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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伊恩·莫里斯教授的系列著作，包括《西方将主宰多久》《文明的度量》《战争》《历史的偏见》《地理即命运》《希腊人》六本。我受邀为该系列图书作总序。
翻阅这些书，我发现其时间跨度从一万年前直至2103年，空间跨度几乎遍及全球，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社会各领域，覆盖大多数学科，各方面都远远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和认知能力。尽管如此，直觉告诉我，作者的研究和论述抓住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相当深刻又非常形象地揭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
人类处于地球表层极其复杂多样的环境中，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从人类诞生至今，一直到可以预见的未来，始终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和协调，即人类不自觉地或自觉地适应地理环境；二是人类不断克服自身的生物性、兽性，形成人性，并逐步确立人类共同的精神标准和价值观念。
人类诞生于非洲，在此后相当长的阶段内都不具备生产能力，只能靠采集和狩猎为生。尽管自然界的野生植物、动物丰富多样，但可供史前人类觅食并用于维生的种类和数量还是有限的。特别是在同一个空间范围内，因此史前人类会本能地扩大采集和狩猎的范围，且一旦在新的区域内生存下来，就不再返回。总有些史前人类比同伴有更强的好奇心，他们会在食物并未采尽时就迁入新的区域，这些人或许会因为采集和狩猎所得不足以维生而灭绝，或许就此完成了一次迁徙。
人类就这样走出了非洲，并最终走到地球上大多数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但这一过程极其漫长，而且最终能走到新的定居地的人或许只是少数。那时的人类由于完全不了解外界的环境，再次向外走的时候往往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一次次地试错，其中的无数支迁徙人群会以灭绝告终。有幸迁入一些自然条件相对优越地方的人，则获得了更好的繁衍条件，并逐渐创造出文明。
孕育了早期文明的地方，如肥沃新月地带、爱琴海周边、希腊沿海平原、地中海中的岛屿、尼罗河三角洲、黄河中下游地区等，都具有较好的自然条件。地球上可能被人类驯化为粮食作物的20余个品种，大多数生长在地中海式气候带。环地中海地带的人类最早驯化了小麦、豌豆、橄榄等优质作物，生产出充足的食物，为人口聚集和阶层分化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又如黄河中下游地区是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形成的平原，土壤疏松，原始植被易于清除，五六千年前气候温暖，降水充足，形成大面积的农田，文明曙光在这一带发展成华夏文明的核心绝非偶然。
因各种原因而迁入自然条件较差地区的人群，不得不选择游牧、狩猎、饲养、采集等生产方式，一般难以形成充足而稳定的食物供应，人口数量有限且分散，阶层分化出现得较晚，且层次简单，以至长期无法形成城市或行政中心。等到他们演化到足以改变生产方式，或有能力发展定居型农业时，近处的宜农地域早已被其他人群占有。在从事不同产业的人群交错分布的地区，由于农耕人群具有更强的生产和生存能力，采用其他生产方式的人群往往会被压缩到自然条件更差的空间，他们或者被迫外迁，或者被并入农耕人群。例如先秦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还有不少以牧业为主的戎、狄部族，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在长城以内已不存在聚居的牧业部族。
在总生产力相对较低而管理成本相对较高的条件下，统治阶层要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利益，必定会采用专制的办法，早期的政治实体、酋邦、国家基本采用专制政治体制，并先后转为世袭制。但由于地理环境不同，每个地区的专制集权程度不一，统一的范围也各异。如中华文明形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以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为基础，这些基本属于宜农地区，面积大，中间没有明显的地理障碍，便于统治管理，行政成本低，很早就产生了大一统的观念和理论，并在公元前221年由秦始皇首先实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体制，延续到20世纪初的清朝末年。