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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2月27日，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宣布在中东停火。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仅花了100个小时就消灭了占领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80万名联军官兵仅仅牺牲了240人，而伊拉克守军损失了两万人左右。这是现代战争史上最一边倒的胜利之一。
在随后纷至沓来的谈话节目和专栏文章中，政策专家们越来越倾向于将这场胜利归结为一场军事革命。著名分析家安德鲁·克雷佩尼维奇说：“当新的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军事系统，并与足以改变战争的特点和行为方式的新型行动理念和组织结构上的相应转变相结合时，就会造就这样的军事革命。”
这样的军事革命“包括四个部分：技术上的变革、体系上的发展、行动上的革新以及组织上的改变”。它们会“为战斗潜能和武装部队的效用带来戏剧性的提高——通常是呈数量级的，甚至更加迅速地提高”。
克雷佩尼维奇指出，在过去700年中，西方出现过10次这样的革命。而这还仅仅是冰山一角。“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圣经》告诉我们，“岂有一件事能让人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军事革命也是如此。在那一万年中，生活在幸运纬度带中的残暴、贫困的农民逐渐变成了罗马帝国、汉朝和孔雀王朝统治下的和平、繁荣的臣民，这基本就是一系列军事革命的结果。事实上，我们或许可以把各种各样的革命仅仅视作一次长期的军事演进中的迅速变化的一瞬。
在生物学界，持续最久的一场辩论发生在渐进学派及其批评者之间。渐进学派认为，进化是一个稳定的、不间断的过程，其批评者则认为进化包含无事发生的漫长时期和发生较快变化的较短时期。无疑，这场辩论将持续下去，但是在我看来，后一种看法可以很好地描绘冰期结束以来的军事演进。一方面，在这一万年中，微小的变化在逐渐积累；另一方面，一些戏剧性的革命打乱了故事的节奏。不同的考古学家可能会选取不同的细节，但我选择强调防御工事的形成、青铜武器和盔甲的出现、军事纪律的产生、双轮战车的问世和令人震撼的部队（通常持有铁制武器）组成的大型编队。
如同20世纪末期发生的军事革命一样，以上这些变革的突然出现也得益于技术、组织和后勤的相互作用。但终极的原因是囚笼。所有这些革命，都是为了适应新近变得拥挤的版图；所有这些革命，在亚欧大陆的幸运纬度带上的大部分地区都以相同的顺序出现（我将在第三章里解释，为什么在美洲发生的情形与此不同）。这就回答了我在本章开头提出的两个问题：希腊人在普拉提亚击败波斯人的方式不是西方特有的，庞大而安全的社会的出现也不是西方特有的，并没有什么“西方式战争”一说。
公元前9500年前后，在西亚的侧翼丘陵区种植大麦和小麦的人们显然是技术含量低、无组织的战士。考古学家在他们的坟墓和居所发掘出的东西证明，他们的作战方式就跟人类学家在20世纪观察到的最简单的农业社会的作战方式一样。他们手中最致命的武器是有缺口的石刃。他们或战或逃全看心情，并且打不了几天仗就会发现没有食物了。
因此，当人类学家第一次遭遇当代的石器时代社群时，他们通常会得出跟玛格丽特·米德一样的结论：这些人不是战士。人类学家在新几内亚和亚马孙雨林中看到的寥寥数场战斗中，参战者看起来都漫不经心。几十个人会组成散漫的战线，然后站在对方的弓箭射程之外嘲笑对方。时不时地会有一两个人冲上前去，射上一两箭，再跑回来。
这样的战斗可能会持续一整天，然后暂停吃晚饭。或许第二天早上战斗还会再次进行。如果有人受伤，战斗可能会立刻结束。有时，下场大雨就能让双方停战。这一切看起来都像《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写的那样：所谓的战斗不过是展现男子气概的一些仪式，给那些年轻人机会，让他们看起来很坚强，而（按米德的说法）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
但由于人类学家通常不会进行太久的实地考察，因此他们很少能看到那些夹在战斗中间的真正的石器时代的厮杀。不管怎么说，战斗都是危险的。不用说那些拿着石制斧头冲向敌人的人，连那些在敌人放箭时站在原地的人都有可能受伤。人类学家发现，20世纪的石器时代战士们喜欢做的事情是躲起来，再趁人不备进行偷袭——这样做要安全得多。一小群勇敢的人会溜进敌人的领地。如果他们碰到落单的一两名敌人，就会杀掉那些人；如果碰到的是女人，就会强奸她们，再把她们拖回家；如果遭遇的是足以反击他们的人群，就躲起来。
