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上战马

古代帝国/ 帝制国家达到并超过了它们的顶点，因为到1世纪，建设性战争使它们与欧亚草原的骑兵纠缠不休。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使得皇帝们更难看清楚究竟在发生什么。在第二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帝国/帝制国家与骑兵的纠缠最早开始于公元前850年，当时亚述帝国开始购买草原上的牧民成功培育出的高头大马，这些马匹强壮到可以供人骑乘。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帝国/帝制国家持续扩张。国家的农民开垦草原边缘的土地，用来种植粮食；帝国/帝制国家的商人进一步深入中亚，购买牲畜。与此同时，生活在荒芜的草原和经过开垦的农业区之间的过渡地带的游牧民族发现，他们有了新的选择。他们通常会意识到，与其奔波在绿洲之间，为了一口水不惜与其他骑兵开战，还不如把马匹卖给帝国/帝制国家的中间商。更妙的是，他们还发现，如果该国无力应付他们的要价，他们还可以直入该国，凭武力从那些手无寸铁的农民手中夺取他们想要的一切。

最早有关草原游牧民族侵扰帝国/帝制国家的资料，来自公元前700年之前的亚述帝国。亚述人一直扩张到了高加索山脉，那里是大草原的边缘（图3.3）。当斯基泰（Scythians）劫掠者开始给边境地区带来恐慌时，亚述的国王们选择雇用其他斯基泰游牧民来对付他们。但国王们很快发现，斯基泰人的机动性和凶猛的秉性不仅使他们成为合适的雇佣兵，也让他们变得难以驾驭。灾祸的种子就此种下。

在公元前7世纪，成群的斯基泰人开始自行其是，抢劫他们遇到的任何人，实际控制了今伊拉克北部、叙利亚和土耳其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他们的野心和暴力把一切都化作混乱，”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这样写道，“因为他们四处奔突，抢走了所有的东西。” 在公元前7世纪第二个10年，反对亚述的叛军也雇用了斯基泰人，而在这个十年结束之前，整个帝国就化为了废墟。这样一来，如何对付斯基泰人就成了那些获胜的叛军的问题。在公元前6世纪90年代，他们最终解决了这个麻烦（据希罗多德记载，他们设宴灌醉斯基泰人的首领，然后杀掉了他们）。

亚欧大陆上的帝国/帝制国家成长得越大，就越要面对一个特别具有现代性的问题：如何在中亚的边缘地带进行非对称战争。在20世纪90年代末，当奥萨马·本·拉登正在进行他最早的一系列恐怖活动时，美国人发现，如果想要把拉登“消灭” 在他阿富汗的老巢里，他们就不得不把价值上百万美元的巡航导弹用在打击恐怖分子价值10美元的帐篷上。古代帝国/帝制国家的步兵部队庞大而笨重，要想在荒野中追击那些骑手，其难度一样很大。

这并非西方式战争对抗非西方式战争，而是农业文明对抗游牧文明。从欧洲到中国，富裕的帝国/帝制国家的统治者们差不多面对着相同的挑战，即对付来自草原的骑手。到了阿古利可拉的时代，他们已经尝试了各种方法，进行非对称战争。就像今天一样，最显而易见的方法是先发制人。波斯国王们曾派遣一系列部队进入草原，想要消灭斯基泰人。但波斯人发现，进入游牧民族的藏身之所并追击他们，往往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只要游牧民族的骑兵不想交战，步兵就没法迫使他们交战。有的时候，先发制人的战争能迅速取得战果，就像波斯人在公元前519年击败了他们所称的“戴尖帽的”斯基泰人的联盟。但通常这种战争没有什么好结果。公元前529年，游牧民族杀死了波斯帝国的创始人——居鲁士二世，并且歼灭了他的军队。公元前514年，波斯帝国君主大流士一世绕着草原追击了斯基泰人几个月，不但未能得手，还险些遭遇了与居鲁士二世相同的命运，仅仅因为趁着夜色渡过了多瑙河才得以幸免。

