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方领先的世纪

全球变暖

两万年前那些颤抖着围在篝火旁的穴居人一定不知道，他们的世界已经开始变暖了。在接下来的一万年里，气候的变化加上他们迅速进化的大脑改变了地理，产生了直至今天都带有明显的地区特色的生活方式。东方和西方的概念开始有了意义。

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令人难以置信。在公元前17000年前后的两三个世纪里，由于覆盖北美、欧洲以及亚洲的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了12米多（图2.1）。土耳其和克里米亚之间的区域，即现在的黑海，在冰期曾是一个地势低洼的盆地，但是冰川径流将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这么大的洪灾，需要挪亚方舟 才能从中幸免。在某段时期，海平面每天上升约15厘米，湖岸每天都会向前推进约1.6千米。

地球的运行轨道变化使得气候冷热交替，收成时好时坏。图2.2显示了南极冰芯氧同位素的比例如何随着气候的变化而来回变化。直到公元前14000年之后——此时融化的冰川不再把冰冷的水注入海洋中，世界才开始逐渐变暖。公元前12700年前后，气候变暖的速度加快，在短短的时间里，地球的温度就上升了约2.8摄氏度，直到变成现在的温度。

中世纪的基督教徒喜欢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上至伟大的上帝，下至最卑微的蚯蚓。无论是城堡里的富人，还是家徒四壁的穷人，他们在永恒的历史中都有各自的地位。不过，我们最好想象一条非永恒的能量之链。引力势能构成了宇宙，它先是把原始的宇宙汤变成了氢和氮，然后再把这些元素变成恒星。我们的太阳就像一个巨大的核反应堆，将引力势能变为电磁能，地球上的植物则通过光合作用把一小部分电磁能转化成了化学能。动物吃掉植物，把化学能代谢为动能。太阳和其他星球之间的相互引力决定了地球的运行轨道，从而决定了我们将得到多少电磁能，植物将产生多少化学能，以及动物将从中转化多少动能。这些又决定了其他一切事物。

公元前12700年前后，地球加快了能量巨链的形成。太阳光越多，意味着动植物越多，人类在食物的数量、工作的强度以及繁衍后代的数量上的选择也就越多。每一个独立的个体或者小团体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将这些选择结合起来，但是总体而言，人类推动能量之链的方式和动植物的方式极其相似：繁衍。公元前18000年前后的每一个人（总体可能有50万人），到公元前10000年时就有12个后代了。

人们对全球变暖的不同感受依赖于他们生活的不同区域。在南半球，海洋缓和了气候变化的影响，不过北半球就不一样了。对生活在黑海盆地形成之前的那些觅食者来说，气候变暖带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而对生活在沿海平原上的人们来说，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冰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是气候变暖意味着海平面上升。每一年，当海浪淹没他们祖先的捕猎场所时，他们不得不撤到其他地方，直到最后一切都消失了。 不过对北半球的大部分人来说，提升能量之链是一件好事。人们可以追寻动植物，北上前往原先过于寒冷的区域生活。到了公元前13000年（具体时间还无定论），人类已经遍布美洲——这里之前没有猿人的足迹。人们在公元前11500年到达了美洲南端，登上了这里的山峰，进入了这里的雨林区。人类得到了这片土地。

伊甸园

全球变暖的最大受益者是生活在幸运纬度带上的人们，这个纬度大约是欧亚大陆的北纬20~35度，以及美洲大陆的南纬15度到北纬20度。于冰期内聚集在这个纬度带的动植物在公元前12700年后迅速繁衍生长，尤其是在亚洲两端（图2.1）。在这里，野生谷物——西南亚大麦、小麦、黑麦以及东亚的稻和粟的前身——进化出了大颗种子，觅食者可以将这些种子煮成粥或者捣碎了烘烤成面包。这些觅食者要做的事只是等待这些植物成熟，然后摇晃它们，收集种子。对现代西南亚的野生谷物的实验表明，约一万平方米的植物就能结出一吨可食用的种子。只要消耗一卡路里的能量收割就能获得50卡路里的食物。这是觅食者的黄金时代。

在冰期，由于食物稀少，几个狩猎-采集者一起在土地上四处游荡，但是他们的后代改变了生活方式。像其他拥有大脑的动物那样（无论是蜜蜂、海豚、鹦鹉，还是我们的近亲猿），人们似乎是出于本能地生活在一起。我们是善于社交的。

也许拥有大脑的动物之所以过着群居生活，是因为他们知道群体相对个体而言，有更多眼睛观察周围，有更多耳朵聆听四周，也就能更快地发现敌人。又或者，正如一些进化学家认为的那样，在大脑进化之前就有了群居生活，开始了大脑科学家史蒂芬·平克所说的“认知军备比赛” 。在这场竞赛中，那些能够猜出其他动物在想什么的动物——能够跟踪朋友和敌人以及那些同属一个群体或者不是一个群体的动物——比那些不能猜出其他动物想法的动物发展得更快。

无论如何，今天我们已经进化得彼此相像，并且我们的祖先通过形成更大的固定群体来更好地利用能量之链。到了公元前12500年，在幸运纬度带上，四五十个人一同生活，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了，还有一些群体甚至超过了100人。

在冰期，人们搭起帐篷，吃光他们所能找到的动植物，然后搬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这个过程。我们歌唱着自己是一个游牧民，就像鸟儿一样自由等，但当能量之链使得我们完全有可能定居下来的时候，还是壁垒和家园对我们有更大的吸引力。早在公元前16000年，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制造陶器（如果你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一个地方的话，用陶器并不是一个好做法）；公元前11000年前后，秘鲁高地的狩猎-采集者已经筑起围墙，并保持洁净——对高度流动的人口来说，这毫无意义，但是对那些连续几个月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人来说，这么做是非常明智的。

最明显的人类群居和定居的证据来自被考古学家称为“侧翼丘陵区”的地方。侧翼丘陵区是西南亚一个跨越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以及约旦河谷的弧形带。本章我会花大量笔墨讨论这个区域，因为这个地区见证了人类首次摆脱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还见证了西方的诞生。

位于现在以色列的艾因-马拉哈（也称为埃南，图2.3）最能说明过去发生了什么。公元前12500年前后，一群不知名的人在这里建立了半地穴式的圆形房子。有的房子宽约九米，用石头砌墙，用修剪过的树干做房梁。烧焦的食物残渣表明他们曾收集在不同时期成熟的各种坚果及其他植物，把它们储存在铺有石膏的防水坑里，然后用石臼研磨。他们居住的村庄里到处都是鹿、狐狸、鸟儿以及（最为重要的）瞪羚的骨头。考古学家对瞪羚的牙齿很感兴趣，因为这些牙齿在冬天和夏天的时候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因此很容易看出它们是死于什么季节的。艾因-马拉哈地区的瞪羚牙齿有两种颜色，这很可能意味着人们常年居住在那里。目前为止，在侧翼丘陵区外，我们还未发现该时期的其他遗址。

定居和大规模群居大大地改变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周围的世界。在过去，人们只能跟着食物不断更换地方。他们肯定能说出他们停留过的每一个地方：我的父亲就是死在这个洞穴的，我的儿子在这里烧毁过一个小屋，那是鬼魂聊天的泉眼，诸如此类。但是，艾因-马拉哈不仅仅是人们生活过的一个地方。对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来说，艾因-马拉哈就是他们生活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经历生老病死。他们现在不再把遗体放在一个多年以后他们都不会再来的地方，而是埋在房子与房子之间，有的甚至还把遗体埋在自己的房子里面，把他们祖先的根扎在了这个特殊的地方。人们小心呵护着自己的房子，一次又一次地对房子进行重建。

他们也开始担忧起卫生问题。冰期觅食者的生活并不整洁，他们居住的地方到处都是食物残渣，因为当蛆和食腐动物出现时，人们早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寻找下一处食物来源。不过，艾因-马拉哈的人们的生活不是这样。他们哪儿也不去，因此也就不得不忍受这些垃圾。考古学家在艾因-马拉哈发现了大量的老鼠骨头——冰期的老鼠还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早期的食腐动物不得不把人类的垃圾列入食物来源。如果人们将所有的骨头和坚果都放在洞穴里，这对那些动物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如果早期的老鼠想依赖这些食物过活的话，它们很可能早在人类回来增添食物之前就饿死了。

永居村庄改变了啮齿类动物的生活。它们全天都可以大饱口福。可以在人们眼皮底下生活的小老鼠比那些又肥又大的老鼠生活得更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考虑到老鼠的繁殖能力，完全用不上一个世纪那么久），啮齿类动物实际上自行改造了基因，以和人类共存。鬼鬼祟祟的家鼠完全代替了它们的（野生）祖先，就像智人代替了尼安德特人一样。

家鼠对人类的这种“恩赐”也给予“回报”：它们在人类储存的食物和水里排泄，加速了疾病的传播。人们出于这种原因开始厌恶老鼠，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老鼠非常可怕。不过，最为可怕的食腐动物是狼，它们也难以抵挡垃圾的诱惑。大多数人认为，那些像《野性的呼唤》中一样的狼就像老鼠一样可怕，只不过老鼠长得更小，也没那么危险。

长久以来，考古学家都认为人们积极地驯养狗，把驯服的狼当成宠物来养，让它们生出更加温顺的狼崽——它们喜欢人类就像人类喜欢自己那样。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自然选择再一次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不过，不管怎样，狼、垃圾以及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我们称为“狗”的动物，这些狗可以杀死携带病菌的老鼠，甚至可以与狼作战，从而成了男性最好的朋友。狗也是女性最好的朋友：公元前11000年前后，有一位老媪被埋葬在艾因-马拉哈。她的一只手搭在一只小狗上，他们看起来就像睡着了一样 。

每日面包

在本书的前言部分，我将科幻作家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的俏皮话“懒男人想寻找更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于是就有了进步”扩展为一个社会学理论，即历史是因为懒惰、贪婪和恐惧的人们为了获得更方便、更有利和更安全的生活而产生的（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准则在冰期末期对侧翼丘陵区的人们产生了巨大影响，创造了具有西方特色的生活方式，使得西方的社会发展快于地球上的其他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一点归功于（或者归咎于）女性。在现代的狩猎-采集社会，女性主要做采集工作，而男性主要负责狩猎。男性的墓中主要是矛头和箭头，女性的墓中主要是磨削工具，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史前发生在东西方的事情差不多是一样的，这提示了目前为止本书主要问题的答案——我们在提到西方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生活方式时，该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起：约15 000年前，侧翼丘陵区女性的聪明才智。

野生谷物是一年生植物。也就是说，它们在一个季节里生根发芽，最后枯萎，然后在来年的时候，它们的种子长成新的植物。当植物成熟时，它的穗轴（连接种子和植物的小茎）就会变得脆弱，然后这些种子就会纷纷落到地面。种子落到地面时，外壳会摔碎，然后就会发芽。对15 000年前的觅食者来说，收集种子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拿着篮子，摇晃植物，把快要成熟的种子晃下来。唯一的问题是，每一个地方的每种野生植物的种子是在不同时期成熟的。如果这些觅食者来晚了，大部分的种子已经掉落，生根发芽或者被鸟儿吃了。如果他们来得太早，穗轴还太硬，也就不容易把种子摇落下来。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们都会失去大部分谷物。当然，他们也可以反复去同一个地方，不过这样他们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其他地方。

