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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情况变得更糟糕了。没有了利维坦的庇护，长途贸易终止了；没有了贸易，锻工们找不到制造青铜所需的锡。本来利维坦能招募到的人就已经不多了，现在又无法武装他们，利维坦的灾难更加深重了。中央政府进一步崩解。
但到了公元前1050年，塞浦路斯的天才金属工匠们已经找到了一种解决青铜短缺的办法。不过，这件事最初起到的效果是给利维坦带来了更多的麻烦。铁，这种缺乏吸引力，但是数量很充足的矿物，塞浦路斯的工匠们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知道怎样冶炼它了。只不过，他们一直不愿意去冶炼铁，因为青铜在几乎所有方面都胜过这种丑陋脆弱的金属。只有在商路断绝、无法获得锡的情况下，工匠们才不得已又把目光投向了铁，并且学会在其中加入碳。很快，他们就成功冶炼出可以使用的武器和工具。这些器具虽然不如青铜的那么好，但成本要低廉得多。铁制品的造价十分低廉，几乎任何人都能负担得起。铁剑就好像是古代的AK-47自动步枪，使得每个愤怒的年轻人都能像法律与秩序的代言人一样拥有杀戮的能力。
无政府状态在公元前1050—前1000年愈演愈烈，在肥沃新月地带上几乎看不到新的纪念物或是文字记载。但随后情况开始好转。由于已经没有什么富裕的王国可供劫掠，也就不再有足够的吸引力吸引那些劫掠者穿过沙漠、跨过海洋发动进攻。随着安全环境逐渐稳定，首领们开始重建破碎的国家。到公元前950年，所罗门在以色列建立了一个新的王国。这个王国在约公元前930年一分为二，但同时亚述在今伊拉克北部又建立起一个帝国。公元前918年，将近三个世纪中第一次有埃及法老率领大军在其国境外作战，一直把战火烧到了接近黎巴嫩的地方。再一次，双轮战车的车轮把尘土卷到了叙利亚平原战场的上空。
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开端并非第二个千年中叶的重演。双轮战车再也没能夺回其在战场上的支配地位。其中有两个原因。首先，草原上的养马人并没有坐以待毙。1 000年来，大草原上的牧民赶着成群结队的马匹，拉着沉重的马车从一个水源地走到另一个水源地。就像我在前文提到的，移动性对于那些分散居住在草原上的人来说至关重要，能够迅速地在时荣时枯的草场间移动是事关生死的大事。因此，人们总是需要高大强壮的马匹。大约在公元前900年前后，在大草原最西端（今乌克兰）的养马人培育出了可供人们整日骑乘的高头大马。随后，骑手们发明出缰绳和嚼子，以便更好地控制马匹。马镫此时还远未出现，但骑手们可以用膝盖夹紧坐骑，并且坐在精心制作的有角的木质马鞍上。他们学会了骑在全速奔跑的马匹上放箭，甚至骑在马上用长矛猛刺。
一次新的军事革命开始了。待到这次革命真正深远的影响波及那些农业帝国/帝制国家时，时间已经又过去了1 000年——我将在第三章中介绍这部分内容。而在大草原上，这次革命的重要性是立竿见影的。可以骑乘的马匹使得人们在繁盛的草场之间的迁徙时间从几个星期缩短到几天。只要一个社群里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孩童都学会骑马、射箭，就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在平原上疾驰，并在必要时战斗了。古希腊的故事中，曾描述过来自中亚的亚马逊女战士，或许其原型就是这些在长途跋涉过程中作战的女性。考古学家发现，在某些时期的草原墓穴中，足有1/5的有武器陪葬的墓穴里埋葬的是女性。
西南亚地区新的利维坦的统治者很快发现，骑兵要比双轮战车更便宜、更快捷、更可靠。到公元前850年，亚述人开始招募游牧民族为他们作战，并购进可以骑乘的马匹。公元前400年，在中国，那些扩张中的诸侯国也开始做差不多相同的事情。到了公元前100年，就连与大草原远隔喜马拉雅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的印度国王也开始做同样的事情了。
