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帝制国家的时代

首先，我将回答我的第二个问题：庞大、安全、繁荣的社会，其形式是西方独有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一张地图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图2.2）。在普拉提亚之战结束后的2~3个世纪里，一些十分相似的帝国/帝制国家崛起于亚欧大陆，西起地中海，东抵中国。它们都幅员辽阔、和平、稳定、繁荣。而在大洋彼岸，一些稍小但同样令人敬畏的国家统治着中美洲和安第斯山地区的一部分。

在这些帝国/帝制国家的极盛期，它们中的翘楚，西方的罗马帝国、中国的汉朝（公元前202—公元220年）、今天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区的孔雀王朝各自占据着约400万~5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统治着3 000万~6 000万人口，并且将其（大部分）军事力量转化为了生产力量。在每一个帝国/帝制国家中，暴力死亡率都迅速下降，人民很好地利用了自身的生产能力，创造了相对和平富足的盛世。

总的来说，我们对汉朝和孔雀王朝的了解要少于罗马，而对美洲大陆国家的了解就更少了。在美洲，考古证据十分匮乏，以至专家们甚至无法在“何地最先出现利维坦”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一些考古学家认为，位于今墨西哥的奥尔梅克文明（约公元前1200年）和位于今秘鲁的查文德万塔尔文明（约公元前1000年）率先形成了利维坦。不过，主流观点认为，直到1 000年之后，当莫切文明出现在今秘鲁、阿尔班山和特奥蒂瓦坎的城邦出现在今墨西哥时，美洲才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有效的政府。这些政府统治着上千平方千米的土地和上百万的人口，并留下了伟大的遗迹，监管着复杂的贸易网络，主导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仍然没有留下文字。

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个坏消息。就算考古学的发现再多，它能告诉我们的关于利维坦的事情也还是有限的。或许，在特奥蒂瓦坎发掘出的人祭遗迹表明，这一文明要比亚欧大陆的古代帝国/帝制国家更加暴力，可是，罗马人同样也会蜂拥着去观赏角斗士把对手大卸八块（有很多被肢解的角斗士遗骸被发掘出来），所以这个结论也未必成立。在位于安第斯山地区的瓦里帝国的皇家墓穴中，人们发现了60具尸体。这一墓穴大约修建于公元800年，而那时亚欧大陆上的帝国/帝制国家早就抛弃了这种行为。因此，这或许说明美洲的暴力程度要高于亚欧大陆。但如果我们深究的话，这样的证据还不足以支持进行系统性的比较。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中美洲的塔西佗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我们目前没有找到这个人，而且我们很可能永远也无法找到这个人。通常来说，一个利维坦越是强大，那么它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留下的证据往往就越多，因为强大的政府需要建设很多东西，也需要进行大量文字记载。缺乏文字记载这一点本身，可能就意味着美洲的利维坦的统治水平还不够高，没有让文字记载变得不可或缺。这或许意味着，美洲的利维坦从未像罗马那样接近丹麦的水准。

帕提亚帝国的中心位于今伊朗和伊拉克，其发展程度似乎处于罗马和美洲国家之间。帕提亚人继承了西亚绵延千年的文字传统，也拥有能读会写的统治者和官僚，但只有少量的文字流传至今。其中有一部分技术因素。帕提亚的官员们曾经在用黏土烧制的碑上写字，这种材质可以永久地保存下去。然而，他们后来开始使用羊皮纸和纸莎草纸，而这些材料不一定能保存很久。并且，在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和伊朗的宗教领袖们的阻挠下，考古学家的发掘工作被严重延缓了。但这并非全部的原因。帕提亚帝国的政府也比较弱小。罗马的作家们惊讶地发现，帕提亚帝国的贵族们无法无天（埃利亚斯不会同意这一点），有时甚至掌控着独立的小王国的实权。他们经常彼此征伐，无视国王的存在。

不过，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就不同了。罗马帝国和汉朝之间的相似性令人印象深刻。在经历了公元前4—前3世纪愈演愈烈的战争之后，汉朝创造了可以媲美“罗马治下的和平”的“文景之治”，在辽阔的国土上实现了和平。战士式的墓葬在公元前3世纪还很常见，但在公元前2世纪就消失了。旅行者们出行时不再携带武器，用土垒成的城墙逐渐荒废。律法取代了战争。

像罗马一样，汉朝政府也会镇压匪徒和海盗，官员的过激行为也会受到惩处。公元前1世纪的地方官尹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曾因在都城长安肃清暴力团伙而名声大噪。但是在那之后，他在任江夏（位于今湖北）太守时，因为在保障社会安全时使用了过当的武力而遭撤职（“坐残贼免”）。

