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帝国
（公元前55—公元410年）

一团混乱

恺撒的确来了，看到了，也征服了。反正他声称自己做到了。实际上，从一开始，所有可能出错的事都出错了。恺撒的问题就是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后来所说的“摩擦”。“战争中的一切都很简单，”克劳塞维茨说，“但最简单的事情却非常难。” ^[1] 我们这个时代的士兵用的是更直白的术语“一团混乱”——一切都糟透了，这很正常。

公元前55年的战役，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漫长的混乱。恺撒派去争取布列吞人的特使康缪斯一上岸就被镣铐加身。恺撒的骑兵运输队迟迟没有等到战马送达，错过了涨潮的时机。当他们能望见大不列颠岛时，风向却改变了，把他们吹散到海峡各处。继而，由于恺撒的船太大，无法靠近海岸，于是倒霉透顶的步兵们不得不披挂全副盔甲跳入齐颈深的海浪中，艰难地爬上海滩，这很可能发生在肯特郡的佩格韦尔湾（图3.1）。就连恺撒也不得不承认：“这次行动让我发现先前的好运全都没了。” ^[2]

一上岸，身经百战的罗马士兵们就迅速结束了实质性战斗，但由于没有骑兵，他们无法追击逃跑的布列吞人，敌人侥幸存活，之后卷土重来。更糟糕的是，由于不了解海峡的潮汐情况，恺撒的船停错了地方，被强大的风暴摧毁了。又经历了几场小规模战斗后，他和当地人达成了协议，把他的士兵塞进匆忙修好的船中，等天气转好便立刻驶离了大不列颠岛。

第二年，公元前54年的夏天，恺撒卷土重来了，带着扩至三倍的兵力（包括骑兵），乘着定制的登陆艇上岸。为配合军事行动，还展开了外交攻势。起初，英国东南部的部落团结在卡西维拉努斯周围，就是上一章结尾提到的那位正在崛起的反罗马国王，但当人们清楚地看到，无论是挺身战斗，打了就跑，还是龟缩在堡垒里，都不能赶走恺撒时，联盟就分崩离析了。在成千上万的部下伤亡或沦为奴隶后，卡西维拉努斯无计可施，只得求和。恺撒宣布又获得了一次胜利，扬帆离去了。

这并不是恺撒最辉煌的时刻，如果没有被高卢人的大起义阻止，他可能会在公元前53年再度杀回。然而他已经做得足够多了。他的战役在罗马广受赞誉，元老院下令举行为期20天的感恩庆祝——甚至超过了庆祝他征服高卢的节日，因为，正如后来的一位罗马作家所解释的：“以前不为人知的展现在眼前，以前闻所未闻的变得触手可及。” 恺撒把英国拖上了由罗马主宰的一个更大的舞台。

他也给高卢提供了一道不列颠外护墙，留下了一个历史学家通常称之为“东部王国”（图3.2）的联盟。其首领为门杜布拉久斯，他在公元前56年从卡西维拉努斯那里逃跑，给恺撒创造了入侵的借口。扶植这样的藩属王（罗马人称之为“友好国王”）是罗马帝国最喜欢的控制手段，把这个差事交给门杜布拉久斯，可能是恺撒蓄谋已久的计划。他本可以征服并驻守整个大不列颠岛南岸，但那将花费一大笔钱，而扶植门杜布拉久斯则不用花钱。只要给他个头衔、赏赐些精美礼物，并许以罗马支持他的模糊承诺。作为回报，门杜布拉久斯可以胁迫邻近的酋长们拒绝向高卢反叛者提供庇护，从而掩护恺撒暴露的侧翼，使罗马以较小的代价实现战略目标。

门杜布拉久斯因这种安排而受益，但也付出了代价。第一个问题是，藩属王本质上就是罗马的人。所有本土竞争对手都可能联合起来反对他，他们只需摆出捍卫传统，反对邪恶的大陆方式的姿态。因此，东部王国的统治者不得不拥抱欧洲，依靠罗马来守护自己的王位（和安全）。到公元前1世纪20年代时，国王们按照非常接近罗马人的图案铸造硬币，并葬于科尔切斯特和圣奥尔本斯，陪葬物中有大量来自欧洲大陆的舶来品。其中一座坟墓里可能有门杜布拉久斯的王室后裔塔西奥瓦努斯（大约于公元前25—前10年在位）的骨灰，陪葬物中有进口的意大利马具、18大罐葡萄酒、一枚皇帝颁发的银制大奖章、一套罗马锁子甲和一些可能是王座的碎片。另一座坟墓里有进口的外科手术器械。还有一座坟墓里面有一个罗马棋盘，已经摆好棋子准备开战了。

这种“罗马热”只感染了见多识广的少数人，但他们对昂贵舶来品的需求，足以把高卢商人从过去50年最受欢迎的多塞特郡的亨吉斯特伯里角吸引到泰晤士河河口。新的统治阶级创造了英国最早的真正的政府，减弱了英国东南部和欧洲大陆之间在组织方面的不平衡，同时加剧了英国东南部与北部、西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到1世纪二三十年代，东部王国似乎已经从中央集权不够强大的邻居手中攫取了领土。多布尼人、杜罗特里吉人、科利埃尔塔维人和爱西尼人等部落首领的反应，与3/4个世纪前高卢的阿维尔尼人、埃杜维人和赫尔维梯人的首领如出一辙，他们争相建立自己的王国，或抵抗门杜布拉久斯，或与他争夺罗马的友谊。

藩属王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他们必须完全为博取罗马主子的欢心而行事。藩属关系基本上就是无休无止的谈判。一方面，一个“友好”的国王会尽可能地远离，只要不至于将罗马激怒到用一个更顺从的人来取代自己或者吞并自己的王国；另一方面，罗马会尽可能严苛地压榨它的“朋友”，只要不至于逼得他们造反，或者使他们虚弱到被不太友好的对手杀死并取代的地步。

有些藩属王擅长“走钢丝”。其中耶稣出生时的犹太国王希律可谓大师，而康缪斯（尽管在公元前55年担任恺撒的使者出师不利）在这方面同样出色。 作为高卢的一名藩属王，他很得恺撒的欢心，以至这位大人物扩大了他王国的地盘，还免除了他的税收。因此，当其他高卢人在公元前53年刚开始造反时，康缪斯选择支持恺撒。然而当形势开始不妙，恺撒似乎要失败时，康缪斯将自己重新包装为本土主义者，参加了起义，并成为领导人之一。恺撒最终扭转了局势，镇压了叛乱，于是其他首领纷纷跪地求饶，但康缪斯要么是更聪明，要么是更绝望，他孤军奋战了三年，令罗马人深感棘手（在一次戏剧性的骑马交战中，他差点杀死一名罗马司令官），恺撒的部将马克·安东尼向他提出了一笔特殊的交易：康缪斯可以统治一个新组建的“南部王国”，只要他承诺“住在派他去的地方，听令行事” ^[3] （附带条件是，他将永远不会再看到任何一个罗马人）。他将自己重塑为一个友好国王的典范，在奇切斯特附近的都城安享晚年，发行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硬币，享用罗马陶器。

在英国东南部，任何想当领袖的人都不能忽视罗马，但从不列颠群岛到意大利，具体情况会是怎样，仍然取决于个人。藩属王们经常闹事，至少有两个潜在的友好国王不得不逃离家园，向恺撒的义子奥古斯都寻求保护。公元前44年恺撒遇刺后，奥古斯都在激烈的内战中胜出，成为罗马的第一个独裁者。奥古斯都对“人民不愿向他妥协” 非常恼火，在公元前34年和公元前27—前26年，曾考虑对英国进行新的军事干预。

这些风暴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奥古斯都有比花钱吞并不列颠王国更重要的事情做，但公元37年后，一位以其绰号“卡里古拉”（Caligula，意为“小靴子”，源于他小时候穿军装时穿的短靴）而闻名的新统治者就不同了。卡里古拉的嗜好包括装扮成神、任命他的马担任政府最高职位，以及进行就连追求世俗享乐的罗马精英们都感到震惊的性行为。和他妹妹睡觉竟然是他最轻的怪癖。 毫不奇怪的是，卡里古拉遭到了猛烈批评，他认为修复名誉的最好办法是获得战功。这位陷入困境的年轻君主找到了一个软柿子。恰在此时，大约38年，英国东部王国的统治者库诺贝林和他的儿子阿得米尼乌斯闹翻了，阿得米尼乌斯向卡里古拉求助。库诺贝林随后去世，把东部王国留给了争吵不休的兄弟们，卡里古拉很容易地做出了一个决定：正义要求他支持阿得米尼乌斯，进行干预。

但这是多么奇怪的干预啊！没有人比那些富有、受过教育的贵族更鄙视卡里古拉，但正是他们写下了唯一留存至今的关于卡里古拉的记录，因此很难确定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他们的话。他们告诉我们，在40年春天集结了一支入侵部队后，卡里古拉毫无预警地取消了任务，转而命令士兵们收集贝壳，作为假想的海战胜利的战利品。

我们只能猜测阿得米尼乌斯对这一切会怎么想了，但事实证明这无所谓。卡里古拉再过几个月就会死，被他自己的卫兵谋杀（早该如此）。他的继任者克劳狄是个不同类型的怪人——一个学者。尽管他比卡里古拉要理智一些，但同样需要军事荣耀。东部王国阿得米尼乌斯的兄弟们不明智地恰好选择了这个时候，入侵亲罗马的邻居南部王国。当后者在位已久的藩属王逃到罗马时，克劳狄也很容易地得出了结论：正义需要付诸行动。43年4月，他在布洛涅集结了一支4万人的大军，克服了登船最后一刻的小故障之后，发动了入侵。

辛白林的鼻子

至少在短期内，克劳狄在保护罗马暴露的侧翼方面做得比恺撒更好。他的主力部队在没有遭遇抵抗的情况下登陆，可能是在肯特郡的里奇伯勒附近。东部王国的战士们两次拦截住了敌军渡河（一次是在泰晤士河，另一次地点不明），然而当经过特殊训练的日耳曼分遣队全副武装地泅渡时，他们两次都逃跑了。按照莎士比亚戏剧《辛白林》［ Cymbeline ，这是库诺贝林（Cunobelin）的名字在17世纪的拼法］中的说法，东部王国咆哮着反抗罗马。“不列颠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剧中辛白林国王的继子说，“我们长鼻子是为了出气/难道要为此给他人还债。” ^[4]

实际上，库诺贝林的一些亲戚完全准备好了就他们的鼻子怎么出气与罗马人谈判。克劳狄提出了交易条件。他说：“放弃你们的主权和部分身份认同，接受更多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我将增加你们的财富，加强你们的安全。”为防备他的军团对那些人的诱因还不够强，克劳狄本人一听到泰晤士河上胜利的消息，就立刻渡过了英吉利海峡。

令克劳狄的批评者们觉得最好笑的是，他（和他带去在胜利阅兵式上穿过科尔切斯特的大象们）只在英国待了16天，但这已经足够了。至少有11个土著国王投降了。克劳狄吞并了东部王国，废黜了库诺贝林家族，但他恢复了其他国王的王位，甚至重重奖赏了他们。南部王国的新主人展示了他对罗马的巨大热情，在菲什本建造了一座壮观的别墅，里面充满了欧陆风格的镶嵌画和大理石雕像。其他人收到了巨额的现金赏赐，被鼓励用这些钱来美化他们的村庄。不到10年，圣奥尔本斯、科尔切斯特和巴斯都开始炫耀隐约带有罗马风格的石庙和浴室。

