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战车

文明的崩溃中止了建设性战争，这样的情况不仅发生在南亚。实际上，早在公元前3100年，类似的事情可能就发生在了苏美尔。我们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乌鲁克建立起来的控制权此时崩溃了，乌鲁克被焚毁。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西南亚被分割为征战不休的若干个城邦国家。约在公元前2200年，一场规模更大的剧变发生了，它摧毁了萨尔贡大帝的阿卡得王国和埃及的古王国，甚至把灾难扩散到地中海的另一边。与此同时，在中国可能发生了相似（但是规模较小）的崩塌。人们对这些崩溃的真正原因争论不休。但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事情逐渐变得清晰了。从这时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军事革命本身就可以是巨大的不稳定性的根源。

第四次重大的军事革命没有发生在辉煌灿烂的肥沃新月地带或印度河谷地城市，而是发生在今乌克兰的荒芜草原。这里的猎人约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驯服了野马。就像幸运纬度带上驯化牛、羊和猪的那些人一样，这里的牧民最初也只是想获得更多的肉类供给。不过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他们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在草原上，能否迅速地从一个水源地移动到下一个水源地，经常关乎生死。牧民给他们的小马套上车，这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移动能力和生存能力。

改进在一点点地积累。到了公元前2100年，在今哈萨克斯坦的牧民培育出了体型更大、腿更长的马匹，并且训练它们拉更轻便的马车。这些马要比大多数现代马种体型小得多，但是它们拉的轻马车（双轮战车）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商人和移民［很可能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族群：胡里安人（Hurrians）］把这些战车带过了高加索山脉，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将其带到了肥沃新月地带。一开始，这些战车用作运输。但在一两个世纪之后，它们被改造成了军事用具，并立刻给建设性战争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

双轮战车使用起来并不像古装战争影视剧里经常描述的那样，仿佛坦克一般冲进敌人的战阵。双轮战车很难操纵，也十分脆弱（在公元前14世纪，双轮战车的重量可能还不到45千克）。如果要冲击坚守阵地的有纪律的步兵，战马也会惊慌。双轮战车的优势不在于重量，而在于速度（图2.7）。轻型的双轮战车上可以搭载两三个身披铠甲的士兵，通常有一名驭手、一名弓箭手，有时还会有一名盾牌手。这样的双轮战车可以把移动缓慢的步兵变成箭靶子。在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有这样的描述，从双轮战车上射出来的箭雨如此密集，“以至遮蔽了太阳” ^[6] 。

在南非洞穴中发现的斑驳的石制箭头表明，人们使用弓的历史至少有六万年。不过，据我们所知，直到接近公元前2000年，人们才开始使用现代专家所说的单弓，这种弓是用单条窄木制成的，用动物的肠做弓弦。由于很少有木质的弓保留并被发掘出来，因此对这种弓的细节我们不是很清楚。不过，后来的弓手们开始把两种或更多种不同的木材拼合在一起以增强武器的威力，这一潮流可能是从中亚的草原上开始的。新的发明出现得越来越快。到公元前1600年前后，肥沃新月地带上的人们开始使用一种新型的弓——复合弓。工匠们不再使用单条窄木，而是让弓梢向前弯曲，使其射出的箭更有威力。大多数单弓的有效射程不到100米，而复合弓的射程是单弓的4倍，其射出的箭可以穿透除金属铠甲之外的任何东西。

复合弓可能也是在大草原上被发明出来的，甚至可能是与双轮战车一起被引入幸运纬度带的。但不论其中细节如何，双轮战车和复合弓的组合改变了战场上的情势。起初，双轮战车的作用可能是次要的，战车手要做的事情是向敌军步兵射箭，以打乱他们的阵型，便于长矛手发动进攻。后来，统治者们发现双轮战车效果奇佳，于是逐渐不再部署大量步兵。从此，战争的胜负几乎完全取决于“那些围着彼此绕圈、如降雨一般迅捷放箭的战车手”（仍然引自《摩诃婆罗多》）。

在公元前17世纪之前，战场就已经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了。成千上万的步兵推推搡搡，手持青铜长矛，从敌人盾牌的上方刺向他们的头部和咽喉，或是从盾牌的下方刺向他们的胯部和大腿。大战之后，战场上往往会留下几百具尸体，以及更多躺在地上慢慢死去的伤者，就像莎士比亚后来描写的战场一样：“有的在咒天骂地，有的在喊叫军医，有的在哭他抛下了苦命的妻，有的高嚷他欠了人家的债还没还，也有的一声声叫他甩手不管的孩子——我只怕死在战场上的人很少有死得像个样儿的！” ^[7] 而到了公元前1600年，战场上的恐怖程度又提高了一分。通常来说，马是比人大的目标，而且不会披铠甲。因此阻止双轮战车最快的方法，就是朝拉车的战马放箭，或是让勇敢的人坚守战阵，待战车从他们身边掠过时砍断马的腿部肌腱或是让它开膛破肚（站在战阵外的散兵会手持可怕的镰刀状的刀，专为此用）。在接下来的3 500年里，一直到20世纪，亚欧大陆的战场上都不仅满是惨叫着流血的人类，还到处都是静悄悄地流着血的马匹。

