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欧洲的穷表亲
（公元前4000—前55年）

到了公元前4000年，主宰英国历史直到1497年的格局已经确立。不列颠群岛牢牢地固定在赫里福德地图的边缘，是欧洲的穷表亲。当新的生活方式兴起于遥远的南方和东方，并逐渐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后，这里是它们的最后一站。由于撒切尔法则，每一项革新的确最终都能到来，但英国通常比中东和地中海的潮流引领者落后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

节奏是多变的。到了公元前3500年，人员、商品、机制和思想从欧洲大陆向群岛流动的速度已经放缓，并且持续缓慢了4个世纪。到了公元前3000年后，就不仅仅是输入缓慢的问题了，不列颠北部和西部的人们改进了他们从大陆所获得的传承，使其可以与欧洲大陆本身的一切相媲美。也许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还有另一段插曲，考古学家们已经分别识别出了各种进一步的中断，大多持续时间更短，但此类中断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00年。

每段插曲都有自己的原因和结果，但都是不平衡消弭这个更大进程的一部分，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一旦一种新生事物一路传播到了大西洋岸边，不论它是人口、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方面的，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差异就变得不那么明显了，从东南向西北转移的步伐也放缓了，直到下一次伟大革新逼近群岛时才会恢复。

在农业到来后的4 000年里，不列颠与欧洲及更广大世界关系的第二个特点呈现了出来。虽然农业是在几千千米外的中东发明的，但真正在公元前4200年以后将农业带到不列颠海岸的人来自并不遥远的地方，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低地国家、法国北部和西班牙北部。然而，到了公元前1世纪，商人和军队从意大利远道而来；又过了一个世纪，欧洲大陆的统治者也来了。舞台在扩大。

大人物NG10

农夫们只用了4个世纪，就填满了岛上每一个可耕种的角落和缝隙。他们一路犁耕和种植，以平均每年一千米以上的速度前进。他们所到之处，狩猎和采集的世界灰飞烟灭，大约到了公元前3700年，“屠杀”终于停止了，因为他们已经推进到了地球的边缘。

农业移民创造了新的身份认同。根据考古证据判断，最初有一种广泛共享的岛民文化：农夫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或多或少带着其祖先从欧洲大陆带来的石艺、陶艺和葬仪。他们通常与欧洲大陆的故乡保持着长途联系。因此，从怀特岛到苏格兰，考古学家们在公元前3800年以前的多个遗址中，都发现了类型极为相似的斧头、箭头、碗和坟墓。他们有时甚至会发现一种美丽的磨光斧头，是用一种叫硬玉岩的石头制成的。这种石头是从阿尔卑斯山开采出来，通过人手相递，传到了1 500千米以外的。

这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只持续了几代人。一旦农业地区的边界延伸到了海洋，统一就瓦解了。较小规模的区域身份认同形成了，每个小地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行事，从而将自己与相邻地区区分开来。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交流也放缓了。我们所知的产自英国的最后一把硬玉石斧，被小心翼翼地埋在了一条穿过萨默塞特（图2.1）沼泽的木头小路（根据树木年轮判断，这条小路的建造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3807年或前3806年）的旁边。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一切，英国农夫忘记了他们曾经是移民（移民是英国身份认同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到了公元前3500年，已经很少有人再去拜谒在扩张的那几个世纪建造的纪念碑式建筑。在一些地方，人们将埋葬着祖先遗骨的公共墓地的入口封闭了起来——一些考古学家怀疑，这可能是有意将自己与过去分隔开来。

更深层次的变化可能助长了新的身份认同。公元前4100年—前3500年，随着移民涌入，开垦处女地，养育家庭，不列颠群岛人口激增。我们猜测，到了公元前3500年，人口可能增加了两倍，超过了30万（大约每平方千米一人）。正是这些人建造了那些纪念碑式重大建筑，但是在接下来的500年里，大部分岛屿的人口数量可能都下降了50%。

专家们就发生了什么事情争论不休。自公元前3700年以来，气候变冷了，也变得更加潮湿了，因此农业可能不那么高产了。也可能是第一批农夫过度开垦了土地，毕竟他们中可没有环保主义者。不管原因是什么，一些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农夫们先是从种植高产但娇气的小麦，转为种植低产但耐寒的大麦；到了公元前3200年，他们甚至连大麦也不种了。人们不再种植谷物，转而采集野生植物。来自杂草种子和花粉（通过在古老的湖床上钻孔获得）的证据表明，当他们放弃了耕地时，森林又重新生长起来。能经历好几个世代的坚固房屋从考古记录中消失了。

然而，不列颠人并没有回到主张人人平等的觅食者的老路上。相反，关于首领的最早的明确证据就出自这几个世纪。旧的“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首领”的那种集体坟墓，被只埋一两个死人的更小的坟墓所取代。一些坟墓里有精致的陪葬品。其中一些看起来像是政治权力的象征，包括迄今仍在英国王室加冕仪式上使用的那种权杖的原始石头版本。

考古学家将这些坟墓中的死者视为掌握新权力的首领，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他们的权威可能来源于一个相当新的东西：对牲畜的控制。出土的骨头表明，不列颠人正在转向经营大牧场，赶着家养的牛群从一个林木繁茂的山谷到另一个山谷。在现代畜牧社会，如果羊群能大量繁殖，幸运和/或有技能的牧民可以迅速致富，用牛肉、黄油和牛奶款待他们的追随者以赢得荣誉（也许足以用石权杖陪葬）。然而，不利的一面是，坏运气和/或糟糕的决定也会让他们很快变穷。

这不是斯坦利·鲍德温所说的“英国永恒的风景”。有些荒诞的是，岛上最具鲍德温风格的地方，却是苏格兰的一些岛屿和爱尔兰的部分地区，那里的人口持续增长，仍在种植谷物，建造坚固的房屋。这是英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次，东南部相对于北部和西部的地理优势不仅被抵消，而且实际上被逆转了。如果你想见识一下公元前3400—前3000年之间的财富、权力和先进文化，应该去奥克尼群岛，或者去距离现在的都柏林北部一个小时车程的绵延5千米的博因河。

原因可能在于与欧洲大陆的联系。公元前3800年之后，穿越英吉利海峡的往来放缓了，但将葡萄牙、加利西亚、布列塔尼与群岛多山的边缘地带（图2.2）连接起来的西部水域开始加速流动。沿着欧洲大陆的大西洋海岸，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公元前4500年，人们在塔古斯河河口一带，现里斯本所在的地方，聚居起来，形成了100多个永久村庄。村民们组织得很好，能够建造起3米厚的石头防御工事，上面点缀着塔楼。他们还将那些肯定是首领的人埋进巨大的石墓，墓中有奢侈的陪葬品，包括来自北非的象牙。

