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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本看来，帝国幸福的原因是很明显的。罗马有幸拥有伟大的统治者，他们认为自己“得到了过多报酬，这里有他们的成就所必然带来的无边赞颂；还有他们为自己的善德真诚地感到的骄傲，以及看到自己给人民带来普遍的幸福生活而感到的由衷喜悦” [16] 。
这种“依靠几个好人”的理论自然是有其吸引力的，首要就是它把事情简单化了。如果罗马成功的因素真的就是一系列伟大的领导者，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得出“在古代，战争是有好处的”这一令人不快的结论了。这种理论似乎是在说，一个组织只要有足够好的领导者，就可以渡过任何难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说古代世界是因为战争才变得更安全、更富庶的，而应该说尽管有战争的纷扰，古代世界依然变得更安全、更富庶了。
但吉本的观点也是有漏洞的。首先，古代皇帝的真正影响力是有限的。罗马确实曾经出现过一些精力旺盛的统治者，他们夙夜不懈地工作，答复信件、听取案件情况、做出决策。但如果想把事情做成，他们必须与一层又一层的官僚、律师、学者一同发挥作用，而这些人是各有打算的。即便是精力最为充沛的皇帝，比如像奥古斯都这样的人，也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有所作为。
其次，罗马帝国不仅有奥古斯都这样的明君，也有卡里古拉和尼禄这样的暴君。他们取乐的方式与常人不同，前者与自己的妹妹乱伦，还任命马做执政官，后者则居然在罗马城燃起大火时奏乐。据记录这些历史的人（官僚、律师和学者们）说，在1世纪，罗马在暴君统治下的时间要比在贤君统治下的时间更长——提比略、卡里古拉、尼禄和图密善都留下了恶名，而他们一共统治了罗马56年。但就在这几百年中，人们却看到和平与繁荣事业前所未有地突飞猛进。
总的来说，我们似乎不能把大批普通人的生活变得更安全、更富裕这件事归功于“贤明的牧羊人”。在大多数时候，罗马的统治精英们所追求的无外乎他们自身的利益，只是与此同时，他们也让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了。
这个世界的奥古斯都们靠打败对手获得统治权，并且凭借手中握有比其他人都重的兵权维持统治。但要获得这样的武力，是要花钱的。统治者可以通过掠夺他的臣民来养活他的军队（不毛之地的模式），但如此一来终将有一天会再无东西可以掠夺。而且，就像罗马最糟糕的统治者们经常发现的那样，那些生活悲惨的人会一直反叛下去，直到统治者所拥有的一切被掠夺一空。
从长期来看，只有当统治者懂得在何时停止劫掠，甚至学会有所回馈时，政府才能够维持下去。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巧妙地将统治者与土匪做了比较。奥尔森说，通常的匪徒都是流寇，他们会闯进一个社区，尽可能地偷盗能拿走的东西，然后再逃走。他们不在乎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对他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多地偷盗，然后再去下一个地方。
奥尔森意识到，统治者也从他们的臣民身上偷盗。但利维坦与烧杀掳掠的匪徒有着巨大的区别，那就是统治者们是坐寇。
他们并不会疯狂地偷盗然后逃之夭夭，而是留在一地。对他们来说，他们不仅要避免犯下竭泽而渔的错误，还要尽自己所能让臣民变得更富裕，从而有望在未来获得更大收获。
通常来说，统治者有必要花上一些时间和金钱清除其他流寇，因为流寇的偷盗所得就是统治者的税收损失。如此，在社区内镇压暴力也就变得有意义，因为被杀害的臣民没法在军队中服役或是纳税了，且在村庄冲突中荒废的田地也无法再出产作物。统治者甚至会把皇家或贵族的收入花在道路、港口和其他福利上，只要这些投资能在可以接受的时间内回馈以更高的收益。
