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帝制国家的极限

这个计划没能成功。阿古利可拉再也没有回到喀里多尼亚，而是在意大利的阳光下度过了他的退休生活。他的部队中最精锐的部分被派遣到巴尔干地区，其余的退回到英格兰北部一连串的堡垒中。他们的征服结束了。

从1973年起，考古学家们开始在罗马人留下的堡垒之一——文德兰达的有毒的垃圾填埋场里进行艰苦的挖掘工作。在一个浸满了排泄物，连氧气都无法渗入的坑中，他们发现了几百封士兵的信件。这些信用墨水写在木板上。最早的一封写于公元90年，也就是阿古利可拉的战役结束后不久。其中一些信的内容很有趣，包括一个生日派对的邀请函，但大多数都很无聊。1世纪，在不列颠服役的罗马士兵脑子里想的事情跟21世纪在阿富汗服役的美国大兵差不多：家里的情况、糟糕的天气，以及对啤酒、暖和的袜子、美味食物的无尽渴望。守备军的生活在过去的2 000年中没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

阿古利可拉的余部在这些堡垒里继续留守了近40年。他们给家里写信，冒死与喀里多尼亚人进行小规模战斗（另一封来自文德兰达的被尿液浸过的记录中写道：“他们有好多骑兵。”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们在等待。他们一直等到2世纪20年代才离开这里。不过，他们并不是去取得新的胜利，而是被皇帝哈德良派去修建那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横断不列颠的长城。罗马放弃了征服北方的计划（图3.1）。

在塔西佗看来，发生这一切的原因是当时的皇帝图密善嫉妒阿古利可拉的战功。也许他是对的。但是对统治者来说，他应当以大局为重，而在公元80年，局势突然变得不妙了。甚至在格劳庇乌山战役之前，图密善就已经开始从阿古利可拉的军团中抽调部队，返回欧洲大陆加强莱茵河防线。公元85年，皇帝又把最精锐的部队撤出不列颠，为的是重固摇摇欲坠的多瑙河前线。这一战略重心的转变奏效了，罗马守住了多瑙河边境。但图密善从中得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罗马已经不能再从建设性战争中得到多少好处了。

在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罗马正逐渐滑向这种观点。在公元前11—公元9年，奥古斯都有条不紊地推进一场战争。如果他能够取得成功，那么这场战争将是罗马有史以来进行得最具建设性的战争——奥古斯都将把罗马的东北边界推进到易北河，将今荷兰、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以及几乎整个德国纳入罗马的版图之中。但这场战争收获了一个灾难性的结局。在通往黑森林的蜿蜒小路上，罗马人的队伍前后绵延了16千米之长，士兵的弓弦和铠甲都浸泡在瓢泼大雨之中。就在这时，罗马人的向导背叛了他们。罗马人遭遇了伏击。在持续了三天之久的战斗中，约有两万名罗马人被杀；更让罗马士兵感到惶恐的是，居然有三面军团旗帜落入敌手。在接下来的十年内，罗马军队烧杀劫掠，进行报复。但这场灾难最终让罗马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帝国的大战略。征服看起来得不偿失。当奥古斯都于公元14年驾崩时，他的遗嘱中只有一条战略建议：“帝国应当维持其现有的疆界。” ^[1]

他的继任者们大多遵循了他的遗愿。只有克劳狄乌斯破坏了这一规矩，他于公元43年入侵不列颠；而随后，图密善就在1世纪80年代结束了不列颠战役。在公元101年之后，图拉真进一步违背了奥古斯都的遗愿：他发兵占领了今罗马尼亚和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当哈德良在公元117年继承帝位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弃很多新占领的地盘。

罗马的皇帝们逐渐达成了一种战略共识，这一共识在17个世纪后被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之一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视为战争的基本准则之一：“胜利也有其顶点。” “超过这一顶点，就会发生剧变，遭到反击，这种反击的力量通常比进攻者的进攻力量要大得多。” ^[2] 克劳塞维茨的这一认识可能来自他的亲身观察（他目睹了拿破仑在1812年超过顶点后的灾难性经历。当时，克劳塞维茨在为俄国效力，因为他的祖国普鲁士已经退出了战争），也可能来自他对罗马的战争的深入研究。无独有偶，现代战略家爱德华·勒特韦克也对顶点那充满矛盾的本性有着深刻的研究，并且写出了迄今为止关于罗马大战略的最好的一本书。“在战略的领域中，”勒特韦克写道，“一个行动不可能永久地进行下去，它很可能会变成自身的反面。”

几个世纪以来，征服战争在长期来看都是具有建设性的，它创造出使人们生活得更安全、更富足、更大的帝国/帝制国家。但当古代的帝国/帝制国家接近其顶点时，充满矛盾的战争逻辑就把所有事情都转向了反面。战争非但不再具有建设性，反而变得具有反建设性。战争开始让大的社会崩解，让人们变得贫穷，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危险。

征服带来的回报开始减少，这是古代帝国/帝制国家接近其顶点的第一个征兆。只要罗马人还留在地中海附近，国土面积的扩张就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水运相对便宜，也更快捷。然而，在这个军队的行军速度跟牛车相近的世界里，把疆域扩张到德国、罗马尼亚和伊拉克这样的内陆地区就会导致成本上升。通过陆运将1吨谷物运送16千米所产生的成本，与通过水运将1吨谷物从埃及运送到意大利的成本相当。即便罗马拥有举世闻名的道路网，但是到了1世纪，无论是以金钱还是以荣誉衡量，罗马从战争中得到的利益几乎远不及损失。

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图3.2）。在公元前130—前100年，西汉的军队狂飙猛进，把今甘肃、福建、浙江、云南、广东，以及中亚的一大片土地，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和越南的一部分都纳入了国家的版图（更不要说深入蒙古的惩罚性打击了）。但在公元前100年之后，朝廷开始觉得，在战争中投入那么多人力、财力实在是得不偿失。军队离黄河和长江越远，其耗费就会越高，而带来的利益反而越少。在公元前1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汉军队再度向中亚和缅甸推进，随后又进入了一个间歇期。在公元23—25年的绿林赤眉起义之后，汉朝的扩张基本上停止了。

在1世纪，罗马帝国和汉朝已经征服了面积相近的领土（分别约500万平方千米），统治着数量相近的人口（分别为5 000万~6 000万）。其皇帝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也几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会越高，而带来的利益反而越少。在公元前1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汉朝军队再度向中亚和缅甸推进，随后又进入了一个间歇期。在公元23~25年的绿林赤眉起义之后，汉朝的扩张基本上停止了。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悬泉置这个汉代的军事驿站中，发掘者们发现了2.3万封没有寄出的信件。这些写在竹简上的信大约写于公元前111—公元107年（其中很多信都在抱怨驿站太不靠谱）。

1世纪的皇帝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战争不再像以往那样有收获了，但他们看不到的是，正是建设性战争的巨大成功改变了整个大环境。公允地说，人们总是很难看清楚应当在何时收手。克劳塞维茨曾说：“如果我们能意识到究竟有多少因素在影响力量的平衡，就会理解，在有些情况下，要判断哪一方正占据着上风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3] 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谁占据上风就变成一件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了。 n4wrKkd8KtFdKHj2Gz9Ts+8TkQ03PHzrM4sfrkZKN3DA4A5ZuegWKWNWLsjPiC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