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笼

另一张地图将帮助我们解答这个新问题。图2.3展示了与图2.2相同的区域，但增添了新的细节。灰色区域是人类农耕起源的心脏地带，大约是在公元前10000—前5000年。农业的开始是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两三个真正的转折点之一，我曾在拙作《西方将主宰多久》中详细描述过这一点。现在我又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农业开始的地方与几千年后古代帝国/帝制国家兴起的地方是重合的。战争之所以在这些幸运纬度带塑造出了利维坦，而其他地区的人类却仍然生活在贫穷、艰险和野蛮之中，正是因为农业让战争变得富有建设性。

在波斯人与希腊人在普拉提亚交战前约9 000年，世界结束了上一个冰期 ，气候开始变暖。植物和动物（包括人类）都开始疯狂繁殖。在冰期最寒冷的时候（两万年前），地球上只有不到50万人；一万年之后，人口总数达到了1 000万。

然后，就像今天一样，全球变暖开始影响这个星球的每一个角落，不过对部分地方的影响更为强烈。让幸运纬度带变得幸运的是，这些地区的气候和生态环境更适宜那些大籽粒植物和体型大而多肉的哺乳动物的进化。在这些地区狩猎和采集的收获要比地球上的其他地区多得多。公元前8000年，在地球上的1 000万人口中，超过一半人生活在幸运纬度带。

在冰期，人类生活在人数稀少的觅食团体中。但就在冰期尚未彻底结束时，在幸运纬度带的一些地方，觅食收获已经非常可观（尤其是在约旦河谷），那里的人们已经开始永久定居，一年到头都有丰富的食物，这可是一种新现象。与此同时，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通过栽种作物、培育动物，人类不自觉地制造了一种选择压力，从而改变了这些食物的基因结构。这一过程，也就是驯化 ，首先在幸运纬度带发生。因为到此时为止，这些地区中有被驯化潜力的动植物的集中度是最高的。

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戴蒙德认为，全世界大约有20万种植物，人类只能吃其中约2 000种，而又只有大约200种有被驯化的潜力。其中56种植物的可食用的种子重量在10毫克以上，它们中有50种是原本生长在幸运纬度带的野生植物，仅有6种生长在其他地区。在人类于20世纪前驯养的14种体重超过45千克的哺乳动物中，有9种源自幸运纬度带。

因此，驯化首先出现在幸运纬度带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同样的道理，在幸运纬度带内，驯化首先出现在西南亚，因为那里潜在的可驯化物种的密度最大。驯化的标志是出现大得不自然的种子和动物，考古学家称之为培育的结果。公元前9500—前9000年，这样的迹象最先出现在侧翼丘陵区，彻底被驯化的证据则出现在公元前7500年。

中国也有密集的可供驯化的植物和动物，但其密度仍不及侧翼丘陵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人们自公元前7500年开始种植水稻，并在公元前5500年完成了对水稻的驯化。粟米和猪在下一个千年里被驯化。在巴基斯坦，大麦、小麦的种植，绵羊、山羊的饲养，及其被驯化的时间也大体在这一时间段里。公元前6500年，在墨西哥开始了对笋瓜、花生和大刍草的种植，这些作物在公元前3250年被驯化。在秘鲁，藜麦的种植、美洲驼和羊驼的饲养出现在公元前6500年，对其驯化的完成时间则在公元前2750年（见表2.1）。可驯化物种的密度和驯化开始时间的关联度几乎是完全吻合的。

驯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一年，都有更多的野生植物被栽种下去，人们逐渐扩大开垦的土地面积，并在土地上播种、锄草、犁地、浇水、施肥。从事农业也是有代价的：通常来说，农夫的工作强度要高于觅食者，食物也更单调，并且不那么健康。但耕种有一种巨大的魅力：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可以获取比采集多得多的食物。随着食物供给的增加，生活在幸运纬度带的人类跟其他动物一样，选择把多余的能量转变成更多的人口。如此，幸运纬度带就越发显得独特了。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四处游荡的觅食者稀疏地分布在大地之上，每平方英里（约2.59平方千米）的人口密度通常低于一人。然而，到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公元前1000—前1年，以此类推），在幸运纬度带的部分地方，每平方英里内有数百人。

