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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那年，我差点死于战火。
那是1983年9月26日的夜晚，大约9点半。我当时正在英格兰剑桥一间租来的屋子里，俯身在一台手动打字机前，敲着我考古学博士论文的第一章。此前，我刚刚在希腊群岛上实地考察了4个月。我的工作进展顺利，身处恋爱中，生活很不赖。
我根本不知道，远在三千千米之外，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正在做一个抉择：是否杀掉我。
彼得罗夫是苏联谢尔普霍夫-15预警指挥中心作战运算方面的副负责人。他是一个做事有条不紊的人，一名工程师，还会编写计算机代码。对我而言，十分幸运的一点是，他不是一个容易惊慌失措的人。但当警报在莫斯科时间刚过午夜的时候响起，就连彼得罗夫这样的人也不禁从椅子上一跃而起。那张占据了控制室一整面墙的北半球巨型地图被红色的灯泡点亮了。地图上显示，一枚导弹刚刚从美国蒙大拿州发射了出来。
在那张地图的上方，一些红色的字母跳出来，拼成彼得罗夫所知道的最糟糕的词语：“发射！”
在计算机反复检查了数据之后，红灯再次闪烁，这次的“语气”更加肯定：“发射——高度可信。”
从某种意义上讲，彼得罗夫一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早在6个月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指责“祖国母亲”是一个邪恶帝国。他威胁说，美国人将建造空基反导弹防御体系，打破维持了近40年和平的恐怖平衡。他还宣称，会加速部署新的导弹，这些导弹可以在5分钟之内打击莫斯科。接着，仿佛是要嘲弄苏联的脆弱似的，一架韩国客机飞到了西伯利亚上空，看上去“迷了路”。苏联空军花了几个小时才找到这架客机。随后，就在这架客机终于开始向中立空域返航时，一架苏联战斗机将其击落，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其中包括一名美国国会议员。现在，这块屏幕告诉彼得罗夫，帝国主义者开始采取最后的行动了。
可彼得罗夫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看起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如果美国人要先发制人地发动打击，此刻就应该有1 000枚“民兵”导弹呼啸着掠过北极，带来火焰与辐射的地狱。它们应当疯狂地倾巢而出，把苏联导弹摧毁在发射井内，让莫斯科方面无力反抗。仅仅发射一枚导弹？那简直是疯了。
彼得罗夫的职责是按照规定进行所有必要检测，以排除错误的可能，但现在没有时间做这些了。他必须做出决定，是否终结这个世界。
他拿起了电话。“我向您报告，”他对电话另一头的值班军官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这是个假警报。”
值班军官没有问任何问题，也没有表现出一丝不安：“明白了。”
过了一会儿，警报解除了。彼得罗夫的下属放松了下来。技术人员开始按照既定的方案，系统地检查线路错误。但随后——
“发射。”
红色的字样又出现了。地图上又亮起了一个红灯：又一枚导弹飞了出来。
接着，又一个灯泡亮了起来。又一个，又一个，直到整张地图都好像烧红了一样。彼得罗夫曾经参与编写的算法发挥作用了。有那么一会儿，地图上方的屏幕暗了下去，但随即又亮了起来，带来了新的警报。它宣布了“世界末日”。
“导弹打击。”
苏联最大的超级计算机开始自动将这条信息在指挥体系中传递，每过一秒钟，这条信息都会更接近整个体系的顶端。年老体衰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即将需要做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苏联革命家托洛茨基曾经说过，你或许对战争不怎么感兴趣，但是战争对你很感兴趣。
就像今天一样，那时的剑桥也是一座安静的大学城，远离权力中心。不过，在1983年，剑桥的周围环绕着空军基地，它们可都在莫斯科的打击目标名单上。一旦苏联总参谋部相信了彼得罗夫所编写的算法的运算结果，那么在15分钟之内，我就会沐浴在比太阳表面还要炽热的火球中，被彻底蒸发掉。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它的唱诗班，吃着草的奶牛，漂过的平底船，穿着长袍在高桌宴会上递着甜酒的学者们，这一切都会化为放射性尘埃。
如果苏联人仅仅发射那些针对军事目标的导弹（核战略专家将其称为“军事力量打击”），并且美国人以同样的方式还击，那么包括我在内的大约一亿人会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被炸死、烧死或是毒死。不过这种情况很可能不会发生。就在彼得罗夫迎来生死攸关的抉择前的三个月，美国战略理念发展中心刚刚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试图探寻核战争的开始阶段可能会发生什么。他们发现，没有哪个演习参与者能够坚守军事力量打击的底线。每一次，每一方都会将核打击等级升级到民间目标打击，不仅会摧毁导弹发射井，而且会向城市发难。如果情况演变成这样，那么战争最初几天的死亡人数将上升到大约五亿；而在随后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核爆炸留下的放射尘，以及引发的饥荒和后续战斗将再导致五亿人死亡。
不过，在现实世界中，彼得罗夫止步了。他后来承认说，自己当时已经吓得腿都软了，但还是选择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不是他的算法。他鼓起勇气，告诉值班军官，这次仍然是一个假警报。导弹打击的信息在抵达最高统帅层之前被截了下来。1.2万枚苏联核弹头仍然留在它们的发射井内。地球上的10亿人得以活到了下一天。
彼得罗夫拯救了世界，但他没有得到挂满胸前的勋章。他得到的“奖励”是一份正式的批评，因为他递交的文书不符合规范，而且没有按照规章办事（决定是否毁灭这个星球是总书记的职责，不是彼得罗夫的事）。他被调到了一个没那么重要的岗位上，后来提前退休。他经历了一次精神失常，在苏联解体之后陷入贫困，因为再也没人付给他养老金了。
就这样，拙劣的工程设计和计算机程序员的瞬间判断就能决定末日之战是否会打响，这样的世界显然疯了。当时的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在美国及其盟国的这一方，数以百万计的人走上街头，要求禁止核武器，反对本国政府的侵略行径，或是投票给那些承诺实行单方面裁军的政客；在苏联的这一方，人们并没有做这些事情的自由，因此只有比平时稍微多一些的持不同政见者站出来表明立场，随后便被出卖给了秘密警察。
但这一切并没有带来太多改变。西方的领导人带着更高的支持率重掌权力，却买回更先进的武器；苏联的领导人则制造出更多的导弹。1986年，全球核弹头的库存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总数超过七万枚；而苏联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泄漏事件，让这个世界略微领教了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人们怒吼着，想要寻求解决危机的答案。“铁幕”两侧的年轻人都抛弃了那些年老昏聩的政客，转而聆听更嘹亮的声音。作为“婴儿潮”后新一代的代言人，美国歌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选择演唱越南战争时期最伟大的反战歌曲——歌手埃德温·斯塔尔在摩城唱片公司推出的经典之作《战争》 [1] ，并推出了一个封面充满能量的版本，使这首歌再度打入榜单前十：
战争！
哈，上帝啊。
它有什么好处？
它一无是处。
说啊，说啊，说啊……
哦，战争！我唾弃你
因为你只能毁灭
那些无辜的生灵
战争意味着眼泪
闪动在无数母亲的眼中
当她们的孩子走向战场
当她们的孩子丢掉性命……
战争！
它一无是处，只能让人心碎。
战争！
它只是送葬人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