但在希腊半岛，由于仅在沿海地区有狭窄的平原，其他都是山岭、峡谷、山地，交通不便，对异地的统治管理行政成本太高，因此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城邦，整个半岛从来没有出现如秦朝那样的中央集权专制政权，即使是在国力最强盛时，也只是主要城邦间的松散联合。上埃及与下埃及之间也只是联合，而不是中国式的中央集权。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没有一个产生过“大一统”思想和理论，没有一个建立过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政权。
游牧部族一般只能生产出勉强维持生存的食物，一旦出现不利的气候条件，往往只能选择迁徙。由于他们掌握的地理信息有限，迁徙大多是盲目的，因此其中一部分会以部族的灭绝或被其他部族吞并而告终。在迁徙遇到人为阻力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以武力对抗，结果可能获得依靠生产无法获得的食物、其他生活物资和财富。这无疑会诱发他们本来就难免的贪欲、野心和兽性，转而以掠夺、杀戮为手段获取更有利的生存条件。在耕地不足、气候不利或遭遇天灾人祸时，农业部族也不得不部分或全部迁徙。他们的最终命运取决于能否获得足够的土地和包括人文、自然两方面资源的基本生存条件。
而像古代中国这样拥有辽阔的疆域和足够的农田、能够生产出足够的食物和其他生活物资供养其人口的国家，在不利的气候条件或异常灾害面前，具有充分的回旋余地，通过内部的人口迁移和资源配置就能解决，如人口从北方迁往南方，从平原进入谷地、山区，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开发尚未开发的区域。所以，从西汉至明朝，统治者尽管拥有足够的军事控制能力，却始终没有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设立正式的郡县（州县）制度。开疆拓土或坚守边界，更多的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或者是反击入侵的结果。对于新获得的疆土，统治者仅实施军事监护和象征性的行政管理，一旦国力衰退或鞭长莫及，就会轻易放弃。
有人将不同群体、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和特点归因于血统、基因，甚至认为存在优劣之分。但遗传学研究已经证明，人类出自同一个祖先、同一种基因，今天的不同人种、不同遗传基因是同一祖先的后裔散布到地球各地后长期演变的结果。而导致这些演变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各地不同的地理环境，而不是当初已经存在遗传基因的差异。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在工业化以后，一些人陶醉于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和物质财富的迅速增加，一度产生“人定胜天”的观念，提出征服自然的号召，造成某些资源的枯竭、某些物种的灭绝，并对局部区域的环境造成难以消除的污染和不可修复的破坏。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推波助澜，加剧环境恶化，引发社会危机。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达到空前的高度；另一方面，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存也受到严峻的考验。
人类历史的另一条主线，是人类不断克服自身的生物性、兽性，并不断完善人性的过程。
在人类的祖先还在非洲以及走出非洲的过程中，绝大多数人都还只有生物性、兽性，与其他动物没有明显的区别。他们的发声、觅食、饮食、避热、御寒、集群、争斗、交配、生殖、育雏、病痛、死亡、迁徙等，与其他动物无异。与此同时，其中个别人或少数人，由于超常的生理发育，或脑功能的进化，或迄今我们还无法理解的原因，产生或强化了好奇心、羞辱感、舒适感、荣耀感、判断力、思维力、表达力、感染力、想象力、模仿力，并且不断克服自身的生物性和兽性。但多数人并不具备他们这样的能力，而且不认同他们的行为方式和表达出来的感情，视他们为异类，甚至加以驱逐或杀害。但其中有的人依靠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成为部落的首领，通过暴力强制或劝导示范，使部落成员接受他的生活方式、是非标准、行为规范，增强了部落成员的人性。这一过程是漫长的、曲折的、反复的，但最终结果是，一些部落形成了比较共同的人性，结为更大的部落联盟或部族，进而形成酋邦、政治实体和早期国家。
