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是怪兽

在南太平洋的一座岛屿上，一个名叫西蒙的男孩站在丛林中的一块空地上，他正跟插在棍子上的一颗死猪头争论。

“你可别以为你们能猎杀那头怪兽！” 猪头说。

西蒙没有回答。他口干舌燥，感觉脑袋里一跳一跳的。他的癫痫要发作了。

在海滩上，他的同伴们载歌载舞。当这些男孩刚发觉自己流落到这座岛屿时，感到一切都很有趣，仿佛是游戏一样：他们游泳，吹海螺，在星空下入眠。但不知不觉间，他们和谐的小社会分崩离析了。一个阴影潜藏在他们之间，像一头邪恶的怪兽，让森林变得可怕。

直到今天。一群十几岁的猎人刺中了一头正在哺育幼崽的母猪。男孩们兴奋地大喊大叫，互相涂抹着鲜血，准备享用一顿大餐。但他们的“首领”认为，需要先做一件事：他把那面露微笑的猪头砍了下来，并把它插在那根刺死这头猪的尖木棍上。“这颗猪头是献给怪兽的，”他对着森林喊道，“这是一个礼物。”

随后，男孩们抬着死猪逃到海滩上去。只有西蒙没有去，他一个人蹲在空地那斑斑驳驳、看起来不真实的光影之中。

猪头说：“你心中有数，是不是？我就是你的一部分？过来，过来，过来点儿！事情办不成是我的责任吗？为什么事情搞成这副样子了呢？”

西蒙知道了。他的身体僵硬地弯了下去。他的癫痫发作了。他向前，向前，朝着那头猪咧开的大嘴倒去。猪的牙齿之间的血液已经发黑了，苍蝇在四周飞舞。猪嘴里面是漆黑的，黑暗还在逐渐扩大。西蒙知道了：怪兽是杀不掉的。我们就是怪兽。

这是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在他令人难忘的小说《蝇王》中所写的。流落在太平洋上、远离学校和规矩的一群男孩懂得了黑暗的事实：人类杀戮成癖，我们的心灵天生就喜爱暴力。我们就是怪兽，只有一层脆弱的文明加以控制。只要有哪怕一丁点儿机会，怪兽就会逃脱。戈尔丁告诉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事情办不成。这就是为什么卡加库斯和阿古利可拉没法商谈，只能开战。

不过，是这样吗？在南太平洋的另一座岛屿，或许就在距离戈尔丁的岛屿不远的地方，似乎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就像小说家戈尔丁一样，想要成为人类学家的年轻的玛格丽特·米德也怀疑，在这个暖风吹拂、棕榈叶亲吻着海浪的纯朴环境里，她可能会看到人性这根曲木 被剥去文明的粉饰。但与从来没去过太平洋的戈尔丁（不过在二战结束时，他原本要负责指挥登陆艇参加太平洋战事的）不同，米德在1925年逃离了纽约城，来到了萨摩亚（图1.6）。

“当拂晓来临时，”米德在她的人类学经典《萨摩亚人的成年》中写道，“恋人们就离开幽会地点——棕榈树下或是停放在岸上的独木舟旁——溜回家中。天亮时分，他们都会在自己应当睡着的位置出现。”

猪头在萨摩亚可没什么可怕的。“太阳越升越高，茅草屋顶投下的影子也越来越深……今天要烹饪的家庭都在辛勤劳作；人们从内陆带回来了芋头、番薯和香蕉；孩子们四处跑来跑去，弄来海水，或是弄来树叶喂猪。”晚上，一家人会在平静和满足中分享食物。“有时，直到午夜过后许久人们才会入睡。最后，就只剩下了海浪轻打礁石的柔和声响与恋人们的低语，整个村庄都休息了，直到破晓……”

“萨摩亚，”米德总结道，“在这里，没人会下大的赌注，没人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没人会因为自己的罪行而受苦，也没人为特殊的目的而进行决斗。” 在萨摩亚，怪兽不知所终。

戈尔丁和米德都把暴力视作一种病态，却给出了不同的诊断。在戈尔丁看来，暴力是存在于人的基因之中的，是从我们的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文明是唯一的解药，但即便是文明也只能控制其症状，不能除去病根。米德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她看来，“南太平洋的例子”证明暴力是传染来的，而文明正是它的源头，而非它的解药。2 000多年前卡加库斯和阿古利可拉相互厮杀，是他们各自所属的好战的文化使然。而在20世纪还在继续厮杀的人们，也是因为好战的文化让他们如此行事。