亚述和波斯是各个帝国/帝制国家之中最先与大草原产生联系的，而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也走上了相同的道路。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发动了一次先发制人的战争（秦攻匈奴之战）。为了将游牧的匈奴赶出国境，他还吞并了一大片草原。但这没能为中原王朝带来太多好处。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于平城东南的白登山，险些殒命。

从公元前133年开始，汉武帝再次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并且在15年中发兵6次，派遣了数十万大军进入草原。他的军队损失惨重，军费开支将前几代皇帝积攒的财富消耗殆尽，西汉债台高筑。尽管耗资巨大，汉武帝却像大流士一世一样，并没有赢得对匈奴的完全胜利。

从雅典到长安，知识阶层都认为先发制人的战争是灾难性的。但根据今天的经验，从长期来看，很难说清楚究竟谁赢得了先发制人的战争，甚至难以确定这些战事究竟在何时结束。在波斯、汉朝付出了巨大的人员损失和物资损失后，斯基泰人在公元前513年之后就再未威胁过波斯，匈奴的侵扰从公元前100年之后也急剧减少了。

皇帝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要想更好地发挥耗资巨大的草原远征的效果，应该在同时配合以更柔性，但同样花费不菲的措施。最流行的方式就是将游牧民族隔绝开来，这通常意味着修建城墙，把他们拦在外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国的长城，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年前后。本章前面提及过的哈德良长城修建于2世纪20年代，算是长城的远亲。城墙并不能完全隔绝游牧民族，但是至少可以限制骑手们往来的路径。

最成功（也可能是最不成功）的策略就是贿赂。游牧民族的劫掠会造成大量死亡，这意味着帝国/帝制国家税收减少。那么，为什么不花点儿钱让游牧民族不再来侵扰呢？只要贿赂的成本低于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那么这种交保护费的方式就能带来多方共赢的结果：皇帝省下了一些钱，边境地区的农民可以保住性命，游牧民族免去了很多麻烦。2 000年之后，贿赂仍然在非对称战争中存在：200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给了阿富汗的军阀们7 000万美元现金，此举也节约了不少金钱，挽救了不少性命，省去了不少麻烦。

在芝加哥有这么一种说法：诚实的政客就是，你在他身上花钱，他就给你办事。但在非对称战争中，你的期望值要更低一些。阿富汗的指挥官在2001年12月收了一万美元，负责守卫托拉博拉山区的退路。结果，当“基地”组织的人给他更多的钱时，他就放那些人过去了。像他这样的人，也适合生活在古代的草原地带。斯基泰人和匈奴都经常收受帝国/帝制国家的贿赂，但还是会回来继续劫掠。事实证明，贿赂是对付游牧民族最糟糕的方式，但其他方式还要更糟糕。波斯和汉朝的战略家们发现，当贿赂作为“胡萝卜加大棒”战略的一部分时，是最有效的。不停地给一些好处，再偶尔发动大规模的、十分暴力的、先发制人的战争，这样的组合可以或多或少地维持和平。

靠着这一系列技巧，公元前最初几个世纪的统治者们设法保住了他们的疆土。他们把帝国/帝制国家与草原游牧民族的关系变得像糟糕的婚姻关系一样：双方有没有对方都能活下去。当帝国/帝制国家强盛时，就会在草原的部分地区设置定居点，把暴力限制在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内；当其衰弱时，就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受更多的苦。

在公元前500—公元500年这1 000年之中，各大帝国/帝制国家逐渐意识到，要想保持主动，就要在游牧民族擅长的游戏中击败他们。这就意味着，皇帝们要在他们庞大的步兵之中加入更多骑兵。那些认为存在一种植根于希腊文化的西方式战争的历史学家通常认为，在马背上作战是一种典型的东方人躲避肉搏的方式，而步兵作战是西方价值的标志。但实际上，在公元前500—公元500年，真正促成向骑兵作战的重大转型的并不是文化因素，而是地理因素。那些与草原接壤的帝国/帝制国家在公元前500年之后较早地过渡到了骑兵，而那些有着山丘、森林作为屏障的帝国/帝制国家则过渡得较晚，其兵种转型也更不彻底。但无论情愿与否，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上的这些国家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了。