我们不知道懒惰（不想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贪婪（想要获取更多的食物）和恐惧（对饥饿或者他人抢先获得食物的恐惧）是否真的给了人们灵感，但是有人——很有可能是一个女人——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可以把最好的种子重新种植在特别肥沃的土壤里。之后，她很可能这样想：如果我们照料这些种子——翻土，拔草，甚至给这些植物浇水，那么我们每年都可以得到它们的果实，它们甚至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果实。生活非常美好。

侧翼丘陵区再一次为我们提供了最早的直接证据，对此我们要间接地感谢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最广为人知的是他们在萨达姆·侯赛因的领导下，在伊拉克发动了恐怖的政治运动，不过他们首先于1963年在伊拉克邻国叙利亚取得执政地位。在清除对手后，他们开始对叙利亚进行现代化改造，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在幼发拉底河上建设水坝，形成一个长约80千米的阿萨德湖——阿萨德湖目前供应着叙利亚大部分的电力。叙利亚文物总局预测洪水将会淹没侧翼丘陵区的核心地区，因此发动了一场国际性的运动，研究可能会受到破坏的地区。1971年，一支英国考察队发现了阿布胡赖拉遗址。阿布胡赖拉遗址上的发现表明，公元前7000年前后，这里曾经有一个村庄，考古学家也对此提供了大量的书面证据。不过有一道地沟显示，这个村庄是建立在更早时期的一个定居点的废墟上，这个定居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700年。

这是一个巨大的意外收获。发掘者开始与时间赛跑，因为洪水正在逼近；他们还要和战争赛跑，因为叙利亚的军队正在召集工人与以色列交战。当洪水淹没这个地方的时候，挖掘队已经挖掘了超46平方米的土地：虽然只是一小片区域，这却是考古上的一大重要发现。他们发现了半地穴式圆形小屋、磨削工具、壁炉以及几千颗烧焦了的种子。这些种子主要是野草的种子，但是其中一小把饱满、沉甸甸的黑麦种子尤其引人注目。

这些种子表明阿布胡赖拉遗址的人们已经开始使用锄头耕地了。他们把种子埋在土里，而不是仅仅把种子扔在土壤上。那些较大的幼苗比小幼苗更容易破土而出，接触空气。如果史前的耕种者把自己种植的所有植物都吃光了，那么种子大小也就不重要了。但是如果他们把其中的一些种子保存起来，以备来年再种，那么大种子的数量就会比小种子略多。最初的时候，这个差异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如果耕种者不断重复这个过程的话，随着种子的平均尺寸越来越大，他们对“正常”种子的标准也会逐渐提高。古植物学家（那些专门研究现存的古代植物的科学家）将这些大种子称为“栽培种子” ，与那些野生的谷物以及我们现在所食用的完全驯化的谷物区分开来。

公元前11000年，当阿布胡赖拉遗址的人们埋葬老媪和她的小狗时，他们早就已经频繁种植黑麦，收获更大的种子。现在看起来这似乎没什么了不起，但这是西方发展的萌芽。

失乐园

在地球的另一端，并没有出现小狗与黑麦，有的只是冰川在不断地融化。大约一万年前，融化的冰川冲刷出了北美洲，有了中西部平原。现在这些冰川的融化将这个树木日益增多的平原变成了一块沼泽之地，蚊虫滋生。生态学家将此称为“喝醉了的林地”——地面太潮湿了，那些树木根本就无法直立。巨砾和还未融化的冰块将冰川径流困在了大湖里。其中最大的是阿加西湖（图2.1），它是以一位瑞士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这位科学家在19世纪30年代第一次明确提出历史上曾出现过全球性冰期。到了公元前10800年，阿加西湖占了西部平原近65万平方千米的面积，是现在苏必利尔湖的4倍。接着，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情：气温和海平面的上升导致维持阿加西湖的冰盖融化、崩解。

与现在的很多灾难相比，阿加西湖的决口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例如，在令人印象深刻但并不可信的电影《后天》中，丹尼斯·奎德扮演了一个名叫杰克·霍尔的科学家（显然也是唯一的科学家）。他意识到全球变暖将在第二天导致冰盖崩溃。总统召见了他。在白宫里，他告诉总统，一场超级风暴就要发生，到时温度会降到约零下101摄氏度，阻断墨西哥湾暖流——正是这一暖流将热量传递到北欧沿海地区，使得英国伦敦的冬天不像安大略省伦敦市那么寒冷。霍尔认为，这场超级风暴将引发新的冰期，使得北美大部分地区不再适合居住。毫无疑问，总统对此持怀疑态度，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几个小时之后，暴发了超级风暴，霍尔的儿子被困在了纽约。后来就是一系列的英雄事迹。

我不打算剧透，但我要说的是，公元前10800年前后，当阿加西湖突然使墨西哥湾暖流停止流动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虽然没有出现影片中那样的超级风暴，但是当湖水流入大西洋时，整个世界进入了长达1 200年的冰期（地质学家将公元前10800—前9600年那段时期称为“新仙女木事件”，仙女木是寒冷气候的标志性植物，在当时的泥炭沼泽中很常见）。侧翼丘陵区永居村庄的人们食用野生谷物，产生成堆的垃圾，与老鼠和狗共同生活，但这些植物如今长得不那么茂盛了，结的种子也变得更少、更小了 。

人类被赶出了伊甸园。大多数人放弃了常年居住的村庄，形成了更小的群体，然后继续在山坡游荡，寻找下一顿的食物，就像冰期最冷时他们的祖先那样。在侧翼丘陵区发现的动物骨头显示，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杀，到了公元前10500年，瞪羚变得越来越小。早期人类牙釉质上的裂纹说明他们从小就缺乏营养。

之后人类再也没有面临同样规模的灾难。事实上，要找到可以与之相匹敌的，就得看科幻小说了。1941年，艾萨克·阿西莫夫在《新奇科幻》上发表了名为《日暮》的科幻小说，当时他刚开始他的写作生涯。故事发生在拉格什星球，这个星球有六个太阳。无论拉格什人去哪里，都至少有一个太阳照耀着，并且总是白天——除了每2 049年发生一次日食，那时太阳排成一条线，月亮位于太阳前方。天空变黑了，星星出来了，恐惧的人们做出种种疯狂的举动。日食结束的时候，拉格什人摧毁了自己的文明，回到了野蛮的状态。在接下来的2 049年中，他们又慢慢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到下一次日食发生的时候，又开始了这个过程。

新仙女木事件就像《日暮》再现：地球的运行变化使得冰冻和融化不断交替，每隔几千年就发生诸如阿加西湖决口这样的悲剧，把历史抹得一干二净。虽然《日暮》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美国科幻作家协会票选《日暮》为史上最佳科幻短篇小说，我本人也这么认为），但它并不是用来思考历史的绝佳例子。在真实世界中，即使是新仙女木事件，也不能像《日暮》那样将过去完全抹去。事实上，我们不妨追随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早在阿西莫夫成为作家前的2 500年，他已提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 ^[1] 这是一个著名的悖论：当你第二次踏进这条河的时候，是新的水流而不是原先的水流在流淌，它已经不是你上次踏进去的那条河了。

同样，我们也不可能经历两次同样的冰期。公元前10800年前后，当阿加西湖决口的时候，侧翼丘陵区的社会已经和冰期前的社会不一样了。与阿西莫夫笔下的拉格什人不同，当自然界使人类生活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地球人并没有发疯。相反，他们运用自己独特的技巧和聪明才智，在原先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新仙女木事件并没有让时光倒流。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时光倒流。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新仙女木事件非但没有使人类接近末日，反而加快了创新的发展。就像所有的科学技术一样，鉴定阿布胡赖拉遗址最早进行驯化黑麦的年代的科学技术所得出的结果存在误差。阿布胡赖拉遗址的发掘者指出，虽然先前提到大颗黑麦种子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1000年前后（在新仙女木事件之前），但是有可能在500年后（在新仙女木事件之后），人们才开始收获黑麦种子。也许阿布胡赖拉遗址的女性不是出于懒惰或者贪婪才去种植黑麦的，也许她们只是出于恐惧。由于气温降低，野生动植物减少，阿布胡赖拉遗址的人们很可能在尝试种植作物后，发现精心种植的作物能够产出更多、更大的种子。一方面，寒冷、干燥的天气使得人们更加难以种植谷物；另一方面，天气越恶劣，人们越有动力去做。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在新仙女木事件时，觅食者扛着几袋种子，将这些种子撒在有收成希望的地方，以解决自然界采集食物不足的问题。

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将证实这一猜想正确与否。不过我们已经知道，在侧翼丘陵区，不是所有人都是通过重回采集老路来应对环境灾难的。法国发掘队在穆赖拜特遗址——就在阿布胡赖拉遗址的上游，发现了建于公元前10000年前后的一个村庄。在阿萨德湖淹没这个村庄前，发掘队只挖掘出了约65平方千米的面积，但是已经足以看出这里的村民一起努力采集了大量的野生植物，捕获了很多瞪羚。在建于公元前10000—前9500年的一所房子内，考古学家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在一条陶土制成的长凳里，嵌着欧洲野牛祖先——原牛的一对牛角、两副肩胛骨，这种动物有1.8米高。

没有一个新仙女木事件前的遗址有这么奇怪的物件，但是考古学家在建于公元前10000年后的村庄中，发现了各种各样令人惊讶的事情。例如，1986年发现的位于伊拉克北部的克尔梅兹代雷。人们只挖掘出了两个小地沟，一个地沟的位置正好对着一个煮食野生食物的区域，就像艾因-马拉哈或者阿布胡赖拉遗址那样，而另一个地沟则没有任何室内活动的迹象。但是它有一排三间圆形小屋，每一间宽3~4米，往地下挖了约1.5米。第一间屋抹上了灰泥，有四根支柱。这四根支柱紧密排列，因此难以在房内走动。其中一根支柱保存完好：黏土浇注，抹上石膏，一端逐渐变窄，在靠近顶部处有奇怪的凸起，使得它看起来就像是人体躯干。这间房间里有大量泥土（显然是特意的），泥土里是一些动物的骨头和诸如石珠这样不寻常的物品。然后人们几乎在同样的地点挖掘出了另一间房间。和第一间房间一样，这间房间也抹上了石膏，装满了大量泥土。第三间房间的情况也是如此。人们在这个房间里发现了六个人类头骨。这些头骨没有下颌骨，将将露出地面。这些头骨很不完整，表明它们辗转多时之后才被埋在这里。

这些人究竟在做些什么？在考古学家中有这么一个笑话，就是每当我们无法确定挖掘出来的是什么时，我们就说这与宗教有关（当我在西西里岛挖掘出一个我认为与宗教相关的遗址时，我不再觉得这个笑话好笑了）。当然，问题是，我们无法挖掘出过去的信仰，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考古学家在谈论史前宗教的时候，只是在信口胡诌。

如果我们把宗教定义为信仰强大、超自然且往往无形的神秘力量——这些神秘力量关注人类，同时也希望人类能够关注它们（这常见于很多社会，以致一些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宗教扎根人类大脑），那么我们就能认出（如果不一定能理解）宗教仪式的废墟，人们通过这些仪式与神的世界进行交流。