1940年，当法国在希特勒的铁蹄下沦陷，伦敦被雨点般洒落的炸弹袭击，波兰犹太人的尸体堆满壕沟时，米德发现了一个新的比喻：“战争不过是一种发明。” 当然，她承认，战争是“一种大多数人类社会都知晓的发明”，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为战争似乎是大多数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而感到绝望，我们也应当从中得到些许慰藉：糟糕的发明总会被更好的发明所取代”。

米德并非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不过她迅速成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1969年，当米德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退休时，她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令数百万读者感到满意的是，她已经证明了人类的自然状态是和平的。受到舆论的影响，一个又一个人类学家在实地考察之后报告说，他们的人民也是和平的（西方人类学家喜欢把自己考察的人群称为“我的人民”）。那是一个属于歌曲《战争》、谈情说爱的集会和宣称要颠覆五角大楼的反战示威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我们只可能看到卢梭终于赢得了他与霍布斯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辩论。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人类学家拿破仑·夏侬就曾是这么想的。1964年，他暂停了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研究生院的生涯，转而去了巴西和委内瑞拉边境的雨林地区。他打算研究那里的雅诺玛米人 的婚姻状况。他满心期望雅诺玛米人过着一种他称之为“单纯的人类的生活”。他说：“这种生活图景早在我进行实地考察前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是一种‘卢梭式’的想法。”但对此，雅诺玛米人却持有不同意见。

“当我像鸭子一样蹒跚地走过低矮的通道（边界地带出于防御目的而建造的通道），走进村落中央的空地，第一次见到雅诺玛米人时，我简直兴奋得难以自持。”夏侬浑身是黏糊糊的汗，手上和脸上更是因为虫子叮咬而肿了起来。

（我）向上看去，结果倒抽了一口气。我看到十几个健壮、赤裸、满身是汗的可怕男子正挽弓搭箭，瞄准我们！……他们的鼻孔滴着暗绿色的黏液，那黏液甚至挂到了他们的胸肌上，或是沿着下巴向下淌。我们抵达村落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些人往鼻子里喷一种迷幻药剂……我的下一个发现是，有差不多十几只饥肠辘辘的猛犬包围了我，对着我的腿，把牙咬得咯咯直响，仿佛我将是它们的下一顿大餐。我站在那儿，无助而可悲地拿着我的笔记本。接着，一股腐烂的蔬菜和秽物的臭气袭来，我差点吐了……

在我们到来之前，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前一天，有七个女人被邻近的村落劫走了。就在那天早上，这个村落的男人和他们请来的帮手与劫掠者经历了一场野蛮的棍棒大战，并救回五个被劫的女人……我承认，如果有什么外交渠道能让我逃走的话，我当时就会终止这次实地考察，我对此一点儿也不感到羞愧。

但他留了下来，并且在其后的30年里又来访了至少25次。他发现，雅诺玛米人的世界与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并不一样。他观察说：“有很多事件，既体现了个人的恶毒，又展现了集体的好斗……这些事件包括最普通的打老婆、打胸膛、决斗 ，以及为了伏击和消灭敌对村庄而展开的突袭（图1.7）。”

凭借几十年来的数据，夏侬发现大约有1/4的雅诺玛米男子会死于暴力，而2/5的男子曾参与至少一次杀人事件。更糟糕的是，他发现使用暴力是有“回报”的。平均而言，杀过人的男子比没杀过人的男子生下的孩子多两倍。怪兽就在奥里诺科河的上游活蹦乱跳。

与霍布斯和卢梭不同，夏侬从来没有被驱逐过（实际上，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圣巴巴拉教书，对于一个教授来说，那可是最舒服的地方之一），不过，他的学术对头们对他展开了多轮质疑。首先，他们质疑他是如何搜集证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夏侬比大多数人类学家都更愿意坦承在实地考察中所遭遇的困难。夏侬承认，他一抵达比萨西特里村就遇到了麻烦：他发现，雅诺玛米人认为，大声说出别人的名字是非常无礼的（无礼到可以动粗的程度）。这样一来，他原本计划的族谱研究就变得特别困难。夏侬不屈不挠地继续着他的努力。雅诺玛米人被他的粗鲁冒犯了，于是为了报复，他们就开始编造出一些名字，而且越傻越好。而夏侬这个愚蠢的外乡人居然把这些名字都记录了下来，这让雅诺玛米人感到很有趣。

夏侬直到五个月之后才得知真相。当时，他走访了另一个村落，说出了一个比萨西特里村的人告诉他的名字。“霎时间一片寂静，紧接着整个村落都陷入了一片无法抑制的狂笑声、笑得喘不上气声、抽气声和喊叫声。在他们看来，我认为比萨西特里村的头人名叫‘长屌’，而他的弟弟名叫‘鹰屎’，头人的儿子名叫‘浑蛋’，女儿名叫‘放屁’。”

