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治下的和平

冬季即将来临。阿古利可拉的敌人已经崩溃，而他的士兵们也已经非常疲惫。因此，阿古利可拉率领他的部队返回基地，任由喀里多尼亚人自生自灭。

他们越向南深入罗马已经控制了几十载的领土，所经之处就越不像是不毛之地。这里没有被焚毁的废墟，没有饥肠辘辘的逃难者。相反，罗马人看到的是精心打理的田地或者熙熙攘攘的城镇，以及热情地向他们兜售商品的商人。富裕的农民端着精致的进口杯子喝着意大利葡萄酒，曾经野蛮的不列颠军阀们也不再栖身于山丘堡垒之中，而是住进了奢华的别墅。他们炫耀着身上遮盖了文身的罗马式托加。他们还把儿子送去学拉丁语。

如果卡加库斯能活着看到这一切，他或许会为这种矛盾的现象感到困惑。但对于大多数生活在罗马边境的人民来说，罗马帝国为什么并非不毛之地，其原因再清楚不过了。距此一个半世纪之前，古罗马演说家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曾经在给弟弟昆图斯的一封信中完美地表述过这一点。当时，昆图斯在希腊人居住的富庶的亚细亚行省（大体上位于今天的土耳其西部）担任总督。这是一个甚为理想的职位，但昆图斯性情暴躁，因此他治下的民众怨声载道。

西塞罗先是给了昆图斯几页大哥式的严肃建议，随后口气一转，表示并非都是昆图斯的错。希腊人需要面对现实。西塞罗指出：“让亚细亚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吧，如果不是在我们政府的统治之下，这个地区难免会遭受内忧外患。只要有政府，就必然要有税收。所以亚细亚应当乐于献上一点物产，换得永久的和平。” ^[3]

在2 000年前，卡加库斯和西塞罗对于战争的产物明确地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看法：战争究竟会带来不毛之地，还是人间仙境？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将贯穿本书始终。

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我们可以用数字说话，解决这场辩论。如果罗马人的征服带来了暴力死亡率下降和繁荣程度上升，我们就可以说西塞罗是正确的，战争确有其好处；如果一切相反，那么显然卡加库斯对当时情况的理解更为准确，战争只会形成不毛之地。而在本书的第二章至第五章，我们也可重复这样的测试，考察后来的历史时期，并最终得出关于战争到底有没有好处，以及有什么好处的总体结论。

但现实世界很少能这样遂人愿。我在前言部分提到，为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建立数据库已经成了一个小的学术分支，但是如果时间前移到公元1500年，我们基本找不到什么可靠的数据，即便在欧洲也是如此。只有一种证据，有可能覆盖各个时期，并且能一直上溯到人类的起源——那就是人类的遗骸，上面通常会留有暴力致命的痕迹。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从这一源头上获得可靠的统计数字，但是当前的问题是，并没有多少学者对这种情况复杂、在技术层面充满挑战的材料上做过大规模的研究。即便以后会有人完成这样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仍然不会太明确。

例如，在对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搜集的颅骨进行的一项研究（该研究的结果于2012年公布）中，人们发现在过去6 000年中，暴力的手法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然而，2013年对来自秘鲁的人体骨骼的分析却表明，当更大型的国家处于形成过程中时（大体上为公元前400—公元100年，以及1000—1400年），暴力程度会到达一个高峰，这与本书的观点大体一致。除非我们能发现比现在多得多的证据，否则我们对于公元1500年以前的时期（在有些地方，连21世纪的数据都很缺乏）的情况，只能在偶尔出现的一些真实数字之外，再混以考古学发现、文学记载和人类学比较研究进行考察。

这本来就是一项繁杂的工作，而罗马辽阔的疆域使其变得更加繁杂。在卡加库斯生活的时代，有6 000万人生活在罗马，其疆域面积相当于今天美国本土的一半。其中，约有4 000万人（希腊人、叙利亚人、犹太人、埃及人）生活在帝国东部复杂的城市社会之中，而剩下的2 000万人（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生活在西部较简单的乡村和部落社会之中。