宗教仪式因文化而异。例如在某些地方，只有当你把一只活的白山羊的鲜血倒在某一块石头的右边，或者只有当你脱下鞋子，双膝跪下，朝着某一个方向朝拜的时候，或者当你向神职人员忏悔你的罪行时，那些强大的神秘力量才能听到你的声音。当然远远不止这些行为。虽然宗教仪式多种多样，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许多宗教仪式要求有特殊的地点（山顶、洞穴和不寻常的建筑等）、物体（雕像、图案、珍贵或者外来的物品等）、运动（游行、朝圣等）以及服饰（非常正式，或衣冠不整），这些都增强了超越日常生活的感觉。包含奇异食物的宗教盛宴非常流行，同样流行的还有斋戒，目的是使人们进入全身心的静修状态。失眠、疼痛、反复唱诗、跳舞或者吃药都具有一样的效果，可以使真正圣洁的人进入恍惚状态，产生幻觉。

这些遗址包括：奇怪的地下房间、人形柱、没有下巴的头骨——虽然在对宗教的考察中，所有一切都是推测出来的，但是我认为它们是人类对新仙女木事件的宗教反应。整个世界都非常寒冷，植物濒临死亡，瞪羚正在消失。有什么比向上天、神灵以及祖先寻求帮助更顺理成章的呢？又有什么比选出特别的人和特别的地点来与神的世界进行交流更合适的呢？克尔梅兹代雷的那个神坛，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扩音器，放大人们寻求帮助的声音。

公元前9600年新仙女木事件结束后，世界变得暖和，此时侧翼丘陵区与3 000年前的情形并不一样，虽然当时世界也是在经历了冰期后开始变得暖和。全球变暖也没有两次踏进同一个社会。在早期的温暖时期，诸如艾因-马拉哈地区的人们开心地享受着自然界的丰富资源，而公元前9600年后侧翼丘陵区的人们则将大量资源投入了宗教。公元前9600年之后建立的很多地方都有精心埋葬的人类和原牛的头骨，还有一些看起来像公共神坛的大型地下房间。在叙利亚的杰夫–阿玛地区（已沉睡于阿萨德湖底），法国考古学家在一个大的地下房间周围发现了十所多功能的房子。一张长凳上摆放着一个人头，在房间的中间，是一具无头骨架。这看起来就像是在进行活人献祭，令人胆寒。

最令人惊讶的要数哥贝克力石阵。它坐落在山顶上，可以俯瞰土耳其东南部。自1995年以来，德国和土耳其的挖掘者已经挖出了四个下沉房间，高约3米，宽约9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000年或者更早。就像那些在克尔梅兹代雷发现的更小、更早的房间一样，每一个房间都被特意填埋了。房间里都有T形石柱，有的石柱甚至有两米多高，雕有动物纹饰。根据地磁测量，至少还有15个巨石遗迹埋在地下。这个遗址可能总共有200根石柱，其中许多都不止8吨重。考古学家还在一个矿场发现了一根重达50吨、高约6米的未完成的石柱。

早期的人类仅靠燧石工具完成了这些工程。虽然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什么这个特别的山顶会如此神圣，但它看起来确实像一个宗教圣地。也许它是欢度节日的地方，几百个人在这里聚上几周，雕刻石柱，然后把石柱拉到房间立起来。不过，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历史上从没有这么大规模的集体合作。

人类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他们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希望在面对灾难时获得神灵和祖先的帮助。虽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怀疑这些神灵以及祖先的灵魂是否真的存在，但是宗教仪式可以成为社会黏合剂。毫无疑问，那些相信通过宗教仪式会获得神灵帮助的人会更加坚韧不拔，共克时艰。

到了公元前10000年，侧翼丘陵区的发展早已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地区。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人仍然不停地在洞穴和野外之间变换着住处，就像2004年在中国龙王山发现的遗迹那样，唯一能够证明他们活动的就是一些烧土遗迹。在这个遗址发现的一块破碎的页岩或许是一把简单的石铲，意味着驯化谷物的时期开始了，但是这里没有像阿布胡赖拉遗址那样饱满的黑麦种子，更不用说诸如穆赖拜特和克尔梅兹代雷那样的遗址了。美洲最广为人知的遗址要数一间装满了弯弯的小树苗的小屋，它是由一群细心的挖掘者在智利的蒙特沃德发现的。在印度，考古学家还没有更多发现，散落的石器是唯一可以证明有人类活动的证据。

一个与众不同的西方世界正在形成。

变化的天堂

到了公元前9600年，地球再一次变得暖和。这一次，侧翼丘陵区的人们已经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牧草了。他们马上（所谓的马上，是在当时看来）又开始了耕种。到了公元前9300年，约旦河谷地区种植的小麦和大麦的种子比那些野生的种子要大得多，人们也开始修剪无花果树，以提高产量。目前世界已知的最古老的谷仓就是在公元前9000年前后出现在约旦河谷的，是黏土建造的小屋，宽和高各约三米。在那个时候，驯化已经在侧翼丘陵区至少七个地区发展起来了，从现在的以色列到土耳其的东南部。到了公元前8500年，饱满的谷物种子在整个地区都已经很常见了。

以现代的标准来看，这个地区的变化发生得非常慢，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侧翼丘陵区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差异越来越明显。这个地区的人们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植物的基因，创造了完全驯化的作物，没有人类的帮助，它们就无法自我繁殖。就像狗一样，这些植物需要我们，正如我们需要它们那样。

像动物一样，这些植物进化了，因为它们的DNA传到下一代时发生了随机突变。植物的突变偶尔会增加植物繁殖的概率。当环境也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变得相当普遍，就像永久性村庄的产生使得小型、温顺的狼比那些庞大、凶猛的狼更受欢迎，或者就像驯化使得饱满的种子比个头小的种子更具优势。我之前已经提到过，野生谷物的繁殖需要等它的种子成熟后落到地面，外壳破碎，然后种子才能生长。但是有一些植物（也就是一百万分之一或者两百万分之一的概率）的基因会发生随机突变，而这个基因加固了连接种子和植物的穗轴，也加固了保护种子的外壳。当这些种子成熟后，它们并不会落到地面，外壳也不会破碎。这些种子会等着觅食者来把它们拾起。但是每一年在觅食者到来之前，那些变异的植物就已经死亡了，因为它们的种子无法进入土壤，从而使这个突变成为不利的突变。如果人类摇晃这些植物，拾起掉落的种子，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突变的种子不会掉落，它们会再一次死亡。

植物考古学家激烈地讨论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改变了这种情况，但是这往往涉及人类的贪婪。女性（再一次，我们认为是女性）花了大量精力给最好的草地锄地、除草和浇水，她们想尽量多地从她们所种植的植物中获得食物。这意味着她们每一次到草地中去都要摇晃几次那些植物，然后她们肯定会意识到，无论她们摇得多么用力，一些固执的种子（那些穗轴坚硬的突变植物）就是不会掉落。所以人们很可能就会直接把这株令人讨厌的植物连根拔起带回家。毕竟，小麦和大麦的植株并不重，而且我很肯定，如果我遇到这种植物的话，我也会这么做。

如果那时女性从一堆种子中随意挑选一些种植，那么这些种子中就会既有突变的种子，也有正常的种子。事实上，突变的种子会更多一点，因为有一些正常的种子早就掉落了。因此每一年她们种植植物的时候，所种植的突变植物的数量就会略有增加。这是个缓慢的过程，当时的人们觉察不到这个过程，但是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像垃圾对老鼠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样。她们花费了几千年就完全改变了植物的基因，而再不是一两百万株植物里偶尔出现一株突变的。挖掘发现表明，直到公元前8500年前后，还没有出现完全驯化的小麦和大麦。但到了公元前8000年，我们在侧翼丘陵区发现的植物中有一半有着坚硬的穗轴。而到了公元前7500年，几乎所有的植物都有坚硬的穗轴了。

懒惰、贪婪和恐惧往往带来进步。人们发现，在园子里第一年种植谷物，第二年种植蛋白质丰富的豆类的话，土壤就会变得肥沃，同时也令自己的饮食更加丰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驯化了小扁豆和鹰嘴豆。人们把小麦和大麦在粗糙的磨石上捣碎，去除杂质，避免磨损牙齿。之后，他们发明了新的饮食方式——他们利用黏土烘制出防水的锅，用来煮食。如果我们可以将当时的女性与现代的农学家进行对比的话，正是她们做出了大部分或者说全部创新，同时，她们也知道了如何将亚麻织成衣服。动物的皮毛已经不受欢迎了。

当女性在种植植物的时候，男性（很可能是男性）开始养殖动物。到了公元前8000年，牧羊人在现在的伊朗西部成功养殖了山羊，山羊的基因后来得以进化，个头变得更大，性情变得更加温顺。公元前7000年前，牧人把原牛驯养成了今天温顺的奶牛，把野猪驯养成了家猪。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他们渐渐知道，不应在动物幼兽时期就全杀了吃肉，而应留着一些来获取羊毛和牛奶，而最有用的是可以利用它们拉车 。以前，人们搬运东西只能用肩扛，自从给牛套上挽具之后，人就省力多了，因为牛的挽力是人类的三倍。到了公元前4000年，牛拉犁使得植物种植和动物驯养融合在一起。人们继续忙碌着，直到又过了约6 000年，人类才在工业革命中开始利用煤炭和蒸汽这些新能源。

侧翼丘陵区的早期农夫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我们在乘坐长途航班时，往往害怕旁边坐着一个哇哇大哭的婴儿，但是我们不妨想想早期的女性觅食者，她们每年都要背着孩子步行几千千米去采集植物。显然，她们并不想要太多的孩子。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她们会母乳喂养孩子到三四岁，从而减少怀孕次数（产生母乳会阻止排卵）。冰期的觅食者很可能采用同样的方式，但是随着她们定居下来，她们开始不需要这么做了。事实上，生育更多的小孩成了一个优势，因为这会产生更多的劳动力。最近的骨骼研究表明，早期的农村女性通常待在同一个地方，储存好食物，生七八个小孩（其中可能有四个能存活到一岁，三个存活到生育年龄），而她的祖先只会生五六个小孩。人们种植的作物越多，能养活的孩子也就越多。当然，他们养的小孩越多，种植的作物也就越多。

于是人口激增。到了公元前8000年，一些村庄甚至有500个村民，是新仙女木事件前艾因-马拉哈等村庄的十倍。到公元前6500年，在现在土耳其的恰塔霍裕克，人口可能已经达到了3 000人。这些村庄急剧膨胀，它们因此也就面临着潜在的问题。科学家通过显微镜对恰塔霍裕克的沉积物进行分析，发现人们把臭烘烘的垃圾和粪便倒在房子之间，堆积如山，然后这些垃圾和粪便被踩成了尘埃和烂泥。这些脏东西会吓退狩猎-采集者，但是显然对老鼠、苍蝇和跳蚤有利。我们可以从被踩成泥地的几小块粪便中看出，人们也在室内饲养动物。约旦加扎勒泉遗址发现的人类骨骼表明，到公元前7000年时，肺结核已经从牛群传染到人类。人们定居下来，种植更多的作物，增加了人口，但是这也意味着要养活更多的人，会产生更多的细菌，这些都增加了死亡率。每一个农村在刚形成时的几代往往会迅速发展，直到它们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达到平衡。

虽然很肮脏，但很显然，这就是人们想要的生活。狩猎-采集者群体有着广阔的地理活动范围，但是社会活动范围很狭窄：环境发生了变化，但人类没有改变。早期农夫的生活正好相反。你的一生可能都生活在自己出生的小村庄里——这个村庄到处都有神坛，有盛大的节日和宴会，有住在坚固房子里的爱说闲话的邻居，他们的房子抹上了石灰，屋顶还是防水的。在现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些小屋既拥挤，又烟雾缭绕，还散发出恶臭，但是它们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因为人类不用再居住在潮湿的山洞里，也不用在下雨时在树下缩成一团。

