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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长安和华氏城要想达到丹麦的水平，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罗马人会把犯人钉上十字架，还会让角斗士相互杀戮，以此取乐；中国人和印度人在公开场合对犯人用刑，甚至砍头。在各个地方，都有合法的折磨行为，奴隶也四处可见。这些地方都充满了暴力。
尽管如此，我们在前两章中看到的证据表明，古代帝国/帝制国家已经比萨摩亚进步多了。人类学和考古学数据表明，在石器时代的社会中，有10%~20%的人会死于暴力；而历史学和统计学数据表明，在20世纪，只有1%~2%的人口会死于暴力。在孔雀王朝、汉朝和罗马帝国，暴力死亡率可能介于现代的1%~2%和史前的10%~20%之间。据我猜测（由于几乎没有任何可以量化的信息，我们只能猜测），这一数字可能更接近这一范围的下限而不是上限。
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文明的度量》中曾经做过一些数字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我粗略计算出了一个社会发展指数，用来衡量社会的组织能力和达成目标的能力。社会发展指数并不能精确地反映利维坦的实力，但可以得出比较接近的结果。
这一指数的数据表明，在发生格劳庇乌山之战的公元83年，罗马的社会发展水平大体相当于西欧在18世纪早期的水平；汉朝的发展水平略低一些，大约相当于西欧在16世纪晚期、莎士比亚开始出名时的水平；孔雀王朝的发展水平要更低一些，大约相当于欧洲15世纪的水平。
这意味着，尽管这些古代帝国/帝制国家没有达到丹麦的水平，但是达到了1450—1750年西欧的发展水平。我的假设如果是对的，那么罗马帝国、汉朝和孔雀王朝时的暴力死亡率可能相当于15—18世纪西欧的暴力死亡率，即2%~5%（图2.9）。
图2.9 距离丹麦有多远？我对暴力死亡率的估算：各个时期暴力死亡率的区间（石器时代社会：10%~20%，古代帝国/帝制国家：2%~5%，20世纪的世界：1%~2%）及其中点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至少，不论是在一个帝国/帝制国家内部，还是在国与国之间，数值都会有巨大的差别。当罗马在公元前3世纪与迦太基大战的时候，暴力死亡率有可能更接近5%这一端；而到了纷乱的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暴力死亡率可能会再次逼近5%；而在被吉本视为罗马的黄金时代的2世纪，暴力死亡率更可能会接近2%~5%这一区间的底部。
汉朝和孔雀王朝的暴力死亡率可能都不曾这么低过，而相对缺乏资料记载的帕提亚帝国的暴力死亡率可能一直在5%以上。但从总体来看，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末叶，所有的古代帝国/帝制国家都走在通往丹麦的道路上。自从囚笼效应出现在幸运纬度带，其暴力死亡率可能较之前下降了75%。
无疑，这一下降十分显著，但这个过程花费了近一万年。或许这本身就能解释为什么西塞罗和卡加库斯在罗马战争的后果上分歧如此之大。作为一个尚未出现文字的社会中的战士，卡加库斯只能看到最近发生的历史，因此他只会看到死亡、毁灭和不毛之地。而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伟大帝国中的知识分子，西塞罗可以看到过去七个世纪的扩张历史，并且意识到这些扩张造就了建设性战争，让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生活得更安全、更富足。
公元83年底，当阿古利可拉率军返回营地时，他确信自己在进行一场建设性战争。当格劳庇乌山之战结束之时，他或许留下了一片不毛之地。但他还会回来，带着农民、建设者和商人回来。他们会开垦土地，铺设道路，从意大利进口葡萄酒，帝国的疆域会越来越广阔，和平与繁荣会被播撒得越来越远。
至少，计划是这样的。
[1]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9.62–63 (published ca. 430 B.C.).
[2] From Models on Sealing and Investigation (late third century B.C.), trans. in Lewis 1990, p. 247.
[3]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6.20.
[4] Caesar, Gallic War 1.1, 11, 18.
[5] Lewis Carroll,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 (1871), chap. 2.
[6] Mahabharata 4 (47) 31.6–7, 18–20, cited in Drews 1992, p. 125.
[7] William Shakespeare, Henry V (ca. 1599), 4.1.
[8] Sima Qian, Shiji , trans. in Bloodworth and Bloodworth 1981, p. 74.
[9] Arthashastra 2.2.13 and 10.5.54, trans. in Rangarajan 1992, pp. 657, 659.
[10] Mahabharata , Shanti Parvan 67.16 (compiled between 400 B.C. and A.D. 450;discussed in Thapar 1984, pp. 1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