克劳狄做了恺撒没有做的事，决定吞并英国的部分地区。他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至今不清楚。攻占科尔切斯特给他带来了荣耀，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只是想在英国东南部低地建立一个由藩属王统治的缓冲地带，对北部和西部的山地则放任自流。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就像一个世纪前恺撒来到英吉利海峡时一样，克劳狄发现胜利只会导致更多的战争。入侵后不到4年，他的士兵就被拖入了威尔士山区的混战中。“战斗连着战斗，”历史学家塔西佗抱怨道，“大部分都是在森林和沼泽发生的游击战。有些是不期而遇引发的偶然战斗，另一些则是出于仇恨或掠夺，在勇气的支撑下精心策划的行动。有时交战是由指挥官下令进行的，有时则是在他们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发生的。” ^[5]

一些学者推测，克劳狄一直打算从英国东南部穿越到西北部，因为他知道西北部是矿产资源的所在地。罗马人当然立刻去攫取矿产了：早在49年，他们就在门迪普丘陵的查特豪斯挖掘铅了，不到20年，矿工们就挺进到了普雷斯塔廷。这是威尔士北海岸的一个海滨小镇，20世纪60年代，我和我姐姐经常跟随祖父母一起乘大篷车去那里度假。刻有“第二十军团”字样的屋顶瓦片和铅锭表明，最早是军队经营着普雷斯塔廷的矿山、几个相关的作坊和一个小澡堂。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威尔士大多数矿区城镇似乎都是如此。

其他学者指责这一举动，不是因为罗马人的贪婪，而是因为始终存在的安全困境所导致的“任务蠕变”。43年，并非英国东南部的所有国王都投降了，其中一位（库诺贝林的儿子卡拉塔库斯）逃到了威尔士，以那里为根据地袭击罗马的盟友们。在翻山越谷地追逐了他好几年之后，罗马军团最终消灭了他的追随者，并抓住了他的妻女。但卡拉塔库斯仍继续战斗。这回他逃到了英格兰北部的布里甘特，试图鼓动那里的人反抗侵略者。虽然布里甘特人的女王卡尔提曼杜娅将他交给了罗马总督，但卡拉塔库斯仍然不肯屈服。这使克劳狄深感钦佩，赦免了他和他的家人。然而，卡尔提曼杜娅女王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当她丈夫拒绝了她的亲罗马政策时，他们离了婚，女王与丈夫的盾牌手走到了一起。布里甘特人分裂成支持和反对卡尔提曼杜娅/罗马的两派，很快就兵戎相见了。于是罗马军队要在英格兰北部和威尔士两线作战。

无论克劳狄在43年寻求的目标是什么，都肯定不是这么个泥潭。当他于11年后去世时，他的继任者尼禄认真地考虑过彻底撤出英国。另一种看法是：假如尼禄把军队召回，像恺撒一样只留下几个藩属国，英国东南部融入欧洲的速度将会大幅放缓。但这种融入不可能完全停止：我在上一章的结尾处推测，假如恺撒没有在公元前1世纪50年代推进到英吉利海峡，英国东南部可能看起来像日耳曼人边境以外的部分，我怀疑假如罗马人在1世纪50年代撤走了，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英国。而且，与奥古斯都、卡里古拉和克劳狄在试图让英国的藩属王们俯首帖耳时的困难相比，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更糟糕了。假如尼禄一走了之，那么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未来某个皇帝会迫切地感到必须再次入侵。

尼禄的传记作者苏埃托尼乌斯说，皇帝最终坚持了下来，因为撤退“会严重损害他义父克劳狄赢得的荣耀” ^[6] ——对一个担心自己合法性的新统治者来说，这不是件小事。尼禄变本加厉，认为只要再向北和西推进一点点，就能稳定边界。他任命激进的总督发动焦土战争，铲除督伊德教祭司——抵抗者就是围绕他们聚集起来的（考古学家弗朗西斯·普赖尔说他们相当于“铁器时代的毛拉” ^[7] ）。安格尔西岛上的督伊德教圣所（我小时候喜欢的度假地）已经成为所有逃离罗马进攻的人的避难所，由激愤的人群守卫着，所以必须将它拆除。“敌人全副武装，沿着海岸排成密密麻麻的队列，”塔西佗说道，“其中有身穿黑袍、像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一样将头发缠起来的女人。她们挥舞着火把。督伊德教祭司们站在她们旁边，举手向天，大声发出恶毒的诅咒。” ^[8] 就连身经百战的军团士兵们也心生畏惧了，但他们还是从平底船跳上了岸，砍倒了督伊德祭司、复仇女神和其他人，烧毁了他们的神圣树林。

罗马人又耍弄起惯用的胡萝卜加大棒策略，试图通过削弱当地人的身份认同以轻松地解决安全问题。一方面，官员们极力诋毁土著反对者；另一方面，他们又为当地要人提供加入更广阔、更先进的世界的机会，让他们与远至意大利和埃及的趣味相投的群体为伍。塔西佗非常清楚发生了什么。他的岳父阿格里古拉掌管了英国6年。尽管塔西佗完全是个圈内人，却对此深感矛盾。他有一段著名的评论，我在本书引言中引用了其中几句话。他这样描述罗马人：

给予私下鼓励和官方援助，来建造庙宇、公共广场和漂亮的房子，并教酋长的儿子们学习人文科学……（不列颠人）非但不讨厌拉丁语，反而渴望讲好它。同样，我们（罗马人）的民族服装也流行起来，托加随处可见。于是，人们逐渐被引诱到使人丧失斗志的拱廊、浴室和奢华宴会中。无戒心的不列颠人将这些新奇事物称为“文明”，但它们实际上只是他们遭受的奴役的一部分。 ^[9]

征服带来了古代版的全球化。对得天独厚的少数人来说，外国的钱和奢侈品削弱了他们对本土的依附。然而像现在一样，从更广阔的世界吹来的风可能冷也可能热。资助英国统治者们建造新别墅、热水浴室和享受大餐的金融家和官员们，首先关心的自然是他们自己的福祉。当50年代末的信贷危机在意大利引发了一连串的破产时，他们就收回了贷款，包括借给那些正在结交权贵向上爬的酋长们的巨额款项。尼禄的顾问塞涅卡是一位以道德高尚著称的哲学家，他要求立即偿还1 000万第纳尔（古罗马货币）——这笔钱足够养活不列颠群岛所有人至少几个月。更糟糕的是，尼禄在英国的金融代理人突然宣布，皇帝们送给酋长们的礼物实际上只是贷款，现在到期该归还了。

那些把赌注押在罗马身上的英国人突然变得很卑下，再怎么穿托加和讲拉丁语，也不能使哪怕最高贵的人免于毁灭。爱西尼部落经历了惨痛的教训才明白这一点。他们的国王普拉苏塔古斯与罗马人交好，甚至指定尼禄和自己的女儿们为自己的共同继承人。但是，当普拉苏塔古斯于60年去世时，当地的罗马人根本不讲情面，毫不客气地偷走了所有看不住的东西（以及很多看得住的东西）。普拉苏塔古斯的遗孀布狄卡 被罗马人剥光了衣服，遭到羞辱和鞭打；他的女儿遭到罗马人的强奸；他的贵族们被赶出了自己的领地。

布狄卡、她的家人和爱西尼贵族恨不得生吃了罗马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成千上万的爱西尼穷人和邻近的特里诺文特人，似乎也是如此。塔西佗说：“他们迫不及待地（将罗马人）割喉、绞死、烧死和钉死。” ^[10] 由于罗马军队正在400千米外的安格尔西岛忙于杀戮，没有人能阻止叛军攻占科尔切斯特。科尔切斯特先前是库诺贝林的东部王国都城，但现在被改造成了罗马老兵的休养地。它笔直的街道和摆满进口陶器、葡萄酒和鱼酱的整洁小店，在本地人村庄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突兀，它那被神化了的皇帝克劳狄的巨大石庙，超过30米长，用雪花石膏和大理石打造而成，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反叛者将它们付之一炬。

在主要大街上（今天的高街也沿袭同样的路线，街上的几家商店重新使用罗马墙作为地基）火势非常凶猛，以致熔化了玻璃。考古学家发现灰烬中散落着被烤过的罗马人的骨头。幸存者逃到了大神庙，但在两天后当反叛者攻进神庙时，他们还是被依次处死了。在附近发现的一个巨大的青铜头像，可能曾经是皇帝雕像的一部分，被砍下后扔进了河里（可能是为了纪念古代的神）。

尽管考古学是一门关于“如果”、“但是”和“可能”的科学，科尔切斯特发掘出的既厚且黑的被烧毁地层，仍然毫无疑问地显示了叛军的愤怒。为了对罗马权力的象征和来源进行猛烈打击，他们挖开了移民的坟墓，丢弃他们的骸骨。仿佛是为了宣扬他们自己的鼻子爱怎样出气就怎样出气，用不着替任何人还债，叛军甚至不惜花时间在老兵公墓的墓碑上，砍下像外国人的雕像的鼻子（图3.3），然后才向罗马人的新首府伦敦挺进，并将其烧毁。

现在反叛者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更严峻的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的舞台这时已经延伸到了意大利。尽管叛军夺回了自己的国家，但他们显然并没有退出帝国的策略，甚至没有与正从安格尔西全速赶来的罗马军队主力作战的计划。假如布狄卡能够奇迹般地击败这支罗马军队，也许罗马帝国会撤退，就像50年前从日耳曼人那里撤军一样。不过，更有可能的是，罗马会再派一支军队来。帝国必将向反叛者展示抵抗是徒劳的，任何怀疑这种决心的人，都应该去看看以色列无水的犹太沙漠中的马萨达遗址。就在布狄卡事件10年之后，罗马军队在那里建造了一个125米高的土坡，拖了一座攻城塔上去，以镇压犹太人起义最后的少量坚持者。

事实上，布狄卡起义的结局不是奇迹，而是大屠杀。塔西佗说，当罗马军队在英格兰中部的某个地方（可能是在沃里克郡北部的曼塞特附近）追上她时，他们杀死了8万英国人，而自己只损失了400人（布狄卡服毒自尽了）。实际上，战死的英国人肯定没那么多，但罗马军队随后展开了疯狂杀戮，连尼禄都震惊了。为了给事态降温，他将掌管英国事务的元老院议员免了职，但这个罗马行省的苦难才刚刚开始。反叛者寄希望于夺取罗马的粮食供给，没花时间耕种土地，就发起了攻势。这回饿死的英国人比死于刀剑的要多得多。

这次起义迫使罗马人再次反思，他们来到这世界的边缘，到底想做什么。古代的作家们说，共有7万名罗马士兵和平民在起义中丧生，这场起义是一场“灾难” ^[11] ，但没有人哪怕暗示尼禄曾考虑过撤退。相反，接连几任总督总共花了10年时间来重建信任。直到70年代中期，当地的名流们才重新表现出认同罗马的热情，然而一旦民心赢回，锡尔切斯特和圣奥尔本斯似乎就开始像欧洲大陆上一样，所有东西都罗马化了。重建后的科尔切斯特不仅有一座剧院，还有一条像电影《宾虚传》中那样的战车跑道（迄今在英国仍是独一无二的）。直到这时，帝国才又重新考虑这个自公元前1世纪60年代进攻安格尔西岛起就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控制多少英国领土，才能给高卢提供一道有效的外护墙？撤回英吉利海峡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仅仅沿着东南/西北地理分界线设防也已经失败了。罗马需要将力量投入这条线以外，但要投入多远呢？