早期的农夫改变了环境，把它变成了同心圆——在圆的中心，是他们的家，然后往外依次是邻居、耕地和牧场。牧羊人在冬夏，把饲养的动物赶到这些牧场。在这些牧场之外是一个野生、不受约束的世界，有着可怕的动物和猎杀可怕怪物的野人。一些挖掘者发现了一些刻有几条线的石板，在一些考古学家看来，这些线条画的就是林间小道。在公元前9000年前后，杰夫-阿玛地区的村民和现在被阿萨德湖淹没的一些地区的人们似乎已经开始书写原始文字了，他们把蛇、鸟、农场动物和一些抽象的符号刻在石头上。

我们可以认为，侧翼丘陵区的人们通过将这些心理结构作用于他们的世界，也驯养了自己。他们甚至给“爱”赋予新的意义。夫妻之间的爱或者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是很自然的，在人类身上延续了几百万年，但是农业给这些关系注入了新的力量。觅食者原先总是把自己的知识告诉他们的孩子，教他们如何找到成熟的植物、野生的动物以及安全的洞穴，但是农夫传给下一代的东西更具体。为了生活得更好，人们现在需要财产——房子、土地和牲畜，更不用说诸如水井、墙壁以及工具这样的东西。显然，第一批农夫是集体主义者，他们共同分享食物，甚至还一起煮食，但是到了公元前8000年，他们建起了面积更大、功能更多的房子，每一间房子都有专门的储藏室和厨房。他们还有可能把土地变成了私有田地。人们开始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小型的家族，家族成为几代人之间传递财产的最小单位。后人需要这种物质的继承，否则他们会变得非常贫穷。财产的传承成为关乎生死的重要事情。

有迹象表明当时人们已经产生祖先崇拜。我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0年，例如克尔梅兹代雷地区没有下颌的头骨，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祖先崇拜不断升级。将几代死者埋在房子下面变得很常见，这种方式似乎能够充分表现出财产与后人之间的关系。有的人不仅仅将尸体埋在地下，他们会把腐烂之后的尸体挖出来，把头颅拿走，再把无头尸体重新下葬。他们利用石膏，在头颅上制作出面容，在眼眶里装上贝壳，再画出一些诸如头发这样的细节。

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领域由男性主导，而凯瑟琳·凯尼恩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考古学家。她在西岸的杰里科遗址进行挖掘时，率先发现了这个可怕的风俗。不过现在考古学家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抹上石膏的头颅。人们究竟对头颅做了什么，我们还不清楚，因为我们只发现了那些重新被埋起来的头颅。大多数头颅被放在了深洞里，不过在恰塔霍裕克，我们发现了一位埋葬于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女性，她将一个头颅抱在胸前，这个头颅曾不止三次被抹上石膏并涂成红色。

早期农夫与尸体如此亲密的接触会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感到不适，但是显然，这对侧翼丘陵区的人们有着重大意义。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这表明了祖先是最重要的超自然存在。祖先遗留下了财产，使活着的人不至于饿死，活着的人因此对他们表示敬意。祭祖仪式为财产的传递披上了神圣的光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人比其他人拥有得更多。人们也有可能利用头颅来召唤祖先的灵魂，问他们的祖先何时开始耕种，去哪里捕猎，或者是否应袭击邻居。

整个侧翼丘陵区都出现了祖先崇拜。在恰塔霍裕克，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尸体埋在房子下面，抹上石膏的祖先头颅嵌进墙壁。在加扎勒泉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两座暗窖，窖里有真人大小的立像和胸像，是用涂上石膏的芦苇做成的。一些雕像有两个人头，大部分雕像都有大大的眼睛。最令人惊讶的是，在公元前8000年前后，土耳其东南部恰约尼地区的人们建起了被挖掘者称为“死亡之屋”的地方。在祭坛后面，藏着66个头颅和400具骷髅。化学家检测出，祭坛里的沉积物是人类和动物的血红蛋白结晶。黏土碗上有更多的人血，另外两个房子里也有沾满血污的祭坛，其中一个祭坛上还刻着人头。这相当令人难以置信。它听起来就像是一部惊悚电影——受害者被绑到祭坛上，挣扎着，祭司用锋利的熢石割开他们的脖子，然后把他们的头锯下，储藏起来，信徒喝着他们的鲜血……

或许不是这样。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东西并不能证实或者推翻这样的假想。不过，这些塑像以及“死亡之屋”似乎暗示出现了宗教专家，他们用某种方式令人们相信他们能够接近超自然力量。也许他们能够进入恍惚或痉挛状态，也许他们能够更好地描述幻觉。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祭司可能是第一个享有制度化权威的人。这也许就是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的起源。

无论正确与否，等级制度在家庭内部发展得最快。我已经说过，在狩猎-采集社会，男性和女性各自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男性主要进行狩猎活动，而女性主要负责采集活动。不过现代研究表明，驯养进一步加剧了性别之间的分工，把女性限制在了家庭内部。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使得大多数女性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怀孕以及照顾小孩上。农业的变化——很可能是女性带来的变化——更强化了这种现象。驯化的谷物比野生谷物需要更多的加工处理。因为女性可以一边照看婴儿，一边在家打谷、研磨和烘烤，所以这些就变成了女性的工作。

当出现土地辽阔而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时（如早期的耕种时期），人们往往开垦大片土地，但耕种得不精细，男性和女性共同锄地和拔草。如果出现人口增长，而农田面积却没有增加的情况（就像公元前8000年后的侧翼丘陵区那样），人们就会更努力地耕作，通过施肥、犁地和灌溉从每一块土地上获得更多食物。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上半身的力量。有很多女性跟男性一样强壮，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男性负责户外工作，女性则负责室内工作。成年男性在农田里耕作，男孩照料牲畜，成年女性和女孩做着比以前更加明确的室内工作。考古学家在阿布胡赖拉遗址发现了162具公元前7000年的骷髅，通过研究，考古学家发现了令人惊讶的性别差异。男性和女性的上脊椎骨都变大了，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头上经常顶着沉重的物体，但是只有女性的脚趾有关节炎，这是因为她们在研磨谷物的时候，长时间跪着，用脚趾发力。

除草、清理石块、施肥、浇水和犁地都能增加产量，并且继承一块精心照料的土地，而不仅仅是任意的一块土地，对一家人的财富来说有很大的差别。公元前9600年后宗教的发展方式表明人们开始在意祖先和继承，我们不妨认为正是从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把宗教仪式与其他制度结合起来。面对着这么多的危险，现代农夫想要确保将来继承自己财产的人是他们的亲生孩子。觅食者对性的随意态度转变为男性对女儿婚前贞洁和妻子婚外行为的诸多担忧。传统农业社会的男性一般在30岁左右结婚，也就是在他们继承财产之后，而女性一般在15岁左右结婚，以减少其外遇的机会。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种模式是不是起源于农业早期，但是这很有可能。例如，公元前7500年之前，一个女孩往往是在父权下成长的，到青少年时期，她从父权手中被移交到夫权手中，她丈夫老得可以当她父亲了。婚姻可能会成为财富的来源，例如一个已经拥有大量土地和牲畜的人与另一个财产相当的人结婚时，就会巩固双方已有的财产。富有的人变得更加富有。

有值得继承的东西就意味着有值得被偷的东西。公元前9600年之后，侧翼丘陵区的防御工事和有组织的争斗的出现显然并非巧合。现代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充满暴力，由于没有真正的等级制度约束他们，年轻的狩猎者往往认为杀人是解决争端的最好办法。在很多集体中，这就是死亡的主要原因。为了能够住在一起，人们不得不学会处理人际暴力。那些能够处理这些暴力的人将发展得很好，并且能够利用暴力从其他部落夺取物品。

最引人注目的证据是在杰里科城墙遗址发现的。此处因《圣经》里的故事广为人知：约书亚率以色列大军围攻杰里科，鼓号齐鸣六天六夜，终于在第七天城墙倒塌，大军摧毁了杰里科。50年前，凯瑟琳·凯尼恩在这里挖掘的时候，她确实发现了城墙，但并不是约书亚摧毁的那堵墙。约书亚生活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而凯瑟琳·凯尼恩所发现的防御工事比这还要早8 000年。凯瑟琳·凯尼恩认为，这些高约4米、厚约1.5米的墙是防御堡垒，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300年。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显示，凯瑟琳·凯尼恩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她以为的“堡垒”实际上是由不同时期建造的几堵小墙组成的，当初修建这些墙也许是为了阻挡河流。不过，她的第二个伟大发现——一个约9米高的石塔很可能是防御工事。就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而言——将一块磨尖了的石头绑在棍子的一端，这确实是一个强大的堡垒。

除了侧翼丘陵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方的人们有这么多要保卫的东西。在公元前7000年，这个区域之外的所有人几乎都是觅食者，根据季节的变化转移地点，他们建立村落的地点，例如现在巴基斯坦的梅赫尔格尔和长江三角洲的上山，以杰里科的标准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地球上其他地方的狩猎-采集者能够被空运到恰约尼或者恰塔霍裕克，他们一定不会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这里没有他们那样的洞穴或者小木屋，取而代之的是繁华的城镇，镇上有坚固的房子、大量的食品储备，以及让人惊叹的艺术和宗教纪念碑。他们会发现自己劳作苦，寿命短，而且体内有一群令人讨厌的微生物；他们会和那些富人以及穷人接触，对男性之于女性的权威以及父母之于孩子的权威感到恼怒或者高兴；他们甚至还可能发现，一些人能够在宗教仪式中杀死自己；他们也可能疑惑，为什么人类要让自己遭受这一切。

前进和繁殖

让我们从产生等级制度和繁重工作的史前侧翼丘陵区快速前进一万年到1967年的巴黎。

对于巴黎大学楠泰尔学院校园的中年男管理员来说（源自恰塔霍裕克地区的父权制），他们管理的女学生不能进入男生的宿舍（反之亦然）。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显然不能理解这样的规定，但是300代人的时间以来，年轻人不得不遵守这样的规定。不过现在不再是这样了。随着冬季的来临，学生们对长者的权威发起挑战，希望决定自己的爱情生活。1968年1月，丹尼尔·科恩·本迪特（现在欧洲议会中一位受人尊敬的绿党成员，以前曾经是一个学生激进分子，被称为“红色丹尼”）发动了“五月风暴”，揭开了一连串学生运动的序幕。学生走上街道示威，与武装警察发生冲突。路障和焚烧的汽车使得巴黎瘫痪。法国总统戴高乐秘密会见了他的将军们，想寻求军队的支持去镇压学生运动。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密歇根大学年轻的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萨林斯早年因写过一系列关于社会进化的精妙论文以及对越南战争的批判而闻名。现在他放弃了在安娜堡（他毫不留情地将安娜堡称为“一个只有小巷的小大学城” ，这有些刻薄但不失公正）学习的机会，转而来到人类学和学生激进主义的圣地——法兰西学院，在那里待了两年。随着危机的加深，萨林斯向《摩登时代》杂志投了一篇文章，这份杂志是法国知识分子的必读读物，后来这篇文章成为有史以来人类学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文章之一。