再往北，在布列塔尼开始发生更奇怪的事情。在基伯龙湾（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看到，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方）附近的一个风景如画的水湾洛克马里亚凯，有人说服了他的同伴 们去开采一根高20米、重350吨的石柱，并（像早期的农夫一样）在上面雕刻了一张巨大的犁。然后他们把石柱拖了5千米，立在了一个公共坟墓的外面。单是拖曳就需要一个至少由2 000人组成的施工队，整个行动看起来就像我们在第1章中看到的不列颠农夫集体狂热的一个极端例子。但是，我们该如何看待他们随后做出的决定呢？在短短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他们就决定推翻并砸碎这些巨大的石碑，重新利用碎石块建造了一系列只埋一两具尸体的坟墓，墓中陪葬着华丽的物品，还有他们自己精心制作的纪念碑。

在接下来的上千年里，由巨大的石板（考古学家称之为“mega-liths”，源自希腊语单词 megas 和 lithos ，意思是“巨石”）建造的坟墓遍布西欧海岸。20世纪5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是“巨石传教士” ^[1] 激发了这种现象。是他们沿着欧洲海岸线航行，宣扬关于死后世界的新观念。他们的理论摈弃了关于身份认同和主权的旧的平等观念，宣称先知们教导说，一小部分精英人士（大概包括他们自己）拥有接触超自然力的特权，能够确保神的善意得到贯彻——只要其他人给他们建造巨大的石碑，并且全都照他们吩咐的去做。

像许多涉及长距离迁移的理论一样，这一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被冷落了，但新的放射性碳定年法现已证明，的确是布列塔尼人建造了最早的巨石坟墓，然后这一习俗才漂洋过海传播开来的，而且新的基因证据表明，当巨石文化来到不列颠群岛时，与新式的统治家族有所关联。一些坟墓的规模能佐证这一点，尤其是爱尔兰的博因河河谷的坟墓。公元前3000年前不久，在道斯、诺斯和纽格兰奇，建起了三座规模巨大的坟墓。每座坟都有一个起初宽100米、高20米的土堆。单是纽格兰奇的那座坟就用了20万吨石头，装饰着巨石，周围是一层闪闪发光的白石英，太阳一照，几千米外就能看到。

即使这项工程是历经一代人逐渐完成的，在一些学者看来，其必须动员的劳动力数量表明等级更为森严的主权和身份认同形式正在大行其道，而巨大坟丘下的东西只会进一步强化这种印象。在纽格兰奇，一条15米高的石砌通道通向了一个十字形的墓室，墓室有8米高的穹顶。在旁边的一间小墓室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两具成人骨架，此外还有至少3个人的烧焦的骨头，以及几十只鹿和麋鹿的身体部件。诺斯的墓几乎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墓里有两条通道和两个墓室，其中一个墓室（像纽格兰奇的一样，是十字形的）里有一个大石雕碗，周围有几堆骨灰，还有大量的陪葬品，包括一个精致的燧石权杖头。（道斯的墓被破坏得很厉害，只能分辨出两个石质墓室。）

无论纽格兰奇、诺斯和道斯的死者做了什么事使自己变得如此重要——显然同塔古斯河和布列塔尼的大人物一样重要，而且比不列颠群岛上以前的任何人都重要，这都意味着仅仅给他们修建超大规模的墓是不够的。远不止于此，埋葬者实际上是要将大人物的身体与宇宙本身的核心法则融合在一起。纽格兰奇墓的位置选择得非常精确，因此在每一年白昼最短的12月21日前后的一星期里，初升太阳的第一缕光线就会穿过坟丘入口上方的一个狭孔，直直地照进一条长长的石头通道，在长达17分钟的时间里，照亮中央墓室背板上雕刻的三重螺旋（图2.3）。在诺斯，每年3月21日，一年中白昼和黑夜完全等长的两天中的一天，夕阳会直射在墓室的通道上，照亮其中一个墓室；而在9月21日，另一个这样的日子，则在另一个墓室再现这一奇观。道斯的墓保存得太糟糕，我们无法确定它的内部布置，但纽格兰奇和诺斯两墓的格局不可能是偶然的。这些坟墓都地处天象的热点上，在一年中最有意义的几个时刻，让太阳照亮了超越凡人的男人和女人的最后安息之地。

实际上，一项新的DNA研究显示，至少有一个埋葬在纽格兰奇墓里的人，虽然被起了个寻常的称号“NG10”，但与我们其他人大为不同。在对他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后，科学家发现了“多个长系列的纯合性，每个纯合性都包含单个染色体的大部分” ^[2] ，这就意味着NG10的父母是一级亲属：可能是兄妹或姐弟，或者更令人毛骨悚然，是父亲和女儿或母亲和儿子。出于充分的生物学原因，几乎所有社会都将乱伦视为一种可憎的行为——除非一个家庭看起来远远比其他所有人更高贵（实际上就像神一样），只有家庭成员才能彼此相配。古埃及人、印加人和夏威夷人都是这样看待他们的统治者的。显然，史前的爱尔兰人也是如此。

遗憾的是，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5 000年前人们建造博因墓地时脑子里在想什么。实际上，考古学最大的禁忌之一就是与我们挖掘出其生活痕迹的人过度产生共鸣——尽管我们都在这样做。几年前，当我在西西里岛发掘一个宗教遗址时，我发现如果我在太阳底下站的时间足够长，几乎可以看到古代的崇拜者在他们的祭坛上劈开巨大的马鹿，头上戴着鹿角跳舞，把酒杯摔碎在地上。有时我甚至会梦见他们。在同样的精神感召下，我不禁会想到，当朝阳把纽格兰奇墓的三重螺旋染成金色时，就是神圣的奇迹和神秘的时刻。在那些瞬间，凡人是否会因为确信神再次来到他们中间而激动不已？他们的祭司是否会低声念念有词，说些神圣得让普通人听不见的话？人群中是否充满了祝福，世界因此又更新了一年？

或许如此。至少，考古事实表明，这些地方是神奇的，旨在使梦和幻象与现实世界融合。这三座坟墓都有迷宫、锯齿形和螺旋形的旋转雕刻图案，像20世纪60年代的许多迷幻艺术一样，涂上了艳丽的色彩。有几位心理学家将这种设计比作“闪烁的光线、致幻蘑菇和偏头痛综合征” ^[3] （一位学者相当冷静地说）在眼睛和大脑中产生的图像。

这一定是有意为之。考古学家在多个遗址发现了罂粟种子（包括在西西里发掘点），研究现代福音派基督徒的心理学家观察到，努力倾听上帝的声音并找到同好的人，能够训练自己对所体验到的来自天堂的真切信息保持高度敏感。或许将毒品、戏剧性的冬夏至或春秋分仪式，以及超脱尘世的艺术结合起来，能使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巫师改变自己的意识，听到天上的声音，并且利用自己的体验动员他们的社区来建造这些宏伟的陵墓，作为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户。

甚至在纽格兰奇墓建成之前，与之相关的观念就已经沿着西部水域传播到了群岛的北端。有十几个大坟丘和更多的小坟丘以及纪念碑式建筑聚集在奥克尼的斯滕内斯湖岸边，似乎有某种天文学关联。其中最宏伟的是梅肖韦古墓，规模与纽格兰奇墓不相上下，也同样隐藏着一个超大的中央墓室，建造得非常细致，一些石板之间几乎无法容下一张纸滑动。