塔西佗的岳父阿格里古拉于77年被任命为总督，负责寻找答案。所有人都同意，除非这个行省包括我们今天称为威尔士和英格兰北部的地方，否则它将是不安全的。阿格里古拉的前任们已经结束了布里甘特内战，摧毁了威尔士。阿格里古拉回到了安格尔西岛以镇压督伊德教的复兴，然后在79年至少向北推进到了蒂斯河。80年，他建议在克莱德湾和福斯湾之间设置边界，也就是今天的爱丁堡到格拉斯哥一线（图3.4）。81年，他告诉皇帝，他只需一万人就能攻占爱尔兰岛。

1996年，一位业余考古学者在都柏林附近的德拉默纳发现了大量的罗马器物。自那时起，人们就一直猜测阿格里古拉的确曾派兵渡过爱尔兰海，尽管塔西佗没有提及此事。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可能只是一支侦察部队，因为与此相反的是，82年，阿格里古拉对苏格兰发动了大规模入侵。他的军队在几乎北至阿伯丁的地方构筑了堡垒。其中最大的一个是英赫图梯要塞，占地0.22平方千米。这是自2 500年前的希尔伯里山以来，不列颠群岛上最大的单一建筑工程，耗费了1 600万工时、15万吨石头、2万吨木材、4 500吨黏土瓦片和12吨铁钉。（当堡垒被废弃时，有100多万颗钉子被埋在了一个坑里，大概是为了防止被当地人捡走。）

阿格里古拉最终在83年将北方人拉进了战场，地点大概是在阿伯丁郡的班纳齐附近。在屠杀了他们之后，他终于找到了该在哪里停下来的答案：大西洋。他向图密善皇帝报告说，只有征服一切，罗马才能找到安全的边界。

这很有可能会成为单个人的决定改变整个英国历史的时刻。如果图密善听从了阿格里古拉的建议，他的将军们会像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一样，把城镇和硬币、港口和道路、“维拉” 和奴隶带到苏格兰和爱尔兰。当然，无论罗马人做什么，都没法让西北地区变得像东南地区一样平坦和温暖，但可以大大降低这两个地带之间的分界线的重要性。至少在几个世纪里，不列颠群岛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未来。

但图密善没有接受阿格里古拉的建议。按照塔西佗的说法，这是因为他嫉妒手下大将的功绩，想要贬低其荣耀。也许是这样：图密善是出了名地令人讨厌，也因为爱吹嘘自己发明的酷刑而臭名昭著。然而，嫉妒绝非全部原因。皇帝的职责是看大局，在80年代早期，这个大局正变得非常暗淡。甚至在阿格里古拉于83年大获全胜之前，图密善就已经开始把驻守在不列颠尼亚的部队重新部署到莱茵河防线了。两年后，当他从不列颠尼亚撤出最精良的部队时，直接把他们派到破碎的多瑙河边境去填补缺口了。从中心位置观望，莱茵河—多瑙河一线比喀里多尼亚重要得多，如果保卫前者的唯一途径是放弃后者，那也只好如此了。假如图密善不肯服从这种战略逻辑，以大陆崩溃为代价豪赌喀利多尼亚，接替他的人（他于96年遇刺，这件事其实很可能发生得更早）肯定会这么做——把军队撤回索尔韦河和泰恩河沿岸日益稳固的堡垒里。

同样，如果哈德良皇帝没有在122年做出决定，将这些堡垒改造成一道连续的防御墙（1万人在接下来的15年栉风沐雨地劳作才建成），他的继任者也会做出这个决定。20世纪40年代，另一位需要荣耀的皇帝将边界向北推进到阿格里古拉曾经青睐的克莱德湾—福斯湾一线。208年，又一支庞大的部队向北推进到更远的地方。但这些冒险都没有持续太久。铁一般的事实是，图密善和哈德良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正确的。罗马外护墙的正确位置是在卡莱尔到纽卡斯尔一线。从长远来看，没有其他选择能比把边界设在那里更好。将苏格兰和爱尔兰纳入帝国，实在太困难、太昂贵，也太遥远了。它们的人民可以做到鼻子爱怎样出气就怎样出气，但英格兰和威尔士（新的不列颠尼亚行省）将归罗马人所有。即使是像罗马皇帝这样重要的人物，也无法凌驾于地理这一巨大的客观力量之上。

军事-城市联合体

罗马给英国人带来了财富和安全，换来了对流动性和主权的控制——这两者结合起来，有意或无意地改变了英国人的身份认同。

最大的变化是将后来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统一在一个统治阶级之下。这个统治阶级的成员（总督、帝国代理人、军团指挥官和众多其他官员）无一例外都是移民，来自超级富有的欧洲大陆精英阶层（起初绝大多数都是意大利人，后来有了更多的高卢人和西班牙人）。仅占罗马帝国人口0.001%的大约600名元老院议员元老垄断了最好的职位，而几千名“骑士”（最初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足够富有，拥有自己的马，在1世纪，这相当于亿万富翁）填补了下一层的职位。从未有一个英国人坐进过元老院，据我们所知，只有两位英国人成了骑士。大部分重大决定由一个殖民政府在英国做出，而最重要的决定要交由意大利做出。

起初，用于确保不列颠尼亚依附罗马的军队全是移民，主要是日耳曼人，军官阶层则更多是意大利人。到60年代时，军队开始招募英国人，但按照惯例，会将他们运送到海外（主要是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服役。然而，军队喜欢招募老兵的儿子，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军中有大量出生于科尔切斯特、格洛斯特和林肯等退伍军人聚居城镇的官兵。尽管只有两块已知的墓碑上的名字显然是在家乡服役的英国人，但到200年时，大多数士兵可能都是在本地出生的，而对骸骨进行的化学测试证实，在1世纪格洛斯特和大军团要塞约克的墓地中，大多数死者都是在外国出生的。

骨骼同位素测试还表明，包括非洲人、亚洲人和欧洲大陆人在内的移民，在伦敦甚至更为常见。所有在碑文上留下名字的商人中，实际上只有20人的名字听上去像是英国人，大多数人都是高卢人或日耳曼人。甚至工匠（至少是有文化的工匠）也通常是移民，尤其是在1世纪时期。

在这个新行省担任高级职位的受过教育的人，被培养得相信他们是通过提供“罗马和平”而赢得特权的。精明的罗马人意识到，这是来之不易的。被兼并进帝国的过程充满了暴力，许多行省在被征服后，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里都会经历像布狄卡这样的起义和镇压，而镇压像布狄卡这样的起义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暴力。但这种理论认为，在此之后，文明、安全的边界、法律和秩序会安抚哪怕最桀骜不驯的当地人，并使他们致富。

理论和实践并不总是相符。罗马作者们列举了阿格里古拉攻势后150年间发生在英国的8场战争。至少有3场（也可能多达5场）战争主要发生在哈德良长城以北，但其他战争都发生在不列颠尼亚内。考虑到作者们都是随口提到这些冲突的，我们恐怕应该假设还有其他冲突没有被记录下来。还有说法称，在2世纪至少有30个城镇构筑了防御工事，而不是依靠军队来保护自己。

实际上，有时候军队就是问题制造者，而不是解决者。在哈德良长城附近的文德兰达发现了数百封信件。它们是因为被扔进了一个被尿液浸透、没有氧气的厕所泥浆中，才得以保存下来的。其中有一封来自一名商人，他在被一名百夫长殴打后想寻求正义。“我没法向普罗库鲁斯长官投诉，因为他病了，”他写道，“我向宪兵队和他部队里的其他百夫长投诉，但没有结果。因此，我请求阁下（可能是总督）不要让我被棍子打得头破血流，好像我犯了什么罪一样。我是一个来自海外的无辜的人，我的诚信有口皆碑。” ^[12]

我们应该对此作何解释？从积极的一面看，这表明平民的确有办法向军队寻求补偿；从消极的一面看，写信者的抱怨显然无人理会，即使能用拉丁文写信的人肯定有朋友身居高位（他提到自己的好名声和外国身份，可能就是在暗示这一点）。我们不禁要问，军事占领对最卑微的英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另有一封来自文德兰达的信，傲慢地称他们为“小不列颠人”。

臣服于罗马显然要付出代价，但事实是，到100年时，大屠杀遗址、被烧毁的村庄、沼泽里的尸体、令人毛骨悚然的头骨崇拜，甚至以武器陪葬的坟墓，几乎都从不列颠尼亚消失了，而在帝国的边界外还继续存在。我们无法真正进行量化，但看起来英国人在2世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同时（罗马人坚持认为）也更富有。地理学家普林尼在1世纪70年代问道：“现在谁不承认，由于罗马帝国的威严……生活水平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或者所有这一切都应归功于贸易，以及共同享受和平的赐福？” ^[13]

尽管普林尼从未到访过英国，但这里可能正是他写下上面的话时心中所想的地方。基础设施蓬勃发展，因为总督们不仅将税收用于建设著名的罗马道路，也用于建设桥梁和港口。他们颁布了市场章程，规范了贸易行为，并统一了度量衡。公元43年前，硬币即使在英国东南部也很罕见，在其他地方则几乎不为人知，然而一个世纪后，硬币却出现在了威尔士和北部地区的农庄里。

就连众神也对罗马治下的不列颠露出了微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气候变化的研究获得的资金激增，产生了丰富的数据记录，包括冰芯、树木年轮、沼泽和湖泊里的花粉，以及植物、动物和昆虫的遗迹。总而言之，这些数据表明，欧洲自公元前200年左右开始变暖。在我们这个时代，全球气候变暖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黑暗中的一线希望是，它将把俄罗斯和加拿大的很多地区变成农田。2 000年前，罗马温暖期（这是气候学家的术语）给欧洲北部农业产量的提高带来了同样的希望，那里的农夫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农作物生长期太短。

然而，新近对气候变化历史的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天气很少直接导致人们做什么事情。相反，它改变了条件，让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反应。有时候，曾经行之有效的做法不再奏效；也有一些时候，这样的做法仍然行之有效，但其他做法更加奏效。无论是哪种情况，那些对变化视若无睹，继续墨守成规的人都要付出代价。罗马温暖期的成功秘诀是把努力、投资和创新倾注在土地上——这正是罗马资本、制度和农业技术的到来所鼓励的。随着这一切变化的发生，假如罗马征服后繁荣程度没有上升，那才奇怪呢。

最粗略地看，不列颠尼亚的人口在1—4世纪翻了一番——从大约200万增长到了400万，这一事实表明经济增长了，尽管没有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否足以让人们变得更加富足。在收入统计数据像罗马的不列颠尼亚那样稀有的情况下，经济学家通常只看人们的身高。身高是由遗传决定的——父母矮，孩子也矮，但能否把你身高的全部潜力都发挥出来，取决于你在成长过程中是否吃得好。在没有更好的衡量标准的情况下，身高可以大致作为收入的替代值。