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在楠泰尔的墙上潦草地写着：“打开托儿所、大学以及其他牢笼的大门。由于教师和考试，我们的竞争从六岁就开始了。” 萨林斯的文章为学生提供了某些东西：不是答案——无政府主义者很可能并不想要答案（“做一个现实主义者，要求不可能的事”是他们的口号之一），但至少是某种鼓励。萨林斯认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为不可实现的事物——无限的需求建立了圣地”。我们遵从资本主义的准则，努力赚钱，所以我们能够通过购买那些我们并不需要的东西来满足我们无限的需求。萨林斯建议，我们可以向狩猎-采集者学习。他解释道：“世界上最原始的人类，几乎没有任何财产，但是他们并不贫穷。” 这听起来就像一个悖论：萨林斯认为狩猎-采集者一般一周只工作21~35个小时——比巴黎工厂的劳动者，甚至可能比学生的工作时间还短。狩猎-采集者没有汽车，也没有电视，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应该渴求这些东西。他们的收入很少，但是他们的需求更少，萨林斯认为，正是因为这样，他们生活在“原始富足的社会”。

萨林斯提到了关键的一点，他问道：如果得到的报酬是工作、不公平和战争的话，为什么农耕会取代觅食？但农耕确确实实取代了觅食。到了公元前7000年，农业完全统治了侧翼丘陵区。公元前8500年之前，驯化后的谷物就已经传到塞浦路斯，到公元前8000年，就传到了土耳其中部。到了公元前7000年，完全驯化的植物就已经传到了以上所有地区，并向东传到了巴基斯坦（或者有可能是巴基斯坦自己发展起来的）。它们在公元前6000年到达了希腊、伊拉克南部和亚洲中部，在公元前5500年到达埃及和欧洲中部，在公元前4500年到达大西洋沿岸（图2.4）。

几十年来，考古学家一直对事情发生的原因争论不休，但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例如，在一篇权威评论的末尾，剑桥大学的格雷姆·巴克给出了他所能给出的最好结论，农夫“用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速度，出于不同的理由代替了觅食者，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挑战是相似的” 。

虽然整个过程杂乱无章——这个过程经历了几千年，穿过了几个大陆，怎能不混乱？但是如果我们记得这是关于地球在能量链上的运动，那么我们就能明白其中很大一部分。轨道的变化意味着地球能获得更多太阳能，光合作用将大部分太阳能转化成了化学能（生长了更多植物），新陈代谢将一部分化学能转化成了动能（更多动物），农业使得人类能够从动植物中获取更多的能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虽然害虫、捕食者和寄生生物吸收了其中一部分能量，但还是有很多剩余的能量。

像植物和其他动物那样，人类主要通过有性繁殖来释放多余的能量。高出生率意味着新的村庄可以迅速发展，直到每一寸可利用的土地都被耕种，然后出现疾病和饥饿，导致死亡人数与新出生人口相当。能量捕获和能量消耗达到了大致的平衡。一些村庄就这样稳定下来，总是在崩溃的边缘徘徊着；而在另一些村庄，则有一些大胆的人决定重新开始。他们也许会走上一个小时到同一个山谷或平原上的一块空地（也许不太理想），或者长途跋涉几百千米寻找他们听说过的绿色牧场。他们甚至还可能漂洋过海。毫无疑问，很多冒险家都失败了，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幸存者灰溜溜地回来了。不过，有一些人成功了。人口数量急剧增长，直到死亡率赶上了出生率，或殖民地又分离出自己的殖民地。

当大多数农夫扩张到新的领土时，他们发现觅食者已经生活在那里了。这让我们很容易想到美国西部电影中的场景：抢掠牛群、剥头皮、枪战（实际上双方用的是弓箭）。不过现实可能没这么戏剧化。考古学家研究发现，每一个地区的首批农夫往往定居在与当地觅食者不同的区域。这一点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因为最好的农田和最好的觅食地很少重叠。至少在初期，农夫和觅食者可能互相忽视。

当然，最后觅食生活消失了。今天，你在托斯卡纳或者东京郊区已经看不到狩猎者或者采集者在修剪整齐的地方游荡了。农业人口迅速增长，仅仅几个世纪就占领了最好的土地，直到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好入侵（在他们眼里的）觅食者生活的边缘地区。

关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主要有两个理论。第一个理论认为，农夫从根本上摧毁了原始富足的社会。疾病是其中一个原因，老鼠、牲畜以及永久性村庄毫无疑问使得农夫没有狩猎-采集者那样健康。不过，我们不能将这种传染病与1492年之后夺取几百万美洲原住民性命的传染病相比。农夫与觅食者只是隔着几千米的森林，而不是不可穿越的海洋，因此他们之间疾病的差异并不是非常大。

但是，即使没有大规模的屠杀，人口数量还是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觅食者决定和农夫打一仗，就像很多现代殖民地边境所发生的事那样，他们有可能摧毁奇怪的农业村庄，不过，会有更多的农夫前来，攻破他们的防线。另外，觅食者可以选择逃跑，但是无论他们撤退多远，新的一批农夫最后还是会出现，农夫会砍掉更多的树，到处传播细菌，直到觅食者退至农夫根本无法使用的土地，就像西伯利亚和撒哈拉沙漠的情况那样。

第二个理论认为，以上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因为在图2.4所示的大部分区域出现的首批农夫并不是来自侧翼丘陵区的移民的后代。他们是定居下来的当地狩猎-采集者，最后自己成了农夫。萨林斯的观点使得农业与原始富足的社会相比毫无吸引力，但是觅食者很可能并没有面临两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一个离开耕地开始游走的农夫不会一脚踏入与自己泾渭分明的觅食者的领域。相反，他会首先进入一个耕作精细度稍低的村庄（也许只是锄地，没有犁地和施肥），然后进入耕作精细度更低的村庄（可能烧毁森林，种植植物，直到再次长出野草），之后他继续迁移，最后，他会进入那些完全依赖于狩猎-采集的社会。思想、人口和细菌在这个广阔的接触带不停地来回流动。

当觅食者意识到他们的邻居以劳动更为密集的生存方式破坏、驱赶他们赖以生存的野生植物和动物时，他们没有对农夫发动进攻或者逃跑，而是加入了这个群体，加强了自己的耕作。人们并没有用农业完全取代采集业，而是决定少花一点时间进行采集，多花一点时间种植。之后，他们可能要决定是否要除草、犁地和施肥，不过如前所述，这只是从原始富足社会迈向繁重劳作和慢性疾病的一小步，而不是一次一劳永逸的飞跃。整体说来，在经历了几百年，跨越了几千千米后，那些向农业靠近的觅食者人口数量增多了，而那些固守自己传统方式的人减少了。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的“边界”扩展了。没有人选择等级制度和更长的工作时间，女性也不喜欢患有关节炎的脚趾，这些事悄悄地降临到他们身上。

无论考古学家挖掘出多少石器、焚烧过的种子或者地基，他们都无法证明其中任何一个理论。不过遗传学再一次提供了（部分）帮助。20世纪7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路易吉·卡瓦利-斯福扎对欧洲血型和核DNA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他的团队发现从东南部到西北部，基因频率的变化相当一致（图2.5）。他们指出，这一考古发现证实了图2.4所展示的农业传播方式。他们得出结论：西亚移民把农业带到欧洲后，他们的后代大规模地替代了原始觅食者，把剩余的觅食者逼退到遥远的北部和西部。

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认为语言学也支持卡瓦利–斯福扎的观点。他认为，第一批农夫不仅用西南亚的基因替代了欧洲的基因，还用侧翼丘陵区的印欧语系代替了欧洲的本土语言，只留下了诸如巴斯克语这样的孤立的古老语言。农业社会对原始富足社会的取代在欧洲人的血液和语言中体现了出来。

起先，这些新的证据只是引起学者们更多的争论。语言学家马上就挑战了伦福儒的观点，认为如果欧洲语言真的是在六七千年前从同一个祖语中分离出来的话，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就会更大。1996年，布莱恩·赛克斯带领的牛津团队在遗传学方面挑战了卡瓦利-斯福扎的观点。赛克斯研究的是线粒体DNA而不是核DNA。他发现，传播路线不但并不像图2.5所展示的那样自东南向西北传播，而且由于这个传播路径太混乱，无法轻易地在地图上表现出来。赛克斯发现了6组基因宗谱，只有其中1组能够与西亚农业移民相联系。赛克斯认为，其他5组的历史更加久远，可以追溯到5万~2.5万年前。他总结道，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欧洲第一批农夫主要来自那些决定定居下来的原始觅食者，而不是来自侧翼丘陵区的移民后代。

卡瓦利-斯福扎和赛克斯的团队在1997年《美国人类遗传学》期刊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后来，他们的观点开始慢慢融合。卡瓦利-斯福扎现在认为西亚农业移民占了欧洲人DNA中的26%~28%，赛克斯则认为是约20%。要说每五个欧洲人中，有三四个欧洲人是原始觅食者的后代，一个是西南亚移民的后代，虽然过于简单，但也没有太大的错误。

命中注定

无论是卡瓦利-斯福扎、伦福儒，还是赛克斯，抑或是他们的相互融合都无法令楠泰尔的学生高兴，因为这些理论都认为农业的胜利在所难免。遗传学和考古学认为，竞争与考试或者教师无关，因为竞争一直伴随着我们。这意味着不管如何，事情大体上都会像现在这样发展。

但是，这是真的吗？毕竟，人类有自由意志。懒惰、贪婪和恐惧或许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其中做出选择。如果欧洲第一批农夫中至少有3/4是原始觅食者的后代，那么显然，如果有足够多的史前欧洲人抵制耕种的话，他们就不会选择耕种。那么，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呢？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的。在公元前5200年前的几百年前，农业发展的浪潮从现在的波兰席卷至巴黎盆地，之后戛然而止（图2.4）。在之后的1 000年里，几乎没有农夫进入他们与波罗的海之间的八九十千米的土地，波罗的海地区的觅食者也很少有人从事更加精细的耕作。在这里，觅食者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农业/觅食的断层线，我们发现了大量设防定居点和年轻男子的骨骼，他们头骨正面和左侧留下了钝器打击的致命伤，如果他们是与右手持石斧的敌人面对面搏斗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形。一些乱葬坑甚至可能是大屠杀的恐怖遗迹。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7 000年前，在欧洲北部平原的边缘发生了怎样英勇和野蛮的行为，但是地理和经济对确定农业/觅食边界的作用与文化和暴力的作用一样大。波罗的海的觅食者生活在一个寒冷的伊甸园，这里丰富的海洋资源常年供养着村庄里密集的人口。考古学家已经挖掘出大量贝壳，这些东西是盛宴上的剩菜，在村庄的周围堆积如山。显然，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觅食者能够自给自足：有足够多的觅食者可以对抗农夫，但只够养活自己，其中一部分人不得不转向农业生产。同时，农夫发现，那些原先在侧翼丘陵区驯化的动植物在这个遥远的北部生长得并没有那么好。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公元前4200年之后，农业会最终移至北部。一些考古学家强调是推力的作用，认为农夫的数量已经增加到一定程度，所以他们压制了所有反对的声音；另一些人强调是拉力的作用，认为狩猎-采集社会自身的危机使得北部受到侵略。但是无论结局怎样，波罗的海的这个特例表明，一旦侧翼丘陵区出现了农业，原始富足的社会将无法存续。

我这么说并不是在否定自由意志的存在。那很愚蠢，但有很多人会受到诱惑而否定自由意志的存在。例如，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战争与和平》的结尾就用奇怪的附录否认历史上的自由意志——说它奇怪，是因为这本书描写了各种痛苦的决定（和优柔寡断）、思想的突然转变和很多带来严重后果的愚蠢错误。托尔斯泰认为，尽管如此，“历史上的自由意志只是一种表达，这种表达暗示着我们并不知道人类历史的规律”。他继续说道：