在做实地考察的时候，最好有个后备方案。现在，既然夏侬的计划已经告吹，他就拿出了后备方案。雅诺玛米人或许不愿意说出他们亲属的名字，但是他们很愿意说出他们敌人的亲属的名字。夏侬发现，用一点儿小恩小惠或者小敲诈的手段，总能帮他弄到所需要的信息。

后备方案奏效了。不过，这个方案可不是一个教人与其他文化互动的好例子。实际上，美国人类学学会执行委员会在2002年正式谴责了夏侬的实地考察方法，这在该学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直到2005年，在一次全体投票之后才撤销了这一谴责，而这在该学会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人们群情激愤。有些人类学家问道，如果夏侬能如此不诚实地对待“他的人民”，那么学者们还能相信他说的话吗？一些曾经在雅诺玛米人居住地工作过的人干脆拒绝相信他，坚称雅诺玛米人一点儿也不热衷于暴力。他们说，夏侬伪造数据，只是为了吸引眼球。

接下来，事情就真的变得很难看了。一些批评人士指责夏侬参与了巴西人的密谋，将雅诺玛米人居住地分割成小块的保留地，使淘金者可以恐吓各个部落，从而更方便地攫取资源。2012年，委内瑞拉活动家指责淘金者杀害了80名雅诺玛米人，但政府派去的调查团并没有发现任何尸体。一名批评人士甚至宣称，夏侬助长了麻疹的传播，导致数百名雅诺玛米人死亡。

这在学术史上算不得光彩。但世界总是平衡的。就在针对夏侬和他的蝇王式研究结论的批评声日渐高涨时，玛格丽特·米德和她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也开始“享受”同样的待遇。1983年，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在萨摩亚工作的新西兰人类学家德雷克·弗里曼出版了一本书，指责米德完全误读了这个地方。

弗里曼从米德未发表的记录中发现，米德远没有像她自己描述的那样“讲着他们的语言，吃着他们的食物，光着脚、盘着腿坐在卵石地上” 。实际上，米德对当地人的语言仅仅略知皮毛，她仅在萨摩亚待了几个月，她在身份问题上也没有说实话。她和一名美国药剂师及其家人住在一间小别墅里，还曾经与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共进晚餐。弗里曼总结道，由于米德在萨摩亚过着殖民者一般的生活，她没有注意到20世纪20年代萨摩亚警察记录上就清清楚楚记载着的事实：萨摩亚岛上的暴力死亡率要高于美国（在芝加哥黑手党阿尔·卡彭的时代，那可不是个小数字）。

更糟糕的是，在1987年的一次采访中，法阿普阿·法阿木（当时她已是一位曾祖母，但在1926年时，她是米德的一位重要线人）承认，她和她的朋友福福阿都觉得米德十分可笑，就像雅诺玛米人对夏侬的看法一样。不过，其中也有一个重大的区别：米德始终没有意识到当地人在戏弄她。米德对性的问题十分感兴趣，这让法阿木感到十分难堪。法阿木说：“我们就撒些小谎来骗她。” 《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在很大程度上依仗着那些十几岁的年轻人在性方面的荒诞故事。

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人类学家之间的指责、揭短行为愈演愈烈，实在让人有种人类学在霍布斯和卢梭之后就再无进步的感觉。有些人类学家甚至开始庆祝，声称他们所从事的这一领域根本得不出什么结论。新一代的学者声称，实地考察根本就不是一种搜集数据的方法，而更像是一种编故事似的艺术表演。那些寄希望于实地考察能得出什么“事实”的人根本大错特错。

幸运的是，这些说法都是错的。在恶意中伤和口水战的背后，人们往往不会注意到有数百名人类学家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有条不紊地做着真正的工作。他们慢慢地将小规模社群的暴力情况搜集起来，建立起一个信息量惊人的数据库。从非洲到北极，人们在世界各地耐心进行的研究最终构成了一个关键的发现：小规模社群的暴力死亡率通常高得惊人。

在20世纪，工业化世界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多次种族灭绝事件。自理查森的《致命争吵的统计数字》（我在前言部分中提过）之后，人们整理出丰富的数据库，因此我们可以比较自信地说，在这100年内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大约100亿人中，大约有1亿~2亿人死于战争、世代仇杀和凶杀等暴力事件，这一死亡人数大体是总人口的1%~2%。而在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可以进行研究的小规模社群中，平均的暴力死亡率则要达到10%~20%，是前者的10倍。