从葡萄牙炙热的山丘到夏日几乎晒不到阳光的苍白的北方海岸，一种非同寻常的精神统一似乎在公元前3200年后盛行了起来。纽格兰奇坟丘及其迷幻雕刻与布列塔尼的考古发现如出一辙，而诺斯的燧石权杖头与在塔古斯河河岸发现的极为相似。更小的相似之处则不胜枚举。这些男人和女人散布在绵延2 000千米的大西洋海岸线上，他们肯定彼此相识，也很可能相互通婚，即使我们还没有找到直接的DNA证据。基于充足的理由，考古学家巴里·坎利夫谈到了“一个共同的信仰体系 ^[4] （……一套）传播广泛的符号系统和一种高深的宇宙观”，甚至是一种独特的“大西洋思维模式” ^[5] 。

在洛克马里亚凯或梅肖韦，几乎没有什么会让NG10感到惊讶。然而，无论何时，他或与他地位相当的人如果向内陆漫步几千米，就会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今天我们许多人都在担心，国际化精英人士出没于伦敦、纽约或新加坡的豪华酒店和米其林星级餐厅，或者在达沃斯风景如画的高山度假村闭门欢宴，（打个比方）像那些乱伦者一样只与小圈子里的人来往，他们与平凡的广大民众之间的鸿沟会越来越大。类似的事情5 000年前似乎也发生在大西洋的边缘地带。埋葬在博因河河岸和斯滕内斯湖畔的大人物们，与塔古斯河一带的人们，而不是自家后院的牧民们，有更多的共同点。牧民们显然缺乏巨石传教士那样的国际化思维。我们这个时代并非唯一有“达沃斯人”的时代。

耶路撒冷

我曾应邀去过一次达沃斯，那次经历有些荒诞离奇。会议邀请方问我是否会带上自己的安保人员和直升机。我还是第一次被问这样的问题。但还没等我为自己成为全球精英的一员而感到自豪和膨胀，我的白日梦就破灭了。我刚一到达，就发现达沃斯人不止一种类型。每个人都被邀请参加盛大的晚宴和聚会，但一部分人被邀请参加更为盛大的晚宴和聚会，在用绳子隔开的钢琴酒吧里，一般人显然被排除在外。就连我们的胸牌都有排名。排名靠前的人胸牌上有闪闪发光的地球仪［我们羡慕地称之为“迪斯科舞会”（disco ball） ］。

这是关于一些永恒真理的一个很好的教训——与顶尖人士之间的竞争相比，加入顶尖人士的竞争就不算什么了，而赢得这种竞争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像其他名流一样，但拥有明显的个人特色。我深信，如果说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大西洋精英与今天的达沃斯精英有什么相似之处的话，那就是他们都想做这样的事情。光是再建一座纽格兰奇墓是不够的，要像奥克尼的梅肖韦墓一样：你需要同样宏伟但又与众不同的东西。于是，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大不列颠岛西部边缘的精英们发明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纪念碑：石阵。石阵就是石器时代的迪斯科舞会。

石阵最早出现在威尔士和威尔特郡，是由在墓地周围挖掘圆形沟渠的古老传统缓慢发展起来的。它们是以最著名的例子巨石阵（Stonehenge）命名的，而巨石阵的名称则来自盎格鲁-撒克逊语，意思是“悬起的石头”（hanging stone）；但当专家称一个纪念碑式建筑为“henge”（石阵）时，指的根本不是石头，而是带有圆形沟渠的纪念碑式建筑。考古学家们似乎喜欢这种术语上的混乱。

像任何高档的迪斯科舞会一样，巨石阵将新奇与历史悠久的精英传统结合了起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精神世界与葬礼功能结合了起来。早在公元18世纪20年代，参观者就注意到，如果他们站在巨石阵的中央，在6月21日就能恰好从巨石阵的正门看到太阳升起；而巨石阵的150~200个墓葬（对于最初的数字存在争议）也使它成为公元前3000年英国已知的最大墓地。死者大多是成年人，尸体都被焚烧过，遗骸被装进捆扎好的袋子里，埋在56根直立的石柱（图2.4）下和环绕石柱的一个圈中——现在高耸于巨石阵的巨大砂岩柱是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添加的。几乎所有墓葬中都没有随葬品，但墓中发现的少数物品中包括一种漂亮的磨制石权杖头和一个小黏土支架，是用来烧东西的。烧的可能是香，或者是毒品。

石阵的意义之所以如此重大，是因为它们是地区失衡又逐渐平衡的第一个明确例证。这次不平衡始于群岛北部/西部的创新，然后向东南方向逐渐消失，与通常的模式相反。实际上，“巨石阵”从字面意思上看就是从西边迁移过来的。从各方面看，它都是一个奇怪的石阵，只有两个石阵看起来很像它，时间都略早一些。第一处离这里只有一两天的路程，恰好在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旧居马克斯门的正下方。19世纪80—90年代，哈代就是在这里创作了他的几部“韦塞克斯” 小说。——这处遗址（现称“弗拉格斯通斯”）直到一个世纪后才得到发掘，但哈代的园丁的确曾从被埋葬的石阵中挖出一块砂岩石头。哈代甚至一度中断了常规的写作，匆匆写就了一份笔记，描述他们挖出的一个史前墓葬。他的邻居也发现了一个烧香/毒品的黏土支架，是英国境内唯一一件与在巨石阵发现的那个支架相似的物品。

如果只有弗拉格斯通斯石阵与巨石阵相似，我们可能会认为它的细节只是多塞特的当地特色。然而，275千米外在北威尔士的兰德盖还有第二个巨石阵式的遗址，而且还只是一连串与威尔士有关联的事物中的一个。地质学家从20世纪20年代就知道，巨石阵最初的56根直立石柱是从威尔士开采的青石。自2011年以来的研究进一步确定了它们的来源地在普雷塞利山的罗斯费林岩一带。考古学家们曾推测，可能是冰期的冰川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将这些大青石一路推到了威尔特郡，但根据这些青石目前的地质状况可以确定，是人们有意将这200吨石头移到了巨石阵。建造者的确想要这些特殊的石头。与威尔士的联系不止于此：稳定同位素研究表明，巨石阵埋葬的死者中有4名实际上是威尔士移民。

考古学家迈克·帕克·皮尔逊自2003年以来一直在巨石阵周围发掘，他提出了一个将这些细节结合在一起的理论。他推测，巨石阵是由“向东迁移并定居在索尔兹伯里平原的一些群体” ^[6] 建造的，在那里他们形成了“一个统治精英家族，甚至可能有（威尔士）血统” ^[7] 。他注意到青石采自罗斯费林岩的主要证据实际上要比巨石阵建成早两个世纪，于是重新提出了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另一项理论：这些石头原本就矗立在威尔士的一座纪念碑式建筑中，移民拆下了石头，拖到了威尔特郡，然后重新立在巨石阵中。他甚至找到了这些石头最初的所在地——沃恩·莫恩。他认为：“这样的行为，可能是为了将两个神圣的中心合并为一个，将两个政治上分离的地区联合起来，或者使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的移民的祖先身份认同合法化。” ^[8]