早期人类在面对变幻莫测又威力无穷的自然界和无法对抗的敌对群体时，无不寄希望于神灵、祖先，产生广泛的多神崇拜，形成越来越隆重丰盛的祭祀。由于所崇拜和祈求的是拟人化的神灵，所以他们就按自己的标准和理想来准备祭祀用品和殉葬品——动物、植物、鲜血、器官、心脏、头颅、奴隶、俘虏、美女、异人等和各种珍贵的物品。中国秦汉时的观念是“事死如生”，所以皇帝的陪葬品应包括他生前所需要的一切。随着人类自身的物质需求、审美标准和价值观念的变化，食物、鲜花和精心制作的祭祀器物才逐渐出现，伴随以音乐、舞蹈和隆重的仪式，殉葬品也逐渐改为俑、器物、模型、图画和象征性器物。
由于种种原因，包括迄今我们还不能了解的原因，特定区域（一种说法是在亚美尼亚一带）的人类产生了语言，随着人口的迁徙而产生不同语系的分支和更多不同的语言。有了语言，杰出的、先知先觉的人，无论是对部落的其他成员强制推行人性还是教化感化，都有了更有效的手段。一万年以来，地球上先后产生了不同的文字。文字的使用和传播，使人类的思想和精神生活得到记录和推广，也使人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好恶程度、是非标准、价值观念等得到准确的记录和表达，又通过家庭、家族的权威和政权的权力，形成规则、惯例、法令、制度、法律等。
统治者和统治阶层拥有丰厚的物质条件和强大的行政权力，可以有效地推行他们所认可的人性，尽管他们自己未必真正践行。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等各种途径对民众进行教化；另一方面，他们也会用规则、法律限制乃至严刑峻法加以强化、强制。在宗教盛行后，统治者还会借助于宗教。只要他们想推行的“人性”得到宗教信仰的肯定，被列入信仰的范围，或被解释为信仰的表现，统治者不需要付出任何行政成本，就能获得最大的效益，但统治者实际推行的“非人性”，也在这种政教合一的条件下被推向极致。
虽然宗教是创造人本身的人性的理想化、完美化和神秘化的产物，但一旦形成宗教信仰，信众就丧失了本来的人性，而必须完全接受神、上帝或主赐予的“人性”，方能弥补自己与生俱来的罪愆。宗教领袖、神职人员假神的名义，或者依照他们自己对神谕的理解，推行他们的“人性”。任何宗教信仰本质上都是排他的，在形成世俗的世界秩序和国际条约之前，宗教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引发持久的、激烈的宗教战争。政教合一、宗教战争，曾经使欧洲相关宗教信仰地区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所以现代社会必须实行政教分离，在保证宗教信仰的同时，也要求宗教不干预政治、教育、科学和学术。
在生存资源有限、人类的生存能力不可能及时提升的条件下，群体之间为争夺生存资源引发的斗争和战争不可避免，无论胜负，都可能激发人固有的生物性、兽性，使有些个体或群体以掠夺、侵略代替生产，甚至以杀戮为乐趣。一旦兽性强的人掌握了权力，或者成了大群体的首领，更会不顾后果地持续发动战争。另外，人性的张扬也使有些个体或群体以正义的战争守卫自己的财物，维护自己的权益，以战止战。当拥有足够的实力时，他们还会用人性规范战争，并感化或强制对手遵守这些规则。如中国春秋时代的宋襄公，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还坚持不攻击正在渡河、未布好阵势的敌军和头发斑白的老年人，在兵败身伤时仍然坚持。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一些决斗、战争的规范初步形成；而在中世纪后，欧洲也逐渐产生规范战争行为、战场救护、善待战俘、保护平民的国际条约。
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武器和战争手段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使掌握国家权力的战争狂人具有无限的杀伤力，其兽性的膨胀会给全人类带来浩劫。但人性也凝聚着另一些人类群体、民族、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尊严、独立、自由、民主进行并坚持正义的战争。在二战中，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结成同盟，打败了侵略者，消灭了法西斯，建立了联合国，确立了国际关系的准则，制定了相关的国际法。但时至今日，一些人的兽性依然得不到抑制，膨胀为侵略、掠夺、反人类行为、恐怖活动，并因拥有最先进的武器和战争手段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人类的精神活动对物质条件的依赖性很低。一位天才、一位杰出人物，只要他（或她）尚未进入脑死亡状态，就能运用思维，就能保持和提升人性，就能创造精神财富。当然，这一切只有被记录、被传播，才具有社会意义和实际意义。所以人类的精神境界、人性的高度，并不一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物质基础的改善而同步提升。某位天才、杰出人物曾经创造的精神境界、达到的人性高度和纯度，或许永远不可能被复制和超越。