这并不意味着雅诺玛米人和萨摩亚人像19世纪典型的野蛮人那样整日随意杀人、伤人。人类学家还发现，即便是最凶狠的族群，也懂得通过亲属圈子、交换礼物和聚会等渠道和方式为大部分冲突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案。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他们选择用血说话的概率高得惊人。2008年，贾雷德·戴蒙德在新几内亚高原进行实地考察。那个被戴蒙德描述为“欢快、热情、善于交际的” 司机在闲谈中对他说，自己曾经参与了一场持续三年之久的仇杀，该仇杀共夺去了30条性命。戴蒙德对此感到十分吃惊。（更让他吃惊的是，由于他在书中讲了这个故事，这名司机起诉了他，索赔1 000万美元。这个案件最终没有被受理。）

人类学家花了很长时间才注意到，“我的人民”的行为方式经常如《蝇王》中的人物一般。他们为什么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才注意到这一点呢？原因很简单：人类学家用于观察的时间往往不够长。例如，在美国作家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十几岁到二十岁的时期，她与她的人类学家双亲一道，在卡拉哈里沙漠与桑族 的狩猎-采集部落生活在一起（如今她以其著作《狗的秘密生活》闻名）。她用敏感的笔触描写了那些被她称为“无害的人”的桑族人的生活。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桑族人相互残杀的频率甚至高于高纯度可卡因流行高峰期的底特律市中心的凶杀频率。

托马斯之所以为她的书取名为“无害的人”，并不是因为她不善于观察，而是因为其中的数据对她不利。如果某一个狩猎-采集部落的暴力死亡率为10%，那么在由大约十几个人组成的小团体中，大约每25年才有一个人被杀害。很少有人类学家会有足够的资金和毅力在某一个地点考察25个月，更不要说25年了。要想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将遭遇不幸的劫数，人类学家需要经常回访，并且最好能兼顾多个社群（就像夏侬在雅诺玛米人中间所做的那样）。

现在，暴力频繁的证据很确凿了，但想要解读它是件更复杂的事。如果像《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提出的那样，战争是由文明传染而来的话，那么桑族人频繁的暴力行径就是从西方人那里传染而来的。这一想法给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喜剧《上帝也疯狂》带来了灵感。而一些批评夏侬的人说得更过分，他们指责说，夏侬通过用钢制斧头换取信息的方式把战争的恶习（以及麻疹）传染给了雅诺玛米人。

要解决这一问题，最显而易见的方式是回顾历史。那些小规模的社群在接触到更复杂的社会之前是否早已经战争频发（《蝇王》提出的观点）？还是直到接触了更复杂的社会之后，社群中的人们才知道战争为何物（《萨摩亚人的成年》提出的观点）？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陷入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困境：大多数小规模社群在接触到更复杂的社会之前，完全没有文字记载。

玛格丽特·米德的最爱之地——萨摩亚，就是个好例子。关于这个群岛最早的详细记载，来自英国传教士约翰·威廉姆斯。他在1830年抵达此地，首先看到的就是着火的阿纳村。威廉姆斯写道：“这是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怒火燃烧了将近九个月。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受害者，每一天都会出现死者和伤者。” 这场战争制造了一片不毛之地：“阿纳村的所有区域都没有人居住了。即便沿着美丽的海岸线行驶上16千米或19千米，你也看不到一个居民。”

就算阿纳村发生的事情不能说服威廉姆斯，无法让他相信萨摩亚人不是好惹的，之后发生的事也能达到这个效果。萨摩亚人的酋长们向他展示了经过防腐处理的人头，这些人头都是他们祖先的战利品。酋长们还给威廉姆斯讲了过去的战争和屠杀故事。有一个村子，每打一次仗就会在一个篮子里放一块石头。威廉姆斯数了数，有197块。

但还有一个问题。虽然威廉姆斯是第一个详细记载萨摩亚的欧洲人，但他并非第一个抵达这里的欧洲人。1722年，荷兰航海家雅可布·罗赫芬就来到了萨摩亚。在随后的100年中，又不断有人追随他的足迹而来。我们可以认为，威廉姆斯看到的每一颗人头、石头，听到的每一个故事，都是1722年后积累下来的，都是文明传染的产物。

不过，考古学发现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在萨摩亚的内陆，满是史前时代留下的山中堡垒。有些是1722年之后修建的，但碳-14定年法显示，其中的一些堡垒有600~1 000年的历史。远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萨摩亚人就开始建筑堡垒，而且很可能是出于战争目的。在萨摩亚的传统文化中有对大约800年前对抗汤加入侵者的大战的描述，而这样的故事解释了修建堡垒的缘由。当欧洲人来到萨摩亚时，当地人使用的木质棍棒和作战用的独木舟的样式，正是源自那个时代汤加人所使用的样式。这说明，萨摩亚人一直保留着使用致命武力的传统。

