合将就的产物。所以北方话内部分歧小，语法结构差别不大，词汇方面比较一致，语音系统也比较简易。这也不奇怪，彼此之间要妥协将就嘛！既然要相互迁就，就不能太固执，得尽量靠拢才行；也不能太复杂，得尽量简便才行。什么浊塞音、浊塞擦音，发音太困难，都改成清塞音、清塞擦音算了。吴人不改，就随他说去。辅音搞两套，一套b、d、g收尾，一套m、n、ng收尾，太啰唆，有n和ng两个也就凑合。粤人、闽人不嫌麻烦，也悉听尊便。至于声调，就别弄那么多了，七个八个的，谁记得住？四个足矣！也别再弄什么入声字，别别扭扭。再说平、上、去、入，仄声占了三个，也忒多了点儿，还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为好。平仄各半，平起平坐，谁也没意见。南方人要保留入声，也好，诵读起古典诗词来更有味道。咱们北方，就简单点吧！要统一，就不能斤斤计较，得大而化之才行。
不过靠拢归靠拢，不等于投降；简便归简便，不等于单调。相反，既然云集了东西南北中，汉满蒙回藏，唐宋元明清，只有更加丰富多彩，岂有单调之理？简便又丰富，又岂有不广泛应用之理？于是，北方话便成了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其中北京话又最牛，它的语音成了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
这一下，北方话可就了不得了，大有称霸全国之势。我们知道，文化之所以叫“文化”，就因为它总在变化。或者被同化，或者被异化，反正得变化。谁让谁变？谁变成谁？一般地说，总是强势的让弱势的变，或弱势的比强势的变得多一点儿。比如入关以后的满人，虽然是征服者、统治者，可他们在文化上是弱势，结果就被汉文化同化。当然，汉人也向满人学了不少东西。比如好生、外道、敞开、咋呼、巴不得、不碍事、悄默声儿，都是满语。帅、牌儿亮，也是满语。爱新觉罗·瀛生先生《北京土话中的满语》一书中有考证。
优势无非三种。一种是政治上的，一种是经济上的，还有一种是文化上的。经济上，湖广熟，天下足，江南鱼米之乡，历来是繁荣发达之地，富甲一方。文化上也不好讲。自古江南多才子，两湖也不含糊，惟楚多材。为中国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南方人不比北方人少。政治上不用说，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都是南方人。文学这边，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曹（曹禺）。
北方的优势主要是政治上的。万岁爷、宰相府，中央机关各部院都在北方，各地地方官也都是从北方往南方派。他们要说官话，打官腔，就不能坚持再说“鸟语”。于是，“南北之争”就变成了“官民之争”。政治上的优势再加自身的优越性，北方方言自然风卷残云般地便占有了使用汉语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占领了汉语地区的四分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