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度量过去

考古学的进化

正如第二章末尾所描述的那样，当“进化”还是个很新的概念时，文化人类学家就对其发起了进攻。这个词的现代意义仅仅能追溯到1857年。那时，一个未受过正规教育的英国学者赫伯特·斯宾塞，发表了一篇题为《论进境之理》的文章。斯宾塞性格古怪，他曾当过铁路工程师，在刚创办不久的《经济学人》杂志当过文字编辑，还曾是小说家乔治·埃利奥特的情人。这些他都做得不成功，既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又没有结婚。然而，这篇文章却使他一夜成名。斯宾塞在文中解释道：“从科学所能理解的最遥远的过去，直到刚刚过去的昨天，进化在本质上都是从同质到异质的转变。”斯宾塞认为，进化是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这是对一切事物任何变化的解释：

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是通过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表现在我们可追溯的以及可推导的宇宙万物最初的变化中；表现在地球地质和气候的进化上；表现在其表面每一个有机体的演变中，以及有机体种类的繁殖中；表现在人类的进化中，无论是文明开化的单独个体，还是种族的群体；表现在社会政治、宗教和经济组织方面的进化上；还表现在组成我们日常生活环境的人类活动的无数具体和抽象的产品的进化之中。

在之后的40年里，斯宾塞致力于把地质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伦理学融合到单一的进化理论里。斯宾塞取得了巨大成功，到1870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使用英语写作的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了。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想了解西方的成就时，翻译的首选就是他的作品。同时代的伟人们都尊敬他的思想。达尔文1859年首次出版的《物种起源》中，并没有包含“进化”一词，第二版和第三版也没有，甚至连第四版和第五版里也没有出现。但在1872年第六次印刷时，达尔文觉得有必要借用这个由斯宾塞创造并推广的词条 。

斯宾塞认为，社会的进化经过了四层分化，由简单社会（无领袖的游牧群体），到复合社会（拥有政治领袖的固定村落），以及二重复合社会（拥有教会、国家、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学术研究），直到三重复合社会（像罗马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的伟大文明）。这种说法很快流行起来。然而在如何标记划分这些发展阶段上，理论家们众说纷纭。有人说进化是从野蛮到蒙昧，再到文明开化；有的则倾向于认为进化是从神秘到宗教，再到科学。到1906年，“社会学之父”马克斯·韦伯对不计其数的术语感到十分厌烦，他抱怨：“现在有些‘学者’太过矫情，对待别人使用的术语就像是别人用过的牙刷一样嫌恶。”

不论进化论者使用的是何种划分标记，他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都本能地感觉自己肯定是正确的，却没有多少有力的证据支持。因此，新兴的人类学开始着手提供数据资料。当时有种看法是，有的社会进化的程度相对较低，譬如非洲或特罗布里恩群岛的殖民地社会，当地人仍使用石器，奉行奇风异俗，堪称活化石，折射出史前时代三重复合社会里的文明人的样子。人类学者要做的（除了忍受疟疾、体内寄生虫和不友好的原住民）只是做好笔记，然后他（那时女性人类学者不多）就可以回家填补进化史中的缺口。

马利诺夫斯基反对的正是这种知识性项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会出现这种争议本身就很奇怪。如果进化论者想要记录社会的进步，为什么不直接使用考古学的数据，研究史前社会留下的实际遗址，而要间接地通过对当代群体的人类学观察，来推断他们是不是其后裔呢？答案是：一个世纪前的考古学家所知不多。正式的挖掘工作才刚刚开始，进化论者只能结合考古报告中稀少的信息、古代文献及民族志中的零星记载，这就很容易给马利诺夫斯基和怀有类似想法的人类学家们造成一种印象，认为进化论者对历史的重建只是投机的推测，是精心编造的故事。

考古学是门新兴的科学。仅三个世纪前，我们关于历史最久远的证据——中国的五经、印度的《吠陀》、希伯来《圣经》，以及希腊诗人荷马——只能勉强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在这些经典作品的记录之前，历史的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中。“挖掘”这一简单的动作改变了一切，当然花了一段时间。1799年，拿破仑入侵埃及的时候，随身带去一队学者，他们抄写并带走了几十份古代铭文。1822年，法国语言学家商博良揭开了这些象形文字的秘密，把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2 000年。19世纪40年代，英国探险家们不甘示弱，在今天伊拉克境内的古代城市遗址里挖掘隧道，或在伊朗山谷里被绳索悬吊着，抄下了王室铭文。19世纪40年代还没结束，学者们就已经能读懂古波斯、亚述和巴比伦的智慧遗产。

19世纪50年代，当斯宾塞刚开始考虑“进化”时，考古学更像一场冒险，而非科学，充斥着真人版的印第安纳·琼斯。直到19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们才开始把地层学的地质原理（常识性原理，诸如遗址的最上层泥土肯定晚于下层泥土出现，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沉积土的顺序来重建事件发生的次序等）运用到挖掘中去，而到20世纪20年代，地层学分析才成为主流。那时，考古学家们仍然依赖于将遗址与古代文献所提到的事件联系起来，以推测其挖掘成果的年代。因此直到20世纪40年代，世界上的大部分发现仍笼罩着浓厚的推断和臆测色彩。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核物理学家们发现放射性碳定年法，通过研究骨头、木炭和发现的其他有机物中的不稳定碳同位素的衰变，来确定物体的年代。考古学家们开始给史前时期排序，到20世纪70年代，全球性的框架体系逐渐成形。

20世纪80年代，我还是一名研究生，那时还有资深的教授说，在他们做学生的时候，他们的老师曾建议，野外考察只要一件燕尾服和一把小型左轮手枪。直到现在我也不确定是否应该相信，但不管他们说的是不是事实，到20世纪50年代，詹姆斯·邦德时代肯定已经走到了终结的边缘。真正的突破来自专家们日常的辛勤工作，挖掘史实，把史前时期推向更早，足迹遍布全球。

博物馆储藏室里堆满了文物，图书馆书架上堆满了专业论文，但一些考古学家担心最基本的问题无法解答。那就是：这一切意味着什么？20世纪50年代的情形与19世纪50年代正好相反：以前是重要理论寻求数据的支持，如今是大量数据需要理论来总结。满载着来之不易的成果，20世纪中叶的社会科学家们，尤其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们，做好了进行另一次理论化尝试的准备。

有些社会科学家称自己为新进化论者，以显示他们比斯宾塞等守旧的“古典”进化论者更加先进。他们表示，虽然手边有充分的史实资料可供使用，可这一大堆证据本身就成了问题的一部分。重要的信息被湮没在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凌乱混杂的陈述记录或历史文档里。简言之，科学性还不够。为了从纷繁的19世纪类型学中解脱出来，创造一个统一的社会理论，新进化论者们认为需要将这些故事转化成数字。通过度量差距、分配分值来给各个社会排名分等，然后寻找分数和可能的解释之间的关联。最终，他们可以尝试去回答一些问题，使花在考古学上的所有时间和金钱都物有所值——社会的进化是只有一种方式，还是多种方式并存的；在离散进化阶段，社会是否发生集群现象（如果发生了的话，它们又是如何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或者是否存在某个单一的参数，如人口、技术（或者地理特征），能够解释一切问题。