比伏击效果更好的是拂晓突袭。这种袭击经常出现在人类学的文章之中，常读这类文章的人对这种袭击带来的恐怖都已经感到麻木了。通常，十几名袭击者在前往敌人村庄的路上都会十分小心谨慎。要完成这样的袭击是非常费神的，大多数时候，袭击者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会放弃行动。但如果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袭击者会趁着夜色接近他们的目标，然后在拂晓时分发动袭击。不过，即便是这样，他们通常也仅能杀死一两名敌人（大多是晨起之后去小便的男人），随后就惊慌地逃走。但有时他们也会走好运，就像霍皮人（Hopi）所记载的一次袭击。1700年，在位于今亚利桑那州的地方，一个名叫阿瓦托维的村庄遭到了袭击。
就在天空现出拂晓时分的黄色时，在密室
屋顶的塔帕罗站起身来，挥舞着他的毯子。于是，袭击者爬上了台地的顶部，开始了袭击……他们点燃了密室屋顶上的木柴垛，再把着火的木柴顺着窗口丢进去。随后，他们开始向下方的男人射箭……只要遇到男人，不论老少，一概杀掉。有时候，他们直接把人抓起来，丢到密室里面去。不管是男人还是男孩，他们一个活口都没留。
成捆的干辣椒挂在墙上……袭击者把这些干辣椒弄碎……再把粉末撒到密室中燃起的火焰上。随后，他们就关上了密室的窗子……辣椒着火了，混在浓烟中。密室里一片哭声、喊声和咳嗽声。过了一会儿，屋顶的梁木也起火了，随后一根接着一根地倒塌了下去。终于，喊叫声消失了，化作一片寂静。最终，屋顶坍塌在死者身上，将他们埋葬，只剩下一片寂静。
这样的突袭很适合石器时代的社会。他们较为平等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没人能确保执行严格的纪律，那种让斯巴达人在波斯人朝他们射箭时坚守不动的纪律。而在这样的突袭中，没人需要把自己暴露在那样的危险之中。在行动开始前，一旦被人发现，袭击者随时可以逃走。这样的袭击几乎没有风险。只是，除非袭击者杀掉了所有人，不然被袭击的村庄几乎肯定会用同样的方式进行报复。
以牙还牙的突袭和反突袭是造成现代石器时代社会惊人的暴力死亡率的元凶，而史前社会的考古发现似乎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例如，在20世纪雅诺玛米人生活的地区和新几内亚的高原上，突袭最终导致数千米宽的地带变成了危险的缓冲带，没有人会住在那些地方。我们仍然可以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恺撒和塔西佗分别记载说，在罗马人统治前的高卢和日耳曼，也曾发生过同样的事情；考古学家也证明，此类事情曾发生在史前的北美洲和欧洲。
缓冲带策略显然是有效的，但是很浪费。很早之前，人们肯定就知道，他们有另外一种选择：与其放弃大好的土地，不如修建一道足够高大的城墙，把袭击者隔绝在村庄之外。但这种选择本身也有问题，因为修建防御工事需要有纪律和后勤保障，而石器时代的社会最缺乏的就是这两样。更糟糕的是，如果村庄A能很好地组织人手修建起城墙，那么此时的村庄B的纪律和后勤保障水平可能就足够发动一次认真的围攻战了。
在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一书中，有一个深受读者喜爱的场景：红桃皇后和爱丽丝突然开始没缘由地在乡间疯跑。她们跑啊，跑啊，“快得仿佛在滑翔”，但爱丽丝随后发现，她们仍然在出发时的那棵树下。 [5] 爱丽丝不太高兴地对红桃皇后说：“在我住的地方，只要快快地跑一会儿，总能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红桃皇后感到很惊讶，她对爱丽丝解释：“你瞧，在我们这儿，得拼命地跑，才能保持在原地。”
生物学家将这种“红桃皇后效应”升华为一种进化论原理。他们发现，如果狐狸进化得可以跑得更快，从而可以捉到更多兔子，那么就只有跑得最快的兔子才有繁育后代的机会，从而使新一代的小兔子跑得更快。同样地，也只有跑得最快的狐狸才能捉到足够多的兔子活下去，并且把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所以，这两个物种都得拼命地奔跑，才能使自己留在原地。
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的科学家制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可怕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那时，“红桃皇后效应”经常被用以描述战争的疯狂。军备竞赛的批评者说道，没有哪一方有什么收获，只是大家都变得更穷了。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详细讲述。现在，我要说的是，在史前时代发现“红桃皇后效应”也是件很有趣的事。