很自然地，这一转型最先在饱受游牧民族侵扰之苦的波斯开始了。当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514年于今乌克兰一带追逐斯基泰人时，他的部众几乎都是步兵。而到了公元前479年，当波斯人与希腊人在普拉提亚交锋时，双方对骑兵的倚重程度几乎与对步兵一样。在公元前334年，当亚历山大大帝入侵波斯时，波斯帝国几乎完全仰仗骑兵了。汉朝仅次于波斯，也是第二个开始向骑兵转型的国家。汉武帝在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之前，征募了大量的骑兵部队。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拥有18万名骑兵，占其军队总数的1/3，而骑兵每年消耗的财物是帝国/帝制国家每年税收的两倍。印度躲在喜马拉雅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的背后，在公元前5—前2世纪，印度的国王们都仍在因循旧制。印度人依然可以依靠身披铠甲的大象的冲锋赢得战斗的胜利，骑兵的作用仅限于掩护大象的侧翼。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另一种现代化的发展改变了一切为止。

1954年，时任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面对大量要求美国干预东南亚共产主义传播的呼吁请求时，警告美国人要当心“多米诺骨牌效应”。他解释道：“（假如）你立起来一列多米诺骨牌，当推倒第一块骨牌的时候，你就知道最后一块骨牌也会很快倒掉。因此，最初的一点儿崩溃也可以导致最显著的影响。”

艾森豪威尔对20世纪50年代中南半岛地区形势的这通分析，有其优缺点，但用它来形容公元前1世纪的草原再合适不过了。随着汉朝强大的骑兵部队胜过了匈奴的骑兵，很多游牧民族就开始向西迁移到月氏人一直以来放牧的地方。惊慌失措的月氏人也向西方迁徙，进入了斯基泰人的地盘。随着下一块骨牌的倒下，斯基泰人（在印度被称作“塞克人”）向南经过今阿富汗，越过开伯尔山口，进入印度河流域。到公元前50年，塞克人已经占据了印度西北方的大部分地区。

一个世纪之后，在经历了草原上更多次几乎被人们遗忘的骑兵大战之后，月氏人跟在塞克人的后面翻越了兴都库什山脉。月氏人迫使塞克人进一步深入印度腹地，而他们自己则征服了从今土库曼斯坦到恒河中部的广阔地域，建成了历史学家们所说的贵霜帝国。贵霜帝国繁荣强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骑兵军队之一。到2世纪，贵霜帝国恐怖的骑射手们控制了连接罗马和中国的丝绸之路。关于他们的雕塑可以在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找到。贵霜帝国也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战争，甚至还与远征到今阿富汗地区的汉朝军队打了一仗。

印度的经历表明了一个严肃的事实：军事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当多米诺骨牌倒下，农业帝国/帝制国家面临着巨大压力时，这些国家要么像波斯和汉朝一样让自己拥有强大的骑兵力量，要么就像印度一样被拥有强大骑兵的游牧民族打垮。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入侵者也会让被征服的地区最终拥有骑兵。统治者所做的决定可能会加速或者延缓这一进程，但是战争那充满矛盾的逻辑总会取胜。

与此同时，汉朝（正是汉朝在草原的另一侧推倒了多米诺骨牌，改变了印度的命运）发现了一个更严酷的事实：各个帝国/帝制国家与草原的联系此时也达到了其顶点。从公元前200年开始，汉朝就一直在北部边境抗击匈奴部落的侵袭，而其西面的边境，由于受到足有160千米宽的山地和森林的保护，一直很安静。但当匈奴开始在公元前50年前后进行迁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匈奴的其中一部向西迁移，导致月氏人和塞克人涌入印度；而匈奴的另一部则向南迁徙，劫掠汉朝西部边疆的羌人农夫。

几十年来，羌人一直是汉朝的屏障，使汉朝免于与打了就跑的游牧民族进行艰苦的边界战争。然而，在1世纪，被囚笼效应困在游牧民族和汉朝之间的羌人开始组建他们自己的政权。规模更大、组织更良好的羌人为了躲避匈奴的奴役，进入了汉朝的疆土。在不得已时，他们也会与汉朝的军队作战。羌人的角色从屏障变成了利剑，刺向了汉朝的要害。

