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上的反革命

反建设性战争使得我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提到的发展进程发生倒退。陷入重围之中的政府已经无法履行其安全保障的基本职责。商人们只得躲在家里，这给要征税的国王和要购物的民众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统治者无力支付军饷，军队就抢劫农民弥补亏空，农民则只好向大地主们寻求保护。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对大地主卑躬屈膝，地主也将他们组织起来，靠这些农民武装赶走入侵者和征税官。地主们普遍认为，他们没有理由再为遥远的君主支付任何东西了。

在公元前最初的5 000年中，建设性战争造就了军事领域的一系列革命，将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打造成了富有纪律、装备精良的军团。然而，随后的反建设性战争则引发了军事领域的反革命。已经发明出来的东西毕竟不能被简单地遗忘，国王、将领和士兵们也没有遗忘大集群作战、纪律性和良好补给的优点。但当亚欧大陆的这些利维坦失去了自己的牙齿时，政府就无力提供这些东西了。

陆军萎缩，海军朽烂，补给线崩溃，军队的指挥能力和控制能力都瓦解了。早在公元前8世纪，亚述的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就把贵族排除在了战争之外，招募、供养只效忠他一个人的军队。1 000年之后，国王们开始做截然相反的事情：由于没法从肆意妄为的贵族身上榨取供养军队的钱财，他们只好向贵族妥协。

以前，国王和地主都要从农民微薄的收入中分一杯羹，国王把他们的那杯羹称作赋税，地主把他们的那杯羹叫作地租。现在，国王们发现自己已经无力征税，只好放弃税收，而把好听的头衔和特权交给那些拥有私人武装力量的家伙，任由贵族们像经营小王国一样经营自己的产业。作为回报，国王们从这些侯爵、伯爵、男爵那里得到承诺：当国王需要进行战争时，这些贵族会从他们的封地上招募一支军队参加战争。

贵族们要想招募军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仿效国王的做法，把自己的部分土地和人民分给更低级的骑士。作为回报，这些骑士也将招之能来，来之能战。而这些骑士也把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分给更低等级的人。如是多次，就形成了一张权利与义务的大网，将上至高坐城堡之内的国王，下至实际付出辛劳的贫农在内的所有人联结在一起。

对那些滑入了反建设性战争的国王来说，这样的安排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好处：他们不再需要供养作战的士兵或是征税的官吏。然而，以这种方式组织、管理军队也有缺点。首先，国王对其追随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这些人通常更在意他们自己的声望和荣誉，而不是什么大局，他们经常会一时兴起杀入战场，也可能会因一时胆怯而逃之夭夭。在中世纪最出名的一场战役——1066年的黑斯廷斯战役中，就发生了这种情况。正在攻击哈罗德二世的盎格鲁–撒克逊军右翼的诺曼人突然掉头就逃，哈罗德的弟弟利奥弗温和吉尔斯此时忘记了秩序、原则和常识，追着敌人冲下了山坡，他们的部下也呐喊着紧随其后。而就在山坡底部，诺曼人集合起来，转过身砍倒了追击者。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阵线被打开一个缺口，随即全线崩溃，最终丢掉了他们的王国。

据传说，哈罗德二世被诺曼人的箭射穿了一只眼睛。但即便哈罗德二世幸免于难，他也将面临这个时代的战争的第二个大问题：不能在战争中取胜的国王，也就没办法去劫掠敌人。不论有多少誓言和关于职责的说教，如果一个国王没有什么战利品可以分配给属下，那么他也就很难得到属下的忠诚。

而在另一边，诺曼人的领袖“征服者”威廉则用英格兰广阔的土地打赏他的追随者们。但他和他的继承者们很快也陷入了困境，因为新的安排造成了第三个问题。经过一代代人的传递，这张联结了国王和骑士的职责和义务的大网变得越来越混乱。聪明或是幸运的领主们通过继承、联姻、购买等手段扩张了他们的领地，而每块新的领地都带来了新的义务。很快，就有人发现自己要效忠于不止一个主人。