直到最近，我们唯一的证据是地理学家斯特拉博的评论，他曾经看到一些在罗马被卖的英国奴隶“比那里最高的奴隶都要高出半尺，尽管他们的腿都打着弯” ^[14] 。考古学现已证明，他的样本有误导性（也许他只是混淆了）。英国人的确比意大利人高，但只高几厘米，而且并没有明显的罗圈腿。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身高在古代几乎没有变化，男人的平均身高在168~171厘米浮动，女人大约矮5厘米。这没什么奇怪的，因为即使在富裕国家，在20世纪之前也很少有营养改善到能使平均身高增加10厘米的例子（尽管，正如我们将在第5章看到的，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在古代，几乎所有人都又矮又瘦。然而，从其他方面看，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即使上涨的浪潮把有些人的船抬升得比另一些人的更高。你是什么人，出生在什么时代，住在什么地方，结果会大不一样。

1961年，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告别演说中警告美国人要“警惕军事-工业联合体获取无法证明为正当的影响力，无论其这样追求与否” 。罗马时代的英国是个非常不同的地方，但它也有一个对等的“军事-城市联合体”。由于英国的驻军规模非同寻常——10%的帝国军队守卫着4%的人口，有一个军事-城市联合体获得了艾森豪威尔所担心的那种影响力，并利用这种影响力控制了经济制高点。

43年之前，这个联合体核心的两个群体（士兵和城市居民）在不列颠群岛上几乎不存在。前罗马时代的英国有大量勇士，但没有全职领饷的职业军人；尽管有大量拥有数百居民的定居点，但没有真正的城镇，没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从事与农村截然不同的活动。罗马征服之后，士兵和城市居民依然稀少。即使我们像历史学家通常做的那样，把士兵家属和其他受扶养者都算在军事群体中，并把一个城镇的人口标准定在1 000人以下，在2世纪，这两个群体的成员也不超过10万~20万人（占不列颠尼亚总人口的2.5%~5%），而且在3世纪时，这两个群体的人数实际上都有所减少。然而，他们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某种程度上讲，每个群体都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守卫哈德良长城的士兵与守卫叙利亚的战友更为相似，而与几千米外的村民格格不入。首先，所有的士兵都说拉丁语，相当多的士兵还会写拉丁文（尽管有时写得很糟糕，导致现代学者很难弄清楚他们到底想说什么）。如果10个英国平民里有1个人能读懂一个简单句子，就很令人惊讶了，但在文德兰达军营的石碑上，已经识别出数百种不同的手迹。一名指挥官的文体风格堪称优雅，经常引用文学典故，甚至士官也可能会写诗。驻扎在罗克斯特的一个意大利人给自己写下了这样的墓志铭：

提图斯·弗拉米纽斯提图斯的儿子，来自法万蒂亚的波利亚部落，45岁，作为第十四军团“绿藻”部队的士兵和旗手，服役22年。我恪尽职守，现在我葬在这里。请阅读这篇碑文，愿它给你的生活多少带来些幸运，因为当你进入冥界时，众神会断绝你与酒和水的缘分。所以，在你的有生之年，要伴着荣誉生活。 ^[15]

在信件中，士兵们似乎非常清楚自己被“发配”到了帝国最偏远的边缘地带。他们不停地抱怨天气和食物，要求家人寄来暖和的袜子。在一封欢快的信中，卡莱尔附近一座军营指挥官的妻子克劳狄娅·塞维拉，邀请文德兰达部队指挥官的妻子苏皮西娅·莱琵狄娜来参加她的生日聚会。但大部分时间，军官的妻子们显然是孤独和无聊的。一些士兵为缓解自己的孤独感，娶了英国妻子。其中一位名叫雷吉娜的英国妻子的生平被她的叙利亚丈夫巴拉特斯刻在了一块精美的墓碑上，得以流传千古。其他人则去嫖娼。巴拉特斯可能也这样做过。他说，在他把雷吉娜变成一个诚实的女人之前，她曾是他的奴隶。但切斯特的盖厄斯·瓦勒留斯·尤斯图斯对他的妻子科切娅·艾琳的哀悼更为典型，认为她“最为忠贞和纯洁”。 ^[16]

政府想让士兵们开心，所以给他们的薪饷很丰厚。1世纪，一个军团士兵每年能挣300第纳尔，而当时普通家庭全家的平均年收入只有200第纳尔。军队注重娱乐（2018年，发掘者在文德兰达发现了一副皮制拳击手套），并在军营和驻军城镇充分装备了各种现代化便利设施（图3.5）。早在拿破仑指出之前很久，罗马人就明白士兵是靠胃行军的，因此要确保军队得到他们想要的食物和水。当英国人吃肉时，通常是吃少量的羊肉，但挖掘出来的动物骨头表明，士兵们大量吃猪肉和牛肉。不列颠尼亚许多多山的地区一定是变成了养猪场和养牛场，以满足士兵们巨大的胃口。

一个与之平行的贸易大军也逐渐发展起来。他们常年不停，将数以百万升计的西班牙橄榄油和法国葡萄酒运往哈德良长城和威尔士。在我们这个时代，直升机将健怡可乐、淡啤酒和感恩节火鸡运送到遥远沙漠中的前线作战基地，似乎没什么奇怪的，但在古代，有后勤革命和巨额政府开支才能提供同样的支援。到2世纪时，这种开支每年可达到约2 500万第纳尔，对一个本地生产总值只有2亿~25亿第纳尔的行省来说，军事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部门。

军队的存在刺激也扭曲了英国经济，助长了因征服而获益的第二个群体的崛起：城市市民。军队需要身披托加的工人专家来筹集资金，运送进口物资，并完成各种基本工作。因为这需要识字和会算术，这在当地人中是罕见的技能，于是意味着要吸纳更多的移民。因为很难在农村管理一个罗马行省，所以需要城市。

一些城市建在了像科尔切斯特和圣奥尔本斯这样的地方，在罗马人到来之前，酋长们就在这里进行统治，但最大的城市伦敦几乎是从零开始建设起来的。1世纪40年代以前，伦敦一直无足轻重。但随着帝国军队向西行进，需要借助泰晤士河运送补给，这条河上唯一既深得足以停靠大型运粮船，又窄得足以利用罗马时代的技术架桥的地方，突然身价倍增。树木年轮年代测定显示，排干拉德盖特山到康希尔之间沼泽的努力，从公元48年前就开始了，那时沿河的第一个街道网和小码头可能也已经产生了。

这座城市发展迅速，也杂乱无章。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170多座建于布狄卡起义之前的建筑——这个起义的标志就是在不少于56次挖掘中发现的厚厚的焦土层，但这些建筑中没有任何一座有官方标志的痕迹。这是个后来居上的新兴城市。塔西佗说：“（这里）挤满了商人和他们的货物。” ^[17] 这些商人和投资者消耗的大部分食物（包括葡萄、罂粟、芫荽和无花果）都是从欧洲大陆运来的，就像他们吃饭用的盘子一样。泰晤士河河岸上很快布满了码头和仓库（图3.6），空气中弥漫着商业语言拉丁语。

从一开始，伦敦就不同于这个国家的其他任何地方。它是金钱、权力和外国人的圣地。就像科尔切斯特的商店一样，伦敦21世纪的银行是在罗马帝国的地基上建起的。2016年，考古学家清理在彭博金融集团新欧洲总部建筑工地发现的一个遗址时，发现了400多块木牌。这些木牌因被倾倒进现已成为地下河的沃尔布鲁克河而免于腐烂。其中有几块还保留着拉丁文字的痕迹，那是商人的文书们用铁笔透过覆在木牌上的蜂蜡清晰地刻在木牌上的字迹。最古老的一块可能写于1世纪40年代，内容包含了对出借人的建议：“他们在市场上到处吹嘘你借给他们钱了。因此，为了你自己的利益，我建议你不要显得寒酸……那样会不利于进行你自己的事情。” ^[18]

创建城市意味着要建造成千上万座房屋。要开采和运送几百万吨石头；要砍伐整座森林，以制作木料；要开采铁矿，铸造钉子；要挖出黏土，烧制成几十亿块砖头和瓦片。还得有人制作这些房子里后来挖掘出的那些锅碗瓢盆、工具、鞋子、衣服、毯子、桌椅等通常很难保存下来的物品。耗费的劳动力惊人。根据一项计算，单是在锡尔切斯特建一堵围墙这一项（不是特别大的）工程，就需要动用10万车次的马车，将2万吨石头运到建筑工地。实际上，罗马人相当于建造了好几千座巨石阵。

同位素分析表明，2世纪时，格洛斯特、温切斯特和约克仍有1/4~1/3的人口是移民（伦敦更多），因此2/3~3/4的城镇居民都是来自农村的本地人（或者他们的后代）。有些人是奴隶，但大多数人肯定是主动决定迁居的。无论是哪种情况，到200年时，每20个英国人中至少有1个曾迁居。

那该多么令人震惊啊！在罗马人入侵前，英国没有一个社区的居民超过几百人，但到了2世纪，有几十个城镇的居民达到了好几千人，林肯和约克有1万人，伦敦是它们的3倍多。对那些从罗马城被发配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公务员来说，这不算什么事，但对相当大一部分英国人来说，进了城就像是来到了另一个星球。于是一种全新的身份认同——城里人——就此形成了。

城市生活没有军队生活那么国际化，但比农村生活国际化得多。8 000年来，英国人大多住在圆形房子里，但罗马人喜欢有角的房子，主要是狭长的房子，考古学家称之为“条屋”。这些房子看上去很像美国佃农的“猎枪棚屋”（据说，这样称呼是因为如果你用霰弹枪从前门射击，能击中房间里的每一个人）。

吃的也不一样了。除了富人，所有人都主要靠吃面包活着，但搬进城里意味着能用羊肉、黄油和啤酒等传统奢侈品，换取军用包装的猪肉、食油和葡萄酒等。挖掘出的食物残渣表明，城镇居民吃的肉和消费的地中海进口品比士兵要少，而且一个人迁入的城市越小，他或她的饮食就越不如士兵。尽管如此，即使是最穷的城里人，也知道这些外国食物是什么味道。

城里人甚至看起来都不一样。在1世纪，大多数农民穿的都是富人100年前从欧洲大陆引进的“新式服装”的简化版。就像我在第2章中提到的，女性在长袖紧身胸衣外面穿束腰外衣，用很多胸针扎起来。虽然我们对男性的服装知之甚少，但显然他们也要戴很多胸针。然而，到了2世纪，城里人改弦更张了，他们从海峡对岸引进了另一种新式装束。无论男女都在斗篷下穿着宽大的“高卢外套”。斗篷看上去像一种古代的连帽衫。人的骸骨脚边经常能发现小铁钉，由此来看，这身行头配的是带鞋钉的皮靴。女性的高卢外套比男性的长，而且会搭配很多衬裙，但女性和男性都不再佩戴胸针了。然而，从农村坟墓中发现的胸针来看，旧的生活方式在村民中又延续了好几代人的时间。