关于希腊人生活的亚细亚地区在被罗马征服前的暴力情况，我们已经从西塞罗的观点中得知。而在其他一些作家的笔下，那些西方的蛮族（“barbarian”，罗马人就是这样轻蔑地称呼他们的） 听上去更糟糕。罗马人说，打架、劫掠、战斗是他们的家常便饭，每个村子都建有防御工事。对一个罗马绅士来说，如果没穿托加，他可能会觉得自己穿得太单薄；而对一个日耳曼人来说，如果没带着盾牌和长矛，他就会觉得仿佛赤身裸体。罗马人坚称，那些蛮族崇拜砍下来的人头。他们喜欢把人头挂在正门外，涂上雪松油以防止发臭。他们为他们愤怒的诸神献上活人当祭品，有时甚至把人放到柳条编成的神像里活活烧死。塔西佗说得很直白：“日耳曼人对和平不感兴趣。” ^[4]

因此，难怪西塞罗和他的同侪们会认为，罗马征服其邻邦，其实是在帮这些邻邦一个大忙。我们也无须奇怪一些历史学家会说，当现代古典学术在18世纪形成时，大多数顶尖的智者都认同罗马人的看法。欧洲人也乐意认为，他们征服世界是在帮这个世界一个大忙。因此，罗马人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就再合理不过了。

但在欧洲帝国于20世纪后期衰退之后，古典主义者们开始质疑罗马人对被征服者的血淋淋的描绘。有的学者认为，也许古代的帝国主义者就像现代的帝国主义者一样，热衷于把他们手下的受害者描绘成未开化而腐朽，需要被征服的样子。西塞罗想要为压榨希腊人找到借口，恺撒要让对高卢（大体上是现代的法国）的进攻看起来有必要，而塔西佗想要赞美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

如果你完全相信恺撒说的“高卢人需要被征服”，那么这可能就像完全相信英国作家拉迪亚德·吉卜林的那句著名的“统治刚被抓到的愠怒的人是白人的负担”（我将在第四章再谈这个问题）一样不明智。不过，幸运的是，我们并非必须相信罗马人的话，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声音流传到了今天。

在地中海东岸，有文化的上层希腊人写下了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有时会对罗马征服者百般阿谀，有时候则变成激进的反帝国主义者。不过，奇怪的是，他们也会把未被征服的世界描绘成一幅满是失败的国家、邪恶的海盗和土匪、没完没了的战争、充满暴动和叛乱的灰暗图景。

比如，有一段碑文刻在一尊雕像的底座上。这尊竖立于公元前58年的雕像使帕加马的菲利普为世人所知。（帕加马位于亚细亚行省境内，而公元前58年刚好是昆图斯结束其亚细亚行省总督任期后一年，因此，昆图斯和菲利普应该相识。）碑文告诉我们，在菲利普各类善举之中，他曾经写过一部《历史》，试图“讲述最近发生的事件——在我们时代的亚洲、欧洲、利比亚的部落之中和岛民的城市之中发生的苦难和相互屠杀” ^[5] 。显然，菲利普认同西塞罗兄弟关于“没有罗马，亚细亚将变得一团糟”的说法。

在西部，被征服者中能够写字的人不多，也确实没有他们的任何想法流传到今天。不过，考古学发现表明，罗马人并没有乱讲。在被罗马人征服之前，这里的许多人甚至大部分人确实居住在有围墙和壕沟的堡垒中。尽管我们发掘出来的东西无法证明他们习惯性地持有武器，但我们可以知道，人们经常在埋葬他们的父亲、兄弟、丈夫和儿子时把武器一同埋掉（有时候埋盾牌、铠甲甚至整驾马车）。他们希望自己的男性亲属以英勇战士的身份被铭记。

