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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这本书的内容很乐观，尽管是从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开始的。暴力是我们生物学的一部分，因为人类和其他大多数动物一样，已经进化到具有通过使用武力来获得我们所需东西的能力。然而，尽管人类在这方面与几乎所有动物相似，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又与其他动物完全不同：只有我们进化出了可以让自身在文化和生物学上更进一步的强大大脑。当我们发现自己的行为对自身无益时，就会调整这种行为，并且一代一代地不断调整，直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的祖先所历经的完全不同。结果是，有别于任何其他种类的动物，人类在长期的发展中学会了越来越少地使用暴力。
在过去的一万年里，暴力死亡率，即任何特定个体死于暴力的可能性，已经下降了90%。如果你生活在石器时代，你死于暴力的概率大约是1/10；如果你生活在古罗马或汉朝，这个概率可能更接近1/40；对于20世纪的人来说，尽管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并面临着核武器的威胁，这种可能性约为1%；而到了21世纪，这个概率更低：在丹麦，每3 000人中只有1人会死于暴力。
几乎所有学者都会问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人类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如果能知晓答案，我们也许就能知道如何继续降低暴力死亡率，直至让其变为零。漫长的历史所揭示的答案是，暴力会弄巧成拙。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有时会通过胜方接管并吸收败方的方式来结束战争，并建立由更强大的政府统治的更强大的国家。此时会发生两件事。先是统治者希望人民能够安定地工作和纳税，因此他们制定法律，建立军队和警察部队，迫使国民放弃暴力，整个国家因此变得更加和平、繁荣，贸易兴盛。但与此同时，政府强大到足以阻止其国民使用武力，也意味着其同样强大到能够对敌人发动更可怕的战争。
历史是由军事领域不断发生的革命推动的，战士们发明了新的武器和战斗方式，官僚们也找到了新的承担军事支出的方式。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革命都加强了政府的力量，从而降低了暴力死亡率，但有时也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最大的逆转发生在公元最初的几个世纪里，当时来自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征服了从中国延伸到地中海的庞大农业帝国。大政府崩溃，暴力死亡率回升；成吉思汗率领蒙古人摧毁了亚洲的帝国，并袭击欧洲，造成数百万人死亡。
再次使暴力死亡率下降的，是中国人发明的火器。中国军队在约1200年开始在战争中大量装备火器，远在欧洲的军队很快就效仿起来，同时欧洲人经历的各种战争促使他们不断改进枪支，到1500年，欧洲军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致命的军队。欧洲人将他们的枪炮与中国开创的另一项发明，即可以穿越整个海洋的船只结合起来，向世界发动了战争。大约在1800—1850年，英国建立了第一个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帝国，使伦敦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
当时英国的经济体系需要依靠皇家海军来保护货物、资本、信息和人员的国际流动。但这样做意味着英国必须允许其他国家与之竞争。在1900年之前，英国就已经失去了对其所创造的体系的控制，而其他国家的政府，尤其是德国政府，越来越想向其发起军事挑战。1914—1945年，英国成功地应对了这一挑战，但代价是向美国屈服——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一直主导着新的全球体系。然而，到了21世纪20年代，许多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体系正在走英国一百多年前的老路。
当《战争》英文版于2014年出版时，我预测未来40年将是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过去十年发生的事件表明，我可能是对的。随着人们日渐怀疑美国维持全球秩序的能力，东西方之间的猜疑加剧，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死灰复燃，战争的阴影再次笼罩着国际。一些战略家认为，我们正在重演1914年的历史，但这一次还加上了核武器的威胁。
然而，漫长的历史表明未必如此。人们会犯很多错误，但从长远来看，我们非常善于观察世界的运作方式，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如果我们愿意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掌握渡过危机的能力（这一能力帮我们应对了从古代帝国的崩溃到冷战的种种危机），我们也将顺利渡过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