毫无疑问，来自农村的新来者会因其肮脏的指甲和过时的衣服而受到嘲笑，但也有令他们感到安慰的东西：公共浴室、剧院、战车比赛和角斗士表演，当然，还有外国食物。和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城镇的工资比乡村高。新近的两项研究，一项是对骨骼的，另一项是对牙齿的，表明在某些方面城镇（大到足以拥有城市便利设施和洁净水，但还没有大到成为致命微生物培养皿）是比农村更健康的居住地。然而，第三项单独针对多塞特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到200年时，将近10%的英国人在军事-城市联合体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总体而言，他们比罗马征服前更认同欧洲、更安全、更繁荣。历史学家理查德·萨勒估计，人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5%左右。在记住第1章提到的关于换算的提示的前提下，我们认为，人们的生活水平从相当于每人每天1.5美元上升到了接近2美元。人们仍然很穷，但是对任何一个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来说，每天能多得40~50美分，都会有天壤之别。至少对军事-城市联合体来说，罗马人兑现了财富方面的承诺。

90%以上的人

但在这个迷人的圈子之外的90%以上的人过得怎么样呢？多年来，乡下人是罗马帝国不列颠尼亚行省中沉默的大多数。相比于更有魅力的堡垒、城市，尤其是别墅，很少有人研究乡下人的农场和村庄。别墅（富人的乡村庄园）很容易被发现，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占据着已知的罗马帝国遗址中的一半。其中规模最大的二三十座，直到18世纪才在不列颠群岛重现。科茨沃尔德丘陵的伍德切斯特有一处宫殿式宅院，至少有64间房子围绕着两到三个庭院分布，占地面积有两个足球场大。里面有中央供暖系统、玻璃窗和富丽堂皇的彩绘墙壁。工匠们手脚并用，匍匐前进，将300万个方块小石头压进潮湿的混凝土中，才创造出1 000平方米的镶嵌图案地板。

1990年法庭发布了一项被称为“政策规划指导第16号”的裁决，要求开发商在建设项目之前须资助考古研究，自那以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小型农村遗址，以至到了21世纪第二个10年，别墅已不到总数的2%了。现在已知的罗马时代遗址超过了10万处，主要是农村的陋室。遗址如此丰富意味着没有一个单一的遗址堪称典型，但把几个遗址合在一起研究，使我们对乡下人的日常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

威尔士惠顿的农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考古学家往往敝帚自珍，但就连惠顿的发掘者也承认，这是一个“简陋且经常被风吹倒的住所” ^[19] （尽管在写了几页考古报告之后，他们感觉好多了，又将其美化为“小但还算兴旺” ^[20] 的地方）。30年左右，开始有人居住于此，建造了一组木制圆屋，用栅栏和深沟围起了一口井——在不列颠群岛的这个不安宁的角落，这很正常。到了60年代，中央的棚屋得以重建，面积翻了一倍（图3.7），但是直到2世纪30年代，房屋才用上了石头。

从那以后，变化既频繁又迅速。居民添加了一个砖石结构的农舍，然后又进行扩建，出现了粉刷过的灰泥墙、一个黏土和砂岩瓦的屋顶、一个用于中央供暖的罗马式火炕（尽管显然未使用过），甚至还有几扇玻璃窗。防御壕沟被填平了，到了最后阶段，大约300—340年，主屋的大小已是原始版本的6倍——如果图3.8所绘正确的话，已是两层小楼了。只有少数农用陶器来自不列颠尼亚以外，他们还有一个青铜长柄酒勺（发掘者认为，这“显示了一种精致的感觉” ^[21] ）。只有两枚硬币出现在1世纪的地层中，但在3世纪的地层中发现了13枚硬币，可能意味着这个农庄这时已属于部分货币化经济了。这家人是识文断字的：在这些地层中发现了200多块铁器和青铜器的碎片，不仅包括装饰品、农具与加工铁和皮革用的工具，还包括5种用于在蜡板上书写的铁笔。

我要介绍的科茨沃尔德丘陵的第二个发掘点是马什菲尔德，发掘人员认为它“相对不太起眼” ^[22] 。这里的第一座建筑，是公元前50年后不久的一个小圆屋，兼具宗教和家居功能。50年左右进行了重建，面积稍大了一些，有了粉刷过的灰泥墙。在那之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直到250年，圆屋被拆除，为一个长方形、有多个房间、3倍大的石头建筑腾出了空间。大约在360年又进行了一次翻修，使农舍的面积增加了两倍。和惠顿农庄一样，4世纪的马什菲尔德农庄也有一些砂岩屋顶瓦（整幢建筑的石头屋顶重达28吨，十分惊人），可能有两层楼。像惠顿一样，虽然陶器绝大多数是本地生产的，只有2.6%是进口的，但铁笔表明人们有识字能力，而硬币（公元前1世纪和1世纪地层中有1枚，但3世纪地层中有30多枚，4世纪地层中超过120枚）说明人们与货币化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出土的动物骨骼表明，这座农场专门养羊来获取羊毛。羊毛为其主人带来了足够的钱，能购买从30千米外的布里斯托尔湾运来的牡蛎，即使如考古报告指出的，这些贝类已经生长了有四五年了。“到了这个生长阶段，”发掘者提醒说，“牡蛎就变得有点硬了。” ^[23]

我要举的最后一个例子是萨福克郡的斯托马基特，在不列颠尼亚的另一边。这里在盖房子前进行的挖掘中发现了两座圆形的木制农舍，建于公元前1世纪。在2世纪，它们被长方形的砖石建筑所取代（发掘者断言，这种砖石建筑的“经济地位相当低” ^[24] ），后者一直持续到4世纪早期。最初的圆屋相当大，但像其他遗址一样，后来的石头建筑大得多，包括两个小浴室，居民能像今天的加利福尼亚人那样享受热水浴池带来的乐趣。地上铺着地板，墙上抹着灰泥，屋顶覆有瓦片，但进口的东西仍然很少。据我们所知，在公元150年之前，没有任何外国物品进入这所房子，但破碎的罐子暴露了3世纪晚期存放过西班牙橄榄油。和马什菲尔德那家人一样，斯托马基特的人们也享用了从40千米外运到农庄来的牡蛎。这些牡蛎幼小而肥嫩，从个头可以看出它们是野生的，而不是人工养殖的。发掘者还对丢弃的牡蛎壳进行了碳年代测定。只有两只牡蛎被扔进了罗马征服之前的地层里，但有74只被丢弃在了公元150年后一个世纪的地层里，而有多达1 037只牡蛎在此后100年的地层里。

尽管这些遗址有诸多不同，但有一个明确的模式。在罗马人统治的第一个世纪，这些农庄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在公元150—250年，出现了逐渐繁荣并与更广阔的世界联系增多的迹象，到了350年，这种趋势大规模扩张了。罗马的精英阶层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他们仍然将土著称为“不列颠人”，但这个词不再意味着他们是在身上涂画的野蛮人。“不列颠人”现在只是居住在不列颠尼亚的人，罗马人不得不为“涂画的人”找一个新词——“皮克特人”——来蔑称居住在长城以北的土著群体（显然，他们仍然在文身）。

皮克特人和爱尔兰岛的居民（罗马人将他们称为“斯科特人”和“阿塔科特人”）的生活水平，提升得不像罗马帝国的不列颠尼亚臣民那样多。 这表明，罗马的组织方式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与气候变化那样的力量在边境两边发挥的作用不一样。苏格兰的单间圆屋和爱尔兰的环形堡垒，在4世纪并不比1世纪富裕。进口品（包括罗马商品）极其稀少，以至一些历史学家怀疑罗马人的挺进造成了英国北部和西部欠发达，破坏了他们先前的贸易路线。邓尼凯尔是突入北海的一个岩石岬角上的破烂小村，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不列颠尼亚境内的遗址中，被称为“萨摩斯细陶”的红光闪闪的精美罗马陶器随处可见，但在邓尼凯尔只发现了一个碎片，经过几个世纪的手手相传后，已经严重磨损，也许是被当作了来自外面大世界的护身符。那里还发现了几块罗马碎玻璃，每一块都像萨摩斯陶器碎片一样老旧且磨损严重。

随着军事-城市联合体将贸易拉向伦敦，史前时期一直活跃的西部水域变得异常安静。在罗马人到来之前，爱尔兰岛与地中海的联系非常密切，以至北非柏柏里地区一只猿猴的头骨被放进了后来纳文王室中心的一座宗教建筑里，根据树木年轮测定时间为公元前95或前94年。但在罗马征服之后，这些奇异的物品就再也见不到了。实际上，在纽格兰奇那座3 000年前的墓穴中，发现的来自罗马的文物比爱尔兰岛其他任何地方发现的都多。巧合的是，在奥克尼的史前遗迹和巨石阵周围也发现了罗马的文物——出于迄今未知的原因，人们在那里到处挖坑，甚至留下了一个人类头骨。

罗马人控制的英国东南部与土著控制的北部和西部之间，人口、政治、经济、文化和知识的不平衡，每过一个世纪都在扩大。图3.9将马什菲尔德、斯托马基特、林肯和伦敦的所有数据综合起来分析，表明在350年，不列颠尼亚住房市场各个层次的人都在建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房子。自公元前4200年以来，英国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房屋面积一直徘徊在100平方米左右（和今天大致相同），但在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尼亚，房屋面积翻了一倍多，大致相当于现代美国人房屋的平均面积。该行省的经济在50—350年增长了大约150%，使其GDP（国内生产总值）从相当于1990年的约10亿美元提升至约25亿美元（相比之下，英格兰和威尔士2019年的GDP为2.8万亿美元）。

那90%以上的人中的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收入最终都获得了些许增长。罗马时代英国的经济增长率约为每年0.3%，这与今天发展中经济体通常达到的每年7%~10%相比，肯定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仍然是工业革命前历史上最大的盛世之一。正因为如此，经济史学家经常怀疑，一个仅掌控了10%~15%经济的军事-城市联合体，是否真的足以推动如此大的变革。他们认为，这个联合体也许只是一个启动马达，不列颠尼亚的经济表现实际上是撒切尔法则在起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从欧洲大陆输入了不列颠尼亚，即使是灾难性的。

创造性破坏

首先到来的是在整个旧世界广泛传播的流行病，始于2世纪60年代。它们可能与天花有关，尽管目前没有古代的DNA可以证实这一点。在一个没有口罩的时代，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享受到社交距离，在欧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疾病夺去了大约1/4人口的生命。中国和波斯的帝国在3世纪20年代都发生了崩溃，尽管罗马帝国挺了过来，但日耳曼移民填补了死人留下的真空。

自从帝国存在以来，人们就在跨越边境，大多是年轻人，为了在富裕的帝国内部寻找打零工的机会，或者出售北方的商品以赚取利润。大多数时候，这让所有人都受益。然而，当有抢劫的机会出现时，无论是罗马居民还是移民，都不会对相互动武大惊小怪。因此，边境地区是个不安宁的地方，绥靖也就成了军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总的来说，农民、外来工人和士兵相处得还不错，但当军队失去控制时，就像3世纪时那样，局面就可能会突然崩溃。雇主可能变成奴隶贩子，把自己的工人卖为奴隶；寻找工作的人可能会变成强盗，洗劫不设防的村庄。如果情况变得足够糟糕，整个家族甚至整个部落都可能会迁来窃取土地。

从2世纪60年代起，就不大可能有任何移民主观上试图推翻这个帝国了。然而，如果一个皇帝想保住自己的皇位并保持稳定的税收，就需要定期派出足够强大的军队，赶走捣乱分子或迫使他们就范。这就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问题：一支强大到足以完成这样的任务的军队，也强大到足以使其指挥官倒戈，进军罗马，为自己攫取王位——一个又一个将军正是这样做的，使帝国一次又一次陷入内战。在235—284年的49年间，罗马共产生了43位统治者。瘟疫杀死了一个，日耳曼人杀死了第二个，复兴的波斯帝国杀死了第三个（把他关在笼子里好几年后，剥了他的皮，挂在了都城的墙上），造反的罗马人杀死了另外40个。

