坟墓

古代帝国/帝制国家的贵族们十分厌恶游牧民族。在希罗多德看来，斯基泰人的剥皮习俗就很能说明问题：“在一个斯基泰人第一次杀人之后，他会喝掉死者的一些血，再把人头带回去给国王看，然后，他会绕着人头的两耳割一圈，再捏住割出来的口子，把皮甩松。之后，他会用牛的肋骨把皮剥下来，再用手把皮弄柔软，最后把人皮当作餐巾使用。” 1 000年之后，罗马作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对匈人（古代游牧民族中最可怕的一支）的描写更直白。“他们身材矮胖，四肢强壮，脖子很粗，”他坚称道，“并且相貌丑陋畸形，简直就是两条腿的野兽。” ^[8] 但是，这些绅士真正应当感到惊恐的，并非这些骑马而来的肮脏的游牧民族，而是那些“骑在”游牧民族身上而来的更加肮脏的微生物。

直到20世纪，战争中造成最多死亡的一直都是疾病。军队需要召集成千上万的人，让他们挤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给他们吃品质低劣的食物，任由他们待在自己的排泄物附近。如此一来，军队有如微生物培养皿，使得微生物疯狂滋生。在拥挤而不卫生的军营里，外来的病毒即便在杀死它们的人类宿主之后仍然可以存活，因为总会有其他宿主可供它们迁移。痢疾、腹泻、伤寒和肺结核，这些都是军营中常见的疾病。

但就在161年，也就是马可·奥勒留在罗马登基为皇帝的那一年，更可怕的东西开始酝酿。我们第一次听说这种东西，是在中国的西北部边疆。在那里，一支大军正一如既往地与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作战。人们在报告中描述了一种奇怪的新疾病，这种病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夺去了军营里1/3的人的性命。四年后，同样可怕的传染病于罗马在叙利亚的各个军营内肆虐。这种疾病在公元165年传到了罗马城，导致众多罗马人丧生，以至奥勒留推迟了前往多瑙河的行程，留下来举行保护这座城市的仪式。当他的军队终于开拔时，他们也把这种疾病一同带去了前线。

按照目击者的说法，这场瘟疫听起来像是天花。遗传学者迄今还未能从古代遗留下来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上证实这一点，但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导致在亚欧大陆的两端同时暴发疫病的源头也是来自草原的多米诺骨牌。几千年来，亚欧大陆上每一个伟大的文明都演化出了其特有的疾病库。致命的病原体和起保护作用的抗体也表现出了“红桃皇后效应”，它们你追我赶，越跑越快，但仍然维持着一种不健康的均势。有1/4~1/3的婴儿在出生后一年内会死掉，能活过50岁的成年人也不多，即便是那些被误认为处于最佳健康状态的人，他们的身上也滋生着病菌。

距离曾经将这些疾病彼此隔绝，但建设性战争的成功改变了这一切。随着帝国/帝制国家的日益壮大，人们开始在帝国/帝制国家之间迁徙，并且经常会经过草原。伴随着这样的交流，原本相互隔绝开的疾病之间产生了联系，酝酿出一种可怕的流行病混合体，这样的疾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新的。只有很少的幸运儿天生具有抗体。在这些幸存者的抗体基因遍布人类社会之前（这一过程可能长达几个世纪），瘟疫会经常发生。

埃及的数据最为完整。在公元165—200年，埃及的人口减少了1/4。而其他地方的情况，我们就只能根据考古学的发现进行猜测了。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埃及的情况并非特例。由于人口减少，帝国/帝制国家募集士兵、征收赋税的难度就更大了。这使得其要想在草原边缘阻止多米诺骨牌倒下的计划变得越发艰难。罗马帝国和汉朝的统治者们惊恐地看到，他们的疆界土崩瓦解 ，而大量的移民导致疾病传播得更加迅速。雪上加霜的是，在这些年中，气候变化速度加快。从南极洲的冰芯到波兰的泥炭沼泽，气候学家们发现了世界正在变得更寒冷、更干燥的证据。全球变冷导致农作物的生长时间变短，进而引起粮食减产，并在整个亚欧大陆造就了更多的气候移民。