尽管对于防御工事首次出现的时间还有争论，但这一发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早在公元前9300年，生活在约旦河谷杰里科的人们就曾建起一座令人生畏的塔（图2.4）。但很多考古学家怀疑这座塔不具备军事功能。即便具备军事功能，这座塔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在其后的5 000年内都没有什么防御工事被发现，直到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道在公元前4300年建立于今土耳其梅尔辛的墙。
在梅尔辛的墙之后，西亚的防御工事就出现得比较频繁了。公元前3100年，苏美尔（今伊拉克南部）的乌鲁克城有了一道约10千米长的城墙。尽管这道墙令人叹为观止，但是修建这道城墙的居民的定居点却被摧毁了。这说明，就在人们拥有了足够的组织能力修建这样的城墙时，人们同时也拥有了足够的组织能力攻克这样的防御工事。或许，我们可以总结说，苏美尔人就像红桃皇后一样，拼命跑，才让自己留在了原地。
图2.4 中心地带：军事革命最初阶段的地点，约公元前9300—前500年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幸运纬度带核心区域的农业社会在拼命跑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最终还是跑到了另一个地方。在我们的军事演化史中，产生于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的防御工事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次革命性飞跃。当时的社群已经有能力建设这样的城墙，并且攻克敌人修建的城墙，这或许意味着战争已经开始变得富有建设性。利维坦开始展现自己的实力，创造出更大的、更有组织的，并且可能更和平的社会（除非我们获得更多的可供研究的骸骨，否则我们无法证明这一点），有能力达成那些以前力有不逮的目标。战争不再是以牙还牙式的突袭。战胜者开始融合战败者，创造出更大的社会。
但这一过程也并不美好。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苏美尔，文字已经发展到可以流传诗歌的程度。其中一首诗可以让我们隐约听到那些在野蛮的压迫下沉寂的成千上万人的声音。“呜呼！”他们悲歌道，“属于我的那一天，我被毁灭的那一天！”
敌人的铁蹄踏进我的厅堂！
敌人把肮脏的双手向我伸来！
……敌人剥去了我的袍子，披在他的妻子身上，
敌人夺去我的珠宝，挂在他的孩子身上，
我只得徘徊在他居所外的步道上。
但这样的野蛮行径带来的结果，是更少的城市统治着更多的人民。到了公元前3100年，就在乌鲁克修建其10千米长的城墙时，它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苏美尔的大部分地区。乌鲁克进行征服或殖民的脚步，似乎一直向北延伸到了今叙利亚，涵盖了布拉克丘（公元前3800年在那里发生了一场大战）和哈布巴卡比拉。
规模更大的乌鲁克社会发展出了更复杂的内部结构。它拥有真正的城市，城内居民数量达到万人以上；国王宣称自己是神的后裔。最终，坐寇们制定法律，统治做记录、征税的官员。用他们喜欢的话说，他们对待自己的子民，仿佛牧羊人对羊一样。
最初的统治多个社群的利维坦，虽然没有以前的社会平等，但更富有，也很可能更安全。由于缺乏数据支持，所以我们自然只能靠猜测。但在人口高度稠密的尼罗河谷地，这似乎是不容置辩的事实。尼罗河谷地中的农民被沙漠限制在一条狭窄的土地上。在几个世纪的争斗之后，公元前3300年，有三个小国家出现在了尼罗河谷地的上游。到了公元前3100年，这里就只剩下一个国家了，其国王那尔迈成了第一位统治整个埃及的法老。他和他的继任者们在约800千米长的国境上消除了战争，把坐寇统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当同属一个千年的国王们还热衷于称自己像神一般时，法老们干脆说自己就是神；当其他国王还在修建神庙时，法老们兴建了金字塔（吉萨的大金字塔重达约600万吨）。
在今天看来，神君的说法显得甚是狂妄自大，但是在集权方面有着良好的效果。据我们所知，埃及的贵族们开始全神贯注于赢得皇室的青睐，因而基本放弃了彼此之间的武力竞争。这样的现象基本就和埃利亚斯所观察到的45个世纪后的欧洲一样。从那个时期流传至今的艺术和文学只能为我们塑造出一个非常笼统的印象，但是其中最为深刻的就是，按照古代的标准，古王国时期的埃及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地方。利维坦战胜了红桃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