不列颠处于一切的边缘，因而避免了最严重的暴力，但在260年，一群高卢将军认为他们可以比中央政权更好地保卫自己的行省，驻英国和西班牙的军队加入了他们。帝国在274年将哗变的军队慑服，然而驻不列颠的军官在276年再次反叛。6年后，当他们的首领被毒死后，他们的决心崩溃了，但在286年，不列颠尼亚第三次宣布了独立，并坚持了10年。从260—296年的36年中，不列颠只在帝国内部待了6年。

3世纪的这几次反叛与布狄卡起义大不相同，都是由非英国人的将军领导的，他们反对的不是来自欧洲大陆的统治，而是无效的统治。英国人会问，如果罗马的皇帝们更关心莱茵河到多瑙河的边界，而不是遥远的西北地区，为什么还要把英国人的钱不断地寄给他们呢？2016年，一些记者从286年的事件中为英国“脱欧”派言论找到了回声，但这种类比实际上很不恰当。欧盟是一个由自愿参与者组成的联盟，成员国只要决定退出就能退出（即使它们因此将自己置于旷日持久的法律折磨中）。然而，罗马是一个帝国，当臣民试图离开时，罗马会杀了他们，烧毁他们的家园，把他们的家人钉在十字架上或卖为奴隶。武力使286年与2016年完全不同。

正因如此，当卡劳修斯（一位新近从今天的比利时被派到不列颠尼亚的舰队司令）于286年夺取政权后，他坚称自己并不是真正反叛。他说他是将纳税人的钱留在本地并用于保障他们的安全，他只是在保护西北部，而他的“兄弟们”（他放肆地这样称呼罗马皇帝）则在照看欧洲大陆。没有人相信他的话，但都能想到反叛者肯定要这样说。

很少有古代作家提到卡劳修斯，但那些提到他的人说，他最大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他被派到英国的最初原因——是这个行省现在面临着一种新的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两个世纪以来，帝国给英国提供了一道坚固的外护墙。通过控制从直布罗陀到莱茵河河口的整个欧洲大陆海岸，使英国的海岸远离了日耳曼侵略者的攻击范围，因为日耳曼人的船不太可靠，无法直接穿越北海。虽然皮克特和爱尔兰海盗人数众多，但一支小小的罗马舰队就足以威慑他们了。然而现在情况变了。考古学已经揭示，今天德国和丹麦北海沿岸的人们——后来被称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尽管我们不能确定他们在3世纪时如何称呼自己——建造了更好的船（图3.10）。他们的结实的新船把北海的南岸变成了像英吉利海峡一样的通道，使不列颠尼亚的东海岸暴露出来，既可用于偷袭，也可用于贸易。英国故事上演的舞台在不断扩大，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新的角色将不列颠尼亚从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旧轨道上拖出，使之进入了北海一带的新轨道。

20世纪晚期的历史学家通常认为，古代作家夸大了人口流动性上升的规模和威胁，但当时的皇帝肯定认为他们需要做出回应。到了250年，罗马将多佛尔海峡两岸的防务重组在一个单一司令部的指挥下，称为撒克逊海岸。沿海小堡垒被大而坚固的新堡垒所取代。新堡垒能够在持续的围攻中坚守下来，同时还配有瞭望塔，可以在袭击发生前发出预警。在海上拦截敌人希望仍然渺茫，但如果（或者更现实一些）当日耳曼突袭者登陆时，这些据点至少可以牵制住他们，直到以布洛涅为基地的新的联合舰队被调过来，从背后打击他们。

卡劳修斯在286年被派去指挥的就是这支部队。他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以至皇帝变得贪婪起来，要求从俘获的海盗船上获得更大份额的战利品。卡劳修斯拒绝了，皇帝下令处死他。于是，毫不奇怪，卡劳修斯造反了。但是，造反之后，他继续做他的工作，把英国纳税人不再送往罗马的白银，花在建造新船上，甚至在撒克逊海岸上修建了更大的堡垒（图3.11）。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在加的夫到兰开斯特之间也修建了海岸城堡，因为爱尔兰海上的皮克特和斯科特海盗也像日耳曼海盗一样，越来越胆大妄为了。后来有一位作家提到过由装备着40支桨的巡逻船组成的一支海岸警卫队，船帆、海员服和索具都采用了绿色迷彩伪装，这可能也是他的创造。

像3世纪的所有其他反叛者一样，卡劳修斯最终也失败了，然而当罗马在296年重新控制了不列颠尼亚后，很明显，旧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战略家们断定，如果撒克逊海岸和哈德良长城在抵御袭击者方面都靠不住的话，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深度防御了。传统上沿边境集结的军团撤走了，代之以当地招募的小规模民兵部队。他们的任务不是赢得战役，而是起减速带作用，拖延袭击者，直到作为纵深预备队的机动野战军（大部分是日耳曼人，大部分是骑兵）能像驻扎在布洛涅的舰队一样策马驰援。

对不列颠尼亚来说，影响是巨大的。驻军缩减了一半，使得那些靠供给军队而致富的商人大难临头。那些留下来的士兵，大部分是本地人，需要的葡萄酒和食用油不像以往的移民军人那么多。商人和金融家纷纷破产，消除了英国城市存在的大部分必要性。工作没了，城里人又回流到乡下。250—300年，伦敦2/3的建筑都被废弃了。

在约克和林肯，旧的内城区同样变成了贫民窟。城市便利设施（浴池、高架水渠、教堂、剧院）被遗弃，甚至被拆除了。在罗克斯特，教堂在300年左右失火后再未重建。锡尔切斯特的教堂变成了铁匠铺。在圣奥尔本斯，剧院大约在同一时期进行了翻新，但不久就变成了垃圾场。200年，不列颠尼亚有15个大型公共浴池，300年时只有9个还开着，400年时就一个也没有了。

这摧毁了旧的军事-城市联合体，但这种破坏是创造性的。此前，身为移民的士兵和专业人员将大部分薪饷寄回欧洲大陆购买进口商品，但现在，身为本地人的士兵和海员将他们的现金花在买当地的羊肉、黄油和啤酒上。这使得4世纪对只有一两千居民的小镇来说，成了黄金时代。制造商们逃离了江河日下的城市，在小镇建立了作坊，不仅向军队和城市供货，而且服务于惠顿这样的农庄。农民没有多少钱可花，但他们有将近400万人。到360年时，不列颠尼亚的农业发展得非常好，该行省成为帝国的粮食净出口地。小镇工匠和小店主通过向农民出售本地制造的价格便宜但和罗马的一样的陶器、屋瓦、工具和铁笔而致富。公元300年后，那90%以上的乡下人也终于日渐富裕。

富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暴发户）也越来越多。他们找到了新的赚钱方法，利用大多数人支付的租金和税收获利。有些人买下了废弃的整个城市街区，把它们变成了游乐场。他们通过在封闭的社区建造私人浴室和剧院，以及越来越奢华的别墅，实际上将曾经的公共设施私有化了。这看起来像是深思熟虑的选择。一方面，随着制造业离开，城市不再创造财富，富人们觉得没必要在公共设施上花钱了。另一方面，一些精英开始将公共浴室和拱廊视为令人生厌的旧生活方式的残余，而旧生活方式这时正遭到从东南向西北席卷欧洲的最新伟大创新（基督教）的横扫。

当然，早在43年罗马入侵不列颠之前，中东地区就已经有基督徒了，但福音传播得很慢。英国基督徒最早被提到是在公元200年以后，而英国的第一位圣徒奥尔本，可能直到305年才殉道。313年，基督教合法化后，事情变得容易多了。就在第二年，不列颠尼亚派出了3名主教和1名牧师到高卢参加会议；但即便如此，直到4世纪晚期之前，关于英国基督教的明确的考古证据仍然极少。直到380年，英国才产生了一个土生土长的异教徒——这是进入基督教圈子的真正标志，然而就连这个人也很快离开了，奔向了前景更光明的意大利。

不过，这种模式可能正是我们应该预料到的，因为早在《圣经》传到英国海岸之前，英国人就对来自欧洲大陆的宗教表现出了犹豫。回想1979年，我第一次在一座罗马神庙里挖掘的经历就很典型。我的大学课本告诉我罗马庙宇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但伯明翰附近科尔斯希尔的这个发掘点，却不是这样（图3.12）。 古典比例和大理石圆柱根本无迹可寻。实际上，我们什么都没发现。这座看起来很不像罗马风格的方形神庙，就连地基上的石块都在中世纪被挖出，运走另作他用去了，只留下空空如也的“强盗壕”，那里曾经是堵墙。这一季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居然是工头的狗在神庙的中央开始了自己的挖掘。

基督教传入英国的速度很慢，在农村地区那90%以上的人口中的传播速度尤其慢。在早期基督徒中，“ pagani ”（异教徒）一词是从拉丁语“ pagi ”（农民）一词派生而来的，这并非没有原因。然而，多塞特郡庞德伯里的一座埋有1 200人的4世纪晚期大型公墓，表明基督教最终还是来了。墓中充满了常见的令人痛苦的细节——一半的人没活到5岁就夭折了，其余的大部分不到40岁，男人们因常年挖掘和推犁而感到疼痛，女人们则因膝盖过度劳累而近乎半残。庞德伯里墓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又矮又瘦，体内都有蛔虫。但让这些病弱的人们变得意义重大的，是其坟墓的单调呆板。在公墓的一些区域，所有的人都仰面平躺着，排成整齐的行列，头朝东，几乎没有任何陪葬品。优秀的基督徒就应该是这样去见上帝的。并不是所有埋葬在庞德伯里的人都遵循这一规则，有些人显然仍是顽固不化的异教徒，但即使在远离潮流中心的这些地方，许多失去亲人的家庭也遵循着罗马或迦太基盛行已久的时尚。一些人甚至采用了极端的基督教仪式，用灰泥把棺材包裹起来，无意中把死者保存得非常好，以至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打理头发的——男人的头发长长地留在背后，向前梳着刘海（一位老先生把头发染成红褐色，然后梳到了秃顶处）；女人则梳着精致的卷发、辫子和盘发，最花哨的发式肯定需要女仆帮忙完成。

到350年，那90%以上的人的身份认同，也终于变成了欧洲人。我们甚至可以像历史学家罗宾·弗莱明在她的杰作《罗马之后的英国》中所说的那样，认为不列颠尼亚“在4世纪时，已经像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一样罗马化了”。 ^[25]

百夫长之歌

然后，突然之间，一切就全变了。罗马时代的英国不是伴随着呜咽寿终正寝的，而是在一声巨响中轰然倒下了。在360—410年的半个世纪里，英国的城市废弃了，工业崩溃了，财富蒸发了。这一次的破坏没有任何创造性。不列颠尼亚最终无可挽回地退出了罗马世界。