双轮战车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里基本消失的另一个原因，也更重要的原因是：铁制武器的真正优势开始显现出来。铁制的矛头、剑和铠甲造价低廉，可以大量购置。骑兵的成本比双轮战车低，而步兵用铁制武装的费用要比用青铜器武装低得多。据皇家记载，公元前870年，亚述率先招募了5万名步兵，而后又在公元前845年拥有了超过10万名步兵。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亚述国王投入战场的骑兵数量通常会高于之前一个千年里法老投入战场的双轮战车数量。而亚述国王拥有的步兵数量之多，使得此时的骑兵无法像以往的双轮战车那样在战场上取得支配地位。唯一能阻挡这些步兵的密集阵列的，就是与之同样密集的步兵阵列。
公元前744年，提格拉-帕拉萨三世推翻了之前的国王，成为亚述国王。他真正洞察了此次军备竞赛的奥秘。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他只能另辟蹊径。很快，他发现，建立起比他的前任更强大的中央政府是他继续维持统治的关键。以前的国王由于无力构建起有效的官僚机构、征税并且降伏那些不听话的贵族，只能同好战的贵族讨价还价，达成妥协。如果地方领主可以在自己的领地里征募军队，那么最常见的情况是，国王将他们的军队召集到一起参加战争，并且在战胜后将战利品的很大一部分分给他们。要想征召大量部队，这是一种廉价的做法。但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并不确定这些亚述领主会支持他。不过，他还有另一种办法：绕开那些贵族，直接与农民达成协议。由于流传下来的资料很匮乏，所以我们无法知道他具体是怎样做的。但提格拉-帕拉萨三世确实设法让农民成了自己所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而不再是大领主的佃农。作为回报，农民要向国王纳税，并且在他的军队中服役。有了源源不断的税收收入之后，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就可以雇用官僚进行管理，并为他的臣僚支付俸禄。这样一来，他不仅可以让人们遵守更严格的纪律，还可以独自占有战利品，而不需要与那些过于强大的领主分享。
这样的做法为利维坦带来了奇迹。在公元前8—前7世纪，很多人在战争中被钉在木桩上（亚述人的一种习俗）。但与这种暴行同样有名的，是那些蓬勃发展中的城市里的花园和图书馆。正是这些城市支撑着开销巨大的亚述政府。亚述社会中的精英，就像此前埃及的贵族和此后文艺复兴时期的廷臣，发现取悦国王比在都城尼尼微的街头决斗更有利可图。
作为古代历史的一部分，这一时期仍然没有留下关于杀人率或是精英们相互仇杀的数据，但旁证仍然强大。提格拉-帕拉萨三世找到了一种驯服贵族的新方式。就像埃利亚斯在他的《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写的，这条道路正是2 000多年之后早期现代欧洲获得和平的道路。同时，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和他的继任者们也在扩张亚述的领土，他们吞并小国，从而防止了小国之间的战争。亚述帝国急剧扩张，迫使邻国要么降服，要么采取类似的集权政策。
这一过程一旦启动，就再无回头路可走。由于亚述的崛起，其周边的民众必须组织起政府来征税，训练军队，进行反抗，从而使得亚述的周边兴起了数十个新国家。公元前612年，亚述人的统治被这些敌人所组成的联盟推翻。随后，在亚述帝国的残骸上，他们的争斗持续了60年，一直持续到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崛起。这个新的帝国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帝国（不过，据说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部分领土都几乎无人居住，其人口总数还不到后世的罗马帝国或汉朝的一半）。