历史承认人的自由意志是一种能影响历史事件的力量……这正如天文学承认天体是受一种自由力推动那样……如果有一个自由运行的天体，那么开普勒定律和牛顿定律就不存在了，任何天体运动的观念也就不再存在，如果存在着一种人的自由行为，那么就不存在任何历史规律，不存在任何历史事件的观念。 ^[2]

这是一派胡言，高级的一派胡言，但再高级也是一派胡言。在任何一天，任何一个史前的觅食者都可以决定不进行精细生产，任何一个农夫也可以从自己的土地或者磨石边走开，去收集坚果或者捕杀野鹿。显然，有些人这么做了，于是对他们自己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长远来看，这并不重要，因为对资源的竞争意味着那些继续耕作或者更加辛勤耕作的人能够获得更多资源。农夫们生育更多小孩，饲养更多牲畜，开垦更多田地，对觅食者越发不利。就像公元前5200年波罗的海的情形那样，农业的扩张在某个时候放慢了脚步。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

毫无疑问，农业也会受到当地条件的限制（例如，在公元前6500—前6000年，过度放牧使得约旦河谷变成了一片沙漠），但是除了像新仙女木事件这样的气候灾害，世界上的所有自由意志都无法阻止农业生活方式向所有适宜的地方扩展。当智人与温暖、潮湿和稳定的气候以及能够被驯化的动植物联系起来，农业的发展就变得不可避免。

到了公元前7000年，欧亚大陆西端那些充满活力的、开放的农业社会与地球上的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一样。这时，我们可以将“西方”与其他地方区分开来。但是，西方与其他地方之间的差异并不是永久性的。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在幸运纬度带上，大约有六个地区的人们开始独立发展农业（图2.6）。

在侧翼丘陵区之外，农业发展最早也最明显的地方就是中国。公元前8000—前7500年，长江流域的人们就开始种植水稻；公元前6500年，华北地区的人们开始种植粟；粟和稻分别在公元前5500年和公元前4500年完全驯化；野猪也在公元前6000—前5500年被驯化。最近的研究发现，耕种在美洲几乎同时开始。公元前8200年，秘鲁北部的南充克流域已经开始驯化南瓜，公元前7500—前6000年，墨西哥的瓦哈卡流域也开始种植南瓜。公元前6500年时，南充克流域已经出现了花生。虽然瓦哈卡地区野生的大刍草转变为驯化的玉米的考古证据只能追溯至公元前5300年，不过遗传学家怀疑这个过程实际开始得更早，在公元前7000年前后。

显然，中国和美洲的驯化与侧翼丘陵区没有关系，不过发生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的情况就没有那么明朗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驯化的大麦、小麦、绵羊和山羊突然在梅赫尔格尔出现了，很多考古学家认为是来自侧翼丘陵区的移民把它们带到那里的。小麦的出现尤其具有说服力，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证明当地野生小麦可能是从梅赫尔格尔附近区域进化而来的。植物学家还没有对这个地区进行彻底的研究（甚至在这些荒凉的部落领地上四处打探的巴基斯坦军队也并不十分了解），所以这里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虽然现有的证据表明印度河流域的农业确实是由侧翼丘陵区发展而来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地区的农业以自己的方式迅速发展着：在公元前5500年，人们驯化了当地的瘤牛；公元前2500年出现了一个先进、有文化的城市社会。

公元前7000年前后，撒哈拉沙漠的东部比现在要潮湿得多，每年夏季都有大量的季风雨注入湖中，即便如此，它还是不适宜居住。在这里，逆境显然是“发明之母”：牛和羊不能在野外生存，但是如果觅食者将它们从一个湖赶到另一个湖，就能使这些动物生存下来。公元前7000—前5000年，觅食者把自己变成了牧民，把野生牛羊变成了体型更大、性情更加温顺的动物。

到了公元前5000年，在两个高原地带也出现了农业，其中一处在秘鲁，人们在这里放牧美洲驼/羊驼，采集变异的藜麦种子；另一处是新几内亚岛。考古学家在新几内亚岛的发现和在印度河流域的发现一样有争议，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公元前5000年时，高地的人们放火烧毁森林，抽干沼泽，驯化香蕉和芋头。

这些地区的发展历史大不相同，但就像侧翼丘陵区一样，每一个都是独特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传统的起点，这些传统流传至今。在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答那个从第一章起就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了，那就是如何定义西方。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对各种“弹性地理”的西方定义做出了批判。他认为，这些定义“只是为了扩大其提出者的利益”。戴维斯不分精华糟粕全盘否定，并且拒绝谈论什么是西方。多亏了考古学家提供的时间深度，我们现在能够分析得更好。

现代社会的伟大文明都要追溯到冰期末期驯化的开始。我们没有必要因为戴维斯描述的知识分子之争而不把“西方”作为分析范畴：它只是一个地理术语，指的是那些由欧亚大陆最西部的核心驯化地区（位于侧翼丘陵区）发展而来的社会。公元前11000年之前把“西方”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地区来讨论毫无意义，当时的耕作刚刚开始让侧翼丘陵区变得不同。只有在公元前8000年之后，“西方”这个概念才变成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但是其他农业核心也开始出现。到了公元前4500年，西方扩张，囊括了欧洲大部分的地区，并且在过去的500年里，殖民者把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西伯利亚都纳入了“西方”。因此，把“东方”定义为那些在公元前7500年由中国最东部的核心驯化地区发展而来的社会再自然不过了。我们同样也可以谈论具有可比性的美洲、南亚、新几内亚和非洲的传统。我们问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实际上是问为什么是从侧翼丘陵区农业核心发展而来的社会，而不是从中国、墨西哥、印度河流域、撒哈拉东部、秘鲁或者新几内亚的农业核心发展而来的社会主宰我们的地球。

我的脑海中马上就浮现出长时段注定论：侧翼丘陵区的人们，即第一批西方人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早几千年开始发展农业，是因为他们更加聪明。当他们横跨欧洲时，他们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基因和语言四处传播。公元1500年之后，欧洲人在殖民化其他地区时又将自己的智慧传播至全球。这就是西方得以主宰世界的原因。

就像我们在第一章讨论的种族论那样，这个解释毫无疑问也是错误的。至于原因，进化学家和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已经在他的经典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做出了有力的解释。戴蒙德认为，自然是不公平的。侧翼丘陵区比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早几千年出现农业，不是因为那里的人们特别聪明，而是地理因素使然。

戴蒙德认为，虽然现在地球上约有20万种植物，但是只有约2 000种是可以食用的，其中只有约200种可以驯化。事实上，我们今天消耗的热量中超过一半来自谷物，其中最重要的谷物包括小麦、玉米、稻、大麦和高粱。这些从野生状态进化而来的谷物并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均匀分布的。在56种最大、最有营养的种子中，有32种生长在西南亚和地中海盆地，而东亚只有6种，中美洲有5种，撒哈拉以南非洲有4种，北美洲也是4种，澳大利亚和南美洲各有2种，西欧有1种。如果人们（就整体而言）是完全一样的，并且世界上的所有觅食者都一样懒惰、贪婪和恐惧，那么侧翼丘陵区的人们比其他人更早开始驯化动植物是因为他们有更多好的原材料。

侧翼丘陵区还具有其他优势。野生小麦和大麦只需要一个基因突变就能被驯化，但是将大刍草变成玉米却需要几十个基因突变。公元前14000年前后进入北美洲的人不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懒惰、更愚蠢，他们种植大刍草而不是小麦，这也没有什么错。在美洲，没有野生的小麦。移民也不能将驯化作物从东方带到美洲，因为只有美洲和亚洲之间出现陆桥的时候，他们才能进入美洲。公元前12000年前后，当上升的海平面还没有淹没陆桥时，他们还没有驯化作物可以携带。当出现驯化的粮食作物 时，陆桥已经被淹没了。

在驯化动物方面，机遇再次青睐了侧翼丘陵区。世界上有148种大型哺乳动物（重量超过45千克），直到1900年只有14种被驯养，其中有7种原产于西南亚。世界上5种最重要的驯养动物（绵羊、山羊、牛、猪和马）中，除了马，都源自侧翼丘陵区。在14种被驯养的动物中，东亚有5种，而南美洲只有1种，北美洲、澳大利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一种也没有。当然，非洲有许多大型动物，但是在驯养诸如狮子和长颈鹿这样的物种时，显然具有极大的挑战性——狮子会吃掉你，而长颈鹿跑得比狮子还快。

但是，我们不应该认为侧翼丘陵区的人们首先发展了农业是因为他们在种族上或者文化上更加优越。是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比其他地方有更多适合驯化的动植物，所以，他们率先发展了农业。中国的野生动植物的资源虽然比不上侧翼丘陵区，但条件也比较优越。大概2 000年之后，中国也开始驯化动植物。又过了500年才出现了撒哈拉沙漠的牧民，当时他们只有绵羊和牛群，因为沙漠里无法种植作物，这些牧民没有变成农夫。新几内亚高地的人面临着相反的问题，那里作物种类有限，也没有适合驯养的大型动物。他们需要再过2 000年才能发展为农夫，并且永远也不会成为牧民。与侧翼丘陵区、中国、印度河流域、瓦哈卡和秘鲁不同，撒哈拉和新几内亚的农业核心没有发展出自己的城市和文明——不是因为他们不够优越，而是因为他们缺乏自然资源。

与非洲和新几内亚地区的人们相比，美洲原住民更有可为，但比不上侧翼丘陵区和中国的人们。瓦哈卡和安第斯山地区的人行动迅速，在新仙女木事件结束后的2 500年里就种植起了植物（不过没有驯化动物）。火鸡和美洲驼是除狗之外，他们可以驯化的两种动物，而这还要再过几个世纪。

澳大利亚的资源最有限。最近的挖掘表明，澳大利亚人尝试过鳗鱼养殖。如果再给他们几千年时间的话，他们或许也能建立驯化的生活方式。然而，在18世纪，欧洲侵略者征服了他们，带来了小麦和绵羊，这是侧翼丘陵区农业革命的成果。

就目前我们所说的，不管哪里的人似乎确实都一样。全球变暖为每个人提供了新的选择，包括劳动量更少、劳动量不变但吃得更多，或者生更多小孩，即使这意味着要更辛勤地劳动。新的气候状况也使人们能选择在更加庞大的群体生活，不用那么频繁地四处迁移。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些定居、生育更多小孩和更加辛勤劳动的人淘汰那些做出不同选择的人。自然因素使得西方首先开始了这个过程。

伊甸园之东

也许宣扬长时段注定论的人会同意以上观点，也许各地的人们都差不多，也许地理因素确实对西方更加有利。但是，历史不仅仅是天气和种子的大小。显然，人们在劳动得更少、吃得更多和供养更多的人口之间做出的选择也很重要。故事的结局往往在一开始就决定了，也许今天西方得以主宰世界是因为一万年前在侧翼丘陵区建立的文化和后来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比世界上其他核心地区的文化都更有潜力。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在西方之外记载最为详细、历史最为悠久，并且（在我们现在的时代）最为强大的文明，它起源于中国。我们需要找出中国最早期的农业文化和西方的农业文化有多大的差别，以及这些差别是否导致了东西方不同的发展方向，从而揭示为什么西方社会得以主宰全球。