人类学家拉乌尔·纳罗尔参与了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名为“人际关系区域档案”的大型数据搜集项目。1955年，他首次探究他所谓的社会发展指数。纳罗尔在全世界范围内随机选择30个工业化前期社会（有现代的，也有过去的），他翻遍档案，查找它们之间的差别。他认为，这些差别会反映在最大居留地的规模、劳动分工程度，以及下辖组织的数量上。纳罗尔把结果转化为标准格式，提交了分数报告。得分最低的是火地岛的雅甘人，1832年达尔文惊叹他们“生存状态的改善程度低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 ^[1] 。他们在满分63分的情况下只得了12分。最高的是西班牙入侵前的阿兹特克，得分58分。

之后的二十多年中，其他人类学家也进行了类似的尝试。尽管使用了不同的分类、数据集、数学模型和计分手段，但他们在87%~94%的情况下对结果持一致意见， 这对社会科学来说相当不错。斯宾塞去世五十多年后，也就是他那篇关于进化的文章发表一百多年后，新进化论者们已经胸有成竹，准备证明社会进化的法则。

人类学的退化

那么发生了什么呢？如果新进化论者们已经做了交代，解释了有关社会进化的一切，那我们应该已经听说过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应该已经回答了“为什么是西方主宰世界”这一问题。毕竟，这个问题与东西方社会发展的相对水平有关。究竟是像长时段注定派宣称的那样，西方遥遥领先已经很久了，还是像短时段偶然派认为的那样，西方的领先只是最近才发生的？如果新进化论者们能够度量社会发展，我们就不必在像表2.1那种复杂的图表上浪费时间了。只需要计算冰期结束之后不同时间点上东西方的得分，进行比较，看看哪套理论更符合实际即可。那么为什么还没有人这样做呢？

我怀疑，这大体上是由于新进化主义内爆了。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纳罗尔拿起他的滑尺之前，在很多人类学家看来，度量社会是很幼稚的想法。那群“相信法则与秩序的家伙们”（评论家们这样称呼纳罗尔及其追随者），手里拿着印有编码数据的穿孔卡片，对统计资料进行深奥难懂的争论，在足有仓库大小的电子计算机前忙活，这些似乎与忙于挖掘发现的考古学家们以及采访狩猎-采集者的人类学家们的现实格格不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时代的变化，新进化主义渐渐不再荒诞可笑，而转向了彻头彻尾的邪恶。例如，我曾在第二章中提到其“原始的富裕社会”观点的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其职业生涯时是个进化论者，可是到60年代，他却认为“对越南反抗斗争的同情甚至是钦佩情绪，加上对美国战争在道德和政治上的不满，可能会削弱经济决定主义和进化发展的人类学基础” 。

到了1967年，萨林斯在巴黎争辩狩猎-采集者们事实上并不贫穷时，新一代人类学家提出了更强硬的观点。这些人在美国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女权运动中成长起来，深受反主流文化思潮的影响。依照他们的说法，进化论者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实际上就是按照与西方人的相似程度来给非西方社会划分等级，而令人惊讶的是，西方人总是给自己打最高分。

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迈克尔·桑克斯和克里斯托弗·蒂利写道：“进化论很容易滑入自圆其说的思想意识，或主张西方在与其他文化关系中的优先地位，认为其他文化的主要作用只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补充。” 许多评论家感觉，这种对数字的自信不仅是西方人满足虚荣心的游戏，也是我们狂妄傲慢的一部分，而狂妄给我们带来的是地毯式轰炸、越南战争和军工复合体。瞧啊，约翰逊总统要下台了，民族优越感泛滥的教授也该带着他们的傲慢和数学滚蛋了。

静坐和谩骂把一场学术辩论转变成了一场摩尼教式的对决。在一些进化论者看来，他们的批评者们是道德败坏的相对主义者；而对某些批评者来说，进化论者是美帝国主义的傀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类学家们在招聘、任期和研究生招生委员会等方面钩心斗角，破坏了研究事业，导致学术的两极分化。美国最著名学府的人类学系衰退堕落了，就像婚姻不幸的一对夫妻，多年的互相责难终于爆发，两人开始分居。“我们（甚至）都不叫对方名字了，” 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1984年遗憾地说。最极端的例子在我任职的斯坦福大学。那里的人类学家们在1998年决裂，正式分裂成支持进化的人类学科学系和反对进化的文化与社会人类学系。两个系开始独立招聘与解聘教职人员、招生和教学。两个系的成员互不认识，也不需要认识。他们甚至创造出一个新的动词，让自己的学系更“斯坦福化”。

斯坦福化的悲哀——或是喜悦，这取决于谁在说话——让人类学家们在好几年的学术会议上自娱自乐，可是对于解决社会科学中最大的难题之一，斯坦福化没有多大帮助。 若想解释西方主宰世界的原因，我们就需要在这一问题上正视双方的论点。

社会进化的批评者们认为相信法则与秩序的家伙们目中无人，这当然没错。就像赫伯特·斯宾塞本人，试图解释一切事物的任何变化，很可能最终什么都解释不了。关于新进化论者到底在度量什么，存在着很多不解和疑惑。即便他们对社会内部进化发展的本质达成了一致（这大多发生在他们坚持斯宾塞的分化观点的情况下），这种对全世界的不同社会进行排名的行为实际意义也不明显。

批评者们认为，评分表掩盖的东西比它揭示的还要多。它掩盖了文化个体的特性。20世纪90年代时，我在研究民主的起源，十分赞同这个观点。创造这种管理形式的古希腊的确很奇特，那里的很多居民打心眼里相信，发现真理最好的方法不是向祭司询问神的想法，而是把所有人召集到山腰上，争论一番，然后投票。给古希腊的变化打分并不能解释民主的由来，而用社会发展指数掩盖希腊人的特色，分散了人们对其独特成就的注意力，从而实际上加重了任务的困难程度。

不过，那并不代表设计社会发展指数是在浪费时间，只是对上述那个具体问题来说用错了工具。西方主宰世界的问题是另外一回事，是需要我们纵观几千年的历史，观察数百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追踪数十亿人来进行比较的巨大工程。对这个任务来说，社会发展指数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工具。毕竟，长时段注定论和短时段偶然论的争议之处在于出现东西之分后的约一万年的时间里，东西方社会发展的整体形态。长时段注定派和短时段偶然派并没有专注于这一点，直接对质对方的观点，而是着眼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使用不同的证据，用不同的方式定义他们的术语。跟随相信法则与秩序的家伙们，把浩如烟海的史实证据缩减为简单的数字得分，有其缺点，但也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可以让所有人面对相同的证据，并得出惊人的结果。