在游牧民族迁徙、疾病和粮食减产的连续打击下，通过几个世纪的建设性战争建立起来的复杂的税收和贸易体系开始瓦解。在汉朝，鉴于税收的减少和边防开支的增长，一些官员建议道，最明智的方案就是停止发放军饷。他们认为，既然西部边疆已经在羌人叛乱和入侵之下被破坏得千疮百孔，那么再让军队在那里自筹粮饷又能让情况坏到哪里去呢？反正那些地方距离都城洛阳还远得很。

答案是：情况确实变得很糟糕。士兵们摇身一变成为匪徒，开始抢劫那些他们本应该保护的农民；将领们变成了军阀，只接受合乎他们心意的命令。据《后汉书·郑太传》记载：“且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 ^[9] 168年，瘟疫横行，军队四分五裂，宦官们发动了一场政变，反对年仅11岁的汉灵帝继位以及掌管朝政的外戚。这场政变酿成了一场灾难。数千位官员在相互倾轧和清洗中被杀，政权崩溃。法律和秩序也开始瓦解，在2世纪70—80年代的起义造成了无数人丧生。189年，西部边境地区军阀中最令人恐惧的董卓挥师进入洛阳，烧毁了这座城市，劫持年仅8岁的陈留王刘协，并让其登基为帝。

在接下来的30年中，一个接一个强人横行无忌，宣称要让天下重归一统，一直到220年，汉朝灭亡，中国进入了三国时期。边界消融了，成千上万的羌人和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迁徙到了中国北方，数百万北方人民则从北方逃到了南方。官员们甚至不再尝试去统计死亡人数。

罗马的情况同样糟糕。人口、农业和贸易都像自由落体一样下降，手头拮据的皇帝们只得克扣军饷，或是降低铸币含银量，以使有限的白银储量能撑得更久一点儿。可以预料到的结果自然是不值钱的货币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并进一步抑制了经济的发展。

愤怒的士兵决定自己解决问题。罗马禁卫军先后于193年和218年把皇帝宝座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而在218—222年，“疯狂的少年”埃拉伽巴路斯统治着（如果那也能算是统治的话）罗马帝国。即便在众多罗马皇帝之中，埃拉伽巴路斯的腐朽、残暴和无能也是登峰造极的。在235—284年，根据判断标准不同，我们可以认为罗马有过最多43位皇帝。这些皇帝大多数是军人出身，而除了一人死于瘟疫，其他人全部死于非命。在被杀掉的42位皇帝中，其中一人被哥特入侵者在战场上杀掉；萨珊王朝的波斯人抓住了一个，并且把他丢进一个笼子里，嘲笑他，折磨他，直到玩够了才把他杀掉；其余的40位皇帝都是被他们的罗马同胞杀死的。

被迫面对多重军事威胁的罗马皇帝不得不把大军交给他手下的将军们，尽管这些将军经常用政变报答统治者的信任（经此登基成为皇帝的人往往活不过几个月，但他们还是乐此不疲）。每当有将军反叛，他麾下的部队通常就会抛弃他们在前线的驻防地，赶回去参加内战，放任帝国的边界门户大开。

哥特人建造了船只，驶过黑海，劫掠了希腊。法兰克人（他们当时的根据地在今德国）在高卢横行，并且杀进了西班牙。其他日耳曼人袭击了意大利，摩尔人占领了北非，萨珊王朝的波斯人则焚毁了叙利亚的繁华城市。东西方的各个行省意识到中央政府没有能力或是没有意愿保护它们，只得自行成立政府。在3世纪60年代，罗马帝国分裂成了三个小国家。

血腥的分裂变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印度的贵霜帝国被波斯的萨珊王朝大军和斯基泰劫掠者击败，在3世纪30年代一分为二。248年，在最后一次战败后，西部的那个王国被波斯吞并；而在3世纪70年代，东部的那个王国失去了对恒河流域城市的控制，只能苟延残喘。再往南，2世纪时强盛的贸易王国百乘王朝也不堪斯基泰人的袭扰，最终于230年前后土崩瓦解。