汉朝边境的官员们看清了事情的走向。有人在公元前33年写道：“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 ^[4] 但他接着写道，随着越来越多的羌人进入汉朝的疆界，“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

在1世纪，汉朝对其西部边境的控制受到了挑战。在公元94年、108年和110年 ，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羌人起义，边疆地区陷于战乱。据《后汉书·郑太传》记载：“……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 ^[5]

在亚欧大陆遥远的西端，类似的情形即将终结阿古利可拉的建设性战争，将罗马也带到相同的顶点。长久以来，在罗马帝国与大草原之间，一直隔着日耳曼农牧民居住的区域，这一区域比汉朝西部边疆羌人居住的区域还要广阔。但在这里，草原移民同样把帝国的屏障变成了插入其心脏的利剑。

迁徙的驱动者可能是沿着顿河居住的游牧民族——萨尔马特人（Sarmatians）。他们于1世纪开始向西迁移。萨尔马特人是非常凶猛的：据希罗多德记载，萨尔马特人是亚马逊人的后裔，他们中的女性必须在战场上杀过一个男人，才能结婚。在萨尔马特人的部队中，轻重骑兵相结合。战斗时，先用骑射手扰乱敌人的阵线，再派持有长矛、披着铠甲的骑兵冲击敌军。这样的战斗方式极具毁灭性。1世纪80年代早期，萨尔马特的支族埃阿热格人（Iazyges）出现在多瑙河北岸，正是他们的出现促使图密善把阿古利可拉的部队从不列颠召回。而出现在东欧各地的其他部落则给他们所到之处都带来了混乱。

在1—2世纪，温暖的气候导致了欧洲人口增长，加剧了日耳曼农民之间的囚笼效应。结果，那些试图躲避萨尔马特人的部落立刻就与决心保卫自己领地的邻居们大打出手。那些最靠近大草原的日耳曼人从给他们带来灾祸的人身上学会了骑马作战，而就连那些住得离大草原最远的日耳曼人也采用了更好的武器和战术。在战争的压力下，首领摇身一变成为集权的国王，他们开始征税，并且组建真正的军队。

大约在公元150年，一支被称为哥特人（Goths）的日耳曼人离开了他们靠近波罗的海的田园，一路向南朝黑海而去。其间，他们一路驱赶着沿路的其他部落。到了2世纪60年代，一个被罗马人称作马科曼尼人（Marcomanni的字面意思是“边界上的人”）的强大部落联盟开始渡过多瑙河。日耳曼人已经在罗马的边境上来来回回达几个世纪之久。情况通常都是一小群年轻人跑来找些事情做，或是想偷盗点儿什么东西，然后再跑回家乡去。但这次不同。这一次，他们是几千户人一起出动，而且打算在这里长期待下去。

面对他们的，是马可·奥勒留（图3.4）。他是公元161—180年在位的罗马皇帝。在吉本将2世纪称作人类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的时候，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很可能就是这位博学、有文化素养又仁爱的奥勒留——他可能是终极的坐寇。如果可以有其他选择的话，奥勒留可能更愿意与留着胡子的希腊教授们探讨斯多葛主义哲学问题。但草原上的风暴迫使他一路征伐到多瑙河另一边的森林之中。即便如此，在战争的间隙，他还是废寝忘食地写作了斯多葛主义思想的经典著作《沉思录》（如果有哪位古代帝王可以称得上是“伟人”，那么非奥勒留莫属）。

就像艾森豪威尔在20世纪60年代的继任者们一样，为了不让多米诺骨牌继续倒下，奥勒留被拖入了一场他并不想打的战争，并且用一种他始料未及的方式打了这场战争。美国陆军上校哈里·萨默斯在1975年作为代表团的一员被派到了河内。当时，就像艾森豪威尔预言的一样，由美国扶植的南越政权这块多米诺骨牌刚刚倒下。一名会讲英语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上校在机场迎接萨默斯。他们的话题很自然地转向了两国之间刚刚发生的不快。