我们需要度量什么

第一步要弄清楚我们到底需要度量什么。我们可以听参加过鸦片战争的罗伯特·乔斯林勋爵是怎么说的，那场战争让人们意识到了西方的主宰地位。1840年7月，一个炎热的星期天下午，他看着不列颠舰队缓缓靠近定海，那里有一道坚固的堡垒阻挡了他们进入长江入口处。“船队对着小镇舷炮齐射，”乔斯林写道，“随后，木料的碰撞声、房屋的倒塌声、人们的哭喊声在岸边回响。轰炸持续了九分钟……我们登陆时，海岸上已经生气全无，只剩下几具尸体、弓箭、断裂的长矛和枪支。”

这里就体现了西方主宰世界的直接原因：1840年，欧洲舰队和枪支可以突破任何东方国家的防御。当然，除了军事力量，还有其他因素也导致西方主宰世界。1840年跟随英国舰队的另一位长官阿迈恩·芒廷，把定海的中国武装比喻成中世纪编年史插图中的事物。“就好像那些老照片里的物件复活了，有了实体和颜色一样，”他回想着，“它在我面前游弋，完全不知道几个世纪以来世界的进步，也全然不知现代的用法、发明和改进。”

芒廷领悟到炸毁舰队和堡垒只是西方主宰世界的最直接原因，是西方一系列优势长链中的最后一环而已。更深层的原因是英国工厂能够大量生产炸弹、威力巨大的大炮和远洋战船，而英国政府能够筹集资金，支持横跨半个地球的远征。那天下午英国人之所以能堂而皇之地闯进定海，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成功地从自然环境中获取能量，并用于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全都归结为西方人不仅在能量链上比其他任何人爬得更高，而且与历史上的早期社会不同，他们高至得以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投射自己的力量。

这种在能量链上攀爬的过程，遵循20世纪50年代纳罗尔之后的进化论人类学家们的传统，我称之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主要是一个族群掌握其物质和精神环境以达到目的的能力。 说得更正式一点，社会发展就是技术、物质、组织和文化上的成就的集合体，人类以此解决衣食住行，繁衍后代，解释周围的世界，解决集体内部的纷争，以其他集体为代价拓展自己的势力，以及防御其他集体拓展势力的尝试。我们或许可以说，社会发展能度量一个集体达成某项目的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理论上是可以跨时间和地域来比较的。

在做更深入的讨论之前，我想郑重申明一下：度量和比较社会发展并不是为了对不同集体做道德上的评判。例如，21世纪的日本遍地都是空调和计算机化工厂，以及熙攘忙乱的城市，拥有汽车、飞机、图书馆、博物馆和高科技医疗，居民受教育程度很高。当时的日本人已经充分地掌握了他们的物质和智力环境，远远超过1 000年前的先祖们，那时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因此说现代日本比中世纪日本更发达就十分合理了。但这并不能说明现代日本人比中世纪的日本人更聪明、更有价值，或更幸运（不用说更快乐了），也没有评判道德、环境，或是其他社会发展的代价。社会发展是一个中性的分析范畴。度量是一回事，褒贬是另一回事。

本章稍后将会讨论度量社会发展告诉我们，如果要回答西方何以主宰世界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解释哪些东西。事实上，除非我们想出一个度量社会发展的方法，否则将永远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然而，首先我们需要建立一些原则来指导指数的设计。

用现代最受敬仰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作为开始再好不过了。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要力求简单，但不要过于简单。” 也就是说，科学家们应把想法归结成可以用事实检验的核心点，用最简单的方法进行检验，然后就这样，不要加什么，也不要再减什么。

爱因斯坦本人的相对论提供了一个很著名的例子。相对论指出引力会使光线弯曲，如果该理论正确的话，那么每当太阳经过地球和另一个恒星之间时，太阳的引力会使该恒星发出的光线弯曲，使其位置看上去稍微改变了一些。这为该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容易检验的方法。只是太阳光线太强，我们无法看到它附近的恒星。不过，1919年，英国天文学家亚瑟·爱丁顿想出了个巧妙的解决办法，很符合爱因斯坦的那句格言。爱丁顿想到，在日食期间观察太阳附近的恒星，就能够测量它们的偏移距离是否如爱因斯坦所预测的那样。

爱丁顿动身去南太平洋，做了一系列观察，并宣布爱因斯坦是正确的。激烈的争论随即爆发，因为证明爱因斯坦正确和错误的结果差别甚微，爱丁顿已经充分利用了1919年可用的仪器。尽管相对论很复杂 ，但天文学家们在测量的对象和方式上是持一致意见的。那么，关键就看爱丁顿的测量是否准确。然而从壮观的星体运动回到定海残酷的轰炸上来，我们会立即发现，在面对人类社会时，问题要复杂得多。到底应该度量什么来给社会发展指数分配分值呢？

如果说爱因斯坦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指导，那么我们可以从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寻求实践指导，这不仅是因为它与有助于我们回答问题的指数有很多相似之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设计这一指数，是为了衡量每个国家在为公民提供实现其内在潜能的机会方面做得如何。参加这一项目的经济学家们首先讨论了人类发展到底是指什么，然后总结出三个核心参数：人均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程度（表现为识字水平和入学率），以及平均收入水平。然后，他们设计出一个复杂的加权系统，综合这些参数，给每个国家评出一个0~1的分数。0意味着根本没有人类发展（也就是所有人都死了的情况），1则表示在调查完成所在年份里现实世界中可能达到的最完美状态。（例如，在最近的报告中，2021/2022年，瑞士居于首位，得分0.962，而南苏丹垫底，仅有0.385。）

这一指数符合爱因斯坦的规则，因为这三个参数可能是联合国在抓住人类发展意义前提下所做的最简化处理了。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们仍然有不满意的地方。最明显的是，我们可以衡量的不仅是寿命、教育和收入。它们的优势在于方便定义和记载（较之其他参数，如幸福），不过我们完全可以再调查一些其他可以生成不同分值的因素（例如就业率、营养状况或住房）。即便是最认同联合国的参数的经济学家，有时也不愿把它们合并成一个单一的人类发展分值。他们认为，这些参数就像苹果和橘子，把它们捆在一起简直荒谬。也有经济学家不排斥选择及合并这些参数，但是不喜欢联合国统计学家们对每个参数的加权方式。他们指出，这些分值看似客观，实际上却十分主观。还有些评论家对给人类发展打分这一想法本身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会造成一种印象，感觉好像瑞士人在通往极乐天堂的路上已经走了96.2%的路程，是南苏丹人幸福程度的2.5倍——这两点都不大可能。