这听上去可能像是对几块石头过度解读了，但这种重新利用神圣石头的做法实际上很常见。2009年，迈克·帕克·皮尔逊的团队在距离巨石阵仅几千米的地方发现了一个被拆除的由青石构成的石阵的痕迹。他们以令人钦佩的简约原则，将其命名为“青石阵”。青石不是这个巨石阵仅有的古物：在其南门的两侧，建筑者堆积了成堆的牛头骨。这些牛头骨在他们于公元前2950年到达此地时，已经存在两个世纪了。牧民们往往对他们的牛有强烈的感情，我们可能会想，这些牛头骨是不是神圣的传家宝，也许是移民的曾曾曾曾祖父母时代就从威尔士流传下来的一些传奇盛宴的遗迹。

几千年来，人员、物品和观念都一直是从东南向西北流动，但如果迈克·帕克·皮尔逊的看法是对的（而我认为他是对的），那么在不列颠群岛最宏伟的中心扎堆于爱尔兰海周边和奥克尼群岛约一个世纪后，一个强大的威尔士氏族逆转了这一潮流。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迁移到威尔特郡，谁也不知道，不过有一个明显的解释：巨石阵位于爱尔兰海和英吉利海峡之间最直接的陆路路线上，恰好是两个网络之间交易货物的地方。然而，如果这是正确的，就会引发第二个问题：如果是利润把移民吸引到了威尔特郡，他们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地建造一个巨石阵，还建造了更大的纪念碑式建筑呢？2020年，地球物理勘探者宣布，在巨石阵旁边发现了第二个巨型重要建筑。与巨石阵同时代，由几十个巨大的坑组成，形成了一个直径近2千米的圆圈。这个圆圈是迄今所知史前欧洲最大的土方工程，其中心是欧洲大陆最大的人类定居点——德灵顿墙。曾经有多达4 000人（可能是巨石阵的建筑工人）居住在这里。他们迁走后，在废墟上又建起了一个比巨石阵还要大4倍的石阵。纽格兰奇墓汇聚了天象特征，但巨石阵远不止于此。

史载第一个问出“巨石阵为什么会存在”这个问题的人，是一位人称“亨廷登的亨利”的英格兰教士。他在他的《英格兰史》一书（写于1129年）中承认：“没有人能够发现如此大量的巨石是通过什么装置被抬升起来的，以及设计它们的目的是什么。” ^[9] 然而，才过了7年，威尔士学者蒙茅斯的杰弗里就宣称他确信自己找到了答案。他在他的《不列颠诸王纪》一书中写道，这些石头最早在非洲，但史前巨人族将它们搬运到爱尔兰的基拉劳斯山（可能在今天的基尔代尔郡），以建造一个“巨人之环” ^[10] 。杰弗里声称，这些石头一直立在那里，直到5世纪，英格兰国王安布罗修斯决定，在被他邪恶的敌人亨吉斯特杀死的英雄们（我们在第4章还将看到这些人物）的坟墓上建造一座纪念碑。安布罗修斯的谋士们敦促他征召隐居在威尔士的巫师默林。默林立刻就把巨人之环从爱尔兰变到了威尔特郡。

几乎无论任何时候，我们以外部证据来检验杰弗里的故事，都能发现他是大谬不然的，而且他在测定巨石阵年代方面竟然出现了3 500年的误差，很难令人信服。然而，我们这个时代也有一些人，喜欢打扮成督伊德教徒在巨石阵露营，通过反对考古学家的发掘计划来惹恼他们，杰弗里就像他们一样，确实掌握了一个重要真相。巨石阵绝不仅仅是布里斯托尔到英吉利海峡之间陆路贸易路线上的便利点。最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极其神圣的地方。

2008年，和迈克·帕克·皮尔逊一起工作的地貌学家发现了让这个地方变得如此特别的原因。巨石阵坐落在白垩质底土上，底土上交错出现了地质学家所谓的冰缘现象。这种冰缘现象指的是水渗入土壤裂缝，然后冻结，进一步分裂了岩石，然后融化，再冻结，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过程。大多数冰缘现象的范围都很小，但在巨石阵的大门外，是一组真正巨大的裂缝，最宽的达0.5米，最长的有150米。它们不仅大，而且如果你在冬至那天站在石阵的中央看落日，这些凹槽会将你的视线直接导引到太阳在地平线上消失的地方。无疑我又与古人过度产生共鸣了，但看上去肯定是神挑选出这个地方，在大地上画出了路标，这样凡夫俗子们也不会错过太阳消失，一年中最长的夜晚来临的那个关键时刻了。

大自然把这个地方标记为罗马人所说的“世界轴心”，大自然和超自然的力量在这里携起手来。这里有点像孤岛上的耶路撒冷，是神在人间选定的地方。大约1300年时，海尔丁厄姆和拉福德的理查将英国塞进了赫里福德地图的边缘，而把耶路撒冷放在正中间，然而巨石阵的建造者们则大胆得多。他们把自己的神奇石圈和祖先的遗骸放在了宇宙中心的位置。

在某个时期，很可能是在巨石阵建造之前很久，人们就用鹿角做成的鹤嘴锄在冰缘地带挖出平行的沟渠，让它们更加显眼。这还不是全部。仅仅在几米之外，当地志愿者在检查巨石阵游客停车场正在扩建的区域时，有了更加令人惊奇的发现：英国迄今所见最古老的纪念性建筑之一——千真万确，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提到的，几乎是在农耕时代开始之前就建成的唯一纪念碑。大约公元前8000年，也就是大青石被拖来之前5 000年，狩猎-采集者建起了一排似乎是由松木制成的图腾柱，每根近1米宽，可能有10米高。据我们所知，自从冰川消退，猎人们就已经感觉到了这个地方的神圣。

大约公元前2950年，当威尔士移民到来时，这个天地交会的最神圣的地方，已经挤满了古老的长冢、围场和其他纪念碑式建筑，这无疑又为它增添了光彩。20世纪50年代，杰出的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推测，这里在夏至举行的狂欢节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牧民。他想象他们创造了某种神圣的和平，就像古希腊的奥林匹克休战一样。或许牧牛人首领们甚至在石圈内举行的会议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联合。一些专家还怀疑，一种被称为“凹槽古陶”的单一风格的陶器广泛分布，或许标志着不列颠岛南方大部分地区共同的身份认同。

一个新的不列颠正在成形。公元前4200—前3700年，来自欧洲大陆的农夫横扫了古老的狩猎-采集世界，不过他们自己的社会秩序在公元前3500年之后也土崩瓦解了。5个世纪后，来自欧洲的思想观念再次撼动了不列颠群岛，沿西部水域一直传播到奥克尼群岛，然后才被威尔士移民带回了东南部，在巨石阵一带扎下了根。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再是欧洲的穷表亲。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当巨石阵的巨大砂岩石柱被拖运到位时，也就是埃及建筑者们正在建造吉萨大金字塔的时候，这个石圈已成为地中海世界之外最壮观的宗教景观的一部分。在地球的边缘，英国人创造了自己独特版本的欧洲石器时代。