“你看，”萨默斯告诉越南民主共和国军官，“你们从未在战场上击败过我们。”

越南民主共和国军官想了想。“可能是这样吧，”他最后说道，“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就像美国人在越南的情况一样，2世纪60年代的罗马军队也总能在战斗中直截了当地击败他们的敌人。 而就像越南民主共和国人一样，日耳曼人因此尽量避免这样的战斗。结果，骄傲的罗马军团不得不采取那些在越南再熟悉不过的战术。在马可·奥勒留去世后，用来装饰他坟墓的柱子十分忠实地呈现了这些场面：罗马人烧毁村庄、盗取牲畜、屠杀俘虏（图3.5）。

更糟糕的是，当罗马人真的遇到两军对垒的战斗时，战斗进行的方式也往往出乎他们的意料。比如，当罗马军队第一次遭遇埃阿热格骑兵时，他们就吃了一惊。埃阿热格人采用了游牧民族常用的策略：先是假装逃跑，把一个罗马军团吸引出来，一直到冰冻的多瑙河上；当罗马人在冰面上站不住脚之时，游牧民族的骑兵们又返身回来，包围了罗马人，意欲将他们歼灭。但罗马人的纪律性拯救了他们。“罗马人冷静依旧。”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写道：

他们组成了一个方阵，面对着进攻者。大多数人把盾牌放在冰面上，一只脚踩在盾牌上，使自己不至于滑倒。当敌人进攻时，他们会抓住骑兵的缰绳、盾牌或是长矛，再猛地向后一拉，把敌人连人带马都拽倒。如果罗马士兵向后跌倒，他就会把敌人拉到自己身上来，再像摔跤手一样用腿夹住对方，翻滚一下，使自己转而压在敌人身上。如果罗马士兵向前摔倒，他就会去咬萨尔马特人……这些穿着轻铠甲的蛮族没领教过这样的作战方式，丧失了斗志，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逃脱了。 ^[6]

罗马步兵在那一天击败了骑兵。但在接下来的100年中，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跨上了马背，越来越多的萨尔马特人（以及其他游牧民族）开始侵扰边境。更糟糕的是，在224年，夺取了波斯政权的萨珊王朝开始把成千上万的铁甲骑兵投入战场。这些重装骑兵连人带马都由铠甲和钢板包裹起来。4世纪的一个亲眼见过铁甲骑兵的罗马人写道：“他们全身都被金属覆盖起来，铁甲非常合身，其关节与骑手的关节完全匹配。面罩也精巧地嵌在头盔中，使得整个人完全覆盖在铠甲之下。仅有的可能被箭矢射穿的位置是留给眼睛和鼻孔的小洞，只有通过这些小洞，骑手们才能得到一点儿光线和空气。” ^[7]

对于罗马人究竟在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自己也需要更多的骑兵这个问题，历史学家尚有争议。不过，在公元200—400年，罗马走上了与波斯、汉朝和印度相同的道路。罗马军队中骑兵的比例从1/10上升到1/3甚至1/2。到了公元500年，这次军事变革彻底完成了。从地中海到黄海，战马在战场上表现出绝对优势。

不过，每个帝国/帝制国家运用骑兵的方式因地理条件的不同而各异：汉朝和贵霜帝国仰仗轻骑兵，这使得他们可以在开阔的草原上快速进击；波斯的萨珊王朝依靠配备长矛铠甲的骑士进行正面攻击；罗马人则采用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战术，深入蛮族藏身的森林，焚毁村庄，伏击敌人。虽然各有不同，但每个帝国/帝制国家采用的方式都能很好地对付他们当下的敌人。因此，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罕有明显迹象表明，古代帝国/帝制国家已经越过建设性战争的顶点。

揭露这一事实的，是一个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敌人。 E0vxRJqD8sMf2Ybx8aeC5BlndP2q0yefdSywgNf9TgYjpot028Z4KSfaiRDGxZ6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