不过，尽管恶评如潮，事实证明人类发展指数还是大有用处的。它便于救援机构把基金拨给最需要的国家，即便是批评者们也同意，以指数为依据，可以让一切更明晰，让辩论更深入。过去15 000多年的人类发展指数，与联合国的指数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还有一些别的问题），不过，也具备一些相似的优点。

像联合国经济学家们一样，我们应该遵循爱因斯坦的规则。指数应该衡量尽可能少的社会维度（力求简单），而且抓住前文定义的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特征（不要过于简单）。我们所衡量的每个社会维度都应该符合六项基本标准。第一，必须具有相关性。也就是说，必须与社会发展有所关联。第二，必须具有文化独立性。例如，我们或许认为文学艺术作品的质量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有用参数，可是我们对此类参数的判断具有严重的文化局限性。第三，这些参数必须相互独立。譬如，如果选用国家人口总数和财富总量作为特征，我们就不能使用人均财富作为第三个特征，因为这是由前两个参数推算出来的。第四，必须有足够的档案记录。由于是回顾几千年前的事，这一点的确很重要。因为现有的证据千差万别。尤其是对于遥远的过去，我们不太了解一些潜在有用的特征。第五，必须具有可信性。也就是说，专家们大都认同证据的意义和价值。第六，必须具有便捷性。这或许是标准中最不重要的一项，可是证据越是难以获得，或计算结果所需的时间越长，该参数的用处也就越小。

任何参数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选择的每个参数都不可避免地会在这几项标准上表现得各有优劣。可是在花了几年时间研究这些参数之后，我选定了四个参数，在这六项标准上表现得都不错。就像联合国利用人均预期寿命、教育和收入特征不能告诉我们有关瑞士、挪威或南苏丹的一切一样，这些指标加总也并不能全面反映东西方社会，但它们确实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很好的缩影，如果我们想了解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它们向我们展示了所需要解释的社会发展的长期模式。

我选择的第一个参数是能量获取。倘若不是从动植物中获取能量以养活几乎不从事耕作的士兵和海员，不从风力和煤炭中获取能量以发动船只驶向中国，不从炸药中获取能量向清军开火，英国根本无法在1840年抵达并轰炸定海。能量获取对社会发展十分关键，早在20世纪4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便提出把人类历史缩减成一个方程式： E × T → C （ E 代表能源， T 代表技术， C 代表文化）。

这其实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庸俗。怀特的意思并不是说把能量与技术相乘，就可以完全了解孔子、柏拉图、荷兰画家伦勃朗或中国山水画家范宽的一切了。怀特所说的“文化”实际上更像是我说的社会发展。即便如此，他的方程式对我们的目的来说太过简单，对于解释定海事件还不够。

如果没有能力组织好，就算获取了世上所有的能量，也无法把英国的海军中队带去定海。维多利亚女王的仆从们能够召集军队，支付军饷，提供给养，训练他们听从指挥，完成大量棘手的指令。我们需要度量这种组织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组织能力与斯宾塞的分化理论有所重合，但新进化论者在20世纪60年代意识到，想直接度量社会的变化，甚至给出让评论家们满意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一个既与组织能力紧密相关，同时又便于度量的替代参数。

我选择的第二个参数是城市化。这看起来也许有点奇怪，毕竟，说伦敦是个大地方，并不能直接反映墨尔本子爵的资金流，或皇家海军的指挥结构。然而，再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选择就没有那么奇怪了。支持一座300万人口的城市所需要的组织能力令人咋舌。要有人负责把食物、饮用水运进来，把废弃物运出去，提供工作岗位，维持法律秩序，扑灭火灾，并承担维持大城市日复一日运行的其他事务。

当然，如今有些世界级大城市运作失常，犹如噩梦一般，充斥着犯罪、肮脏和疾病。历史上的大城市大多难免如此。公元前1世纪，罗马拥有100万居民，那时街头帮派时常阻碍政府运作，死亡率高到仅仅为了维持人口总数，每月要移居超过1 000名乡下人到罗马。可是，尽管罗马有着各种黑暗面（2006年美国HBO电视网的电视剧《罗马》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使这个城市得以运作的组织远远超出了任何早期社会所能管理的范围——正如管理拉各斯（人口1 100万），或孟买（人口1 900万），更不用说东京（人口3 500万），远远超出了罗马帝国的能力范围。

这便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家们经常使用城市化来大致反映组织能力。这种度量并不完美，可是作为粗略的指导还是很有用的。对我们来说，一个社会最大城市的规模还有一个额外的优势：不仅可以在过去几百年的官方统计数据中找到它，还可以追溯考古学记录，因而能够对其自冰期以来的组织能力水平有个大致的认识。

除了获取并组织好物理能量，英国还需要处理并交流大量的信息。科学家和实业家们需要准确地进行知识转移；枪支制造商、船只制造商、士兵和海员们越来越需要读懂书面说明、计划和地图；亚欧之间需要传递各种信件。19世纪英国的信息技术与我们现在相比当然十分落后（私人信件从广州寄到伦敦需要三个月，政府急件因为某种原因需要四个月），可是较之18世纪的水平已经先进很多了，而18世纪与17世纪相比也有很大进步。信息处理对社会发展十分关键，所以我把它作为第三个参数。

最后一个参数是发动战争的能力，很遗憾，这点也同样重要。就算英国获取能量的能力、组织能力和交流信息的能力再强，1840年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还是因为他们能够把这三个参数转化为破坏力。在第一章中，我不赞同亚瑟·C.克拉克在他的科幻小说《2001太空漫游》里把进化等同于杀戮的技能，但在为社会发展设计指数时，如果不包含军事力量，这样的指数就毫无用处。正如毛泽东的名言：“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世纪40年代之前，没有哪个社会可以把军事力量投射到整个地球，讨论由谁“主宰”也是毫无意义的。可是，在这以后，这可能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

正如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没有人能裁定只有这些参数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最终方法，同样，对参数做出的任何变动都会改变分值。然而，好消息是，几年来我研究的这些替代参数都没有对分值产生太大的影响，也没有改变社会发展的整体模式。

如果爱丁顿做了画家，他或许会像18世纪的绘画大师，用肉眼难辨的微小细节描摹世界。为社会发展制定指数更像是电锯艺术，把树干雕刻成灰熊。毫无疑问，这种粗糙和随性的程度会让爱因斯坦心焦，不过对于不同的问题，所允许的误差范围是不同的。对电锯艺术家来说，唯一重要的问题就是树干像不像灰熊。对比较历史学家而言，则是指数能否显示社会发展历史的整体状况。当然，把指数所揭示的模式和历史记录的细枝末节进行比较，那是历史学家们自己要去判断的事情。

实际上，激励历史学家们做这些事可能就是指数能起到的最大作用了。可争辩的余地还很大：不同的参数、不同的计分方式可能会更有效。但用数据说话，我们就必须关注错误的来源，以及修正的办法。这可能不像天体物理学那样精准，但总比在黑暗中乱转要好得多。