随着波斯的壮大，在其周围，又有一些国家开始形成。约在公元前330年前后，波斯帝国遭遇了与亚述相同的命运。来自波斯西北方向的一个落后王国的统治者——亚历山大大帝，仅用了四年时间就推翻了这个大帝国。但即便在那时，新兴的国家仍然在涌现。到公元前3世纪，罗马和迦太基进行了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激烈的战争。到迦太基于公元前202年投降时，罗马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并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吞并了整个地中海沿岸。在随后的1 000年中，肥沃新月地带和地中海地区一直处在几个少数大帝国/帝制国家的统治下，这些大帝国/帝制国家支配着数千万人口的生活，并在其中推行和平（图2.8）。
汉森和基根认为，这就是西方式战争诞生的时代。但如果放眼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亚欧大陆上幸运纬度带的其他地区，我们会看到十分相似的情形。冰期结束后，在中国和印度，农业与囚笼效应都比地中海地区来得晚，因此这两地的发展进程也要比地中海地区晚上几个世纪。但中国和印度都独立地发现了亚述、希腊和罗马成功的奥秘，它们组建了强大的政府，征募规模庞大的军队，并采用令人惊异的战术在正面冲突的大战中取得胜利。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这些地方发生的事情大体上是相同的。
图2.8 面积很重要：亚欧大陆上的帝国/帝制国家比较（公元前3000—公元117年）
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最为明显。中国在肥沃新月地带之后采用了双轮战车，双轮战车随即成了战场上的主宰，一直到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632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双轮战车大战——城濮之战）。到了公元前500年，中国的诸侯们也想到了提格拉-帕拉萨三世采用的那种战略：他们不再让贵族参与战争，而是直接把土地授予农民，再向农民征税、征兵役。
公元前400年，来自大草原的高头大马到达了中国。此时，中国战场上的主角是装备了铁剑、铁矛和弩（古代中国对军事技术的一项重大贡献）的大量步兵。相比于复合弓，为弩装填箭矢更花时间，其射程也更短。但弩使用起来更简单，射出的铁箭能够穿透更厚的铠甲。这样的特点使得其非常适合大军在近距离作战时使用。
冶铁技术在公元前800年传到中国。到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工匠们可以锻造出钢，这比肥沃新月地带上制造出的任何金属都更坚硬。铁制武器传播得很缓慢，直到公元前250年后才彻底取代了青铜武器。但此时，在亚欧大陆的两端，人们作战的方式已十分相似。
像在肥沃新月地带和地中海地区一样，利维坦摆脱了“红桃皇后效应”。互相攻伐的小国家被并入更大的、更和平的国家之中。根据中国的文献记载，在公元前771年时，黄河流域一共有148个诸侯国。这些国家彼此征战不休，到公元前450年时就只剩下了14个，其中只有4个是真正的大国。而就在其相互争斗之时，新的国家在南面和西面崛起。到公元前221年，来自西面的秦吞并了其他所有国家。
在亚欧大陆的西侧，暴力的高峰始于罗马与迦太基开战的公元前260年前后。而在亚欧大陆的东侧，时间点也大致相同。发生于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可能是古代最大的一场战役，交战的秦赵两国共计投入了50万人以上。白天，军队会在敌人的营垒下挖掘地道；夜晚，他们会发动突袭，攻击战略要地。