直到最近，考古学家对中国早期的农业还是知之甚少。很多学者甚至认为水稻——当今中国饮食的代表——起源于泰国，而不是中国。1984年在长江流域发现的野生水稻表明人们曾在这里种植过水稻，但是依然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问题是，面包师烤面包时，总会留下一些烧焦了的小麦或者大麦的种子，从而被考古学家发现，但是煮饭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对考古学家来说，要恢复古代水稻更加困难。

不过，考古学家们不久就攻克了这个难题。1988年，挖掘者在长江流域的彭头山（图2.7）发现，公元前7000年前后，制陶工人开始将米糠和稻梗加入陶土中，防止陶壶在窑中破裂。研究后找到了确凿证据，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种植这些作物了。

不过，真正的突破始于1995年，当时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和美国考古学家马尼士合作（马尼士是世界一流的实地考察者，他于20世纪40年代在墨西哥开始挖掘的时候，在探沟里待了5 683天，令人惊叹——几乎是我的10倍。2001年，当他在伯利兹实地考察的时候，发生事故身亡，享年82岁。当时他还穿着考古靴。据说，在去医院的途中，他一直和救护车司机讨论考古学）。马尼士不仅给中国同行带来了他几十年来研究早期农业的专业技术，同时还带来了生物考古学家黛博拉·皮尔索尔。这位考古学家带来了新的科学技术。尽管在考古沉积物中我们很难找到水稻的踪迹，但是所有植物都从地下水中吸收少量的硅。一些植物细胞中富含硅质，当植物腐烂的时候，就会在土壤中留下植硅体。对植硅体的研究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当时的水稻是否用于食用，还能揭示水稻是不是驯化的。

严文明和马尼士在靠近长江流域的吊桶环遗址挖了近五米深的探沟。皮尔索尔通过研究植硅体发现，公元前12000年时，人们就已经将野生稻连根拔起，带回洞中。就像侧翼丘陵区一样，随着全球变暖，这里的小麦、大麦和黑麦迅速生长——这对狩猎-采集者来说，是一个黄金时期。虽然植硅体无法表明稻向人工种植发展的过程与黑麦在阿布胡赖拉遗址发展的过程一样，但是新仙女木事件对长江流域的破坏和对西方的破坏一样大。公元前10500年，野生稻在吊桶环几乎完全消失，直到公元前9600年之后气候变暖，才再一次出现。那个时候，粗陶炊器碎片（可能来自煮谷物的容器）已经很常见了，比侧翼丘陵区的第一批陶器早了2 500年。公元前8000年前后，植硅体变得更大，表明人们开始种植野生稻。到了公元前7500年，野生谷物和人工种植植物在吊桶环一样常见。到了公元前6500年，完全野生的稻已经消失。

自2001年开始在长江三角洲进行的一系列挖掘证实了这条时间线。到了公元前7000年，黄河流域的人们已经开始种植粟米。在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贾湖，人们在公元前7000年就已经种植水稻和粟米了，也可能已经驯养野猪了。公元前6000年前后，磁山的一场大火烧焦了储存在80个窖中的110多吨重的粟米种子。在一些窖的底部，粟米下面埋着狗和猪的完整骨架（很有可能用于祭祀），这是有关中国驯化动物的最早记录。

就像在西方一样，东方的驯化涉及许多世纪以来对一系列农作物、动物和技术的无数微小改造。长江流域的河姆渡的高地下水位让考古学家们惊喜不已，这里保留着大量被水浸过的大米、木制品和竹制品，全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到了公元前4000年，水稻已经完全被驯化，像西方的小麦和大麦一样，等着人类来收割。河姆渡人还驯化了水牛，用它们的肩胛骨当铲子。在中国北部的渭河流域，考古学家发现，在公元前5000年之后，稳步从狩猎转向成熟农业。这在人们使用的工具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随着人们从开垦森林土地变为在农田上耕种，工具也从斧头变成了石铲和锄头，并且由于农夫翻地翻得越来越深，铲子也变得越来越大。在长江流域（其堤岸因洪水而升高），可辨别的稻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700年。

早期的中国村庄，像在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贾湖地区，看起来和侧翼丘陵区首次出现的村庄非常相像，都是又小又圆的半地穴小屋，小屋之间有磨石和墓葬。有50~100人居住在贾湖，其中一间小屋比其他小屋略大。但是研究发现，当时财富和性别差异不明显，煮食和储存都是公有的。这种情况在公元前5000年发生了改变，当时一些村庄有150个村民，并且有沟渠保护。在这个时期文献记载最丰富的遗址姜寨，小屋面向广场，广场上有两大堆灰烬，这些灰烬很有可能是宗教仪式遗留下来的。

姜寨的祭祀（若是）与西方几千年前建起的神坛相比，显得相当平常，但是贾湖坟墓中的两个重要发现表明，宗教和祖先对这里的人们来说也很重要，丝毫不亚于侧翼丘陵区。第一处发现中有三十几支用丹顶鹤尺骨雕刻而成的骨笛，它们均出现在比较富裕的男性的墓葬里。其中五支还可以吹奏。最早期的骨笛源自公元前7000年，只有五六个孔。虽然它们并不十分精细，不过可以用来吹奏现代的中国民歌。到了公元前6500年，骨笛上一般有七个孔，制造骨笛的人也对音调制定了标准，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有合奏需求。大约公元前6000年前后的一个坟墓中，有一根八孔骨笛，能够吹奏现代所有的旋律。

这一切都非常有意思，但只有当我们看到24个埋有龟壳的富裕男性的坟墓时，我们才能明白骨笛的全部意义。这些坟墓中的14个龟壳上还刻有简单的符号。在一个约公元前6250年的坟墓中，死者的头已被移走（让人想到了恰塔霍裕克），取而代之的是16个龟壳，其中两个还刻上了符号。至少在一些学者看来，其中一些符号与5 000年后商朝所使用的最早的完整文字系统中的甲骨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第四章中，我会再一次提到商朝的铭文，但是，我现在只想说明，虽然贾湖符号（公元前6250年前后）和中国最早的文字系统（公元前1250年前后）之间的差异就像叙利亚杰夫-阿玛的奇怪符号（公元前9000年前后）和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文字系统（公元前3300年前后）之间的差异那样大，但是中国有更多的证据证明其连续性。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刻有符号的奇怪陶壶，尤其在公元前5000年之后。同样，对于贾湖地区这些粗糙的划痕是不是包含5 000多个符号的商朝文字系统的直系祖先，专家们也各持不同观点。

认为它们之间存在联系的重要原因是很多商朝文字也是刻在龟壳上的。商朝的君主在祭祀活动中利用这些龟壳来占卜，而这种仪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贾湖遗址的挖掘者提出这样的问题：龟壳、文字、祖先、预言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是否有可能在公元前6000年就开始了？读过孔子学说的人都知道，中国的音乐和宗教仪式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时就已结合在一起，那么贾湖坟墓中的骨笛、龟壳和文字能否作为证据，证明祭祀者能够与5 000年前的祖先对话呢？

这是个引人注目的连续性，但是也存在着平行性。之前我曾提过，在约旦加扎勒泉遗址发现了一尊独特的塑像。这个塑像有两个人头，眼睛很大，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600年。艺术史学家丹尼丝·施曼特-巴塞瑞特指出，公元前2000年前后，美索不达米亚描绘的神灵形象和那些塑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第一批农夫的宗教中有一些元素延续了特别长的时间。

甚至早在发现贾湖遗迹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张光直（从20世纪60年代到2001年去世前，他一直是美国学界中国考古学的泰斗）认为中国第一批真正有影响力的人是巫师，他们令别人信服，他们能够和动物及祖先对话，能够在几个世界之间穿梭，也只有他们能够与上天交流。20世纪80年代，当张光直提出“巫蹻”这个理论时，当时的证据只能证明这些巫师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出现，在那个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迅速，一些村庄变成了城镇。到了公元前3500年，一些群落已经有两三千名成员，和3 000年前恰塔霍裕克和加扎勒泉遗址的人口一样多。一些群落已经能够动员数千成员用一层层夯土建造堡垒（好的建筑石料在中国很少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要属西山的城墙。这个城墙厚3~4米，长度超过1.6千米。即使到了今天，它在一些地方还有2米多高。地基下面陶器中的部分幼童骨骼也许就是祭品。在定居点内，很多灰坑里都有成年人的遗骸，一些骨骼的姿势表明他们生前曾做过挣扎。其中有些骨骼还和动物的骨头混合在一起。这些可能就是活人祭祀，就像土耳其的恰约尼那样。有一些证据表明，这种可怕的仪式可追溯至公元前5000年。

如果真如张光直所说的那样，公元前3500年确实是巫师起着领导作用，那么这些巫师有可能居住在占地近400平方米的大房子里（考古学家常常把这些房子称为“宫殿”，虽然有一点夸张），如今在一些城镇中仍可见到。这些房子的地板抹上了石灰，还有中央大壁炉和装有动物骨头（不知是不是祭品）的灰坑。其中一个坑里有一个白色的大理石物体，看起来就像一根权杖。最有趣的“宫殿”在陕西扶风县案板村，坐落在城镇中间的高地上。这个“宫殿”有石柱底座，周围都是灰坑。有的灰坑里装着被染成红色的猪下颌骨，有的装着用布包着的猪头骨，还有一些装着陶土雕像。这些雕像有大鼻子、胡须，还有古怪的尖顶帽子（就像万圣节的巫婆）。

关于这些小雕像，有两个方面令考古学家激动不已。第一，制作这些雕像的传统延续了几千年。考古学家在陕西扶风县召陈村的一座公元前1000年的宫殿里发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雕像，这个雕像的帽子上还刻有商周文字“巫”字。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小雕像，包括在案板发现的，全都代表着“巫”。第二，很多小雕像看起来像高加索人，而不是中国人。从案板到中亚的土库曼斯坦，沿着后来连接中国和罗马的丝绸之路，一路都发现了类似雕像。即使在今天，西伯利亚的萨满教还是非常有影响力，只要付钱，狂热的幻想家仍会召集神灵，为冒险的旅游者预测未来。案板的小雕像也许能够说明，公元前4000年前后，来自中亚偏远地区的萨满被纳入了中国传统的宗教权威传统。一些考古学家甚至认为，这意味着，早在公元前10000年时侧翼丘陵区的萨满对东方就有着某种影响。

其他证据显示，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最不可思议的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发现》《国家地理》《考古学》《科学美国人》介绍，西方才了解了塔里木盆地的干尸。干尸也具有高加索人的特点，这似乎证明了公元前2000年前，人们确实从中亚甚至亚洲西部来到了中国西北部边缘。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是，那些埋葬在塔里木盆地的人不仅像案板雕像那样有胡须和大鼻子，而且他们也偏爱尖顶帽子（一个坟墓中有10顶羊毛帽）。

对于一些异常的发现，人们总是过于激动，但即使抛开更激进的理论，也能发现宗教权威在早期中国和早期侧翼丘陵区同样重要。如果还有人心存怀疑，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两个惊人发现应该能够打消他们的疑虑。在西水坡挖掘的考古学家惊奇地发现在约公元前3600年的一个坟墓中躺着一个成年男子，他的两侧摆放着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在四周，还有更多蚌图。其中一个图案是一只龙头老虎，背上有一头鹿，龙头之东摆塑一只蜘蛛，另一个图案是骑着龙的男人。张光直认为，死者是一个原始道士或巫师，周围的这些是助他上天入地的龙、虎、鹿三蹻。