几个世纪之后，双轮战车从哈萨克草原传播到了更多的地方：它于公元前1200年传播到了中国，又在公元前600年传到了尚在印度河文明崩溃后的恢复期中的印度。从地中海沿岸到中国的海滨，双轮战车的设计在实质上是相同的，这说明它们来自相同的源头。正是来自中亚的移民和商人将双轮战车带到了肥沃新月地带和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上的其他地方。在每一个地方，双轮战车都满足了人们相同的对机动性和火力的需求，也带来了相似的混乱后果。

如果某一个组织有着自己擅长的行事方式，那么它就不太情愿去接受一种新的方式，这或许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类似的事情在双轮战车的身上也发生了。在肥沃新月地带上，最先开始使用双轮战车的不是埃及或巴比伦这样的大国，而是一些更小的、更边缘化的群体，诸如加喜特人（Kassites）、赫梯人（Hittites）和喜克索人（Hyksos）。从大约公元前1700年起，这些群体开始击败、劫掠，有时候甚至推翻更富裕的国家的统治者。与之相似的是，公元前1046年，更乐于接受双轮战车的周部落推翻了商朝。但只有当那些最大、最富有的国家最终接受了双轮战车时（肥沃新月地带在公元前1600年，中国在公元前1000年，印度在公元前400年），双轮战车才真正进入了黄金时代，因为只有富有的国家才有足够的实力恰当地应用双轮战车。

双轮战车很是昂贵。据《圣经》记载，以色列的所罗门王要为每辆双轮战车支付600个谢克尔银币，还要为每匹马额外付出150个谢克尔。要知道，那时一个奴隶才值30个谢克尔。公元前14世纪赫梯帝国的一份文字资料显示了双轮战车为什么这么昂贵。这份资料逐日记载了双轮战车、战马长达7个月的训练项目。

双轮战车进行集群作战的效果最好。数百辆战车一起涌向敌人不受保护的侧翼，然后射出遮天蔽日的箭矢。一方拥有的双轮战车越多，就意味着另一方也需要更多双轮战车。这样一来，双轮战车的数量就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在公元前1625年前后，赫梯人进攻阿勒颇时只动用了100辆双轮战车；而在公元前1274年的卡迭石战役中，赫梯人投入的双轮战车有3 500辆之多，并伴随10倍于此的步兵。而他们的埃及对手也派出了数量相近的军队。

要建立、训练、供养这样庞大的一支军队，就要求官僚机构和军需部门在规模和能力方面都实现巨大飞跃。而在人山人海、尘土飞扬的战场上控制这么多的战车，则需要更多的军官。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肥沃新月地带，如何让步兵有足够的纪律性面对面地与敌人厮杀，是一个重大的军事挑战；而到了下一个千年，这个挑战就变成了如何让双轮战车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位置。答案是：更森严的等级制度、更多的军官、更大的开销。

双轮战车时代的坐寇们狠下心来，向他们的臣民征收更沉重的赋税，建立起更强大的军队，只为与其邻国相匹敌。做不到这点的话，他们就只能看着自己的双轮战车在战场上被击垮，自己的步兵被追上、杀掉，并且寄希望于他们的城墙足够坚固。因此，城墙和塔楼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也实现了飞跃，而这促使敌人建造更好的攻城槌，或是把地道挖掘得更深。我们又看到了“红桃皇后效应”（荷马的《伊利亚特》完成于公元前750年的希腊，其中或许保留了一些关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特洛伊十年围攻战的片段，尽管可能略失真）。

在双轮战车的时代，利维坦必须变得更大、更可怕，管理更严格，军队和内政服务更专业。结果，又会出现你现在已经很熟悉的那个矛盾——暴力减少了。每当一个国家吞并了另一个国家，相互之间能够开战的国家数量就减少了。而一旦再有战争爆发，也很少会出现大规模的战斗。至少在我们看来，公元前13世纪肥沃新月地带上的国王的想法会与18世纪的欧洲统治者的想法大致相同：既然这些骄傲的职业军人花费甚巨，而在战争中他们的损耗速度又那么快，所以除非被逼无奈，否则思维正常的统治者都不会把他们派去与敌人正面交锋。我们目前所知的最大规模的双轮战车战役——发生在公元前1482年的美吉多战役和发生在公元前1274年的卡迭石战役，战争中的一方甚至双方都遭遇了意料之外的袭击。

我们仍然没有关于暴力死亡率的官方数据。但旁证表明，在幸运纬度带上的双轮战车的黄金时代（肥沃新月地带：公元前1600—前1200年，中国：公元前1000—前600年，印度：公元前400—前100年）中，暴力死亡的总体风险在下降。在这么广大的地域范围内，这一趋势自然是不甚平衡的。但战士式的墓葬变得不那么常见了，精英艺术更热衷于突出和平的艺术；而在军事前沿之外的地方，防御工事也变得罕见了。

