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你的立场

在产生利维坦的道路上，西南亚和埃及（考古学家通常将其统称为“肥沃新月地带”）领先了。不过，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之中，幸运纬度带的其他农业社会也走上了大致相同的道路。就像我们可以设想的那样，农业开始的时间与城市、利维坦、防御工事出现的时间大体吻合。一个地区在冰期末期拥有的可供驯化的动植物密度越大，那里的人们就会越快学会农业，进而使得囚笼效应让那里的战争更早地变得富有建设性。

要想说明这一切，没有比画一张图表再合适不过的了。在我看来，表2.1可以很好地展示在幸运纬度带发生的一切。在耕种出现之后，通常要花上2 000~3 000年才会出现对动植物的驯化。在驯化出现后的3 000~4 000年内，会开始出现修有城墙的城市、被看作神的君主、金字塔形的建筑、书写和官僚政治（巴基斯坦：约公元前2800年，中国：约公元前1900年，秘鲁和墨西哥：约公元前200年）。

从表2.1还能看出，进步通常是一起出现的。在亚欧大陆，青铜武器和盔甲的发明尤其体现了这一特点。这两大发明作为宏大的军事演化史中的第二次革命性飞跃，通常与防御工事、城市和政府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出现。早在公元前7000年（驯化阶段后的500年），西亚的工匠们就已经开始用铜制作漂亮的装饰品了。但直到公元前3300年前后，他们才学会将铜与锡或砷混合在一起制作青铜，这种金属的强度足以制造武器和盔甲。恰在利维坦于乌鲁克出现时，青铜工艺才在肥沃新月地带腾飞。这两者之间很可能是有关联的：在南亚和东亚，青铜也是与城市和国家一同出现的（不过，美洲的情况大不相同，我将在第三章里讨论这一问题）。

在战场上使用金属武器似乎直接导致了第三场革命，这场革命再一次最先发生在肥沃新月地带。手里拿着青铜尖的长矛是一回事，而要有勇气走到一个人的面前，用长矛刺死他，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特别是，当这个人和他成百上千的战友们也准备用长矛刺死你的时候。要想真正用好金属武器，就必须有军事纪律这种让士兵们坚守阵地、服从命令的艺术。

可以说，这是古代军事革命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变革。一支有纪律的军队与一群无纪律的乌合之众之间的差距，就像“马尼拉的震颤” 与酒吧里两个醉鬼互殴一样大。那些在接到命令之后，敢于冲上前去杀敌或是冒着滚油、落石、箭矢的危险攻城的士兵，往往会击败那些缺乏纪律的士兵。较为可靠的指挥和控制、能够按照命令进行调整的阵型以及遵守命令的士兵，这些进步将会改变一切。

不幸的是，考古学家没办法发掘出“纪律”来。目前发现的证据，只能证明在几个世纪之后出现了有纪律的部队，但是我们似乎有理由怀疑，军队的纪律几乎是与集权政府同时出现的。也正在此时（公元前3300年的肥沃新月地带、公元前2800年的印度河谷、公元前1900年的中国），两军对垒的场面开始变得和突袭与围攻战一样常见了。说服年轻人在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服从命令，是利维坦最初的伟大成就之一。不过，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史前时期的首领们究竟是如何做到这点的，仍然是考古学中最令人费解的问题之一。

最早的有形证据出自艺术。石器时代的洞窟壁画，有的有着上万年的历史。很多画绘有成群的人相互射箭和投掷长矛的场景（图2.5）。不过，有一块雕刻于公元前2450年的苏美尔浮雕展现了不同的内容。这块被称作“秃鹫石碑”的雕塑（图2.6）描绘了拉格什国王恩纳图姆率领下的部队，这些步兵戴着头盔，手持长矛和大盾，排成密集而有纪律的阵列。拉格什士兵们正迈过死去的敌人。一旁的一块碑文记载说，乌玛占领了拉格什的一些田园，而恩纳图姆在与乌玛人的对阵中取得了胜利。恩纳图姆随后将乌玛和苏美尔余下的大部分地方都并入了他的王国。

显然，苏美尔士兵有着足够的纪律性和团队精神，使他们可以通过决战决定战争的结局。苏美尔士兵抛弃了由来已久的打了就跑的传统，不顾危险地靠近敌人。在公元前2330年前后，阿卡得的萨尔贡大帝甚至夸耀：“有5 400人每天在我面前吃饭。” 他显然指的是一支常备军。他的臣民为他的军队提供食物、羊毛制品和武器，因而他的军队可以一直操练。

野蛮的战士正被转化为有纪律的士兵。现代的职业军人除去了平民生活中的自私，将忠诚、荣誉和职责上升为基本美德。虽然萨尔贡大帝的士兵的纪律性或许不会打动恺撒的百夫长，但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苏美尔和阿卡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宁愿战死也不愿有辱其所在部队的士兵。