如何进行度量

现在需要生成一些数字资料。搜集公元2000年世界各国的数据资料是相当容易的（由于它是一个整数，我选择将这个日期作为指数的终止时间）。联合国的各种项目每年会公布统计数据，例如，美国人均年耗能达8 320万千卡，相比之下，日本人均只有3 800万千卡；79.1%的美国人居住在城市，而日本则是66%；每1 000个美国人拥有375台计算机，每1 000个日本人只有73台。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每年的《全球军力平衡报告》告诉我们每个国家拥有多少军队和武器装备，以及它们的威力和价格。我们都快被数字淹没了。不过，我们要思考怎样把它们组织起来，得出一个指数。

我坚持最简原则，把公元2000年可达到的社会发展指数的最大值设为1 000分，再平均分配给我选择的四个参数。1956年，拉乌尔·纳罗尔公开发表了第一个社会发展的现代指数，他也给自己所提出的三个参数平均分配分数，因为正如他所说的，“没有理由给其中哪个更大的分值比重”。那听起来有点自暴自弃的感觉，但我们确实有理由给参数以同等的重要性。即使能想到什么理由，在计算社会发展时给予其中某个参数更大的比重，我们也没有根据去假设这些权重在过去的15 000多年里都是合理的，或是对东西方同样适用。

给公元2000年的每个参数设定好最高分值250分，之后就是最困难的部分了，那就是决定如何给东西方历史的各个阶段打分。对于计算的具体步骤，我就不赘述了（本书结尾将总结附录中的数据和一些主要难点，我的另一本作品《文明的度量》也公布了完整的说明），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快速浏览一下准备过程，把步骤解释得更详细一点应该还是有帮助的。（如果你觉得没有必要的话，当然可以略过这一节。）

城市化可能是最简单明了的参数了，不过这个参数也面临一些难题。首先是定义方面：城市化到底是指什么？有的社会科学家将其定义为居住在一定规模（如一万人）以上的定居点的人口比例；也有的认为，城市化是指不同居住地等级的人口分布，从城市到村庄；还有一些人觉得，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内社区的平均大小。这些方法都很有效，可是要运用于我们研究的整段时期却很困难，因为证据的性质一直在改变。我决定使用一个较为简单的参数：每个时期东西方社会已知的最大城市的规模。

关注最大城市的规模并没有解决定义方面的问题，我们仍然需要决定如何定义城市的范围，如何把不同类别的数据证据结合起来。不过，这确实把不确定性降到最低限度了。在整理这些数据时，我发现把城市的最大规模和其他标准（譬如城市与农村的人口分布估测，或是城市的平均大小）结合起来，会显著增加任务的难度，对整体分值却没有多大影响。那么，既然复杂的度量方式产生的结果大致相同，同时却存在更多的估测因素，我觉得还是使用较为简单的城市规模参数更合理。

大多数地理学家认为，在2000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拥有约2 670万人口的东京。 那么，东京在组织力/城市化参数上得满分250分，这也就意味着在计算其他城市的分数时，1分需要管理106 800人（即2 670万除以250分）。2000年西方最大的城市是纽约，拥有1 670万人口，得156.37分。虽然一百多年前的数据没有这么准确，不过所有历史学家都同意那时的城市要小得多。在西方，1900年的伦敦拥有大约660万居民（得61.80分）；而在东方，东京仍然是最大的城市，拥有大约175万居民，得16.39分。回到1800年的情况，历史学家们需要结合若干种不同的证据，包括食物供应和税收、城市的物理面积、住房密度以及传闻。不过大多数人得出的结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京师（今北京），拥有约110万人口（得10.30分）；最大的西方城市仍然是伦敦，拥有约86.1万人口（得8.06分）。

我们越往前追溯，误差就越大，不过在公元1700年之前的那几千年里，最大的城市显然在中国（日本紧随其后）。公元800—1200年，首先是长安，然后是汴京（今开封），再后来，临安（今杭州）拥有接近甚至超过100万居民（约9分）。相比之下，西方城市连一半的人口规模都没有。再往前追溯几个世纪，情况恰好相反。公元前1世纪，罗马拥有的几百万居民使其当之无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长安大概只有50万人口。

当我们向前追溯至史前时期，其证据就会变得模糊，数字也明显减小。但结合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小范围的细致挖掘，我们还是能够对城市规模有个合理的估计。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很像电锯艺术。大多数人能接受约10%的偏差，不过偏差不太可能比这个数字更大了。由于我们运用相同的估测手段度量东西方城市，大致的趋势还是相当可信的。根据这个体系，每获得1分，需要有106 800位居民，因此人口略微超过1 000就可以得0.01分，这是我觉得值得输入指数的最小数字。正如第二章中所说的，西方最大的村庄在公元前7500年前后就达到了这一水平，而东方则是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在这些年份之前，东西方都是零分（分数表见附录）。

再来谈谈能量获取，该参数提出了截然不同的问题。关于能量获取，最简单的方法是考虑人均能量获取，用每日获取能量的千卡数来表示。根据与城市化参数相同的步骤，从2000年开始，美国每日人均获取能量约22.8万千卡，这个数字是历史最高水平，得满分250分（本章前面提过，我所关注的并不是评判我们获取能源、建造城市、交流信息和发动战争的能力，只是对其进行度量而已）。2000年，东方最高人均获取能量是日本的10.4万千卡，得113.89分。

有关能量获取的官方数据，东方只能追溯到大约1900年，西方约为1800年。不过幸运的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补救。人体有基本的物理需求：每天至少需要从食物中得到约2 000千卡的能量才能正常运作。（个子较高或运动量较大的人需要更多，反之亦然。目前美国人均每日摄入3 460千卡，正如特大号腰带无情地揭示的，这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身体所需。）如果你每天摄入的能量少于2 000千卡，力量、视觉、听觉等身体功能就会逐渐萎缩，直到死亡。日人均食物消耗不可能长时段低于2 000千卡，也就意味着最低的分值是2分左右。

不过，实际上，最低的分值总是高于2分的，因为人类消耗的大部分能量都以非食物的形式存在。在第一章里我们看到，50万年前，直立猿人可能就已经在周口店生火做饭了；10万年前，尼安德特人肯定如此，并且穿着动物毛皮。我们对尼安德特人的生活方式知之甚少，猜测得不会太准确，可是加上非食物能量来源，尼安德特人平均每天获取的能量应该多出至少1 000千卡，为他们赢得了大约3.25分。毫无疑问，较之尼安德特人，现代人类烹煮更多食物，穿更多衣服，并且使用木材、树叶、猛犸象骨和兽皮建造房屋——这些源于植物提供的化学能量，而后者又依赖于太阳的电磁能。即便是20世纪技术最落后的狩猎-采集社会，食物来源和非食物来源的总量每天也至少有3 500千卡。考虑到气候更加寒冷，他们冰期末期的远祖们每天肯定需要近4 000千卡，也就是至少4.25分。