最终，秦国宰相范雎让赵王相信，廉颇不仅年迈，而且过于谨慎，不适合指挥作战。形势因此急转直下。赵国派了更年轻、更狂热的赵括取代廉颇指挥战斗。据历史学家司马迁记载，赵括的父亲曾表示：“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当时赵括的母亲甚至向赵王谏阻“括不可使将”。而就像秦国期望的那样，赵括迅速发动了正面进攻。三万名秦国骑兵设下圈套，从两翼将赵军合围。有的考古学家把三杨庄称作“中国的庞贝”，而有的军事史学家经常把长平之战称作“中国的坎尼会战”。在那场发生在公元前216年的战役中，汉尼拔也同样充满戏剧性地包围了罗马军队。被切断后路的赵军在小山上扎下营寨，等待援军，但援军迟迟不到。46天之后，在年轻鲁莽的赵括被射杀、军队缺食少水的情况下，赵军投降了。但这又是一个不明智之举：秦军将投降的赵军全部坑杀，仅留下年纪尚轻的240名士兵，让他们把这灾难性的消息带回国去。
秦国发明了以杀死敌人人数记功的方法。秦国不靠技巧，不靠谋略，相信只要杀掉够多的人，敌人就无法再进行抵抗，从而也就可以赢得战争。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被斩首、肢解或是活活烧死，但是其总数应有数百万之多。在接下来的40年里，秦国让其敌国都流尽了鲜血。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接受了他最后一个敌人的投降，把自己的称呼改为“始皇帝”。如今，这位始皇帝因为他陪葬的约8 000个兵马俑而举世闻名，他的所作所为似乎就是要证明卡加库斯的不毛之地理论是正确的。他没有解散他的军队，让他的臣民享受和平的果实，反而迫使他们投入大型的建设工程之中。在修建道路、运河和长城的过程中，数十万人死于辛苦的劳作。秦像罗马一样，用律法取代了战争。但与罗马不同的是，秦制定出来的律法比战争还要可怕。据司马迁记载，秦统一中国十年后，“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脩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 [8] 。但实际上，其背后的代价是巨大的。在秦始皇于公元前210年驾崩之后，他的儿子秦二世的统治在三年之内就被推翻了。在一场短暂而血腥的内战之后，汉朝建立，并且吸取了秦朝滥用暴力的教训。在一个世纪之内，定都于熙熙攘攘的长安的汉朝就迎来了盛世，这在本章前面已提到。
尽管印度的资料依然很混乱，但是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线索。在公元前5世纪，铁制兵器大体上取代了青铜兵器，骑兵则在公元前4世纪出现（不过，双轮战车又继续存在了300年）。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印度国王们的军队人数开始以十万计。不过，也有些不同的情况。《政事论》中的一段文字曾把披铠甲的步兵视为战争中最好的兵种。然而，大部分的印度步兵都是不穿铠甲的弓箭手，而不像亚述、希腊、罗马和中国的步兵那样使用沉重的长矛和剑。印度最好的步兵是世袭的常备军，他们训练有素，其纪律性和战斗决心可以与任何军队媲美。但大兵们处于印度军队四个级别中的最下层。这可能是因为，印度军队中最高级别的部队比任何形式的步兵都更巨大，也可能更有战斗力：它们就是大象。
《政事论》中很直白地写道：“国王要取得胜利，取决于大象。” [9] 不过，这本书并没有告诉我们，大象有时候非常不可靠。即便在经受了多年的训练之后，大象仍然很容易受惊，从而在战场上四处践踏。如果一头大象冲向了错误的方向，要想避免它踩踏友方部队的话，就只能依靠驾驭者用木棒猛敲它的颅底。结果，即便是战胜的那一方，往往也要损失掉大部分昂贵的、受过训练的大象。尽管如此，一旦大象冲向了正确的方向，就没有人能坚守阵地。《政事论》很平静地解释道，“大象应当这样使用：消灭敌人的各个兵种，不论是聚合在一起的，还是分散开来的；践踏敌人的中军、侧翼和两翼”。
在古代战争中，大象冲锋可能是最可怕的事情了。每一头大象都有3~5吨重，很多大象还披有至少1吨重的铠甲。成百上千头大象会冲过平原，其声响简直震耳欲聋。防守的一方会试图割断它们的腿部肌腱，用长矛刺它们的睾丸或是用弓箭射瞎它们。攻击者会投掷标枪和长矛，驾驭着坐骑把敌人踩在脚下，踩碎他们的骨头和脏器。战马，这种理智的动物，不会愿意靠近大象。