人口爆炸导致了一连串始料未及的结果。首先是农业的拓展。在最初的农业中心里最好的土地都已经被作物占据了之后，农民开始大胆地探索新的区域，寻找肥沃的土地。在4 000年的时间里，史前的拓荒者们从最西边的核心驯化带，也就是侧翼丘陵区，一直拓展到了法国的大西洋沿岸；从最东边的核心驯化带，也就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直拓展到了加里曼丹岛。

另一个不经意间产生的后果是，随着农业发展提升了人口密度，人们找到了更多打仗的理由。不过，并非农业本身直接导致了更多战争。从以争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海伦为借口的特洛伊战争到詹金斯的耳朵战争 ，人类几乎会为想象得到的任何事情相互杀戮，不过最常引发战争的是财产、威望和女人。而把更多的人放在同一块地盘上（就像把更多的实验室小白鼠放进同一个笼子里一样），只会导致人们有更多机会发生纠纷，并将有更多的人被干掉。

考虑到本书想要讨论的话题，在人口过多带来的各种影响中，最为深远的是那些战败的参战农民的命运。经过千年的演变，这一事实逐渐变得清晰：在一个定居的、拥挤的农业世界打一场败仗与在一个流动的、人口相对稀疏的觅食者世界打一场败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比如，我们可以看看卡拉哈里沙漠中一位名叫≠高 的桑族猎人的故事。大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高与叫作戴贝的猎人因为一些食物而发生了纠纷。鲁莽的≠高用长矛刺死了戴贝。随后，戴贝愤怒的家人袭击了≠高。但是在这场冲突中，≠高用毒箭射中了另一个人的背部，致其死亡。≠高意识到自己惹了大麻烦，于是“带着他的人离开了这个地区” （据另一个桑族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讲述）。一伙人开始追杀≠高，但在一场导致三人丧生的小规模冲突之后，“≠高和他的人逃走了”。在猎人和觅食者的社会中，总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还有允许其逃窜的空间，就没人能让≠高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不过，≠高最终也死于非命，他的团伙中的一个年轻人用长矛刺穿了他的心脏。）

而如果农民打了败仗，他们的命运将迥然不同。尤利乌斯·恺撒记载说，在公元前58年，一个叫作赫尔维梯（Helvetii）的农耕部落为了找到更好的土地，抛弃了他们位于今瑞士的家园，迁徙到高卢地区。他们知道，高卢地区住满了人，所有的好田地都早已有人定居了。但赫尔维梯人满不在乎，他们会强抢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埃杜维人（Aedui）的土地。

埃杜维人该怎么办呢？他们可以选择坐等“风暴”结束，祈求会有好运，不过看起来他们的运气并不好。恺撒写道，赫尔维梯人一来，“就烧毁了埃杜维人的土地，把他们的孩子掳为奴隶，攻打他们的城镇” ^[4] 。束手就擒的结果就是死亡、毁灭和被奴役。

第二个选项是反击。但（恺撒说）鉴于“赫尔维梯人远比其他高卢人凶猛得多，因为他们时常与日耳曼人争斗”，很多埃杜维人认为反击不会有好结果。埃杜维人认为，他们没有作战所必备的经验和组织，而这些也不会凭空出现。不过，埃杜维人中也有一些人倾向于战斗。有一个名叫杜诺列克斯的人（恺撒评价他“十分鲁莽，极有影响力……有着革命的野心”，听起来就像是高卢人中的≠高）募集了一支私人武装骑兵。他打算利用这次危机的机会，推翻无能的埃杜维贵族，并自封为王，把埃杜维变成一个地方政权。