我相信不会有哪个考古学家会在这些估测上纠缠不休，不过冰期狩猎者的4.25分和现代使用汽油和电力的西方的250分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呢？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生态学家们群策群力，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

1971年，《科学美国人》杂志的编辑们邀请地球学家厄尔·库克写一篇名为《工业社会的能量流》的文章。他在文中放了一张图，显示了对狩猎-采集者、早期农耕者（指第二章中提过的公元前5000年西南亚的农夫）、后期农耕者（1400年前后的欧洲西北部农夫）、工业人群（位于1860年前后的欧洲西部），以及后20世纪“科技”社会的人均耗能的推测，耗能方式分成四类：食物（包括供食用的家畜的饲料）、家庭和商业、工业和农业，以及交通运输（图3.1）。这张图后来被多次引用。

近40年来，与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经济学家收集的结果相比，库克的推测很站得住脚。 当然，他们只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但我们可以用东西方社会各个时期留存下来的详细证据，来研究实际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这些参数。有时候我们可以借助文本证据，但大多数时期，一直到前几个世纪，考古发现更为重要。譬如挖掘出的人和动物的骨骸、房屋、农耕工具、梯田和灌溉的痕迹，工匠的作坊和商品，以及运输这些产品的手推车、船只和道路的遗迹。

有时候，证据来得很意外。第一章和第二章着重描述的冰芯还显示了空气污染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增长了7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罗马人在西班牙采矿造成了污染，过去十年对泥炭沼泽和湖里的沉积物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欧洲1世纪生产出的铜和银是13世纪时的9~10倍，这意味着能量需求极大——需要劳工挖矿，牲口运走煤渣；更多的劳工和牲口修建公路，建造码头，装卸货船，把金属矿石搬运到城里；用水车碾碎矿石；最重要的还是木材，井筒需要原木支撑，锻炉需要木炭燃料填装。通过这种独立的证据来源，我们可以比较不同时期的工业活动水平。直到11世纪，冰层的污染才降到罗马时代的水平（据中国文献记载，由于炼铁工人源源不断的需求，汴京附近山上的树木都被砍伐得差不多了，煤炭在史上首次成为一个重要的能量来源），直到19世纪，因为英国烟囱喷涌黑烟，污染的程度才再次远远超过罗马时代。

我想再次强调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种电锯艺术。譬如，我估计在1世纪，罗马帝国鼎盛时期，日人均能量获取在31 000千卡左右。这要大大超过库克对后期农业社会26 000千卡的估计，不过考古学清楚地表明，与之后直至18世纪的欧洲人相比，罗马人吃更多肉，建造更多城市，开更多更大的商船。这样说来，罗马的能量获取与我的估计肯定会有5%的偏差。不过，因为我在附录中提到的原因，误差应该不会超过10%，肯定不会达到20%。库克的框架以及详细的证据使得估测产生的误差不会很大，而且正如城市化的得分，由于所有的推测工作都是由同一个人完成的，使用的原理也是相同的，这就意味着即使出现错误也是有一致性的。

信息技术和战争也有自己的困难（附录中的讨论较为简略，在我的网站上有详细讨论），但这两个参数与城市化和能量获取采用同一原理，或许产生的误差也是一样的。正如我在附录中讨论的，分值达到15%甚至20%的系统性错误，才会对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造成实质的影响，但如此巨大的误差是有悖于历史证据的。最终唯一确定的方法是，让其他历史学家提出自己的数字，他们或许更倾向于其他参数，或是使用其他计分方式。

50年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主张科学的进步是“推测与辩驳” 的过程，遵循“之”字形路线：一个研究者抛出一个观点，其他学者争先恐后地进行反驳，在这个过程中提出更好的观点。我认为，这一过程同样适用于历史。我相信任何符合证据的指数得出的模式都会与我的差不多，但如果我错了，其他人发现这个计划有不足之处，那就希望我的失败能鼓励他们找到更好的答案。再借用一次爱因斯坦的话，“对任何理论来说，其最好的命运……莫过于能为一个其所依赖的更全面的理论的提出指明方向” 。

度量的时间和地点

最后有两个技术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多久计算一次分数。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追踪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每年甚至每月的社会发展变化。不过，这样有多大意义值得怀疑。毕竟，我们希望看到很长时间跨度下的历史的整体架构，为此，每100年给社会发展把一次脉应该就足够了。这一点也是接下来我想要证明的。

然而，当我们回顾冰期末期，若是每隔100年观察一次社会发展，这既不可能，又没有多大价值。公元前14000年的情形和公元前13900（或13800）年没多大区别，部分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实质证据，部分是由于变化本身发生得就很缓慢。因此，我根据时期的不同来调整度量的间隔。在公元前14000—前4000年，每1 000年度量一次社会发展。在公元前4000—前2500年，证据的质量有所提高，改变也有所加快，因此我每500年度量一次。在公元前2500—公元1250年，每250年度量一次。最后，在公元1400—2000年，每100年度量一次。

这样做也有风险，最明显的是追溯越早期的历史，变化就会显得越平缓。每1 000年或500年才计算一次分数，我们很可能漏掉一些有趣的发现。然而，事实上，在我所建议的范围里，我们没多少次能更精确地确定信息的年代。我不会放任不管，在第四章到第十章的叙述中将会填补尽可能多的空白，而我在这里使用的框架在我看来似乎在实用性和精确性之间实现了最佳平衡。

第二个问题是度量哪里。当你阅读前文时，或许会对我在核算“西方”和“东方”得分时，没有指明对自己所指的是世界的哪个部分感到吃惊。有时候我说的是美国，有时是英国，有时是中国，有时是日本。在第一章里，历史学家彭慕兰抱怨比较历史学家们常常歪曲了对西方主宰世界原因的分析，他们草率地把面积很小的英国和幅员辽阔的中国进行比较，然后就下结论说西方自1750年起就开始领先于东方了。他认为，我们必须比较规模相似的单元。我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对此做出了回应，把“西方”和“东方”具体定义为起源于黄河—长江流域和侧翼丘陵区的原始东西方农业革命的社会。不过现在得承认，那只是部分解决了彭慕兰的难题。在第二章中，我描述了农耕开始后的约5 000年的时间里，东西方地区令人惊叹的扩张过程，以及在侧翼丘陵区或长江流域等核心地区，和诸如北欧或朝鲜半岛等周边地区之间长期存在的社会发展的差异。那么，当我们为社会发展指数计算分值时，应该关注东西方的哪些地区呢？