就连亚历山大大帝也不得不承认，身披铠甲的大象是令人敬畏的。在仅用了八年时间就推翻了波斯帝国之后，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6年来到了今巴基斯坦的海达斯佩斯河。在那里，国王波鲁斯拦住了他的去路。波鲁斯的几百辆双轮战车在马其顿方阵面前毫无用处，但是操作大象就另当别论了。为了对付大象，亚历山大大帝展现了他一生中最卓越的指挥才能。但亚历山大大帝后来发现波鲁斯只是个二流国王，而统治着恒河流域的难陀王朝（孔雀王朝的前身）有着多得多的大象。亚历山大大帝至此只好决定班师回朝。
亚历山大大帝死后，曾效命于他手下的将军塞琉古于公元前305年重返印度河，在印度河河畔与孔雀王朝的创始者旃陀罗笈多（希腊文中将他称作“Sandrakottos”）拉开了阵势。这一次，马其顿人没能取胜。塞琉古比亚历山大大帝更惊讶于大象的威力，同意用今天属于巴基斯坦和伊朗东部的富裕省份与旃陀罗笈多交换500头大象。这笔交易看起来很不划算，但塞琉古的判断是正确的。四年后，塞琉古的手下将这些皮糙肉厚的动物带到了4 000千米之外的地中海沿岸。正是这些动物打破了伊普苏斯战役中的平衡，保住了塞琉古在西南亚的王国。这些“新型武器”震撼了公元前3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君主们，他们每个人都想拥有自己的大象，别管是买来的、乞求来的还是借来的。在公元前218年，迦太基将军汉尼拔甚至还带着几十头大象翻过了阿尔卑斯山。
那些在南亚进行的战争就像在东亚和亚欧大陆西部的战争一样具有建设性。在公元前6世纪，几十个小国家出现在恒河平原，彼此征战不休。到了公元前500年，摩揭陀、憍萨罗、迦尸和弗栗恃这四个大国吞并了其他国家。印度伟大的史诗《摩诃婆罗多》将这一过程称作“鱼的法则” [10] 。诗人说，在干旱的季节，大鱼就会吃掉小鱼。
在恒河流域的国家扩张的同时，新兴的小国还出现在其周围的印度河流域和德干高原。不过，到了公元前450年，恒河流域就只剩下了一条大鱼——摩揭陀。在其首都华氏城的高墙之内，连续三个王朝不断地扩大它们在印度的势力范围，直到孔雀王朝超越了它们。摩揭陀拥有由数百头大象、数千名骑兵、上万名步兵组成的部队，能够开展精心计划过的大型战斗，并可实施复杂的攻城战。
在公元前260年前后，阿育王在战争中打败了羯陵伽，孔雀王朝达到了军事上的顶峰，这与罗马和秦国的时间大体一致。阿育王记述道：“15万人被驱逐了，10万人被杀，还有更多的人丢掉了性命。”
在胜利者的悔恨中，尊崇佛法的统治开始了。
放眼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世界，我们很难找到独特的西方式战争的痕迹，即所谓欧洲人喜欢近身肉搏，而亚洲人喜欢与敌人保持距离这样的区别。在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从中国到地中海，都有比以往更大的利维坦在崛起，更直接地控制着更多的人口，并对他们征税。这些利维坦的统治者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可以做任何事情，包括杀戮。他们征募了成千上万人加入军队，用严酷的纪律约束他们，派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这样的胜利是通过面对面的血腥战斗取得的。在亚述、希腊、罗马和中国，决定性的攻击通常是由重步兵完成的；在波斯和马其顿，骑兵则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在印度，则换成了大象。但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幸运纬度带上，发生的事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在西方，罗马人拥有了罗马；在东方，中国人拥有了长安，印度人拥有了华氏城。这些地方各具特色，但其实都是相似的：并不十分民主，但是和平、稳定、繁荣。缔造这一切的推动力量是囚笼效应，而不是某种文化；创造出建设性战争的也不是什么西方式战争，而是囚笼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