任何一种人类文明，作为某一特定的群体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形成和发展、兴盛和衰落，离不开基本的物质条件。但在群体摆脱了物资匮乏状态，特别是进入富裕社会后，文明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精神财富，取决于人性。人类的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础，就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倡导的全人类价值共识，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是全人类人性的升华和结晶。
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局限，作者没有涉及这两条主线的全部，在涉及的部分也未必都能做出圆满的阐述，但这套书的贡献已足以奠定作者里程碑式的地位。我谨将这套书介绍给各位读者。
《西方将主宰多久》作者伊恩·莫里斯是美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学系担任教授，研究考古学、古希腊史。西方很多优秀学者在自己专业领域有建树之余，还愿意向外拓展，撰写普及类书籍，告诉非专业的读者这个世界上在发生什么。
莫里斯的这类著作就是从考古学和历史学出发，讲述一个宏大的故事。《西方将主宰多久》解释了过去一万多年间欧亚大陆文明的交替和分流。《文明的度量》详细讲解了如何度量文明进步的程度。《战争》探讨了为什么战争有时候也能推动社会进步。《历史的偏见》研究了从觅食社会、农业社会到工业文明社会，不同的社会形态应该配备什么样的价值体系。可以看出他的思考是慢慢深入的。
《西方将主宰多久》这本书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过去两百年里，为什么是西方领先东方？西方现在主宰着世界，但还要主宰多久？这就回答了由李约瑟之谜产生的东西方大分流问题，我将在后文详述。
第二，如何度量文明的成就？莫里斯创造了“社会发展指数”，以度量不同文明在过去一万多年间的进步程度。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肯定存在很多模糊性，但是他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简单。
第三，什么因素主宰文明的长期进步或者衰落？莫里斯的解释是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内因是他自己所定义的“莫里斯定理”，外因是自然因素。
第四，自然因素对文明的塑造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是莫里斯在本书中特别关注的。要研究一万多年间欧亚大陆上文明的分野，他要找的是能够影响长期发展的基本因素，所以他找到了地理和气候这两个自然因素。地理决定了是西欧而不是中国首先发现了新大陆，这可以解释东西方大分流的问题。气候变化决定了北半球各文明的兴衰，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新颖。
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历年来有很多不同的研究，我介绍几种主要观点，再讲讲莫里斯的与众不同之处。
第一种观点是，经济的长期增长由地理环境决定。地理环境决定论曾一度受到批判，但实际上地理环境是非常重要的。美国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这本书只讲到为什么农耕文明发源于欧亚大陆，未再深入。包括莫里斯在内的部分学者，把地理环境作为文明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并非决定性因素。
第二种观点是，思维方式决定长期增长。这是李约瑟的观点。他曾是生物化学家，二战时来到中国，在重庆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由此对中国的科学技术产生了兴趣。回到英国后，他转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写出了七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科学技术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第一卷里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古代，特别是宋朝的技术已达到很高的高度，但为什么后来的中国没有产生科学？这个问题后来引申为“大分流”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西欧，特别是英国？李约瑟给出的解释是，中国人善于实践但不善于理论分析，所以中国没有产生科学。