利维坦也是一个犯罪集团，但可能是所有犯罪集团里最不坏的那个。统治者使用武力保障和平，再为此向其臣民收取费用。统治者的效率越高，他们能获得的利润就越多。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竞争压力推动罗马政府变得越来越高效。包税人横征暴敛，导致那些受害者次年无力再继续纳税，这就损害了罗马的利益，因此罗马把包税制取消了。让有生产潜力的城市居民饿死对罗马更有害，因此罗马建设了港口，甚至免费发放食物。“自私自利”带来了良好的副作用，使得整个帝国的臣民都更安全、更富裕。战争的矛盾性充分发挥了作用。长于暴力的人可以打造出王国，但要经营好这些王国，他们必须变成经理人。
尤利乌斯·恺撒再次成了经典的例子。他曾经写道，“veni，vidi，vici” [17] （我来了，我见了，我征服了）。不过，如果他说的是“veni，vidi，vici，administravi”（我来了，我见了，我征服了，我管理了）就更好了，因为他确实在来了、见了、征服了之后，又进行了出色的管理。他进行了多项改革，其中就包括推行2 000年后仍在使用的儒略历。July（七月）也以恺撒的氏族名（Julius）命名。
古代皇帝并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不会坐在那里算计着每在维持和平上投入一个塞斯特提乌斯钱币，就能在税收上获得两个塞斯特提乌斯的回报。不过，很多古代帝王都是冷峻而聪明的人，他们不仅掌握了利维坦与其臣民之间的处世原则，还懂得要让所有人看到他们是理解人民的感受的。公元前2360年前后留下的一段文字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这段文字是目前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政治性文告之一。拉格什（今伊拉克东南部）的国王乌鲁卡基那（统治时间约为公元前2380—前2360年）在文告中宣称，他已经“将拉格什的居民从高利贷、苛政、饥饿、盗窃、凶杀和掠夺中解救了出来。他实现了自由。孤儿寡妇不再需要强者的垂怜，乌鲁卡基那正是为了他们而与拉格什城的宁吉尔苏女神订立了誓约”
。就算是奥古斯都也没法说得更好了。
乌鲁卡基那的形象几乎在时间缥缈的迷雾中消失了，但根据这份文告，我们可以看出他十分清楚投入的价值。政府统治之道非凡的一部分就是信任。人民如果怀疑他们的统治者发了狂、腐败或者是个白痴，就很有可能会违抗统治者的命令；而如果政府的管理看起来技术娴熟、公正，甚至受到众神的青睐，那么人们密谋反对这一统治的可能性就会下降。
不过，根据事物的平均规律，我们知道古代世界一定也有疯狂、腐败或无能的统治者。故事的真正主角，也就是那些让利维坦发挥作用的人，是官僚、律师和他们的随从。那些文官和精于算计的人经常限制奥古斯都，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也经常限制卡里古拉。
在流传至今的材料中满是这样的故事：罗马皇帝因那些专门妨碍议案通过的元老和操纵法庭事务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奴隶生气。大体来看，在这样的事件中，那些臣僚都不会有好结果。但在这些留下鲜明印记的案例背后，还有成千上万的没那么出彩的人。从不列颠到叙利亚，在到处可见的墓碑上，人们骄傲地铭刻着自己的官职，以及他们在委员会供职、征税时，或在底层官场摸爬滚打中所取得的荣誉。“我，就连我这样的人，”一个早年务农的北非人吹嘘道，“也成了城市议员，又被他们推选坐在了厅堂之上……多年以来，我以工作成绩而出人头地，也从未有任何的指控中伤我……因此，当我死去时，我就像活着时一样光明磊落。” [18]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罗马帝国的中层管理者们可以像他们的统治者一样自私自利。他们塞满了自己的腰包，不失时机地提拔自己的亲属。但同样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更多的中层管理者充满热忱、刻苦而勤奋。他们确保了引水渠的修建、道路的维护以及信函的送达。他们推动着罗马治下的和平继续前行。
毁灭性的大错也可能发生，罗马也曾度过那些危机接二连三出现的危险阶段。但从长期来看，他们面对的压力是不变的。战士们征服了更小的国家，从而不得不变成管理者。良好的管理可以让国家更高效、更安全、更富有，这样的国家可以让管理者有能力与敌对的国家竞争。而在这样的竞争中，管理者又不得不变回战士，用暴力消灭他们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