我曾在本书第一章中引用过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所发明的“坐寇”一词。他将那些相对良性的盗贼与彻头彻尾恶性的流寇明确区分开来。坐寇们会说“我来了，我见了，我征服了，我管理了”，而流寇们则只会说“我来了，我见了，我偷了，我又走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的帝国/帝制国家之所以能够繁荣昌盛，是因为那里的坐寇通常有足够的实力拒流寇于国门之外。可是，这种情形在3世纪发生了变化。在亚欧大陆的几乎每个地方，战争开始变得具有反建设性，把巨大的、和平的、繁荣的古代帝国/帝制国家撕成碎片。

这发生在几乎每个地方，但并非每个地方。在3世纪，崩溃潮流中的一个重要例外是波斯。波斯新兴的萨珊王朝在224年推翻了帕提亚帝国，随后变得越来越强盛。萨珊王朝击败了贵霜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军队，赶走了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并且加强了中央集权。到伟大的征服者沙普尔一世于270年驾崩之时，萨珊王朝的首都泰西封已经跻身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列。

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萨珊王朝根本就不是一个例外，因为这一时代的主题并非仅仅是帝国/帝制国家的崩溃。实际上，在大约公元200—1400年的这1 200年间，建设性战争和反建设性战争循环交替。如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看到的那样，公元200年之前的1 000年是利维坦扩张、繁荣程度提高、暴力死亡率下降的时代；而我们即将在第四章至第七章看到，从1400年开始，这样的趋势就更加明显。但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漫长的中古时代里，却满是复杂、混乱、暴力的插曲。

这是一个曲折混乱的时代。在3世纪晚期，萨珊王朝的复兴看起来似乎要引领一个帝国/帝制国家复苏的新时代。在半个世纪的无秩序之后，罗马在274年再度控制了整个地中海沿岸；280年，西晋再度统一中国。4世纪20年代，印度的笈多王朝也开始完成相同的功业。但与此同时，在亚欧大陆的其他地区，复苏已经开始进入尾声。匈奴焚毁了中国古城洛阳，杀死了西晋晋怀帝、晋愍帝，屠杀了数百万难民。随后是60年的战乱。到383年，似乎即将有一个新的王朝（前秦）再度统一中国。然而，前秦军队却莫名其妙地输了淝水之战。新一轮的战乱又席卷了东亚。

罗马也在4世纪晚期重新陷入混乱。哥特人在378年的哈德良堡战役中摧毁了罗马帝国的野战部队，帝国的疆界开始崩解。匈人向西迁徙，推倒了更多的多米诺骨牌。在406年的新年前夜，数千日耳曼人如潮水般涌过了结冰的莱茵河。西欧陷入了暴力和混乱之中。476年，也就是莱茵河边界被突破70年之后，罗马日耳曼雇佣军首领奥多亚塞宣布了西罗马帝国的覆灭。

484年，另一支匈人军队消灭了萨珊王朝的军队，杀死了国王。看上去，萨珊王朝即将重蹈西罗马帝国的覆辙。但萨珊王朝坚持住了。与此同时，中国也在重归一统。5世纪，隋朝再度统一了黄河流域；589年，隋朝终于统一了中国。

在经历了令人目眩的一段时间的混战之后，地中海地区看起来也要重归一统。6世纪20年代，拜占庭帝国（古罗马帝国残存的东半部）皇帝查士丁尼夺回了意大利以及西班牙和北非的部分地区。但在550年，扩张停止了。在6世纪后期，新兴的入侵者让拜占庭帝国再度衰落。印度也经历了艰难的过程：公元467年之后，笈多王朝开始在另外一支匈人军队的打击下面临崩溃。尽管这个帝国在528年曾经大败游牧民族，但是到550年，这个帝国就已经彻底成为历史。在亚欧大陆的幸运纬度带上，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的混乱，周而复始。

我知道，以上的叙述看起来很混乱，我想图3.6可以很好地将这片混乱总结出来。这张图将幸运纬度带分为4个区域（欧洲、中东、中国和印度），并且描绘出公元最初的14个世纪里每个区域中最大的帝国/帝制国家的疆域面积。我承认，用面积来表现利维坦集权政府的实力并不严谨。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650—850年，代表中东的曲线出现了飙升，那是因为阿拉伯人建立了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理论上讲，在大马士革和巴格达进行统治的哈里发控制着约1 1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使得这一帝国成为史上面积最大的帝国之一。但实际上，哈里发的势力仅仅局限于叙利亚和伊拉克。贵霜帝国使得代表印度的曲线在公元150年前后出现了一个高峰，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贵霜帝国当时统治着约6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但大部分地区都渺无人烟。