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其实工业革命不是依赖科学而产生的。科学和工业的结合，是直到19世纪后半叶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建立电磁场理论才开始的。一般认为工业革命大约始于1750年，那时并没有科学的指导，绝大多数发明创造都是摸索出来的，有些发明创造者自己也不清楚背后的科学原因。举例来讲，过去航海的水手常会得坏血病，但大家找不出原因。苏格兰一名医生通过对照组实验发现吃橘子的水手不会得坏血病。他发现了这个情况，但根本不明白原因，我们现在知道是维生素的作用，但当时无人知晓。所以说，没有科学也可以产生技术的进步，李约瑟的这个解释至少是不完整的。
第三种观点是，制度决定论，这是当前最有影响力的一派。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影响非常大，它把制度因素所起的作用提到很高的水平上，但这有很大的误导可能性。制度当然起了作用，但在历史长河里，如一千年甚至一万年，制度的作用就有待商榷。这个制度到底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制度之下是否还有其他解释因素？古人认为地球能浮在空中是因为下面有很多龟在支撑，也许制度只不过是其中一只龟，还有很多其他龟。
莫里斯则不同，他所做的是努力去寻找最底层的那几只龟，也就是内因。莫里斯定理提出：人类社会的变化来自懒惰、贪婪和恐惧的人对方便、有利和安全的追求。人类都是懒惰的，不想吃苦，想要追求舒适，这就迫使人类去发明创造。比如人类发明了轮子，推着有轮子的车比较省力，后来为了舒适，又发明了自行车、汽车、飞机等。人类作为动物的一种，也非常贪婪。在古代，人们要去抢占周边的环境和资源；进入文明社会后，人们给贪婪找了一个文明的说法——追逐利润。如果说人类的进步是靠追逐利润推动的话，那么贪婪就是最下面的那只龟。人都有避险的本能，为了追求安全，建造了城堡，发展出军队。哥伦布为什么发现了美洲？实际上他是为了安全，想要绕开陆路，才决定走海路。所以上述因素源于我们人类发自内心的动物属性，属于内因。除了动物属性，还有外在因素在起作用，包括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
人们通常认为东西方文明的大分流只有一次，但莫里斯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东西方文明已经有三次大分流。所谓文明，指的是从定居的农耕文明开始，在那之前的冰期、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都不能被称为文明时期，一万年前有了农耕，才开始有了文明。
如何定义东方和西方？东方明确指以中国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东亚地区。西方的定义比较大，从亚洲西南部到英国都算西方。这样定义从文明的演进来看是有道理的，符合西方文明从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传播的规律。
西方文明的传播轨迹是从核心地区到边缘地区。西方率先定居的农耕文明发源于今伊拉克北部的肥沃新月地带，即伊拉克和叙利亚交界之处。随后，农耕文明开始向两河流域传递，到达今伊拉克的核心地区，在公元前4000年诞生了辉煌的文明，包括两次巴比伦文明和亚述文明，但后来由于草原民族的入侵，这两个文明先后衰落。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多次受到草原民族入侵的影响，现在的印欧语系也基本是草原民族入侵的结果。莫里斯没有在书中专门讲印度，因为他把印度纳入西方文明的范畴。两河文明衰落之后，接着依次成为文明中心的是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和中东文明，这些都经历了兴起、鼎盛、停滞、衰落的过程，最后到西欧文明。中东地区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历时两三千年后衰落，但到伊斯兰文明兴起的时候，中东再次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由于十字军东征发现了古希腊文明，欧洲重新发现了自己文明的源头，产生了文艺复兴，最终工业文明在西欧特别是英国诞生。
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原理，核心地区的文明都是先在一个地方产生，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人就产生惰性，时机一到就被外族特别是蛮族消灭。这时候边缘地区的人民就开始发展，他们通常具备更强的进取心，不断流动，所以整个西方文明是流动的。