结果很清楚。阿卡得征服了今伊拉克的大部分地方，击败了拉格什、乌尔和乌玛，推倒了这些地方的城墙。萨尔贡大帝任命了总督，在叙利亚修建了防御工事，一直打到高加索山区和地中海。他的孙子甚至来到了波斯湾对岸。在那里，有一块碑文写道：“有32个来自海的那一边的城市加入了这场战斗。但他还是胜利了，征服了这些地方，杀掉了这些地方的王子。”

就像2 000年后的罗马一样，萨尔贡大帝的阿卡得王国接下来在与印度的贸易中变得富有。印度河谷如果在公元前2300年还没有见识过富有纪律性的军队的话，那么现在他们算是见识到了。但要想找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南亚拥有这样的军队的证据，那实在是太难了。实际上，表2.1的底部表现出了一些更复杂的情况。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印度河谷是第二个形成城市和政府、出现防御工事和青铜武器的地方，比肥沃新月地带要晚上几个世纪，但要比东亚地区早上几个世纪。然而，到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南亚却掉到了第三位，远远落后于东亚。

从表面上看，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印度河谷的文明约在公元前1900年崩溃了。城市被废弃，人民抛弃了利维坦，打破了表2.1中的进程。直到近1 000年以后，南亚地区才再次出现城市和政府。而且，那时的城市和政府没有出现在印度河平原，而是出现在恒河平原。而与此同时，未经历类似崩溃的中国早已走在了前面。

我们不知道的是，印度河文明为什么会崩溃。我们仍无法解读目前发现的少量文献。鉴于在巴基斯坦的挖掘工作依旧面临很多挑战，我们拥有的证据仍然很少。在20世纪40年代末，当有从军经历的人占据着考古学界的主流时，人们通常认为是后来印度史诗中描绘的雅利安人摧毁了印度河沿岸的城市。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萨摩亚人的成年》中的思潮处于高峰期时，人们又认为情况并非如此，元凶另有其因——气候变化、内部叛乱和经济崩溃。而到了21世纪第二个10年，我们只能承认我们不知道原因为何。

在本书中，我还会讲述更多关于利维坦缘何崩塌的事情，不过关于约4 000年前印度河文明缘何崩溃这一问题，我还想再做一些思考。假如我不是在2013年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写作这本书，而是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的南亚的话，我可能会总结说，战争毫无益处。在我周围，我所能看到的是印度河文明衰落的城市化作了泥土堆，里面只有鬼魂和牧羊人。我可能会说，或许战争可以让我们暂时变得更安全、更富有，但它随后就起不到这样的作用了。

不过，我如果在公元前500年前后的南亚写这本书，并且我也了解失落的印度河文明，可能会得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在公元前500年，崛起于恒河河谷的国家就像1 500年前印度河流域的城市一样引人注目，也别具特色。而这样的现象可能说明，建设性战争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周期性的。利维坦在混乱中带来秩序，但它带来的反作用会让这个世界归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而这样的情形会再次产生利维坦。就这样循环往复，在秩序和混乱之间不停地摆动。

但如果我在公元前250年前后，也就是阿育王的鼎盛时期写这本书，而且我依然熟知以往的历史的话，会得出一个更深刻的结论。是的，我会承认250年前的我所说的话，即建设性战争是周期性的。但我会认为，建设性战争是波浪式的，每一个浪头都比前一个浪头要高一些。我也会承认，印度河谷的文明是非凡的，而其在公元前1900年之后覆灭是糟糕的。但孔雀王朝比那时的文明还要非凡，这是建设性战争的成果。

有了这样的认识，如果我在250年之后重生的话，就不会感到绝望。此时，孔雀王朝已经覆亡，就像印度河文明一样，而它广阔的疆土现在属于一群争斗不休的王子。但我仍然会对未来有信心。利维坦退后了一步。但就像孔雀王朝追随失落的印度河文明时的脚步一样，利维坦还会很快再向前迈出两步。

从这场思想的实验中，我们能得到什么？一个吸引人的解读方式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的。建设性战争究竟是否存在，它究竟是不是周期性的，或者究竟是否在持续向前，这都取决于我们观察它的角度。但我认为，这个结论言之过早。南亚地区在公元前最初几个千年里的历史告诉我们的是，建设性战争的魔力让人类社会更安全、更富裕，但这种魔力只能在非常长的时期内才能体现出来。将在时间上跨千年之久的战争上升到理论上加以肯定，这种做法看起来对那些在古代南亚的战争中杀人或被杀的人而言十分残酷。在长期的战争历史中，这种道德层面的解读总会让人感到困扰。但证据一直在指向同一个充满矛盾的假设：战争让人类社会更安全、更富裕。 ei6VC8y/sipx5Gr0vzVXsjcIKJtq+ypDlnmiRyPkE3yTaMCszDQeV9eZSzdlC3L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