我们可以尝试研究整个东西方地区，尽管那就意味着，譬如，1900年的分值将综合考虑工业时期英国浓烟滚滚的工厂和轰隆作响的机器、俄国的农奴、墨西哥的苦工、澳大利亚的牧场工人，以及广阔西方地区各个角落的群体。我们需要为整个西方地区制定一种平均的综合性的发展分值，对东方亦然，然后对之前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重复同样的过程。这样做太过复杂，且不实际，我怀疑它根本就没什么意义。当解释西方为什么能主宰世界时，最重要的信息一般来自比较各个地区最发达的部分，即由最密集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联系起来的核心地区。社会发展指数需要度量和比较的是这些核心地区内部的变化。

然而，我们将在第四章到第十章看到，核心地区会随着时间发生迁移和改变。西方核心地区的地理位置在公元前11000—公元1400年是很稳定的，基本保持在地中海东岸。在公元前250—公元250年前后，罗马帝国向西扩张，吞并了意大利。除此之外，核心地区一直在如今伊拉克、埃及和希腊组成的三角形区域里。从1400年起，核心地区不断向西、向北移动，首先在意大利北部，然后到西班牙和法国，再扩大到囊括英国、比利时、荷兰和德国。到1900年，核心地区横跨大西洋；到2000年，固定在了北美。东方的核心直到1850年之前一直保持在黄河—长江地区，尽管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中心向黄河流域的中原转移，公元500年后又转向长江流域，公元1400年之后又逐渐转向北方。到1900年，核心地区扩展到日本，2000年扩大至中国的东南部（图3.2）。目前为止我只是想说明，所有的社会发展指数得分都反映了这些核心地区的社会状况，至于这些核心地区转移的原因，我们将在第四章到第十章重点讨论。

过去的模式

游戏规则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来看一些结果。图3.3显示了自冰期末期地球变暖以来的16 000年的分值。

在这么多铺垫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坦白说，并没有看出多少东西，除非你的视力比我的好很多。东方和西方的曲线靠得如此之近，以至难以区分，而且它们直到公元前3000年才勉强离开图的底部。即便如此，也是直到几个世纪之前才有大的变化，两条线几乎都是突然出现90度转折，直线向上攀升。

这个图看起来很让人失望，事实上却告诉了我们两件十分重要的事。第一，东西方社会发展并没有太大差别。以我们所观察的尺度看，二者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无法区分。第二，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发生的深刻变化，是迄今为止史上最迅猛、最伟大的转变。

要想获取更多信息，我们需要换个角度观察这些分值。图3.3的缺点在于，由于20世纪时东西方的曲线陡然攀升，为了在纵轴上显示出公元2000年的分值刻度（西方906.38分，东方565.44分），就不得不把早期过低的分值压缩到肉眼难辨的程度。所有想显示增长的加速较之以前是成倍增长而非简单增加的模式的图表，都会存在这个问题。不过幸运的是，有个很简便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设想一下，我想买杯咖啡，却没有钱。我从本地的黑帮老大那里借了1美元（假设那时1美元还是能够买到一杯咖啡）。当然了，他是我的朋友，所以只要我在1周以内还给他，就不收利息。不过，要是我超过了期限，债务就会每周翻一番。不用说，我逾期了，所以现在我欠他2美元。我天生对理财少根筋，又拖了1周，也就是欠了4美元。接着又过了一周，欠款变成了8美元。我出了城，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图3.4显示了我的债务变化。正如图3.3，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多大变化。直到大约第14周时，代表利息的曲线才变得清晰，而那时我的债务已经累积到了令人咋舌的8 192美元。第16周，债务拉升至32 768美元时，曲线终于完全离开了图的底部。到第24周，等到黑帮找上门时，我已经欠了8 260 608美元的巨款。这真是史上最昂贵的一杯咖啡了。

当然，按照这个标准，我的债务在前几周的增长实在微不足道，从1到2到4，再到8美元。可是假如我买了那杯咖啡后的一个月左右，碰到了黑帮老大手下的一个小喽啰，那时我的债务是16美元。假设我没有16美元，但给了他5美元。考虑到自身安全，我坚持每周偿还5美元，持续了4周，可接着就又一走了之了。图3.5中的黑线代表一分未还的情况，而灰线则代表坚持5周，每周还5美元之后的债务增长情况。我那杯咖啡最后仍然花了不止300万美元，但仍不到我一分未还情况下的欠债金额的一半。这至关重要，然而在图中却无法看到。从图3.5中无法得知为什么在结尾处灰线比黑线低那么多。

图3.6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我的破产。统计学家们把图3.4和图3.5叫作“线性-线性图”，因为每条轴上的刻度都是以线性增长的，也就是说，过去的每周在横轴上占据相同的长度，债务增长的每一美元在纵轴上也占据相同的高度。对比之下，图3.6在统计学中被称为“对数-线性图”。时间在横轴上也是以线性单元分配的，但纵轴是以对数的方式记录我的债务，意味着图的底部轴线和第一条水平线之间的空间代表了我的债务从1美元到10美元的10倍增长，第一条和第二条水平线之间的空间意味着又涨了10倍，从10美元到100美元，然后再涨10倍，从100美元到1 000美元，如此反复，一直到最顶部的1 000万美元。

政治家和广告商们精于用数据误导人们。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里就曾有感而发：“谎言有三种：无伤大雅的小谎、糟糕透顶的大谎和统计数字。” 图3.6或许就证明了他的话。不过与图3.4和图3.5相比，它实际上只是关注了我债务的另一个方面。使用线性-线性标尺很好地表现了我债务的糟糕程度，对数-线性标尺则清楚地显示了原因。图3.6中的黑线平滑，说明未作偿还时，我的债务稳定地增长，每周翻一番。灰线显示4周的翻番之后，我的一系列5美元还款是如何减缓，却并没有停止债务增长的。当我停止偿还时，因为债务再一次每周翻番，灰线再一次上升到与黑线平行，但最后并没有涨到黑线令人眩晕的高度。

政治家和统计学家们并不总是在撒谎，只是根本没有一种完全中立客观的方式可以表现政治和数字。每句新闻陈述、每张图表，都强调了事实的某些方面，而淡化了另外一些方面。因此，图3.7用对数-线性标尺显示了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的社会发展指数得分，与图3.3的线性-线性版本相比，同样的分数却给人以截然不同的印象。图3.7比图3.3更有揭示性。近几个世纪里社会发展的飞跃十分真实，清晰明了，再多巧妙的统计手法也无法掩饰。但在图3.7中它并没有像图3.3那样突兀。当曲线开始向上攀升时（西方大约在1700年，东方在1800年前后），两个地区的分值已经比曲线左半部分高出10倍左右了。这个差别在图3.3里很难看出来。

图3.7表明，解释西方主宰世界的原因就意味着要同时回答几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社会发展在公元1800年之后会突然发生飞跃，达到的水平之高（接近100分），使得一些国家能够向全球范围投射威力。在发展达到这样的高度之前，即便是地球上最强大的社会，也只能统领自己的那一部分地区。然而，19世纪的新技术和制度使其把地方统治变成全球性统治。当然，我们也需要弄清楚为什么西方是第一个迈过这一门槛的地区。不过，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还需要理解在此前的14 000万年里，社会发展增长如此之大的原因。