最令人惊讶的是，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神灵确实喜欢人祭。游览过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数百万游客都看过那个最著名的例子：一具有着2 000年历史、于1984年从英国柴郡的泥炭沼泽（peat marsh）里捞出来的保存完好的尸体［他很快就被起了“皮特·马什”（Pete Marsh）的绰号］。在3月或4月的一天，大约在罗马人抵达不列颠的10~20年之前，这个不幸的人头上挨了两下，胸部被捅，又被绞喉，最后被沉入沼泽以确保他死掉。人们在他被水浸泡的内脏里发现了槲寄生，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他大约是在什么月份丧命的（不过年份就比较难确定了）。槲寄生是德鲁伊教的神圣植物。据塔西佗和恺撒说，德鲁伊教崇尚人祭。因此，许多考古学家认为，皮特·马什是某种杀人仪式的牺牲品。

一共有几十具看起来像是祭品的沼泽沉尸被发掘出来，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人们崇拜颅骨的遗迹。2009年，考古学家有了令人震惊的发现：他们在丹麦阿尔肯恩格的一处沼泽地里发现了200具尸体。很多尸体被砍成数段，他们的骨骸中夹杂着斧头、长矛、刀剑和盾牌。有人认为他们是在战斗中被杀的，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在战斗结束后被当作祭品杀死的。

当然，或许我们对这些发现的解读也有误。武器与死者同葬和在沼泽中进行人祭并不一定意味着四处战火不断。这些被发掘出的遗骸或许意味着，暴力已经只会出现在仪式当中了。而那些搭建和挖掘出来的围墙和壕沟可能也并非出于防御目的，也许它们只是一种表示地位的方式，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上流人士喜欢在他们的乡间庄园仿制一些可怕的城堡似的。

但这些说法都不十分可信。人们花费几千个小时的时间挖掘壕沟、修筑城墙，显然是因为他们的生存依赖于此。挖掘出来的最完好的堡垒在英格兰南部的丹伯里。那里的木质大门和村庄的一部分被烧毁过两次。在约公元前100年发生了两次大火之后，大约有100具尸体被丢进了坑里，这些尸体都带着金属武器留下的伤痕。

在丹伯里发生的事情并非孤例，可怕的新发现不断出现。2011年，考古学家在英国德比郡的芬科发现了一处屠杀现场，他们在一小段壕沟里找到了9具尸体（其中还有一具是孕妇）。这些尸体都是在公元前400年前后被同时埋葬的，上面还压着芬科堡倒塌的围墙。发掘者猜测，大概还有几十甚至上百具遇害者的尸体没有被发现。

西塞罗显然是对的，罗马人到来前的世界是可怕的。卡加库斯大概也不会反驳这一点，但他的观点是，被罗马人征服后的世界更糟糕。

没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死于罗马的扩张战争。这场扩张于公元前5—前4世纪从意大利开始，在公元前3世纪扩散至西地中海地区，在公元前2世纪来到东地中海地区，又在公元前1世纪影响了西北欧。罗马人并没有记录这一数字（图1.3），但是死亡总数大概超过500万人，更多的人沦为奴隶。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地考虑一下卡加库斯的观点。

由于罗马的内部政治情况和遇到的抵抗的激烈程度不同，暴力的水平也不尽相同。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中，罗马军队会彻底摧毁敌人的领土，导致其后几十年内都没有人能在该地生存，就像公元前283年在一个叫作塞诺讷的意大利部落发生的那样。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本人就曾在战败后作为战俘被押往罗马。据他说，当公元前3世纪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告一段落时，人们对这样的场景已经习以为常：“他们会杀掉他们遇到的一切生命，人畜不留……因此，在罗马人攻占一座城市之后，你或许不仅会看到人类的尸体，还会看到被砍成两半的狗，以及其他动物的残肢。”