在4世纪50年代，当马什菲尔德的小农庄主人一边忙着把农庄面积增加两倍，一边继续享用牡蛎的时候，英国的铁产量开始急剧下降。铁这种东西，平时无人在意，直到我们一下子一点儿都没有了。有一次，我在希腊进行发掘时，我们工具棚的钥匙忽然找不到了，而从发掘季一开始，工具就全锁在那个棚里。在没有钢制工具的情况下想要快速翻动被太阳烤干的土壤，让我们充分领教了金属的好处。我们的问题第二天就迎刃而解了，因为钥匙找到了，但在4世纪的英国，问题可没这么容易解决。铁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艰难。弗莱明注意到，即使是不起眼的铁钉，“在4世纪70年代也变得稀罕起来，到了4世纪90年代，棺材用的铁钉和带钉的靴子都没有了，于是英国人经常在泥泞中滑倒，亲爱的人死了，就直接埋进冰冷而坚硬的土里” ^[26] 。

青铜器和银币在公元350年后也变得稀少起来，已知的最后例子可以追溯到402年。到那时，就连陶器（古代相当于塑料）也已经从不列颠尼亚的大部分地区消失了，因为烧窑倒闭了。对考古学家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麻烦，因为我们要依靠陶瓷风格来推测古代遗址的年代，甚至是确认遗址。我参观过的第一个考古发掘现场，是1974年左右在斯塔福德的一家名为“红狮”的酒吧的停车场里。令我记忆犹新的是，考古队的领导们在争论，这个被认为是5世纪遗址的地方，是否真的出土了一件绝对属于那个年代的物品。4世纪的英国人制造了大量陶器，以至5世纪的英国人每次挖洞都能挖出陶器碎片来。而由于5世纪的英国人自己制作的陶器很少，我们几乎不可能分辨出遗址中哪些地层是4世纪前的，哪些是4世纪后的。然而，令考古学家头疼的事情，对古代英国人来说却是一场灾难。350年的英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裕，但到了400年，他们的孙辈失去了罗马时期的所有经济红利，就连最基本的商品都没有了。

公元350年前，小镇的工匠们能生产出数以百万计的陶器和铁钉，到了400年，这样的小镇都变成了鬼城。居民们将精力倾注在建造防御墙、护城河和瞭望塔上，而熔炉和陶坊却悄无声息了，下水道淤塞了，房屋倒塌了。据我们所知，公元375年后很少有人建造新房子了，即使真有人盖新房子，往往也是从旧房子（比如科尔斯希尔的神庙）拆石头做地基，拆木材做横梁。

城市的情况似乎最糟糕。这里的防御工事也很兴盛——防御承包显然成了一个行业，但大多数考古挖掘结果表明，郊区在4世纪50年代就已经被废弃了，城市中心在4世纪70年代也废弃了。然而，对此还有些争议。5世纪的历史文献保存下来的很少，关于英国的就更少了，但从君士坦提乌斯的《圣日耳曼的一生》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圣奥尔本斯在429年仍然是一个运转中的城市。罗克斯特是有大片区域被仔细挖掘过的唯一城市遗址，450年左右时还有相当宏伟的建筑在建设中。因为这些建筑是由木头而不是石头制成的，所以它们比此前的罗马建筑更难被发现——一个学派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只是没有找到公元350年后建造的建筑。

另一个学派认为，并非如此。这派学者虽然承认有一些城市逆潮流而行（比如圣奥尔本斯在5世纪20年代仍有管道供水系统，锡尔切斯特和温切斯特至少还有人居住），但他们看到了一个明确不同的整体模式。一个又一个遗址的挖掘显示，水管堵塞了，破烂不堪的棚屋侵占了曾经整洁的罗马街道，富人逃离了他们的豪宅。考古学家经常记录下，在最后的建筑废墟的正上方，是厚厚的一层他们称之为“暗土”的物质。这个模糊的名称反映了我们对其了解之模糊，尽管其中有时含有通常会在废弃的土地上发现的植物的花粉。约克是公元350年前最宏伟的罗马城镇之一，那时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片沼泽，到处是沫蝉、湿地上繁盛的奇怪小昆虫，以及只在高高的草丛中生活的甲虫。

一个城镇可能瞬间毁灭。记者艾伦·韦斯曼在他的精彩著作《没有我们的世界》中描述了他游览瓦罗沙的经历。自1974年起，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区和土耳其人区被非军事区分隔开来，瓦罗沙本是一个旅游城市，在非军事区被困了30年。“平开窗一直开着，来回摇摆，千疮百孔的窗框中没有玻璃。” ^[27] 韦斯曼写道。

掉落的石灰石表面成了碎片。大块的墙壁倒塌，露出空荡荡的房间，房中的家具早就不知哪里去了……与此同时，大自然继续着它的改造工程。野生的天竺葵和喜林芋从已无遮蔽的屋顶冒出来，沿着外墙倾泻而下。凤凰木、苦楝、木槿丛、夹竹桃和丁香在已经分不清是屋里还是屋外的角落里发芽。房子被紫红色的九重葛堆掩埋。蜥蜴和鞭蛇在野芦笋、仙人掌和高达两米的草丛里窜来窜去……夜晚，漆黑的海滩上没有月光浴者，取而代之的是筑巢的红海龟和绿海龟。

到了5世纪20年代，伦敦和林肯可能看起来像是更加泥泞、更加沉闷的瓦罗沙，正如考古学家西蒙·埃斯蒙德·克利里所描绘的那样，越来越多的可怜人在寻找空房子栖身，他们在“大片倒塌的房屋中徘徊，这些房屋逐渐消失在杂草和灌木丛中。原本的城墙也不见了，只有隐约的环路还默默地包围着这一切” ^[28] 。昔日精英人士的豪华别墅也没有好到哪里去。4世纪70年代以后，没有新的别墅建起，已有的也已破烂不堪。屋顶漏雨，被淋湿的灰泥碎裂了，房主们只是把腐朽的房间用墙围起来，把整个侧翼的房子让给狗乱窜。公元400年后不久，最后一批大人物也放弃了他们摇摇欲坠的宫殿式别墅（图3.13）。

不列颠尼亚看起来就像是沦为某些古代的波尔布特的牺牲品了。波尔布特曾是柬埔寨的独裁者，他深信城市是资本主义的温床，在1976年命令他的士兵们将所有城市居民驱赶到农村自谋生计。到了1979年，所有的富人和1/4的穷人都饿死或病死了。然而5世纪的不列颠尼亚的情况显然更糟糕：除了所有的富人，超过3/4的穷人都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已知的农场和村庄（大多数英国人居住的地方）的数量，起初比城市和别墅的数量下降得慢，但公元400年后，这90%以上的人居住的地方也大多消失了（图3.14）。

相反的意见也是可能成立的。正是硬币、精美陶器和砖石建筑，使得早期罗马遗址变得非常容易辨认，因此这些东西在公元400年后的消失，使得后罗马时代的不列颠尼亚在考古学家看来可能比实际情况更像波尔波特时代。富人肯定依然存在，因为尽管我们很难把他们挖掘出来，但少数留存下来的5世纪和6世纪的文献，仍不断地提到他们。然而，要想认为公元360年后的六七代人的生活算不上灾难，还需要很大的想象力。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学家怯于再使用传统的“黑暗时代”这个标签，因为他们不想做出价值判断，但我要承认，我不知道还能怎么称呼这些悲惨的时期。5世纪给不列颠尼亚人带来了贫穷、暴力和短命。如果这还不算一个黑暗时代，我不知道什么才算了。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最近，对此所做的一种解释，轮廓似乎足够清晰了。英国的故事只是整个西欧的本地版本。自3世纪以来，帝国以外的人口增长速度一直比帝国内部快，在多瑙河、莱茵河和泰恩河以外的社会，人们也学会了更好地组织起来。人口的迁移模糊了人口的失衡，拉动因素（北欧农作物生长期较短，使得南欧变得更有吸引力）和推动因素（更冷的天气迫使游牧民族离开中亚大草原向西迁移，反过来又迫使靠近罗马边境的日耳曼民族向西越过边境）结合起来，共同促使移民进入罗马帝国。罗马人从未想出办法来维护一支军队，既强大到足以控制民族迁徙，又能保证其指挥官不会造反，因此应对如今这局面，便左支右绌起来。378年，在巴尔干半岛遭到官员残酷虐待的数千名哥特移民，消灭了罗马最后一支尚有战斗力的野战军，灾难彻底压垮了罗马政权。410年，哥特人洗劫了罗马城。

这时，本地要人们已经不再等待迟迟不到或根本不来的罗马救兵了。他们自力更生，与移民和强盗作战，与他们达成协议，把税收留在本地。现场主事的人通常是基督教神父。他们挺身而出，是因为教堂往往是唯一仍在运作的大型组织。即便如此，他们也不能挽救一切，饥饿的民众抛弃了城市，长途贸易陷入停顿，导致经济崩溃。混乱既改变了主权，又改变了身份认同，因为帝国变得无关紧要了。476年，一位哥特国王废黜了罗马皇帝，也懒得找人取代他，甚至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件事。不列颠尼亚离开了帝国，因为已经没有帝国可归属了。

几千年来，思想和制度都是从东南向西北蔓延，如今一股巨大的、缓慢的国家倾圮浪潮却向相反的方向席卷而来（图3.15）。不列颠尼亚是第一个被扫除的行省，它的罗马特征在公元400年后就烟消云散了。高卢在公元500年后紧随其后，意大利、北非和西班牙是在公元600年，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是在公元700年，叙利亚也许还有埃及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也是如此。爱德华·吉本在1781年评论道，这是“一场可怕的革命，它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住，并且地球上的所有国家现在仍能感受到”。 ^[29]

吉本的断言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直到20世纪60—70年代，才被厌恶古代迁徙论的学者们摒弃。专门研究罗马时期的考古学家认为，大约公元300年以后帝国内部开始出现日耳曼风格的墓葬，也许并不代表成群的移民涌来，而是本地人模仿起了日耳曼风格。做“日耳曼人”并不比做罗马人有更多的基因上的联系。身份认同是人们主动构建的。修正主义者也承认，关于日耳曼移民涌过罗马边境，有几十份目击者证言文献留存了下来，但认为这些听起来往往就像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中美洲移民大篷车或波兰水管工的恐慌一样，属于过度紧张。也许罗马时代的作家也有同样的政治动机。

但是随后就有了同位素分析和古代DNA检测。方法仍待完善，数据仍不稳定，许多解释都是可能的——尽管所有这些通常的限制性因素都考虑到了，但绝大多数研究结果还是表明，大量移民在5世纪和6世纪迁入了罗马帝国，并在帝国内部四处流动。整个民族都在迁徙的旧观点无疑是过于简单化了，帝国内部没有任何两个行省有着完全相同的经历，但尽管罗马目击者有可能误解、歪曲或夸大了迁徙，但他们绝没有编造事实。

从地图上看，关于为什么不列颠尼亚成为第一个垮掉的行省，最明显的解释是，在地理上，它比帝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容易受到流动性上升和安全性下降的影响。不列颠尼亚三面都有可能流动的邻居——爱尔兰的斯科特人和阿塔科特人、长城以外的皮克特人，以及德意志沿海的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直到3世纪，当潜在的袭击者开始建造能将大海变成通道的船只时，这种地理上的弱点一直是可控的。即使在那之后，只要精英阶层与罗马的中央政府合作，不列颠尼亚通常也能应付。但问题在于：他们不合作。