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发现让考古学家们更加惊讶。公元前3500—前3000年，一系列占地超过五平方千米的宗教场所在牛河梁发展起来。这个地点的中心被挖掘者称为“女神庙”。这是一个约二十米长的奇特的半地下走道，房间里有人、猪龙以及其他动物的泥土雕像。至少有六尊雕像的残块是裸体的妇女，有真人般大小，盘腿坐着，保存最好的头像有朱红色的嘴唇和用青色玉片镶嵌的眼睛。玉少见、难以雕刻，在当时的中国已成为一种奢侈品。青绿眼睛在中国很少见，因此人们很容易把这些雕像与案板和塔里木盆地那些看起来像高加索人的塑像联系起来。

虽然牛河梁与外界隔绝，但是有六个坟墓群散布在这个庙宇周围的山上。一些坟墓有约三十米宽，并且坟墓中的物品包括一些玉饰，其中一个刻作猪龙。考古学家认为，由于缺乏证据，我们无法确定埋在这里的男女到底是巫师还是首领，很有可能他们既是巫师又是首领。不过，无论他们是谁，用玉为一小部分死者——往往是男性——陪葬在整个中国都变得非常流行。公元前4000年时，对死者的真正崇拜开始出现。看起来，东方核心地区和侧翼丘陵区的人们一样在乎祖先，只不过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西方是将头颅从死者身上取下，然后把它们与活人放在一起，而东方对死者的敬意则在坟墓中表现出来。但在欧亚大陆的两端，人们都将最多的资源投入与神灵和祖先有关的仪式。第一批拥有真正权力的人似乎是那些能够与祖先和神灵交流的人。

公元前3500年，东方的农业生活方式和几千年前在西方创立的农业生活方式极其相似，都需要辛勤劳动，储存食物，建立防御工事，进行祭祀，还包括女性、儿童对男性、长者的服从，这种农业生活方式似乎已经扎根东方的核心地区，并且传播到其他地方。东方的农业传播和西方的非常相似，或者至少可以说，东西方的专家有争议的方面也类似。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来自黄河和长江之间核心地区的人们穿过东亚时，传播了农业；另外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当地的觅食者开始定居下来，驯化动植物，相互交易，并且迅速在大范围内发展类似的文化。在东方，语言学方面的证据和在欧洲一样引起争议，并且也没有足够的基因数据来说明一切。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早在公元前6000年，中国东北部的觅食者就生活在较大的村庄里，种植着粟米。公元前4000年，长江流域的人们已经开始种植水稻，水稻在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种植的时间是公元前3000年，在泰国和越南的种植时间是公元前2000年。那时，水稻的种植已经传到马来半岛，穿过中国南海进入菲律宾和加里曼丹岛（图2.8）。

像西方的农业发展一样，东方的农业发展也遭遇了一些挫折。植硅体表明在公元前4400年，水稻就传到了朝鲜；粟米则是在公元前3600年传到朝鲜，公元前2600年传到日本。但是史前的朝鲜人和日本人在接下来的2 000年里并没有重视这些新鲜事物。像欧洲北部一样，朝鲜和日本的海岸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能够支持永久性的大型村庄。这些村庄被发掘出来时四周都是大型贝壳堆。这些有着丰富资源的觅食者发展了先进的文化，显然并不急于开始发展农业。再一次，就像公元前5200—前4200年的波罗的海地区的狩猎-采集者那样，他们的数量（和决心）足以击退那些试图强占他们土地的殖民者，但又没有多到会饿得被迫从事农业，以养活自己。

无论是朝鲜还是日本，人们转而发展农业都与金属武器的出现有关——公元前1500年在朝鲜出现了青铜器，公元前600年在日本出现了铁器。就像欧洲的考古学家争论究竟是推力因素还是拉力因素结束了波罗的海富足的觅食社会那样，一些亚洲学者认为武器来自那些带来农业的入侵者，而另一些亚洲学者则认为是觅食社会内部发生了极大变化，因此农业和金属武器突然变得具有吸引力。

到了公元前500年，稻田在日本南部的九州岛已经很普遍了。但是农业发展在本州岛受到了挫折。又过了1 200年，农业才在日本北部的北海道发展起来，这里可采集的食物资源极为丰富。但是最终，就像西方一样，东方的农业完全替代了觅食。

烧煮和烘烤，头颅和坟墓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切？当然，东方和西方是不一样的，无论是饮食还是信奉的神灵。没有人会把贾湖误认为杰里科。但是巨大的文化差异是否能够解释为什么是西方主宰世界？这些文化传统会不会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做同样的事？

表2.1总结了这些证据。我认为，主要说明了三点。第一，如果一万年前在侧翼丘陵区建立的文化（由这个文化发展出了西方社会）确实比东方文化在社会发展方面更具有潜力的话，我们就应该能够从表2.1中看到东西方存在一些巨大差异。但实际上并没有。事实上，东西方发生的事情基本一样。西方和东方都驯化了狗，驯化了植物和大型（体重超过45千克的）动物。它们都见证了“成熟”农业（指的是高产量、劳动密集的体系，有完全驯化的植物，以及财富和性别等级）的发展，以及大型村庄（居民超过100人的村庄）的兴起，并且在两三千年之后，发展成了城镇（人数超过1 000人）。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建造了精致的建筑和防御工事，发明了原始的文字系统，在陶壶上绘制漂亮的图案，建起了奢华的墓葬，崇拜祖先，采用人祭，并且逐渐扩展了农业生活方式（起初是缓慢地扩展，2 000年后加速发展，最后甚至完全取代了最富足的觅食者）。

第二，东西方发生的事情不仅相似，而且发生的先后顺序也差不多。我已在表2.1中用连线表示。图中大部分直线的斜度都是差不多的。西方先开始发展 ，大约2 000年后，东方也开始发展。这有力地表明了东西方的发展遵循同一个文化逻辑，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同样的原因产生同样的结果。唯一的区别在于西方比东方早2 000年开始。

第三，我的前两个观点都不完全正确，总有例外。东方比西方早至少7 000年开始制造陶器，也比西方早1 000年开始建造奢华墓葬。西方比东方早6 000年建造大型神殿。如果有人认为正是这些原因使得东西方的文化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从而解释了西方得以主宰世界的原因，那么他就要解释为什么陶器、墓葬和神殿的意义这么重大，而那些认为这些并不太重要的人（比如我自己）就需要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例外。

对于陶器这么早就出现在东方的原因，考古学家大都看法一致：因为东方的食物使煮食变得非常重要。东方人需要能放在火上的容器，因此也就很早地掌握了制陶技术。如果这个观点正确的话，我们不应该关注陶器本身，而应该问问是不是烹饪上的差异使得东西方朝不同的方向发展。比如，或许西方人的烹饪方法会留住更多的营养物质，因此造就了更加强壮的人民。不过这个观点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骨骼研究表明，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人们的生活都很暗淡：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将此时的生活描述为贫穷、肮脏和物资缺乏（但不一定野蛮）的。在东西方，农夫都缺乏营养，发育迟缓，满是寄生虫，一口坏牙，而且寿命很短；在东西方，农业的发展都逐渐改善了人们的饮食；在东西方，最终都出现了了不起的烹饪技术。东方人对煮食的依赖只是其中的差异之一，但总体说来，东西方营养方面的相似点还是远远大于它们的不同点。

或许从长远来看，不同的烹饪方法产生了不同的饮食方式和家庭结构。但仍然无法证实这一点。在东西方，最早的农夫似乎都共同储存、烹饪甚至分享食物，几千年后才改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东西方之间的相似再次超过了它们的差异。东方早期对陶器的制造显然是一个有意思的差别，但是这似乎与西方得以主宰世界的原因没有太大关系。

那么，东方早期奢华的墓葬和西方更早些时候精致的神殿是否有关系呢？我想，这些只是彼此的镜像。正如我们所见，东西方都曾对祖先非常崇拜，当时农业的发展使得对逝者土地的继承成为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出于各种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理解的原因，东西方采用不同的方式感谢、联系祖先。一些西方人显然认为，四处传递他们亲属的头骨，在殿内立满柱子和牛头，并在其内献祭活人就能达到目的；而东方人一般将动物玉雕作为陪葬品，并祭拜坟墓，还砍掉其他人的头陪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偏好，结果却是相似的。

我想我们从表2.1能够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早期东西方核心地区的发展非常相似。当然它们之间存在差异，例如石器样式、食物种类，但这些差异都不能为我们先前提到的长时段注定论提供支持，即在冰期后，西方文化的发展方式使得它比东方文化更具潜力，从而解释为什么世界由西方主宰。这解释不了。

如果有任何长时段注定论能够经得起表2.1的检验，那么最简单的理论就是，得益于地理因素，西方先于东方发展2 000年，这个领先优势足以让它先开始工业革命，然后得以主宰世界。为了检验这个理论，我们需要将东西方的比较放到离我们更近的时期，看看事情是否真的是这样。

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从表2.1中得到的第二个结论是，跨文化比较很棘手。在两栏中列出重要的发展只是一个开始，因为要了解表2.1中的异常现象，我们就需要将煮食和烘烤、头骨和墓葬放在当时的背景中考虑，找出它们在史前社会中的重要意义。这将会让我们陷入人类学的核心问题：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

19世纪，欧洲的传教士和行政人员开始收集有关其殖民地人民的信息，他们报告中所描述的异域风俗使很多学者感到震惊。人类学家对这些活动分门别类，推测了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路径，从而推断出人类更高文明行为（他们指的是更像欧洲人的行为）的进化。他们派遣渴望成功的学生前往异国搜集更多的样本。其中有一个名叫布罗尼斯拉夫·马利诺夫斯基的优秀的年轻人，他是在伦敦学习的波兰人。1914年，一战爆发的时候，他正在特罗布里恩群岛上。当时，马利诺夫斯基没有船回家，于是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合理的事情：在帐篷里生了一会儿闷气之后，在岛上交了一位女朋友。因此，到1918年，他已经对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的文化了如指掌。他了解到了专家的研究中缺失的部分：人类学其实是解释不同的习俗如何变成一个整体的。要进行比较，对象必须是有完整功能的文化，而不是脱离背景的零碎习俗，因为即使是相同的行为，在不同的背景下也会有不同的意义。例如，面部文身在美国堪萨斯州是叛逆行为，而在新几内亚是传统习俗。同样的，相同的想法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就像史前东西方分别用传递头骨和用玉器陪葬来表示对祖先的尊敬一样。

马利诺夫斯基不会喜欢表2.1。他会坚持认为，我们不能对两个正常运转的文化进行优劣评判。我们也不能把“西方领先”作为一本书的开头。他有可能会问，“领先”指的是什么？我们究竟如何从紧密的文化网络中抽取那些特别的习俗，并将它们进行对比？即使我们能够做到，我们怎么知道该衡量哪些部分？

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如果我们要解释为什么西方得以主宰世界的话，就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尽管在过去的50年里，人类学家为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四分五裂。带着一些不安，我将试着对这些棘手的问题给出答案。

[1] None of the original works of Heraclitus (flourished c. 500 BCE) survive; Plato quoted this passage in Cratylus 402A in the early fourth century BCE.

[2] Leo Tolstoy, War and Peace (1869), Epilogue, part II, chapter 11. Translation modified slightly from http://www.gutenberg.org. h4ucjRQxkwYvwnJTaDrK4pAaOKZnHHCElcUIS9qbN0miOsgn+cbQ+QVDsHW06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