东西方文明的大分流是怎么产生的？戴蒙德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文明没有首先产生在美洲或非洲的原因和地理有关。美洲是南北走向的，在北美洲温带地区驯化的动植物很难在南美洲的热带地区复制，所以文明的传播速度比较慢。非洲能被种植的作物和能被驯化的动物种类都比较少，所以文明就不容易产生。
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大分流是从两万年前到5世纪，在此期间，西方文明主宰世界。为什么定居文明发源于肥沃新月地带？因为那里驯化了现在常见的几乎所有家禽家畜，种植出了绝大部分现在常见的主食作物。然后文明沿纬度线向东西两边传播，中国的小麦也是从西边传来的。我有个未被证明的推论——为什么是秦国统一了中国？原因之一也许是秦国首先种植了小麦，使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大增。
第二次大分流是5—18世纪，此时东方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华文明也在此时走向顶峰，在北宋进入平台期并持续了一段时间。
第三次大分流是从18世纪到现在，发源于西欧工业文明时代的西方文明占据了上风。
莫里斯发明了社会发展指数以度量文明的进步。社会发展指数包含四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获取能量的能力，即每个人每天能获得多少能量。这里说的能量除了一个人每日摄入的食物能量，还包括用电、用水等行为消耗的能量。能量用得越多，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越高。
第二个参数是社会组织能力，用一个社会中最大定居点的规模来衡量。基本上每个朝代的都城都是最大的，用这个指标比较易于计算。
第三个参数是传递信息的效率，包括识字率和信息传递速率。古代靠人力跑步传递信息，后来有了马，中国很早就建立了驿站制度，就是用马来传递信息，再后来发明了电报，现在用互联网，所以信息传递速率越来越高。
第四个参数是战争的能力，包括军事技术、军队规模等。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是不可能抵御外敌入侵的。军事技术和军队规模与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高度相关。莫里斯用战争的能力作为参数之一，是因为它比较好度量。我们无法得知一万年前一国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但是可以从其战争的数量和规模上大体推断这个国家的能力。
莫里斯以公元2000年为基准，分别找到四个参数的最高水平，将每个参数的最高分都设为250分。比如，2000年东方最大的城市是东京，那么就将东京的社会组织能力设为最高分250分，然后将四大参数的分数相加，得到最高水平1 000分。度量历史上的文明就看其相当于2000年人类最高水平的百分比为多少，比如一个东方文明在某一参数上的水平，相当于2000年日本的水平的5%，就用250乘以5%，得到那个时期的某一参数的水平，四个参数相加，就得到该文明的社会发展指数得分。
莫里斯发现一个重要现象，在农耕文明时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社会发展指数得分从未超过43分。罗马帝国是西方农耕文明的最高成就，其在4世纪在距离43分非常接近的时候崩溃。北宋也在即将达到43分的时候崩溃。这说明农耕文明的天花板是43分，这是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一个谜，需要合理的解释。
莫里斯的这本书容量很大，限于篇幅，我不再一一解读，只选取两个因素和大家分享，一个是地理环境，一个是气候变化。
地理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这是造成最近一次东西方文明大分流的重要原因。
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对西方的崛起有哪些作用？
首先是贸易，烟叶贸易大大促进了英国商业的发展。一个文明的发展要达到顶峰，最重要的一个前期指标是贸易是否发达。这一观点源于亚当·斯密的理论——分工促进经济繁荣。有了分工，在不同地区生产的产品就可以各专所长，然后通过贸易交换去获得自己没有的物品。贸易也会激励生产规模的增长，让某一地的产品卖到更多地方。因此，贸易促进经济增长。英国经济的发展始于美洲的烟叶贸易。当时的烟叶贸易有多重要？其甚至促成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合并。苏格兰和英格兰此前是各自独立的国家。17世纪末，英格兰把北美的烟叶贩卖到欧洲，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苏格兰见状也希望跟进，用占当时苏格兰GDP一半的资金成立了一个大型公司，去美洲和英格兰竞争，结果一败涂地，最终不得已和英格兰合并为一个国家。合并之后苏格兰经济猛增，继而为世界文明和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据此可见贸易的重要性。