图3.7揭示的还不止这些。它还表明东西方的分值实际上并不是直到几千年前才开始有差别的：从公元前14000年起，西方的分值就在90%的时间里比东方高。这似乎是对短时段偶然论的一个挑战。西方自从1800年开始就处于领先地位，是对长时段注定论的一种回归，并不是什么古怪的异常现象。

图3.7虽然并没有否认短时段偶然论，但的确意味着短期理论想站住脚需要更加周密，要同时能够解释冰期末期的长期模式，以及公元1700年以后发生的事。不过，从这些模式看来，长时段注定派也不能高兴得太早。图3.7清楚地显示出西方的社会发展指数得分并不是始终领先于东方。两条线在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里不断趋近，在541年相交，之后直到1773年，东方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当然这些日期精确到难以置信，取决于我计算的社会发展指数得分是否完全正确。最合理的说法应该是，东方的分值在6世纪中期超过西方，而西方在18世纪后期重获领先地位。）东西方分值在古代曾趋近，东方在社会发展上领先世界1 200年，这些都不能证明长时段注定论的错误，正如西方在冰期末期以来几乎一直领先，也不能推翻短时段偶然论一样。但是，这些事实意味着成功的理论需要更加周密详备，需要考虑到比目前所提供的还要广泛的证据。

在结束对这些图表的研究之前，还有几个模式值得提一下。在图3.7里可以看到，而在图3.8中更加清晰。这是个普通的线性-线性图，不过只覆盖了公元前1600—公元1900年的3 500年的时间。截去公元2000年的高分部分，我们就可以伸展纵轴，从而看到早期的分值。缩短时间跨度，可以拉长横轴，使横向改变更加清晰。

这张图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点。首先，在1世纪，西方的最高分在43分左右，公元100年后开始缓慢下降。再向右边看一下，就会发现东方的最高分是1100年的42分左右，是北宋的鼎盛时期，然后出现了类似的下降。再往右，在1700年前后，东西方的分数都降到了40分以下，不过这一次并没有停滞，而是加快了速度。100年后，西方的曲线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而攀升。

是否存在某种“40分门槛”阻止了罗马和北宋的发展呢？我在前言中提到过，彭慕兰在他的书《大分流》中主张，18世纪时，东西方都遇到了生态瓶颈，这按理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和倒退。可事实并非如此，彭慕兰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英国（主要靠运气而非判断）把掠夺新大陆的成果和化石燃料的能量结合起来，从而突破了传统的生态瓶颈。有没有可能，罗马和北宋的社会发展低于40分时，也遇到了类似的瓶颈，却未能突破？若当真如此，在过去的2 000年历史里，主导的模式或许是长时段波动，庞大的帝国/帝制国家分值攀升到近40分，然后又跌回来，直到18世纪特殊事件的发生。

图3.8让我印象深刻的另一点是我们既可以在上面画横线，又可以画竖线。可以画竖线的最明显的地方是在1世纪，东西方分数都处于顶峰，虽然东方得分与西方有不小的差距（34.13分和43.22分）。与其只关注西方上升到40分区间的峰值，或许我们应该不管它们所达到的水平，而是去寻找影响旧世界两端，致使罗马和中国汉朝的社会发展指数得分下降的事件。

在1300年前后我们还可以画一条竖线，东西方得分再一次遵循类似的模式，尽管这一次是西方的分数低了很多（30.73分和42.66分）。东方的分数已经下滑100年了，西方这时也加入了进来，直到公元1400年之后两条曲线才有所回升，在1700年前后开始加速上升。同样，与其关注18世纪早期触及40分区间的峰值分数，我们或许应该寻找是什么全球性事件，在14世纪沿着相同的轨迹推动了东西方的发展。或许正如彭慕兰总结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生于西方并不纯粹是巧合，而是东西方其实都在朝着这场革命的方向前进，但西方凭借对14世纪发生的事件的反应，获得了微小的优势，这对其抢先到达18世纪的飞跃点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我看来，图3.3、图3.7和图3.8说明了长时段注定论和短时段偶然论都存在的一个缺点。一小部分理论家关注农业革命初期的事，大多数则研究最后的那500年。因为其中的几千年大体上被忽视了，所以当观察整个历史架构时，对突然出现的那些陡增、放缓、崩溃、趋同、超越，或水平天花板以及垂直连接等现象，他们甚至很少尝试解释。坦白说，那就意味着这两种方法都不能解释西方主宰世界的原因。这样一来，二者就都无法回答隐藏于其后的问题——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斯克鲁奇的疑问

在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的高潮部分，圣诞未来之灵把埃比尼泽·斯克鲁奇带到一个杂草丛生的教堂墓地。圣诞未来之灵静静地指向一个无人打扫的墓碑。斯克鲁奇知道自己的名字将出现在那里，他知道自己将长眠于此，孤独冰冷，被人遗忘。“这些幻影是一定会实现的事情，还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2] 他呼喊道。

我们也可以对图3.9提出同样的问题，它显示了20世纪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增长率，并预测了东西方的未来。 东方曲线在2103年与西方交叉。到2150年，西方的主宰地位就将结束，其繁盛将如尼尼微和提尔一样成为历史。

西方的墓志铭同斯克鲁奇的一样清晰：

西方主宰
1773—2103
愿灵安息

这些幻影真的是必定会发生的事情吗？

斯克鲁奇在面对自己的墓志铭时，跪倒在地。“行行好吧，圣诞未来之灵，”他祈求道，紧紧抓住圣诞未来之灵的手，“告诉我，如果我现在改变自己的生活，你给我看的未来幻影也会改变！”圣诞未来之灵没有回答，但斯克鲁奇自己悟出了答案。他被迫同圣诞过去之灵和圣诞现在之灵一起度过了一个糟糕的夜晚，因为他需要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我会吸取教训的，”斯克鲁奇保证道，“噢，告诉我，我可以把这个石头上的字抹掉！”

在前言中，我说过，在分析西方主宰世界的原因，特别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人当中，自己属于少数派，因为我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现代历史学家或政治学家。借着斯克鲁奇的比喻，我认为由于讨论中缺少历史学家，我们陷入了只与现在圣诞之灵对话的误区。我们需要把过去圣诞之灵也请回来。

为此，本书的第二部分（第四章到第十章）将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讲述东西方过去几千年的故事，试图解释社会发展产生变化的原因；在第三部分（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我会把这些故事串起来。我相信，这不仅能解释西方主宰世界的原因，也能告诉我们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1] Charles Darwin,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1882), Chapter 10.

[2] Charles Dickens, A Christmas Carol in Prose (1843), Stave 4. BgfZLaZxUdOSbYEcAN6s21pGGR1ktBR7DZCxuN3/hHlceZk85vvD3AjRrAsQGaX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