就像罗马一样，汉朝也并非天堂。比起今天任何一个局势稳定的现代国家，汉朝的暴力程度都更高。官员们经常抱怨百姓总是恣意妄为，甚至雇凶杀人。那些官员自己也并非无可指摘。在这里，你无权保持沉默：按照官方的指导办法，调查杀人案件需要找到多个证人，并对他们进行反复盘问，还要寻找物证。但在讯狱程序的最后也表示，若反复质问而无结果，可以按律法对犯人实施笞刑。 ^[2]

不过，与更早的时期相比，汉朝无疑在通往丹麦的道路上。在汉朝之前，法律规定可以对使用轻微暴力的人进行割鼻、割耳、剁脚和剁手的刑罚；而对于严重的暴力犯罪，可以实施凿颠（用铁器在头顶钻洞）、抽肋（切除数量不等的肋骨）、枭首、活埋或是腰斩。这些可不仅仅是说来吓唬人的。在墓葬中发现的庭审记录表明，这些刑罚真的会被采用。

埃利亚斯在他的经典著作《文明的进程》一书中曾经说道，和平的关键是让那些富人头脑冷静下来。在这一点上，“文景之治”做得要比“罗马治下的和平”更好。当每个帝国/帝制国家让其内部的地区变得更和平时，就会将部队派往边疆地区。不过，罗马人仍然从帝国的各地招募士兵，诸如地理学家老普林尼和历史学家塔西佗这样的可敬人物也会在律师、作家、指挥官等角色中进行切换。而汉朝则更进一步。汉朝用犯人充军，或是从国家之外招募士兵。如此一来，汉朝的士大夫们就仅仅需要做文职工作。罗马人拥抱了斯多葛主义，这教会他们忍耐自己不喜欢的事物，而不是勃然大怒去杀人；汉朝的精英们则接受了各种形式的儒家学说，文官的地位要高于武将的地位。在汉朝，教育和文化对人生成功的意义甚至要远大于在罗马的。

相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南亚。但想要摸清印度盛世的轮廓，要比在汉朝和罗马困难一些。人们常说，蹩脚的工匠抱怨他们的工具，而蹩脚的历史学家经常抱怨他们的史料。但事实是，我们对印度孔雀王朝的了解确实要少于对罗马和汉朝的了解。古印度流传至今的文件十分罕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事论》，一篇800页的关于治国之道的论文 。但这本书消失了多个世纪，直到1904年才重新浮出水面。当时，一位地方学者（没有一位官员记下他的名字）把用棕榈叶写成的手抄孤本夹在腋下，走进了位于印度西南部的迈索尔东方图书馆。

《政事论》记载了很多事情，包括怎样建设一座堡垒和国王应当拥有多少名理发师。除此之外，它还记载了复杂的司法体系，其中罗列了地方治安官在调查杀人案和殴打事件时必须遵从的规则；被怀疑因过失致病人死亡的医生必须提交报告；被人看到虐待动物的村里头人也要提交报告。法律为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暴力犯罪设置了处罚方式，并且有着十分细致的区别。比如，在殴打事件中，向对方吐口水和对着对方呕吐的处罚是不同的。不仅如此，根据吐出的液体接触到受害人的位置（腹部以下、腹部以上或是头部）的不同，相应的处罚也是不同的。

无疑，《政事论》让人们感到孔雀王朝对于镇压暴力一事是很认真的。该书的作者考底利耶位高权重。他曾领导最终缔造了孔雀王朝的起义，并且担任孔雀王朝开国之君旃陀罗笈多的宰相。

考底利耶的地位使他十分适合描述孔雀王朝的制度，但这也是问题所在。考底利耶究竟描写的是现实，还是理想中的国王应该做的事，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甚至有人还质疑《政事论》一书究竟是否为考底利耶所写。这本书中提到的一些东西（比如中国的丝绸）显然是在成书多年之后才传到印度，而且通过对该书的用语的研究表明，它可能是在考底利耶死后多年由跨越几个世纪的各种资料堆叠而成的。

还有其他一些证据可以用来与《政事论》做比对，但这些材料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希腊使节麦加斯梯尼曾在公元前300年前后抵达孔雀王朝的首都华氏城，并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他应该见过考底利耶）。麦加斯梯尼记载说，印度人极为遵守律法，以至旃陀罗笈多的军队作战时，他的士兵不会蹂躏乡间，更不会杀戮农民。不过，麦加斯梯尼也曾记载说，印度人的脚前后长反了；还说印度的狗咬人时过于凶狠，眼珠子都会突出来。有鉴于此，对他的记载应当存疑。