第三个选项，也是埃杜维人最终选择的道路，是寻求强大的朋友的保护。但做到这点并不简单。对大多数埃杜维人来说，眼前最适合的朋友就是恺撒，因为他刚刚被任命为邻近的罗马行省的总督。但杜诺列克斯另有打算。他的本意并非领导埃杜维人对抗赫尔维梯人，而是希望置埃杜维人于赫尔维梯人的保护伞之下。然后，赫尔维梯人将帮助他成为埃杜维人的国王。随后两个部落将联手统治高卢，把罗马的势力驱逐出去。

不过，卡拉哈里沙漠中的≠高和他的团伙可以逃走，再开始新的生活，埃杜维人却没有类似的选项。≠高和他的团伙在迁徙过程中并不会有太大的损失，但埃杜维人会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一切：他们将失去农舍、田园和储藏的食物，几代人挖沟、打井、修梯田、清理灌木丛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而且，即便要走，他们能去哪儿呢？他们的周围都是其他的农耕部落——波伊人（Boii）、阿维尔尼人（Arverni）、阿洛布罗基人（Allobroges）。如果埃杜维人开始迁徙，他们就会变得像赫尔维梯人一样，只能攻击其他部落，去抢夺土地。

在幸运纬度带，农业造就的拥挤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它是如此重要，以至有两位雄心勃勃的社会科学家都声称这个想法是他们最先提出的。1970年，人类学家罗伯特·卡内罗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相关论文，将这一现象称作“界限” 。而在1986年，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则将其称为“囚笼” 。

卡内罗和曼认为，关于界限或囚笼最重要的一点是，那些被困在其中的人发现自己被迫建立起更大、更有组织的社会，不论他们如何看待这一事实。由于无法逃离敌人，他们要么建立起更有效率的组织，从而能够进行反击；要么被敌人更有效率的组织吸纳进去。

埃杜维人是一个绝好的例子。他们由于无处可藏，在公元前58年就只有三种可能的结果：被赫尔维梯人控制；与赫尔维梯人走到一起，组建一个可以控制高卢地区的社群；埃杜维人、赫尔维梯人和高卢地区的所有人都被罗马人控制（这是实际发生的结果）。从埃杜维人的角度来看，这三种结果的吸引力各异；而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看，它们导致的结果大致相同。有人将成为高卢的坐寇，不论是杜诺列克斯、赫尔维梯贵族 ，还是恺撒。一个单一的、更大的社会将形成，由一位国王、一群战士或是一位罗马总督掌控一个比以往的部落贵族政体更为强大的政府。最后，利维坦为了能拥有一群和平顺从的征税对象，将清除高卢地区动荡不安的祸根——部落间的仇杀。

我认为，曼用“囚笼”形容这一过程是最好的。自从我们进化为人类，就一直在争斗中相互杀戮。从短期来看，≠高这样的人可能会从打斗中获得可观的收益；而从长期来看，这样的暴力是没有建设性的，只是《蝇王》这类故事的喧闹背景罢了。只有当气候变化造就了农业，并使得幸运纬度带的人们朝着囚笼的方向发展时，战争才开始变得具有建设性，因为胜利者可以把失败者融入更大的社会当中。

本书中的很多措辞可能让人感到不舒服，而把幸运纬度带中的战争称作“建设性战争”，又把其他地区的战争称作“反建设性战争”，可能是其中最极端的例子。这样的标签有悖我们的道德判断。把幸运纬度带中的战争称作“好的战争”，把其他地区的战争称作“坏的战争”，从很多角度看，这都是显而易见的胡话。比如，从战争造成的绝对的死亡人数来看，建设性战争要远远超过反建设性战争。历史上的一些最具建设性的战争（我使用这个说法的时候，意为最能加速利维坦成长的战争），也是历史上最为卑劣的战争。无论我们怎么看待雅诺玛米人，他们至少不像罗马人那样经常把人钉在十字架上。

尽管在道德层面很难接受这样的说法，但是事实似乎就是如此。将我们内在的怪兽装进囚笼中的这一漫长、缓慢、仍在进行中的过程，正是由在幸运纬度带发生的建设性战争促进的。 kTAXNGwOZp+Ft61+QuF/UdDrYamKd972hSsZ7o0kKJIb2MLZm3PouF4k1E66L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