佛兰德伯爵罗伯特二世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1101年，罗伯特伯爵向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宣誓效忠。按照惯例，他发誓说将帮助主人“对抗任何敌人，不论他们是生是死” 。但罗伯特还补充道，其中不包括亨利一世真正的心腹之患——法兰西国王腓力一世，因为他此时已经是腓力一世的封臣。罗伯特向亨利一世保证说，如果腓力一世决定进攻英格兰，他本人（罗伯特）将努力劝说腓力一世放弃这个计划。但如果会谈失败，腓力一世仍然决定发动入侵的话，罗伯特承认他将站在法国一边。不过他也坚称，他只会派出一部分军队，只要不让腓力一世怀疑他不忠心就可以了。

如果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要求罗伯特参加一场并非对抗法国的战争，罗伯特将愿意提供援助，除非（1）罗伯特身体抱恙，（2）腓力一世要求罗伯特参加另外一场战争，或是（3）德意志国王（他是罗伯特的另外一个主人）也征召了罗伯特。好像是觉得这还不够麻烦似的，罗伯特还许诺说，如果法国入侵诺曼底（这几乎必然会导致法国和英格兰开战），他只会派出20名骑士为法国作战，而会派出另外980名骑士为英格兰而战。

长达几个世纪的衰退造成了如此混乱的效忠关系。我在前文提到，在6世纪，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曾试图重新统一地中海沿岸。在他失败之后，利维坦开始真正瓦解。从7世纪30年代开始，带着一种来自沙漠的新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击败了拜占庭帝国竭尽全力供养的孱弱的军队。7世纪50年代，阿拉伯人推翻了波斯的萨珊王朝。而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拜占庭帝国看上去也似乎随时要步萨珊王朝的后尘。

到750年，从摩洛哥到巴基斯坦，伊斯兰军队四处告捷。他们深入法国，围攻君士坦丁堡，但哈里发们的利维坦却从未有过坚实的基础。从伊斯兰教发迹之初，哈里发就一直处于一个模棱两可的位置，介于穆罕默德的神权继承者和普通国王之间。哈里发们仅仅能在其庞大帝国中的一小块区域里将自己的神权成功转化为世俗权力。到9世纪，很多地方上的苏丹实际上成了独立的统治者，他们相互征伐，甚至进攻哈里发，以及任何敢于挡路的敌人。

在遥远的西北方，消灭了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建成了一些新的王国。当这些王国拥有强势的国王时，就会进行建设性战争；而当它们没有这样的君主时，就进行反建设性战争。其中，最具建设性的统治者是法兰克国王查理曼，他在771—814年征服了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在首都亚琛，查理曼手下的官僚在木制的厅堂里威吓地方领主，从他们身上征税，倡导教人识字，并不顾一切地让国王的臣民遵守命令。800年，彻底威服于他的教皇甚至把皇冠戴到了查理曼的头上，宣布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然而，复兴罗马帝国的梦想很快破灭了。其直接原因是查理曼的儿孙正忙于互相攻伐，没空去理睬那些不听话的贵族。“这导致了大战，”当时一位编年史家悲叹道，“并非由于法兰克人缺乏足够高贵、强壮、聪明得可以统治王国的王子，而是因为他们同样慷慨、有尊严、有权势，因此他们越来越不和。没有哪个人能远远胜过其他人，令其他人向他臣服。” ^[10]

在查理曼去世之前，新的劫掠者已经开始掠夺查理曼因建设性战争造就的财富。维京人乘着他们的长船从北方而来，马扎尔人则坐在马背上从东方赶来。亚琛距离边境太远，没办法对这种打了就跑的攻击做出反应。于是，当地的领主们就站出来填补了安全问题上的空白，这个故事我们现在听来就很熟悉了。即便是查理曼这样的人物也无法阻止反建设性战争的力量。到885年，当厄德伯爵在巴黎对抗维京人的围攻时，远比查理曼差劲得多的法兰克皇帝“胖子”查理却未能出现在巴黎。这标志着帝国已经形同虚设。