然而，我们必须看清一点。巨石阵很伟大，但大金字塔更伟大。它使用的石头是巨石阵的2 000多倍，直到1883年，它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旧的不平衡到了世界的边缘已经基本平息，但一次全新的不平衡已经在旧的中东核心产生，并开始向北部和西部蔓延。

杀手

这次不平衡始于技术。早在公元前7000年以前，中东金属资源丰富地区的人们，就已经在摆弄闪亮的铜卵石了。到了公元前5500年，伊朗和巴尔干半岛矿石山中的工匠们发现，如果将这些卵石加热到1 083℃，其中的金属就会融化。至此，只需再迈出一小步，就能将熔化的金属倒入模具，制造出闪闪发光的首饰与锋利（但相当软，因此很容易弯曲或变钝）的工具和武器了。

在20世纪60年代，大约在考古学家开始质疑迁徙是否真的在史前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时候，他们对技术也提出了类似问题。有些人认为，也许我们现代人对技术的痴迷使我们夸大了它对古人的意义。也许可靠的古老石斧一点儿也不比高科技的铜替代品差，也许金属的真正魅力只在于新颖和闪亮，而不是想象中的高效。然而，半个世纪过去后，这些推测似乎表明，大多数考古学家对砍伐知之甚少。菲尔·哈丁在英国第4频道电视台的《时代考古队》节目中，用一把铜斧砍树来测试这一理论时，只用了几秒钟就发现铜斧不仅比石头更好用，也更快——更好用是因为它更轻，更快是因为樵夫用粗石斧砍树时必须在树干上砍出一个大缺口来，而薄铜斧只需要砍出一条窄缝即可。使用铜制工具的伐木工人的确不得不每隔几分钟就停下来敲打敲打变钝的刀刃（使用石锤——老技术是不会消亡的），使其恢复形状，但这不费什么事。

由于铜的优势，一个行业很快诞生了。巴尔干半岛在这方面一马当先：公元前4800—前4300年，单是今天保加利亚艾布纳尔的一个矿群就生产了500多吨金属成品，能够制造好几百万把斧头和短刀。到了公元前3300年，铜已经传播到远至阿尔卑斯山等地区。（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一个山口发现的冰冻尸体，也就是著名的“冰人”，身上就带着一把铜斧。）5个世纪后，铜传到了葡萄牙的里斯本一带。

在巨石阵和德灵顿墙的白垩岩上，发现了公元前2470年左右的一些引人猜疑的V形薄切口，这让迈克·帕克·皮尔逊怀疑铜斧那时是否已经传到英国，而实质性的金属器具和采矿迹象在公元前2400年前就已出现。英国北部和西部古老坚硬的岩石中蕴藏矿石，一旦探矿者们意识到山上有铜（更不用说金了），他们就分散到西部去挖掘了。在凯里郡洛湖中的罗斯岛，他们发了大财。他们在地下15米处挖出了大量的矿石，以至在接下来的5个世纪里，大不列颠岛西部每5把铜斧里就有4把，爱尔兰每20把铜斧中就有19把，是由罗斯岛的铜铸造的（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那里的矿石中富含砷，在实验室里很容易鉴别）。

“最早的铜矿工人是移民，这一点很难反驳”， ^[11] 巴里·坎利夫说道，因为设计精巧的罗斯岛矿井是突然出现的，此前几乎没有任何实验过的迹象，而且看起来也与布列塔尼的矿井一模一样（最早的矿工使用的陶器也是如此）。到了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们频频断言，群岛实际上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被来自大陆的大口杯人占领了。这些人是因为他们坟墓中发现的一种独特的陶器类型而得名的。考古学家们的理论是，手持新式铜制武器的入侵者，从手持石器的落后的不列颠人手中夺取了群岛西部的金属，而当时不列颠人对自己坐拥的财富还一无所知呢。

接受这个理论需要一个观念上的飞跃，因为陶器不是人，除了移民，还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能用来解释为什么欧洲陶瓷风格会进入不列颠群岛。到了20世纪70年代，许多考古学家怀疑渡过那道窄海的实际上是一种思想观念或生活方式，而不是一波移民潮，而且人员的流动仅限于少数专家，他们是受雇来为本地精英人士经营矿山的。也许是英国的超级成功人士——就是那些在巨石阵主持仪式的人——看到并喜欢上了欧洲大陆等级森严社会的精英们的生活，开始模仿他们。

新理论与当时可了解到的事实非常吻合，然而自2015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一项关于古代DNA的研究显示，曾有大量中亚人（可能说的是今天印欧语系语言的早期版本）在公元前2800年后向西迁徙，穿过了欧洲。2016年，另一项DNA研究证实，大约在罗斯岛开始采矿时，有大规模的欧洲大陆移民进入了爱尔兰，但真正的重磅炸弹是201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它提供了基因证据，表明不仅携带着铜的移民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进入了英格兰，而且他们的后代还令人震惊地提供了当地基因库中90%以上的基因。

这似乎证明了大迁徙确实发生过，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人口更替是如何进行的。一种可能性是移民相对较少，但他们比当地人繁殖得更快，在二三十代人的时间里产生了极端的结果。其他考古学家认为，土著并不是在繁殖数量上被远远超过了，而是滑坡式下降了。引发黑死病的鼠疫耶尔森菌在中亚啮齿动物中流行。对2015年发掘出的人体骨骼进行的DNA研究显示，有7%的人可能死于鼠疫（尽管比我们将在第5章中看到的疫情轻一些）。我们不应该忘记暴力。1898年，诗人兼政客希莱尔·贝洛克开了个（低级）玩笑，说大英帝国总是会赢，因为“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有/马克沁机枪，而他们没有” ^[12] 。公元前2400年，移民有金属斧头和短刀，而土著可能没有。公元前2400年后武器在大不列颠岛上成为非常普遍的陪葬品，这一事实或许表明，随葬武器的人希望被视为杀手。

英国大口杯人最富有的墓葬出现在公元前2330年左右，距离巨石阵不到一小时的路程，墓中除了有两个金发饰、由野猪獠牙制成的装饰品和5个这些人因之得名的大口杯，还有3把西班牙风格的铜刀以及燧石箭头、弓箭手用来保护自己免受弓弦伤害的护腕，以及一个锤打铜和金时用的垫石。墓主通常被称为“埃姆斯伯里射手”，是一个40岁左右的移民，同位素测试表明，他是在莱茵河畔或阿尔卑斯山一带长大的。他旁边的另一个墓也同样令人感兴趣：里面有另一个人的尸体，大约20岁，和埃姆斯伯里射手一样戴着金饰，也和他一样脚上有罕见的基因异常。两人很可能是父子，不过这个年轻人的锶同位素表明，他和他父亲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是个威尔特郡本地小伙子。

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埃姆斯伯里射手是公元前2400年后开始到达的大陆移民之一。作为金属工艺的大师，他发家致富了，也许还成了勇士团伙的首领，并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每日邮报》甚至将埃姆斯伯里射手称为“巨石阵之王” ）。奇怪的是，富裕的大口杯人墓葬在大不列颠岛西部和爱尔兰岛的实际矿区显然极为罕见，这使得一些考古学家猜测，像罗斯岛上的矿一样，这些矿的所有者都不在当地，他们更喜欢生活且被埋葬在东南部更富饶的土地上。1943年，当我父亲在他14岁生日之际开始在斯塔福德郡北部的一个煤矿工作时，矿主住在东南部，并且很少在煤矿露面。有些事情是亘古不变的。