那些未做太多抵抗就投降的人的待遇会好得多，但罗马人最痛恨投降之后又出尔反尔的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例如，恺撒在公元前58—前56年，未遇到太多抵抗就征服了高卢的大部分地区，但又不得不再花6年时间镇压他们的叛乱。古代的作家们声称，恺撒最后杀掉了300万高卢青壮男子中的100万，并且将另外100万人贩卖为奴。

在罗马人眼中，最可恶的冒犯者是犹太人。约瑟夫斯曾是一名犹太将军，他在公元66—73年发生的犹太人大起义早期投降了罗马。据他记载，罗马人不仅烧毁了耶路撒冷的神庙，窃取了神圣的宝物，还杀死了100多万犹太人，并奴役了几十万犹太人。而这仅仅是开始。公元132年，当犹太人再度起义时，罗马人就真的变得凶残了。一份犹太人的记载称，罗马人“不停杀人，直到鲜血没过了他们胯下战马的鼻子才住手” 。这种说法显然是夸张的，但是确实又有50万人死于非命。犹太行省（犹地亚）被更名为巴勒斯坦，这一名称来自古代居住在这里的腓力斯丁人。幸存的犹太人被驱逐出耶路撒冷，每年仅有一天被允许回去。流亡的犹太人遍布欧洲和中东地区。

西塞罗与卡加库斯观点相左的地方在于征服后发生的事情。作为处于优势地位的罗马统治阶层，西塞罗可以看到，在罗马军团离开、反叛之火被血水浇灭之后，和平降临了，战士的坟墓和嗜血的众神消失了。古代城市那些已经没有存在必要的围墙日渐破败，终于倒塌。新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防御工事却消失了。

西塞罗可能会接受卡加库斯的这个观点：罗马时常会制造出一些不毛之地。尽管他对罗马的文明化使命十分热衷，但他也像其他人一样明白，无论是对征服者来说，还是对被征服者来说，征服的过程都不美好。战争的胜利者可以进行空前的劫掠。在约公元前80—前30年，罗马的政府机构不断地因为争夺战利品的内战而崩溃。有些时候，头脑正常的商人都不会在没有武装保卫的情况下在意大利的大路上旅行。曾经接连几个月，暴徒们控制了罗马的街头，吓得连人们选举出的执政官都躲在（布置了防御工事的）自家宅邸里瑟瑟发抖，不敢外出。

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贵族也十分易怒，动辄就想用暴力去报复任何轻慢行为（不过也并非像莎士比亚那些以罗马为背景的戏剧中那样没来由地动粗）。在被一位将军（罗马“后三头同盟”成员安东尼）的手下杀害而英年早逝之前，西塞罗因为指控一群恶棍而声名远播。惨遭杀害之后，西塞罗的头和双手都被砍了下来，钉在集会广场之上，用来警示那些胆敢对实权人物发表反对意见的人。

据说，在那一时期前后，西塞罗众多仇敌之一——马库斯·李锡尼·克拉苏曾说过：“一个人如果养不起自己的军队，他就算不上什么富人。” ^[6] 在公元前30年前后，一个人出现了，他告诉我们这个逻辑会走向何方。这个人就是恺撒的甥外孙——屋大维。通过战争，屋大维摆脱了那些令人厌烦的贵族，使自己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他十分明智地坚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以此消除了人们对他的反对。不过，他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普通人，而且还恰好完全掌控着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

屋大维接受的唯一荣誉是一个新名字——奥古斯都，意为“最受尊崇的人”。但大多数贵族立刻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塔西佗说：“人们发现，心甘情愿地奴颜婢膝才是升官发财最便捷的道路。他们既然从革命中得到了好处，也就宁愿在当前的新秩序之下苟且偷安，不去留恋那会带来危险的旧制度了。” ^[7] 贵族们不再像克拉苏那样说话。他们意识到，既然现在只有奥古斯都才能使用致命的暴力，他们只得找到更安静的方式解决彼此的矛盾。利维坦拔掉了贵族的尖牙。