除《政事论》之外，最重要的资料是后来的阿育王立下的三十余根石柱上所刻的碑文。这些碑文是他于公元前260年前后征服了羯陵伽之后刻下的。与皇家敕令中常见的歌功颂德截然不同，阿育王宣称“在征服羯陵伽的过程中，受众神爱戴者（指阿育王自己）感到自责，盖因征服之中的杀戮、死亡和人民的流离失所让受众神爱戴者感到极为悲伤” 。

阿育王“在长达约2 400千米的边界上赢得了全面胜利”，但之后他宣布将追随佛法。佛法究竟是一个明确的佛教概念，还是阿育王自创的理念，印度学家们在这一问题上尚有争论。但阿育王告诉我们说，佛法“是善行……是顺从……是慷慨……是弃绝杀戮。父亲、儿子、兄弟、主人、朋友、故旧、亲属和邻人都应当说，‘这是好的，我们应当这样做’” 。

阿育王在城市和乡间设立了“佛法官” ，他们负责施行新法。阿育王还派出视察员监督这些佛法官的工作，后来还亲自检查。就像罗马的情形一样，霍布斯所说的“以力取得的主权”和“按约建立的主权”后来显然结合成了一体。阿育王认识到，“立法的效果不如劝谕” 。而他总结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自从设立了佛法，人们的恶就减弱了。在那些受苦的人中，恶消失了，整个世界满是喜悦与平和” 。

我们真正需要的，仍然是古印度暴力死亡率的准确数据，以此来与这些史料对比。但仍然没有这样的数据。甚至在对古印度的研究中，考古学的作用都不显著。我们几乎没找到任何类型的墓葬，因此我们也无法得知人们是否还把武器视作男性时尚的正常组成部分。在公元前6世纪，防御工事沿着恒河河谷分布，表明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在罗马帝国境内，随着最初的征服战争的结束，大多数城市的城墙就被废弃了，而印度的城垒在孔雀王朝的整个存续期间都维持在可以正常使用的状态。其原因仍不为人知。或许，孔雀王朝没有罗马帝国稳定；也可能是因为孔雀王朝的寿命太短（于公元前323年建立，在公元前185年的一次政变后覆灭），因而变得无用的城墙还没有来得及彻底被废弃。但在有更多的考古发现之前，我们没法确定。

通过考察考底利耶、麦加斯梯尼和阿育王的记载中相吻合的部分，以及印度和中国在法律方面的相似性，我认为孔雀王朝可能就像汉朝和罗马帝国一样让其子民生活得更加安全了。不过，尽管这个疑问暂时还没有办法得到解答，但是这三个帝国/帝制国家都让其子民过得更富庶，在这一点上没有太多值得辩论的余地。

在中国，文字记录和考古学发现证明，经济活动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而变得更频繁。运河、灌溉渠、水井、肥料和耕牛在田间随处可见。铁制工具的数量在增加。货币从一个城市流通到另一个城市，商人将小麦、水稻和奢侈品运往可以卖上好价钱的地方。政府减少了关税，投资建设道路和港口。从拥有50万人口的都城长安到最简陋的乡村，集市上挤满了富人和穷人，互通有无。儒学家们对商人竟能如此轻而易举地致富感到担忧。

中国的考古学家尚未搜集到足够的数据，因此无法画出类似图1.4这样表现出生活水平提高的图表。不过，从2003年开始，三杨庄遗址的发掘成果提供了仅次于此的证据。

公元11年的一天，黄河决口了。倾盆暴雨下了好几天，从上游也传来了洪水泛滥的消息，但三杨庄的农民仍然在肥沃的土地上耕作着，希望不会发生坏事。在2 000年后的今天，我们很难知晓灾难最初的征兆是什么。或许，农民们看到了堤坝崩溃，听到了洪水奔涌而过时的低沉的怒吼声。不过，更有可能的是，大雨淋在屋瓦上的噪声淹没了这样的声音。我想，只有当泥水开始从屋门下涌入时，他们才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场暴风雨。无法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农民扔下了一切东西开始逃命。他们的村庄在这里存在了长达1 000年，却在短短几个小时内突然消失了。

考古真是个残忍的行当，它让公元11年发生的灾难变成了一场科学的胜利。这座汉朝村庄完美地保存了下来，甚至被记者称作“中国的庞贝” 。发掘者精准地将洪水带来的泥土和村庄本身的泥土分离开来，发现了赤脚的村民和钉着铁马掌的马匹跑过犁好的耕地时留下的印记。