这个时代最宏伟的坟墓离巨石阵如此之近（或者说2021年在距离巨石阵仅一千米处发现的一座坟墓中，出土了可能是另一枚仪式用的石权杖的头），恐怕并非偶然。巨石阵仍然是大不列颠岛上最重要的宗教中心，即使移民取代了来自威尔士的巨石阵建造者的后代。然而，这个圣地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甚至可能在新来者到来前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公元前2400年后，巨石阵的使用者不再将死者埋在大青石中，而是开始将他们埋在纪念碑周围的沟里。迈克·帕克·皮尔逊想知道，在青石竖立起500年后，是否已没有人觉得自己与特定的立石者或石头有太多的个人联系了。他认为，巨石阵的死者已经融入了一种模糊的祖先集体，与日常世界脱节。在埃姆斯伯里射手到来的三代之后，巨石阵内的最后一具遗体大约在公元前2250年被埋葬。迈克·帕克·皮尔逊认为这是一种仪式，表明旧时代已经结束了。那是一个年轻人，像埃姆斯伯里射手一样，但与巨石阵中任何其他尸体都不同，他未经火化就被埋葬了。他经常被称为“巨石阵射手”：他戴着护腕，从不同的方向至少被三支箭射中。他是不是一个替罪羊，在一个宣布不再在巨石阵埋葬死者的仪式做了献祭品？（抑或，他只是死于弓箭乱战或打猎事故？）

新来者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与本土的过去决裂了，又在多大程度上感觉自己是其继承者，都还不清楚。一方面，人们仍不断参观巨石阵；另一方面，到公元前2250年时，他们又建起了一些非常不同的规模更大的纪念碑式建筑，抢了巨石阵的风头。其中的希尔伯里山是一座令人惊叹的25万吨人造山。一位发掘者估计，500名劳工用了15年时间才把它堆积起来。可悲的是，侵蚀和1776年一次粗心的挖掘破坏了山顶上的大部分遗迹，从而很难发掘它对所有人的意义。它与巨石阵的不同可能表明新的身份认同正在出现；同样可能的是，它的方位（距巨石阵仅25千米，周围全是威尔特郡的古代遗址）表明移民在寻求与过去的联系。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些理论结合起来，把希尔伯里山视为新的统治者接管了旧神和祖先的一种声明。

我们不能肯定地说，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公元前2400年之后的移民潮，到公元前2000年时已经放缓为涓涓细流了。不平衡再次催生了新的身份认同、财富和主权（更不用说不平等了）。贫富差距在拉大，尤其是在不列颠岛的南部和东部，越来越少的人的坟墓越来越大。而这些得天独厚的少数人中，更少的人（只占青铜时代不列颠人的1%）在去见他们的创造者时可能会炫耀财富，他们的财富超过了埃姆斯伯里射手最疯狂的梦想。最富的人的墓继续在威尔特郡扎堆，但南部和东部的其他地方现在也出富豪了。在北安普敦郡的朗兹有一个坟丘，上面堆着185个牛头骨，这些牛的躯体能够提供40吨肉，足够做成好几千块得克萨斯牛排了。这些牛头是来自一场盛大的葬礼宴会，还是一系列纪念伟大祖先的年度晚宴，我们无法确定，但无论以什么标准来看，这都是炫耀式消费。

牧业显然依旧兴旺，但这种精英的奢侈越来越依赖于新的，或者，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非常古老的产业：农业。在不列颠几乎没有人种庄稼1 000年之后，小麦和大麦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回归了，并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到公元前1500年，英格兰终于变成了鲍德温所说的那种国家。采自湖底的花粉显示树木在减少，可能是因为农夫们挥动着铜斧向森林进发了。农业专家们用沟渠和石墙给田地画了界，有些已经存在4 000年了。［通常，最好的证据都来自名字好听的遗址。谁能拒绝在一个叫“文蒂蒂朵”（意思是“像风一样顽皮”）的地方挖掘呢？］

农业发展得益于全球气候变暖。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气温可能和现在一样高，使农作物有了更长的生长季节和更高的产量。更多的食物意味着更多的婴儿，更重要的是，意味着更多的婴儿能活到成年。这可能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将群岛的人口数量推高到了50万以上，并在1 000年后增加到100万。即便如此，人们饥饿的嘴也没有吃掉一切：财富悄然而至，从更坚固的房屋地基、屋里更丰富的陶器和金属工具，以及屋外储存粮食的地窖和谷仓，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尽管到公元前2000年时移民速度放缓了，但海峡两岸的贸易并没有减弱。自公元前4000年以来，圆材制成的船变得大多了（听起来很不明智的是，一些丹麦船甚至置有开放的炉子），到公元前2000年时，性能优越得多的大船已经投入了使用。专家将这些船称为缝板船。它们通常有10~15米长，由船桨驱动，在亨伯河畔的费里比发现的一个船体（图2.5）可能有帆。它们的制作方法是将橡木削成平整的木板（在木匠们有金属工具之前，这是一件极其耗时的工作），然后用由紫杉细枝搓捻的绳子将木板捆扎起来，再用苔藓、动物油脂或蜂蜡填塞缝隙。

与圆材船或兽皮船相比，缝板船可以承载更多的货物，运往更远的地方，沉没的可能性却更小。在公元前2000年后的几个世纪里，双向跨越英吉利海峡的人和物非常多，以至海峡两岸的考古发现比以往任何时候看上去都更相似，就华丽的铜、金首饰来说尤其如此。考古学家蒂莫西·达维尔甚至认为这些年产生了一个跨海峡的“原始奢华社会” ^[13] 。

几个世纪以来，这些佩戴首饰的人变成了真正的贵族，对农夫颐指气使。酋长们建造起巨大的木材圆屋，四周环绕着护城河和栅栏。约克郡的特温（又一个好听的名字）有一个壕沟围起的院落，像巨石阵一样大。然而，权势最盛的酋长们越来越多地在东南部扎堆，那里有最富饶的农田和通往欧洲大陆最短的贸易路线。一场宏大而缓慢的变革已经形成。在公元前3500年之前，人口和财富也曾集中在东南部，但到了公元前3000年，当大多数岛民从种植谷物转向牧牛时，引力中心向北部和西部迁移到了爱尔兰岛和奥克尼群岛。到了公元前2900年，它们又被拽向南方，（可能是被威尔士移民）带到了威尔特郡，然而到了公元前1500年，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又把它们拽回泰晤士河流域及其周边，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此处。