其次是白银，它引发了欧洲的价格革命。美洲盛产白银，16世纪之后在欧洲流通的白银基本来自美洲。欧洲人把大量白银掠夺到欧洲，就引发了价格革命。因为以前重金属稀缺，物价很低，有了大量白银之后，物价上涨，就大大刺激了生产。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所说，当物价下降时，经济不可能增长，温和的通货膨胀对于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
再次是引进新作物，包括玉米、马铃薯、西红柿等，救了很多欧洲人的命。比如爱尔兰在19世纪中期由于马铃薯晚疫病导致歉收而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了100多万人，还有200多万人逃难去了美国。
最后是产生了竞争。在北美洲，英国人和法国人竞争，双方数次打仗，最后英国人打败了法国人。在南美洲，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竞争。他们把钱掠夺回欧洲之后，又在欧洲内部打仗。竞争很重要，东亚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现代工业，可能跟竞争激烈程度较低有关。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人类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的提高（特别是从18世纪开始，人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对文明进步的作用，但是这恐怕跟地理也有关系。在西方，连续几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发现了希腊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从这些文明中学到的很多东西促使了文艺复兴的产生。欧洲还从伊斯兰文明中学到了阿拉伯数字，没有阿拉伯数字就没有后来的数学。在东方，挑战总是来自少数民族，他们的每一次入侵对于中原文明都是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地理环境仍然在起作用。
发现美洲是西方崛起的最重要原因，但为什么是西方发现了美洲大陆？郑和七下西洋，为什么没有发现美洲大陆？这也是地理决定的。因为太平洋太大，从中国出发的郑和到不了美洲。大西洋相对小一些，再加上洋流的影响，更利于从欧洲出发的哥伦布到达美洲。
此处再对照莫里斯定理——人类社会的变化来自懒惰、贪婪和恐惧的人对方便、有利和安全的追求。第一看方便，哥伦布航海的目的其实是去印度购买香料。因为文明开始发达，定居农业发展了之后，人们的物资有了剩余。肉有了剩余就需要风干储存，只用盐不够美味，就需要香料，所以人类的本来目的是想过上更方便的生活。第二看利益，由于当时欧洲人都对香料有需求，香料生意的利润非常高。第三看安全，当时去印度如果走陆路会遭遇穆斯林的阻挡，如果走海路要绕道好望角，风险非常大，所以哥伦布另辟蹊径，打算向西绕地球一圈再到达印度，没想到抵达了美洲新大陆。通过以上可以看出，莫里斯定理是根本性的，地理环境是决定性的，两种因素的叠加导致是欧洲人而非中国人首先发现了新大陆。
农耕文明高度依赖气候。气温高，雨水就充沛，作物生长就旺盛，动物就多，文明就会进步；气温低，就会产生干旱，作物生长就萎靡，动物就会减少，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就都很困难。现在全球气温在上升，中国西部地区的雨水开始变得充沛，一些小绿洲又开始出现。如果这样持续两三百年，也许楼兰古城又会变成绿洲。楼兰古城的消失其实也是气温降低的结果。
草原民族也高度依赖气候。气温高，牧草就丰盛，人们容易生存；气温低，牧草就萎靡，人们生存就有困难。北半球农耕文明的兴衰主线之一，就是与欧亚草原的草原民族争夺资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草原民族的入侵对文明造成了破坏。农耕文明能否在跟草原民族斗争的过程中取胜，不取决于农耕文明的昌盛程度，而取决于草原民族求生欲的强度。当气温降低，草原民族的牛羊大规模死亡，人们的生活变得困顿，此时他们的求生欲是极其强烈的。比如蒙古人曾经横扫亚欧大陆，其势无人可挡。
殷商、西周时期，中原地区温暖湿润，平均温度比现在高两度左右。河南省简称“豫”，“豫”的偏旁“予”代表“我”，右边是“象”，“我牵着一头象”就是河南。这说明在当时的中原一带是有象的，我们也确实在那里挖到了象的化石。在那种温湿的环境中，中华文明开始发展。