如前言所述，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说，欧洲的暴力程度在大约公元1500年之后下降了，因为争吵不休的贵族们逐渐放弃把杀戮作为解决争端的方法。埃利亚斯在他的论述过程中几次提及了罗马，但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罗马人早在1 500年前就做到了这一点。在公元后的前两个世纪之中，富有的罗马人为自己重新塑造出和平的形象，并将这一时期称作“罗马治下的和平”。

整个帝国似乎都如释重负般地长舒了一口气。诗人贺拉斯欣喜地写道：“公牛徜徉在平安的田野，刻瑞斯（农业和丰收女神）和繁荣滋养着大地，水手飞驰在平静的海面。” ^[8] 受过良好教育的作家们对这个时代的奇妙罕见地态度一致。曾经是奴隶的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称赞罗马“为我们带来了伟大的和平，不再有战争、打斗、巨寇或是海盗；从日出到日落，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随意出行” ^[9] 。

要堆砌类似这样的文字实在是太容易了。18世纪70年代，当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开始着手写作后世首部关于罗马帝国的历史书时说道：“如果有人被要求在世界历史中找到一个人类最幸福、最繁荣的时期，他会毫不迟疑地选择从图密善去世到康茂德 继位之间的这段时间（即公元96—180年）。” ^[10]

吉本虽这样说，但他也知道生活在罗马帝国并不容易。公元头两个世纪是角斗士们的黄金岁月，潮水般的人群聚集起来观看角斗士的互相残杀（单是罗马斗兽场就能容纳五万人）。暴力也并非局限在竞技场里。例如，公元59年，庞贝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角斗士表演，相距不远的纽塞利亚人也来看热闹。“像往常一样，这些粗鲁的乡村小镇人就开始互相辱骂，”温文尔雅的塔西佗写道，“辱骂随后演变成丢掷石块，然后刀剑相向。” ^[11] 对于野蛮的喀里多尼亚人来说，这或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让他们感到惊讶。纽塞利亚人并没有直接进行报复，而是选择向皇帝申诉。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并提交了报告。庞贝城的节日主办者被放逐，而该城在10年内不准再举办角斗士表演（事实上，这处罚并不轻，因为在20年之后，庞贝就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被从地图上抹去了）。事情到此结束。

20世纪90年代，波斯尼亚爆发了种族暴力冲突，而一个克罗地亚人早在南斯拉夫解体前就洞见了这一点：“我们生活在和平与和谐之中，因为每隔100米就有一个警察，他的作用是确保我们相亲相爱。” 而在1世纪的庞贝并没有这样的警察力量维持和平，实际上，在英国于1828年建立现代警察制度之前，这世界上就没有这样的事物存在。那么，为什么杀戮就到此为止了呢？

原因或许是，罗马的统治者成功地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只有政府有权力使用暴力。如果在公元59年，庞贝人继续杀害纽塞利亚人的话，皇帝将收到更多报告，而他拥有30个军团，可以用来对付那些未经许可就诉诸暴力、杀害潜在纳税人的惹是生非之徒。但在这里，我们也可看到暴力那充满矛盾的逻辑：由于所有人都知道，皇帝能（而且在被逼无奈时会）出动军团，所以他几乎从未真正有必要这样做。

我在前言提到，霍布斯将国家分成“以力取得的主权” ^[12] ，即用武力迫使人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和“按约建立的主权”，即利用信任让人们遵从规矩的国家。不过，在现实中，这两种方式并行不悖。在59年，庞贝人放下了他们的武器，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的战争已经塑造出一个强大的利维坦，人们相信这个利维坦可以威服其子民。吉本指出，罗马帝国用法律取代了战争。在公元头两个世纪，用武力解决分歧的方式，就算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至少也是非常不明智的。