由于靠近欧洲，东南部的这些贵人们最先从大陆的其他创新中获益。自公元前2200年以来，不列颠工匠从欧洲人那里学会了将锡混合到铜中来制造更坚硬的青铜。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中欧的金属工匠又研究出如何将青铜铸造得足够结实，以制造受到撞击时不会弯曲的长刀片。新式武器以及它们所促成的新战术迅速向四面八方传开，改变了人们的战斗方式。箭头和铜短刀不见了，出现了用于刺戳的青铜大矛头和用于劈砍的剑，以及用于防御两者的盾牌，还有用于在战斗的喧嚣中集结部队的巨大号角。人们不再倚重散兵战术，用箭射击远处的敌人，或者埋伏于暗处突然蹿出以致命的小刀进行卑鄙的偷袭，现在重要的是在更加血腥的战场上面对面地战斗，施以重击。在整个欧洲，被刀剑劈开的头骨和被长矛戳穿的骨盆，证明了一种新的更为残酷的战斗方式。这种战斗方式在公元前1300年后传入了不列颠群岛。

除了武器，酋长们还积累了其他新型的青铜器，比如盛啤酒或蜂蜜酒用的大桶、煮肉用的大锅和钩子。像许多考古学家一样，当我看到这些武器和宴会器皿时，立即想到了2 000年后我们在古老的英国史诗《贝奥武甫》中读到的那些骄傲和暴虐的英雄们——例如希尔德·谢冯，“众多部落的灾难，草地欢宴的破坏者，在敌人中横冲直撞” ^[14] ——甚至是中世纪《罗兰之歌》中注定失败的英雄，他吹着象牙战斗号角，直到太阳穴上的血管爆裂。也许我们这样想是对的：厨具和武器似乎都在讲述相似的战友群体，他们在木屋大厅里醉醺醺地咆哮，分享战利品、肉和女奴，并为死去的弟兄们哭泣。

表明这些战士认为自己与较早时代的弓箭手不同的另一个迹象，是他们的武器被发现的地方——不是被埋在单独的坟墓里，而是被成千上万地扔进河流（尤其是泰晤士河）、沼泽和泥塘里。这也是从欧洲大陆引进的行为，显然是随着关于神的新观念而来的。刻在岩石和金属上的图案表明，人们仍然把太阳置于信仰中心的地位，就像纽格兰奇时代一样。然而，从这些雕刻判断，太阳神已经变异了，脱离了它与神一样的死者的联系，以及它在冬夏至和春秋分与纪念碑式建筑天象的联系，变成了一个整夜航行于阴暗潮湿的冥界的神，只有人们的献礼才能吸引他回到天空迎来新的一天。

仅仅是沉入水里的青铜器数量，就足以武装或装饰不列颠群岛上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这让一些考古学家怀疑是否还有其他动机在起作用。虽然有些供品堪称杰作，适合取悦任何神，但也有许多是二流货色，是破损的器具，甚至是废金属块和渣滓。这些考古学家认为，也许我们应该看到这与加拿大太平洋海岸的土著社会有相似之处。公元19世纪的欧洲人发现，那里的酋长们会召集宴会，大肆破坏食物、贵重的毯子和雕塑。甚至有人烧毁自己的家园。这种疯狂行为令渥太华派来的官员大为震惊，但实际上酋长们是完全理智的：他们的权力，很大部分是通过控制人人想要的物品的供应而获得的，因此这些物品越稀缺，拥有它们的人就越有权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英国考古学家认为，对那些可以控制铜贸易和锡贸易的酋长来说，青铜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他们糟蹋掉数以百吨计的东西，从而得到了自己的“蛋糕”并吃了下去，同时他们又站在了神的一边，确保他们的追随者仍然需要他们提供更多的铜和锡。

像史前考古的通常情况一样，我们无法知道这些猜测是否正确。只有一个最大的模式似乎是确定的，那就是欧洲大陆发明了更好的青铜武器和新的战斗方式，由此产生的不平衡逐渐消失了。不列颠群岛内部的财富和权力，在南部和东部得到了巩固；西部仍在开采铜和锡——而在背景区域中，像往常一样，又一轮不平衡在中东地区形成，并正在向西北蔓延到不列颠群岛来。

克尔特人的黎明

“如果我早死些或晚生些就好了，”希腊诗人赫西奥德在公元前700年抱怨道，“因为现在真正是铁的竞争。人们白天无法从劳作和悲伤中得到歇息，晚上也无法从死亡中得到解脱，神给他们的是沉重的负担。” ^[15]

当时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的酋长们应该完全明白他的意思。就在赫西奥德吟唱的时候，铁传入了群岛，这是来自东地中海的又一份礼物。埃及的工匠从公元前4000年时就开始冶铁了，但铁实在是一种又丑陋又脆弱的金属，所以他们很少在铁上费心思。公元前1327年法老图坦卡蒙下葬时，陪葬品中有19件铁器，几乎可以肯定完全是出于其新奇的价值，就实用性而言，铁当时远逊于青铜。

让铁时来运转的，是公元前1200年左右，除埃及外的中东地区几乎所有宫殿都遭到了巨大破坏。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古代历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但在随后的混乱中，将铜，尤其是锡，运往东地中海地区大城市的长途贸易一蹶不振。在青铜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塞浦路斯的金属工匠发现，如果对铁进行加热、淬火和锤打，他们可以在铁中注入碳，直到铁变得几乎（但不完全）像青铜一样好。然而，铁矿石在中东几乎随处可见，而铜和锡根本找不到。于是，“几乎一样好”很容易地就变成“足够好”了。在塞浦路斯、希腊和以色列，铁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青铜，用来打造武器和工具，在公元前1050年成为考古学家所说的“可加工金属”。这种新技术大约在公元前900年传到意大利，在公元前700年之前传到德意志和法国，一个世纪后传到了大西洋沿岸。然后铁的传播速度放缓了，也许是因为康沃尔的矿山还在生产铜和锡，但到了公元前300年左右，铁在整个不列颠群岛大获全胜。

大约一个世纪前，当考古学家首次确认这种模式时，他们压倒性地认为，移民一定可以解释这种模式，而且，他们通常精通希腊和拉丁文学，坚信自己知道移民是谁：克尔特人。按照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说法，有一群被称为“克尔特人”的人，在公元前5世纪生活在多瑙河的源头地区。公元前1世纪，恺撒注意到法国中部的“定居者，按他们自己的语言称为‘克尔特人’，但是按我们的语言（指拉丁语）则称为‘高卢人’” ^[16] 。1582年，苏格兰学者爱德华·布坎南提出，鉴于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康沃尔和布列塔尼地区所说的方言如此相似，它们一定都源自恺撒所说的那种高卢/克尔特祖先语言。公元1700年后不久，又有两位学者（布列塔尼修士保罗——伊夫·佩兹龙和威尔士博学家爱德华·卢伊德）分别提出，是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把克尔特语带到英国的。

考古学家随后以一种复杂、流畅的艺术风格，为这个理论下了定论。这种艺术风格产生于公元前600年左右（图2.6），被称为拉坦诺文化，是以瑞士一个湖边遗址命名的，在那里发现了这种文化的一些典型例证。拉坦诺距离多瑙河源头仅150千米，正是希罗多德说克尔特人所在的地方。在3个世纪的时间里，拉坦诺艺术——铁更不用说了——向西传播到了不列颠群岛。因此，以铁器为武装的克尔特人，一定是在公元前600—前300年，带着他们的语言和曲线艺术，从瑞士迁徙到了英国。