尽管这十分引人注目，但比起这戏剧化的场面，考古学家对农民留下来的平淡无奇的一些东西更感兴趣。这些农民生活在用泥土砖建造的坚固的房子里，这些房屋与向西约6 400千米之外的罗马帝国的房屋惊人地相似。这两个国家的屋瓦十分相似，同时也都拥有数量庞大、种类多样的铁制工具和精致的陶器。

当然也有区别。在三杨庄，考古学家通过细致的挖掘发现了桑叶在泥土中留下的印记，而桑叶是用来喂养蚕的。罗马人一定很想拥有蚕。在公元70年，博学但性情乖戾的罗马地理学家老普林尼抱怨说，罗马的时髦女性们正在挥霍数百万塞斯特提乌斯购买轻薄的中国丝绸，借此在公开场合展示自己的风姿。 ^[3] 但总体来看，在三杨庄发现的东西与罗马村庄，甚至庞贝城中的东西十分相似。

有关印度的证据依然不足，但可以显示出相同的特点。像汉朝和罗马帝国一样，孔雀王朝也统一了度量衡，大规模地铸造钱币，制定了商业法律，修建了道路，并且帮助村民开垦新的土地。国家还鼓励创立商业公会，这些公会在商业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希腊使节麦加斯梯尼的印象中，印度是一个繁荣的地方，考古学家证实了他的这一观点。在这块次大陆上没有发现类似庞贝或三杨庄这样的地方。目前发掘出的保存最完好的孔雀王朝时期的房屋位于塔克西拉和比塔，而这些仍是英属印度时期的成就。在这两个地方的发掘工作很糟糕，即便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也是如此，不过仍然提供了足够多的信息，它们表明公元前3世纪的房屋比先前的更大、更舒适，里面的家具也更好。像汉朝和罗马帝国的房屋一样，这里的房屋也有砖墙和瓦顶，几间房屋围成一座院落。多数院落有水井、排水系统、带炉灶的厨房及贮藏室。

对考古学家来说，坏消息是这里没有发生惨剧，因此居民在离开时有足够的时间清空他们的房屋。好消息是，孔雀王朝的臣民是一群邋遢的人。他们留下了大量的陶器碎片、厨房用具、铁制工具，甚至一些珠宝，这足以证明他们的生活比先前的印度人过得更好。

来到印度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发现了很多令人惊异的事物（会说话的鹦鹉！眼镜王蛇！当然，还有大象），但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公元前200年之后在地中海和南亚次大陆之间蓬勃而起的大规模贸易。老普林尼写道：“没有哪一年印度人从我们的帝国攫取的财富会少于5.5亿塞斯特提乌斯（足够养活100万人一年），当印度的货物在罗马出售时，价格是其成本的整整100倍！”

老普林尼的计算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他的数字意味着几千个商人实现了550亿塞斯特提乌斯的利润，而这一数字是整个罗马帝国年产出的三倍。因此，有很多古典学者怀疑此处抄写有错误，老普林尼最初写的应该是5 000万塞斯特提乌斯，而不是5.5亿。近期的发现表明，尽管5 000万塞斯特提乌斯也会令人瞠目结舌，但它可能是准确的。1980年，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得到了一卷从埃及的罗马人居住点劫掠走的纸莎草纸，其年代大约为公元150年。研究表明，这卷纸莎草纸记载着一艘货船从印度的穆吉里斯（今印度喀拉拉邦的帕特南）驶回埃及时的财务情况。船上运载的象牙、细布和香料价值800万塞斯特提乌斯（按古罗马的市价），这笔钱足以养活15 000人一年。罗马对这些进口货物征收25%的关税。如果来500艘这样的货船，就足以支付整个帝国一年的军费预算。

我们迄今尚未发现在印度这一方的书面记录。不过，考古学家从2007年开始在穆吉里斯进行发掘。在第一年的发掘中所发现的罗马葡萄酒酒器数量超过了考古学家在罗马帝国版图之外任何一个地方发现的数量。显然，印度是一个繁荣的地方。

看起来，在公元前时代的后期，在罗马、汉朝和印度，大帝国/帝制国家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安全和富裕了；在帕提亚，帝国很大，但是没有那么安全；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地区，国家更小，或许也更不安全。而在这些国家所在的纬度带（北纬20度~35度的亚欧大陆和南纬15度~北纬20度的美洲大陆）之外，那些小型的社会或许仍然维持着10%~20%的暴力死亡率。

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呢？为什么只有在这些幸运纬度带上的人们开始走上了通往丹麦的道路？为什么其中的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前行得更快？ wdFKv9gPefNHhETyQvs0cP2z6NfsAKG+FUWwSqSCj2Zi0/+FyiOVIKv5JF7g3T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