当然，政府和法律也有自身的问题。塔西佗笔下的一个人物开玩笑说：“以前，我们受犯罪之苦；现在，我们受法律之苦。” ^[13] 帝国的臣民们意识到，如果一个政府强大到足以消除犯罪，那么其自身也可以犯下更大的罪恶。

一些罗马官员将这点利用到了极致。当然，像罗马历史上常见的那样，最坏的犯罪也发生在公元前1世纪，适逢中央政府最弱小之时。盖乌斯·维尔列斯在公元前73—前71年担任西西里的总督。他曾开玩笑说，自己在这个位置上需要干三年：第一年非法敛财让自己变成富人，第二年非法敛财让自己请得起好的律师，第三年非法敛财让自己能贿赂法官和陪审团。 ^[14] 维尔列斯确实是这样做的，他殴打、监禁那些不愿意给他钱财的人，甚至将他们钉上十字架。

但这一切终归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西塞罗因对维尔列斯发起指控成名。维尔列斯最终流亡海外，才逃脱了审判。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指控腐败官员成了年轻律师迅速出人头地的标准途径。虽然经常有一些关系较硬的恶棍能够逃脱处罚，但新的法律逐渐让暴力敲诈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罗马以战争创造出来的帝国并非乌托邦，但很多流传至今的书面资料（罗马人和行省人民的记载兼有）确实表明，罗马使臣民过上了更安全的生活。而且很显然，罗马也让他们变得更富裕。随着海盗和土匪纷纷被镇压，贸易蓬勃发展起来。为了能够调动军队和舰队，政府修建了最高水准的道路和港口，而商人也可以利用这些设施。反过来，罗马向这些商人征税，并把征到的大部分钱花在武装力量上。

军队集中布置在边境行省，这些行省大多不足以养活这么多非农业人口（在公元第一个世纪，军人总数大约为35万）。因此，军队在购买粮饷上花费巨大。商人将这些食物从生产能力强大的地中海沿岸行省运送到这些生产能力相对落后的边疆行省。这一运输过程让贸易商赚取了更多利润，政府可以对此征税，从而获得更多金钱充作军费，再由此产生更多商业利润，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税收和贸易的滚动前所未有地将地中海经济捆绑成一个整体。每个地区都可以生产对它来说成本最低、质量最好的产品，再把产品销往卖得上高价的地方。市场和货币遍及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

由于有了更大的市场，更大的船只变得有利可图；由于有了更大的船只，运输费用得以下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前往大城市。在那里，政府投入了扣除军费之外的大部分钱财。在公元头两个世纪里，有100万人生活在罗马城，这一数字是前所未有的。而在安条克和亚历山德里亚各生活着50万人。

这些城市是世界的奇迹，城市里热闹非凡，散发着异味，沸反盈天，但也充满了盛大的场面与仪式，以及发光的大理石。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更多人，更多食物，更多砖头、铁钉、盆盆罐罐和葡萄酒，而这些就意味着更多税收、更多贸易和更快的经济增长。

一点一点地，热闹的活动使流通中商品的数量得以增长。据估算，在公元头两个世纪中，被并入罗马帝国的地区，其人均消费量通常会增加约50%。这一过程给富人带来的好处更多，使得他们变得更加富有，但考古学家发现的证据，包括房屋的规模、宴会吃剩下的肉骨头、钱币、人类骨架高度证明，数以千万计的普通人也从中得到了好处（图1.4）。

古罗马地理学家老普林尼（他最出名的事就是因过近观察维苏威火山爆发而身故）曾在格劳庇乌山之战爆发前4年，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今天还有谁不知道，托罗马帝国皇帝之福，世界的各个角落才得以彼此沟通？人们的生活水平才得以实现巨大的进步？人们依靠着贸易才普遍享受着和平之福？” ^[15] 罗马帝国，并非不毛之地。 B7bU1FMYchemZaO+DNtUERrNzG4uYf242/i5xhycoOXI8JcgMBV54kwNmnJPcb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