“不列颠尼亚是一个盛产篡位者的行省。” ^[30] 圣哲罗姆在5世纪第二个10年抱怨道。在306—350年，没有任何英国人叛乱的记录，这恰好与该行省的繁荣时期相吻合，但在那之后，内乱就成了常态。350年，高卢的反叛者将罗马王位献给了驻英国军队的司令官马格嫩提乌斯。马格嫩提乌斯一路杀进了意大利，先杀死了皇帝，然后又被皇帝的兄弟杀死了。马格嫩提乌斯本人并非英国人，但当地的一些精英支持他，于是新皇帝派了一个名叫保罗的官员来铲除他们。“长着一张娃娃脸，但神秘莫测，戒心深重。” ^[31] 当时的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马塞利努斯这样描述保罗。然而，保罗所为“远远超出了他得到的指示，像一条湍急的河流冲向许多人的身体和财物，到处制造废墟和破坏” ^[32] 。当不列颠尼亚的总督发出威胁，说如果保罗不停手，他就辞职时，保罗捏造罪名对他提出了指控。惊恐的总督试图杀死保罗，但失败了，于是总督选择了自杀。

局面失控了，当保罗把受害者们拖到罗马接受酷刑折磨并处死时，英国的精英阶层陷入了混乱。在经过半个世纪的自保安全而不求助大陆之后，360年，英国需要四个团的罗马军队冒着隆冬风暴冲过英吉利海峡，以抗击野蛮人的入侵。他们恢复了秩序，但阿米亚努斯说，还不到四年，侵袭就又开始了。

在罗马人看来，他们最大的优势一向是：边境袭击基本上就是大规模的偷盗。由于窃贼没有荣誉感，小规模的帝国军队就可以通过各个击破战术，打败数量庞大得多的敌人。凭借运气和手段，他们甚至能像公元前3世纪一位中国战略家（中国也面临着一些类似问题）所说的那样，“以夷制夷” ^[33] ：用甜言蜜语和巨额贿赂，挑唆潜在的敌人相互争斗，而不是袭击帝国。但这些招数到了4世纪60年代就不灵了，因为斯科特人、阿塔科特人、皮克特人、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都发现了中国战略家所熟悉的第二个原则：“远交而近攻”。 ^[34]

1 000年后，苏格兰人根据这一原则建立了一个“老同盟”，利用法国这个朋友，从两个方向攻击英格兰，从而抵消英格兰的实力。英格兰自己也在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当中寻求盟友，反复采用这一策略来对付法国。不过，这个想法的历史比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所知道的还要久远。阿米亚努斯说，367年，撒克逊人、皮克特人和斯科特人形成了一个“蛮族阴谋”，包围不列颠尼亚。他们从三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民兵们闻风而逃。在南方，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杀死了守卫撒克逊海岸堡垒的将军。阿米亚努斯继续写道，他们“抢掠、放火，并屠杀了所有的俘虏” 。在北方，皮克特人包围了哈德良长城上的军队，“肆无忌惮地到处游荡，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

就在这关键时刻，罗马将军狄奥多西率领一支2 000人的部队迅速渡过英吉利海峡，在入侵者洗劫伦敦之前追上了他们。随后，他以典型的反叛乱风格重建了民兵和情报部门，并追捕出没于乡村的武装团伙。阿米亚努斯说：“狄奥多西极得人心，以至被大群民众护送到海峡岸边，（……并且）在皇帝的总部受到了热烈欢迎和盛赞。”

历史学家经常认为阿米亚努斯夸大其词了，因为在他写作的时候，狄奥多西的儿子（另一位狄奥多西）已经当上了皇帝。阿米亚努斯显然对细节感到困惑，而且，尽管他口口声声说取得了胜利，局势却每况愈下。没有人喜欢住在城墙外。道路不安全，而且路面也已破烂不堪，百姓正以最快的速度逃离农村和小城镇，贸易也在消失。更糟糕的是，动荡不安越是侵蚀纳税所需要的繁荣，罗马统治者就越不愿意动用他们日渐减少的人力和资金储备，来为一个日益贬值的遥远行省提供安全保障。自然，罗马在保护不列颠尼亚上投入得越少，邻居对不列颠尼亚的掠夺就越多，英国的精英们也就越需为自己打算，越发不认同自己是罗马人。

我们的证据不足——在罗马帝国垂死的日子里，没有多少罗马人在撰写历史，但我们的确知道皮克特人和斯科特人在382年卷土重来了。已有的后备军阻止了他们，但第二年，后备军的西班牙司令官马格努斯·马克西穆斯（一个美妙的名字，在拉丁语中意为“伟大者中之最伟大者”）背叛了皇帝——很可能是他的堂兄弟，并带着他的部下们去了意大利。他在那里送了命，但他带走的部队再也没有回来。

5世纪和6世纪的大多数作家都认为，马格努斯的冒险行动“使英国丧失了全部的士兵……和青春的花朵” ^[35] 。如果他们描绘的图景（一个在持续的动荡中几乎毫无防御能力的行省）接近真实情况的话，那么经济崩溃，或者幸存下来的英国精英人士对漠不关心的帝国失去耐心，也就不足为奇了。从公元402年后罗马硬币彻底消失这一情况来看，罗马不再向留在英国的少量部队发放军饷了。希腊作家佐西莫斯写道，英国人“摆脱了罗马的统治，独立自主，不再受罗马法律的约束” ^[36] 。在406年的几个月里，一个真正土生土长的英国人执掌了政权，结果却被谋杀了。谋杀他的人像马格努斯一样，把剩下的军队带到了高卢，于407年篡夺了帝位。这些部队也再未归来。

当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我们了解到的关于这些事件的版本，在本质上与《罗马百夫长之歌》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一首对英格兰的赞歌，吉卜林借一位407年的人之口唱出了它：

督军，我昨晚得到了消息——我的大队奉命回家

坐船到波图斯伊提乌斯，从那里走陆路去罗马。

我已经让连队上了船，武器都存在了下面。

现在让别人拿走我的剑吧。下命令别让我走！

……

在这里，人们说我创下了名声，在这里，我完成了任务；

我最亲爱的人死在这里，也埋在这里——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和儿子；

……

督军，我流着眼泪来找你——我的大队奉命回家！

我在不列颠服役了40年。我去罗马做什么？

我的心，我的灵魂，我的思想——我所知道的唯一生活，都在这里。

我不能抛下这一切。下命令别让我走！ ^[37]

在一个12岁孩子的眼里，没有什么能将帝国的终结展现得如此生动了，但坦率地说，这首诗与407年的现实并没有多大关系。吉卜林笔下的罗马人、不列颠人、皮克特人和撒克逊人的鲜明反差已经不复存在。一个世纪无休止的流动已经重塑了边境地区的身份认同。与吉卜林描写的意大利百夫长不同的是，开拔而去的士兵多是本地青年，而且，许多人的父母都是爱尔兰人、皮克特人或日耳曼人。这些移民中的一些人应邀进入帝国，在军队中服役以换取土地；另外的人是强行闯入的。英格兰南部大量4世纪的墓葬都和德意志或低地国家本土的一模一样。到了400年，康沃尔、威尔士和苏格兰西部的定居者用考古学家称之为欧甘文字的碑文来纪念死者。墓碑上用一种只用直线的特殊文字刻着古老的爱尔兰名字。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再坚固的东西也能灰飞烟灭。由于没有中央军队与之抗衡，撒克逊人在408年肆意抢掠了南部和东部海岸。绝望的当地精英乞求罗马人回来，但随着高卢和西班牙陷入混乱，日耳曼蛮族兵已经兵临帝国首都城下，皇帝霍诺里乌斯无暇他顾。佐西莫斯说，410年，霍诺里乌斯“给英国各城市写了信，建议它们注意自身安全” ^[38] 。帝国得出了结论，不列颠尼亚带来的麻烦比它的价值更大。

[1]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1831; ed.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1976),pp. 119–121.

[2] Caesar, Gallic War , 4.26.

[3] Caesar, Gallic War , 5.28.

[4] Shakespeare, Cymbeline ( c .1611), Act III, scene i, lines 14–16.

[5] Tacitus, Annals ( c .110 CE), 12.38.

[6] Suetonius, Life of Nero ( c .120 CE), 18.

[7] Francis Pryor, Britain AD (2005), p. 44.

[8] Tacitus, Annals , 14.30.

[9] Tacitus, Agricola , 21.

[10] Tacitus, Annals , 14.34.

[11] Tacitus ( Annals , 14.29) and Suetonius ( Life of Nero , 39), writing in Latin,called it a clades ; Cassius Dio (62.1), writing in Greek, called it a pathos .

[12] Vindolanda tablet 344 ( c .100 CE), http:// vindolanda.csad.ox.ac.uk. 我对所引用文字进行了简单修改，以使其意思更清楚，并在之后加入了补遗文字。

[13]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 14.2.

[14] Strabo, Geography , 4.5.2.

[15] Https://romaninscriptionsof britain.org/inscriptions/292 ( c .50 CE). Following Barry Burnham et al.,‘Roman Britain in 1994’, Britannia 26 (1995), 388–9, I read aq(uilifer) rather than a(t)q(ue) in line 3.

[16] Gaius Valerius Iustus ( c .200 CE?), https:// romaninscriptionsofbritain.org/text/507.

[17] Tacitus, Agricola , 20.

[18] Http://www.bbc.com/news/uk-england-london-36415563 and Roger Tomlin, Roman London ’ s First Voices (2016).

[19] Michael Jarrett and Stuart Wrathmell, Whitton (1981), pp. 164, 188.

[20] Michael Jarrett and Stuart Wrathmell, Whitton (1981), pp. 164, 188.

[21] Michael Jarrett and Stuart Wrathmell, Whitton (1981), pp. 164, 188.

[22] Kevin Blockley, Marshfield (1985), pp. 185, 356.

[23] Kevin Blockley, Marshfield (1985), pp. 185, 356.

[24] Kate Nicholson and Tom Woolhouse, A Late Iron Age and Romano-British Farmstead at Cedars Park, Stowmarket, Sufolk (2016), p. 183.

[25] Robin Fleming, Britain after Rome (2010), pp. 22, 27.

[26] Robin Fleming, Britain after Rome (2010), pp. 22, 27.

[27] Alan Weisman, The World without Us (2007), pp. 120–121.

[28] Simon Esmonde Cleary, The Ending of Roman Britain (1989), p. 148.

[29] Edward Gibbon,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II(1781), subchapter‘General Observations on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

[30] Jerome, Letters ( c .412 CE), 133.

[31] Ammianus Marcellinus ( c .380 CE), 14.5.

[32] Ammianus Marcellinus ( c .380 CE), 14.5.

[33] Stratagems of the Warring States (anonymous, third century BCE), from Dennis and Chang Ping Bloodworth, The Chinese Machiavelli (1976), pp. 111, 58.

[34] Stratagems of the Warring States (anonymous, third century BCE), from Dennis and Chang Ping Bloodworth, The Chinese Machiavelli (1976), pp. 111, 58.

[35] Gildas, On the Ruin of Britain ( c .540 CE), 14.

[36] Zosimus, New History ( c .500 CE).

[37] Rudyard Kipling,‘the Roman Centurion’s Song’, in A Child ’ s History of England (1911), https:// www.poetryloverspage.com/poets/kipling/roman_centurions.html.

[38] Zosimus, New History , 6.10.12. jCo2hCnC+3nVAGNqgiFO+7b4GK8RAgpkixNTx6Y0DnXIV9zF6S/up7H/ayfW21K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