贸易始终在发展，财富增加了。这一趋势也是不平衡的，但那些在商业方面最活跃的地区（例如叙利亚沿岸的乌加里特或克里特岛上属于米诺斯文明的城市）满是宽敞舒适的房屋，表明繁荣的中产阶层的存在。从地中海沉船中，我们可以一瞥金属、葡萄酒和其他奢侈品的贸易已经遍及多么广阔的地域。而根据皇室和贸易官员的文件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木材、食物和纺织品曾在大国内部和大国之间往来。战争比以往更具建设性了。

但情况突然就变了。双轮战车的时代从边缘地区的变革开始，也以相同的方式结束。这一次，相对边缘的地区换到了欧洲，而不是中亚。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农耕从肥沃新月地带发展到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在接下来的3 000年中，欧洲的人口开始增长，稳步接近触发囚笼效应的水平。然而在这3 000年里，欧洲人还在使用弓和匕首进行那种打完就跑的战斗。但大约在公元前1450年，在今意大利北部和奥地利一带，锻工们为当地的战士提供了新的选择。在那之前1 000年，当肥沃新月地带的战士们开始将战斗的方式从突袭转变为军队对垒时，青铜合金的技术还很粗糙。当时的工匠所能制造出的最好的武器也就是沉重的、用来刺杀的长矛。这种较软的青铜可以用来制作匕首和奇怪的镰刀形短剑（只能用来砍）。但还没有任何锻工能制造出性能可靠、够长、够坚硬、可以用来砍和刺的真正的剑。

然而，到了公元前1450年，工匠们铸造出了硬度更强的青铜，用它可以打造长而直的剑。剑刃和剑柄均用同一块青铜制成，无论使用者多么用力地砍在敌人的铠甲上，剑柄也不会脱落，这种剑还可以用来刺。大多数剑的剑刃上都有两道浅槽，考古学家们称之为血槽。这是多么可怕的名字，但很准确。

在两个世纪之内，这种新式剑就传遍了北欧和西欧。考古学家经常在密窖和墓穴中发现这样的剑，一同埋藏着的还有成捆的小矛头（其中有些是标枪上用的，用来投掷而非刺击），有时还有胸甲和盾牌。如果只是进行拂晓突袭、杀戮熟睡的村民，是不需要这样的装备的。无疑，这意味着两军对垒的战斗。一小群身披铠甲的人会从50步开外甚至更近的距离投掷标枪，以杀伤敌人或是破坏敌人的盾牌；随后，他们冲到敌人的身前，用闪着寒光的青铜剑进行屠戮。

欧洲的战士们有了致命的新武器，而肥沃新月地带那些老练的士兵似乎并不急于向未开化的北方人学习。他们肯定会问，既然我们有成千上万的战车手可以射出遮天蔽日的箭雨，为什么还需要拿着标枪和剑涌上前去呢？

大约公元前1200年，他们得到了答案。从那时开始，剑士们开始前往地中海东部。一些是独来独往的亡命之徒，一些是小型的匪徒团伙，还有一些人在法老的军队里充当雇佣兵，有些人则随着整个部落乘船或马车迁徙。其中可能有气候变化的因素，因为巴尔干半岛、意大利和利比亚的气候变得更加干燥，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不管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其带来的后果是很显著的。

起初，职业军队一定很难认真对待这些乌合之众，而直到此时，这些自负的战车兵都是对的。公元前1208年，埃及法老麦伦普塔拦截了来自利比亚沙漠的一支军队，将他们全部消灭，杀掉了9 274名战士（计数的方法是清点从尸体上割下来的阳具）。埃及人缴获了9 111支剑，但只缴获了12辆双轮战车。这说明，入侵者很可能在采用新的战术。为了安全起见，埃及随后也增加了部队中剑士的数量（有可能是从入侵者中招募的），并且在公元前1176年取得了一次更富有戏剧性的胜利。因此，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因为事实证明，入侵者们学会了不按规则出牌。据我们所知，他们避免进行直接对垒，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进行着非对称战争。无形的威胁无处不在，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前一天，战马精疲力竭地拖着双轮战车去参战；第二天，士兵们就会发现自己突然被包围了，廉价的标枪刺倒了昂贵的马匹，接着蛮族的剑士冲过来大开杀戒。

一个错误就足以招致灾难。当乌加里特的军队远在异地帮助赫梯帝国对付一群劫掠者时，另一群劫掠者就烧毁了这座贸易城市。在公元前1220—前1180年，迁徙者们从希腊开始，一直打到以色列。面对一个接一个的国王，迁徙者拖垮了他们的军队，洗劫了他们的宫殿。埃及人在战场上的胜利使他们避免了这样的命运，但无法阻止迁徙者更缓慢地渗透。到公元前1100年，迁徙者实际控制了尼罗河三角洲。

在整个肥沃新月地带，官僚机构土崩瓦解，文明程度降低了。没人再缴税，断了财源的政府也就没钱供养军队，劫掠行径肆无忌惮。贫穷开始蔓延，灾难一个接着一个，人口锐减。一个新的黑暗时代来临了。 e1tXqCTBRXw7dRq/um3eCaVhyFvxXxNfbOUogcNSkrp3/exQUh1/H1B6/a8qCgX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