看来，即便在萨摩亚，《萨摩亚人的成年》中的理论也不是很站得住脚。但对于考古学的发现，总是有着多种解读方式。考古学是一个年轻的领域，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也还没有太多的考古学项目培训未来的考古学教授们。那些挖掘历史的人，往往是从其他领域转到这个行当来的，其中有很多人曾经是军人。这一点儿也不令人感到奇怪，其中很多人在他们发掘的任何地点都能看到战争和破坏。但到了20世纪60—70年代，新一代人来到了这个领域，这些在大学的人类学系和考古学系接受教育的男男女女，往往对史前时代抱有同《萨摩亚人的成年》一样的观点。因此，同样一点儿也不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往往在任何地点都看不到战争和破坏的影子。

要让一个中年人回首自己年轻时做下的蠢事，是很痛苦的。作为一个20世纪80年代（差不多是《萨摩亚人的成年》中那种理论的极盛时期）的毕业生，我在考考纳里斯做了几个夏天的挖掘工作。那是一处非凡的希腊史前遗迹，坐落于如童话般美丽的帕罗斯岛。我们第一次到那里去的时候，负责人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约在公元前1125年的一次暴力袭击中被摧毁了：防御工事被铲平，房屋被烧毁，守军在墙上堆了些石弹，人们在卫城的窄巷里还发现了几头驴的骸骨——它们没能逃脱最后的劫难。但我（我必须强调，我的同学们也跟我一样）就是不愿意相信这些东西是战争的证据。一旦我们认定没有战争，那么剩下来的解释方式，不管有多么不现实，都是正确的。

就是这样的思维方式，使得众多的考古学家，即便在面对非常明显的证据时，还要坚持说本章前面提到的那些西欧的前罗马时代的山中堡垒是举行仪式的地方，是一种标识地位的方式或者任何别的东西，唯独不会是军事基地。但就像人类学家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开始意识到，那些证据已没法再被硬塞进《萨摩亚人的成年》所提及的那种理论模式中了。

新的科学方法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作用。1991年，登山者在意大利境内的一段阿尔卑斯山中发现了著名的“冰人”——一具来自公元前3300年的被冰封的尸体。起初，考古学家推断他死于一场暴风雪。2001年，通过扫描发现，他的左侧腋窝处有一枚箭头。但即便如此，一些考古学家仍然猜测这是一种葬礼仪式：人们把他的遗体运到山中安葬。不过，在2008年，新的免疫组织化学法显示，“冰人”至少被袭击了两次：第一次袭击使他的右手重伤；在几天之后的第二次袭击中，他被用钝器击打了后背，又被箭射中，伤及了动脉。2012年，纳米扫描原子力显微镜在尸体中发现了完整的红细胞，这证明，他是在中箭后的几个小时内失血过多身亡的。

如果不是“冰人”保存得这么完好，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不过，对大量骨骼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也同样能得出骇人听闻的结果。例如，大约在1325年，至少有486人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乌鸦溪被杀，并被抛进沟中。超过90%甚至可能是全部的受害者都被剥了头皮，他们的眼睛被挖了出来，舌头被切了下来，牙齿都被打掉了，还被割了喉；有一些人被砍掉了头。对其中的一些人来说，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剥头皮或是被射中了：他们的骨头上留下了部分痊愈的旧伤痕迹。

对乌鸦溪的考古发掘开始于1978年。从那以后，关于美洲原住民遭受大屠杀的证据就层出不穷。最近的一次发现（在我写本书的同一时间）是在科罗拉多州圣脊。大约在公元800年，那儿的一个村庄被烧毁了，至少有35人被虐杀，男人、女人和儿童都有。他们的敌人用钝器（棍棒或者石头）砸烂了他们的脚和脸。凶手剥了每个人的头皮，割掉了他们的耳朵，又把一些尸体剁成了几十块。就如同波利比乌斯笔下1 000年前的罗马人一样，凶手甚至杀掉了村里的狗。

实际上，在乌鸦溪、圣脊或萨摩亚发生的事情，并不会让罗马人感到震惊。西塞罗和塔西佗，就像霍布斯和戈尔丁一样，清楚地知道怪兽很近，很近，很近，而只有利维坦这个更可怕的怪兽才能制服它。 bIMxB6eIhkngq5D5RmTLBzvdCjI5d1ldmt7Xx2aQpMDTwpei4RNFpwyK+VBA9q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