尽管有上述这些问题，这张杂乱的图还是表现出了一个要点。在2—14世纪，幸运纬度带上的所有区域很少有展现出相同趋势的时候。每当有一个帝国/帝制国家崛起时，就有另一个在衰落。一个社会的黄金时代就是另一个社会的黑暗时代。

这意味着什么？博学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在20世纪50年代做出的解读最清晰，也最受其他历史学家的欢迎。他认为，过去发生的事情就是“无法用（科学）规律解释的一片混乱，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地毫无意义地发生着。这种情形，用一位20世纪的小说家和诗人的话说，就是‘Odtaa’，即‘破事一件接着一件’（one damned thing after another）” 。从表面上看，图3.6简直就是典型的“Odtaa现象”。帝国/帝制国家时兴时衰，战争或胜或败，但这一切都没带来太多变化。这些事情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点。

但汤因比提出“Odtaa现象”，只是为了驳倒它。在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几十载的研究之后，汤因比很清楚，在“Odtaa现象”的表象之下，还有更大的图景。我想，他会从这张图中看出来好几个图景。首先，就像我在图3.7中画出来的那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在这14个世纪的喧嚣之下，帝国/帝制国家所统治的面积在稳步下降，幸运纬度带成了帝国/帝制国家的坟墓。

其次，汤因比肯定能看出来，国家面积的剧烈变化绝不仅是“Odtaa现象”，而是形成了一种膨胀——破裂的循环。反建设性战争导致帝国/帝制国家面积减少，之后会发生建设性战争，令其面积重新增加，随后反建设性战争又瓦解利维坦，周而复始。与其说这是“Odtaa现象”，不如说幸运纬度带更像是陷入了一个糟糕的循环。

要解释这一现象并不难。由于建设性战争已经越过其顶点，草原和农业帝国/帝制国家被联结在了一起。从此之后，每一个活动都会带来力度相同、方向相反的反作用。某个时候，瘟疫、叛乱、外敌入侵会导致帝国/帝制国家在反建设性战争中瓦解，数百万人会在这一过程中丧生；而接下来，当地的军阀或是外来的入侵者会发动新的建设性战争，利用此前产生的真空缔造又一个利维坦。隆重登场的新国王会竭力恢复法制，从臣民身上榨取税收。而这个新国家的财富又会吸引更多的掠夺者，带来更多叛乱，从而引发新一轮反建设性战争。如是反复。

幸运纬度带上的每个地区都在建设性战争和反建设性战争之间反复，但时间点不尽相同。这主要是因为，当一个王国成功地赶走了劫掠者时，往往就使其邻国所面对的压力变得更大。有些来自草原的部族太过强大，看起来似乎同时在四处出击。例如，在5世纪，从印度到意大利，都能见到匈人劫掠的身影；而到了13世纪，蒙古人在从日本到德国这条路线的各地发动进攻。即便如此，战场上意外的胜负让事情的结果不尽相同，造成了我们在图3.6中看到的那种混乱。在此之前，也曾有过反建设性战争，但即便是最糟糕的反建设性战争，也只是建设性战争大潮中的插曲而已。有时候，这样的崩溃会持续几个世纪之久。但尽管阿卡得帝国和埃及的古王国在约公元前2200年覆灭，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在约公元前1900年衰败，东地中海的王国在约公元前1200年崩溃，亚欧大陆的幸运纬度带一直在朝着罗马、长安和华氏城的方向前进。他们每后退一步，总会又前进两三步。

可是，在200—1400年，情况变了。来自草原的骑手们太过强大。偶尔有一两个国王能反击这股混乱的力量，但没有人能永久地阻挡草原迁徙的步伐。或迟或早，流寇们总会再次回来。在有人能够阻止草原游牧民族之前，亚欧大陆的幸运纬度带都无法打破建设性战争与反建设性战争的血腥循环。 cEqFiObHoxgzlvzBeRoL4xeNmjLqsJTtfSEpXcvu5qnfsP7Z++UHmPAOodmQx5g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