在这个混乱的新世界中，人们都要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在我们现有的资料中，第一个效忠多个主人的人出现在厄德保卫巴黎的战斗仅仅10年后。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种现象变得越来越常见。到14世纪80年代，也就是厄德逝世约500年后，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以至有一位法国的神职人员提出了一个一刀切的解决方案：他建议，那些效忠于多个主人的战士，应当为他最先效忠的那位领主而战，再通过雇人代替自己作战的方式来履行其对第二个（以及第三个、第四个等）领主的义务。

这一方案从来没有流行过，可能是因为雇人替自己作战是要花钱的。更常见的是库西勋爵昂盖朗做出的那种选择。1369年，库西勋爵昂盖朗的主人（英格兰国王）召他去参加对抗其另一个主人（法兰西国王）的战争。库西勋爵并没有在两位国王中做出选择，而是与两位国王都达成了和约。随后，他为自己找到了第三个主人，加入教皇的军队去意大利作战。在教皇的战事于1374年告吹之后，库西勋爵又带了一万人私自在瑞士开战。

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正在安全而开化的爱丁堡写作《国富论》，他把自己身处的富有秩序的世界与库西勋爵、罗伯特伯爵、亨利国王和腓力国王所生活的纷乱时代进行了对比。亚当·斯密遗憾地总结说，那就是一个“封建的无政府” ^[11] 的时代，“大领主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几乎永不停歇地相互征伐，甚至经常对国王开战，原野上仍然上演着暴力、劫掠和动乱” （图3.8）。

从亚当·斯密的时代开始，学者们就一直难以找出封建的无政府时代究竟有什么意义。20世纪30年代，埃利亚斯正是在读到了中世纪的混乱之后才确信，欧洲一定随后经历了一个文明的进程，才降低了暴力死亡率。但这个结论只能说对了一半。由于埃利亚斯并没有从一个长期的视角审视这个问题，因此他认为封建的无政府状态仅仅是人类的自然状态。他没有意识到，这是古代帝国/帝制国家崩溃后长达1 000年的反建设性战争导致的结果。

不过，到了20世纪60年代，当《萨摩亚人的成年》中的观点说服了越来越多学者，使他们相信人类的本性是和平的时候，很多历史学家开始怀疑是否应当用“封建的无政府时代”描述库西勋爵的世界。毕竟，每出现一个砍人脑袋的“征服者”威廉，也会相应地出现一个帮助他人的阿西西的方济各，而且大多数时候欧洲人都不使用武力解决争端。但20世纪的雅诺玛米人大多数也是这样的，不过他们当中仍有大约1/4的人会死于暴力。“封建的无政府时代”这一说法之所以适合14世纪的欧洲，是因为那时的很多人（就像雅诺玛米人一样）会十分随意地选择使用暴力解决问题，其随意程度让人震惊。

在流传至今的成千上万个故事中，我最喜欢的是下面这个。

一位骑士造访一位邻居的城堡，跟他一起用晚餐。

“大人，”他闲聊道，“这上好的葡萄酒，花了您多少钱？”

“啊，”那位和蔼的主人回答说，“没有哪个活人为这酒要过一分钱。” ^[12]

在我看来，实际上，“封建的无政府时代”这一说法不仅可以很好地形容公元900—1400年的西欧，而且适用于同时期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上的大部分地区。从英格兰到日本，随着利维坦的自我解体，社会都蹒跚走向了封建的无政府状态。在3—4世纪的中国北方，资料上记载了“部曲”的崛起。所谓“部曲”，就是追随地主投入战斗的佃客所组成的军队。作为回报，他们可以获得一部分战利品。在6世纪的印度，衰落中的笈多王朝的统治者开始意识到，那些在官僚体系崩溃后为国家派遣士兵的地方领主，实际上已经获得了独立。在9世纪的中东，哈里发把土地封给地方上的苏丹，苏丹则会（也可能不会）应召出兵作为回报。哈里发分配的这些土地，已经成了唯一联结着阿拉伯世界的东西。到了1000年，拜占庭帝国也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皇帝们也把土地分封出去，换取军事支持。在世界各地，古代帝国/帝制国家都走进了它们的坟墓。 Sl5kUokOoE8Rnl3I6wO2xAN+LbW6gXXdKLJgO2lXTi6zcnGdpTlP5vVbuy0C/6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