从三国时期到南北朝时期，气候非常干冷。那时候北方草原民族进入中原腹地，这对当时的中原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
到了唐朝，温度开始上升，在北宋时期达到高点，同时我们的文明也在北宋达到了顶峰。中华文明第一次超越西方文明是从公元500年前后一直到宋朝，这一段是气温的上升期，也是文明的上升期，所以二者高度相关。我认为，唐朝和北宋的妇女衣着较为袒露，应该和那段时期天气太热有关，大家可以看看《清明上河图》中女子的穿着。
北宋末年开始降温，一降温，草原民族生存出现困难，就会入侵中原，结果北宋被金国所灭。随后温度一直在下降，明朝中期有一段小幅回升。
明朝末年气温降到一个极低点，进入小冰期，此时金人再次入侵。明末因为干旱，粮食歉收，饿殍遍野，农民起义频发。崇祯想做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他精简机构，但是他精简错了一个人，就是李自成。李自成此时在陕北做驿卒，失业没饭吃，只好揭竿起义，推翻明朝。
同样的情况也在西方发生。中国南北朝时期气候干冷，同时期的罗马帝国由于鼠疫和日耳曼人入侵而崩溃，分裂成西罗马和东罗马。东罗马帝国定都君士坦丁堡，开启了拜占庭帝国时期。
中国的元、明时期，气温降低，欧洲黑死病肆虐。黑死病由喜欢阴冷的黑鼠传播，是蒙古人征战欧洲时带去的。黑死病一直到17世纪才停止，因为那时气温上升，印度商队带来了喜欢温湿气候的褐鼠，霸占了黑鼠的地盘。
17世纪开始升温，清朝建立，西方则进入上升期，气候变化给了西欧一个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机会。由于黑死病导致人口锐减，提高了劳动力的价值，促进了农奴制的瓦解，继而产生个人土地所有制，货币经济开始代替物物交换经济，农业由于气温上升也实现了大发展。
未来是否会出现第四次东西方文明大分流？东方能否超越西方？莫里斯在这本书里说，如果东西方分别保持20世纪的增长速度，那么东方的社会发展指数得分将在2103年超越西方。东方有自己的优势，现在文明的核心地区还在西方及其衍生国，东方相对处于文明的边缘地区，因此具有后发优势。
然而，未来也许出现的不是东方主宰的世界，而是莫里斯所说的融合的世界。“奇点时刻”是指人与机器相融合的时刻，最乐观的估计是到2045年可能实现。那时候，将无所谓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而是很可能出现一个不分种族和文化的新智能人，同时配之以不分东西方的全球文明。
《西方将主宰多久》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巨著。
它前所未有地提出：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是以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之间的相互赶超为主线展开的。
它前所未有地提出：发端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是东方文明的主体，中华文明以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为标志，率先以治理的“高端统治”摆脱了“低端统治”，即以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这是东方文明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第一次赶超西方文明，并最终在隋唐时期领先世界，为人类文明发展留下了重要的制度创新遗产。
它前所未有地指出，以14世纪的文艺复兴为标志，西方再次逐步赶超中华文明。直到19世纪，西方开始主宰世界。西方的优势在于，它在长期的赶超中形成了新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一段时间内，西方的治理体系不仅被视为有效的，而且还被视为普适的；不仅被视为富强之理，而且被称为正义之道。
它前所未有地指出：西方在21世纪将被中国赶超，西方所面临的危机不仅是经济的危机，而且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危机。但是，中国也不能因自身经济的增长而沾沾自喜，因为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经济，也来自军事、社会和生态环境，还来自制度。
它前所未有地使我们认识到：再次全面赶超西方文明的中华文明，正在步入新的秦皇、汉武和贞观之治的时代，这个灿烂的时代呼唤新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部可以与《资治通鉴》相媲美的书，因为《资治通鉴》创作于中华文明第一次处于世界辉煌的尾声，这部书则预示着中华文明再次走向世界辉煌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