像关于农业和铜传播的争论一样，20世纪后期，许多领域的学者都开始抨击这一迁徙理论，并且，有鉴于克尔特人对现代英国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性（我们将在第7—11章讨论这个问题），争论尤其激烈。然而这一次，DNA没有支持主张迁徙理论的人。2015年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没有为克尔特人的身份找到基因基础。克尔特语之间的相似之处确实存在，但没有根据将这种相似性解释为是通过公元前600年后的移民形成的。实际上，有理由认为，早在公元前1000年之前，克尔特语的前身在从西班牙到奥克尼群岛的大西洋沿岸，就已经在使用了，并且可能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产生了纽格兰奇墓的密切的海上交流中开始演变。希罗多德宣称克尔特人来自多瑙河源头地区，可能与这种看法实际上是相符的，因为他实际上认为多瑙河起源于比利牛斯山，而不是阿尔卑斯山（这个细节在19世纪普遍被忽略了）。

现在看来，对将铁器和拉坦诺艺术带进不列颠群岛，贸易和模仿起的作用比迁徙更大，而克尔特语则很大程度上是在本土发展起来的。不过，这并没有阻止铁引发的不平衡从东南到西北消弭时造成极大的破坏。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在1942年总结道：“廉价的铁推动了农业、工业和战争的普及。” ^[17] 他的意思是，当人们纷纷开采当地可获得的铁矿石时，那些把一切都投入驮畜和仓库以倒卖铜和锡的商人们，更不用说那些依靠控制这些网络来维护地位的酋长们，就面临灭顶之灾了。新强人推翻了旧精英。公元前500年后，不列颠群岛大部分地区的治安都崩溃了。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加固从农场到粮仓的一切设施的防御。我们已确认了大约3 000座当时的山丘堡垒，它们通常都在易守难攻的位置，而且当时肯定还有更多的堡垒。有些堡垒被两道或三道壕沟和城墙包围着，城墙上还有塔楼、精心设计的大门和角堡，迫使进攻者暴露出他们的右侧（没有左臂的盾牌保护），遭受投石和箭矢的打击。

尽管防御投入如此之大，大量山丘堡垒还是被洗劫一空。有一个发掘最细致的例子，是汉普郡的丹伯里，在公元前500年之前曾被夷为平地。不久后，它得到了重建，甚至建起了更大的防御工事，然而在公元前1世纪再次被焚毁。在最后的攻击发起之前，堡垒的木门里已堆起了投石，以供取用。而在被洗劫之后，大约有上百具尸体被扔进了遗址周围的坑里，其中大多数被铁剑砍伤或刺穿，还有的被劈成了两半。

暴力显然充斥着人们的头脑。在墓中埋葬武器和盔甲，已经销声匿迹了几个世纪，然而如今又流行了起来，好像送葬者们又一次想要展现充满尚武精神的男子气概了。将武器扔进水中现在不时兴了，但更可怕的崇拜形式盛行了起来。最重要的是将杀戮仪式化，最终将死者的尸体抛进沼泽中，酸性泥炭会将尸体保存得极好，令人见之难安。一个爱尔兰人的头发中残留了发胶，而另一个人的皮肤状况好到可以采集他的指纹。

现在已知有数百具这样的沼泽尸体。一些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但大约在公元前750年，整个北欧都掀起了仪式化暴力的高潮。那是怎样的暴力啊：受害者有男人、女人，也有少量孩子，他们被殴打、刺戳、勒死、绞死、绞喉、斩首或劈成两半。喉咙被切开，乳头被割掉，脊梁被打断。这就是“虐杀”。最著名的沼泽人（图2.7）是公元1世纪的一具尸体，被称为皮特·马什（Pete Marsh）——并非以他的发现者命名，而是因为他是在一个泥炭沼泽（peat marsh）里被发现的，考古学的幽默可见一斑。他被以三种不同的方式虐杀：棒打、绞喉、割喉。更有甚者，公元前250年左右被埋在都柏林附近一个沼泽里的老克罗根人，在被以三种方式（剑刺、斩首、劈成两半）杀死之前，还曾被酷刑折磨过。

这是恐怖电影的素材。我敢说，任何人站在大英博物馆里皮特·马什像皮革一样的扁平尸体前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犯罪小说。罗马作家塔西佗曾写道，在100年左右，日耳曼人中的“懦夫、逃避责任者和玷污自己身体的人会被扔进沼泽的泥里，压在一个柳条编的栅栏下” ^[18] ，这可能与此相关。病理学家在检查皮特·马什的胃时，发现除了来自大肠杆菌的DNA，还有槲寄生花粉，也印证了这一点。不列颠和高卢最重要的神职人员——督伊德教派祭司，把槲寄生尊为一种神圣的植物。它以被用于恐怖的仪式而闻名（塔西佗说，他们“把囚犯的血淋在祭坛上，用人的内脏来询问神的旨意” ^[19] ）。

用不着督伊德祭司帮助，不列颠人就能变得十分嗜血。罗马作家说，他们的首领喜欢用长矛挑着的人头骨来装饰山丘堡垒的大门，把人头从屋顶上垂下来，甚至偶尔沉溺于吃人肉。精心设计的恐怖活动可能是酋长们压制对手以增强自身力量的一种方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像梅登堡和丹伯里这样的大型山丘堡垒在公元前400年变得更大，而它们周围的小堡垒则趋于消失了。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大酋长们在打造10~20平方千米的连贯地盘，每片地盘都由一个单一的据点统治。在东南部，更有特色的陶器风格可能反映了政治身份的巩固。

关于安全、财富，或许还有主权的三种大致的格局形成了。从泰晤士河到亨伯河，英格兰东部的大多数人都住在不设防的村庄里，每个村庄只有几十间房子，其中许多房子建造和装修得都比以前更好。再往西，从康沃尔一直到赫布里底群岛，人们住在较为贫穷但防御森严的山丘堡垒和农庄里。然而，在爱尔兰海峡的另一边，很难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后来王室中心如塔拉、纳文和诺考林等在公元前300年都有人定居，这可能意味着主权是集中的。然而，在它们之外几乎没有发现什么遗址，这可能意味着爱尔兰正变得越来越贫穷，越来越空旷，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与世隔绝。

如果放任自流，不列颠的酋长们也许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仅有寥寥几人存活下来，将他们的主权扩展到好几千平方千米，并通过杀死所有不服的人来巩固政权。七八个世纪后，说克尔特语的国王们或许在像萨默塞特郡的南卡德伯里这样巨大的山丘堡垒里统治着广阔的地域。然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不是因为酋长们被放任自流了。相反，地中海世界和遥远的不列颠群岛之间的另一种不平衡正在席卷整个欧洲。

不平衡蔓延时的人脸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关注的是基于技术的不平衡，如农业、铜和铁产生的影响，但在公元前1000年后期，席卷整个西欧的不平衡——政府——是组织方面的。世界上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国王（能够征税、施行法律、既能运用强大武力屠杀又能保护臣民的统治者），于公元前3500年之后在中东攫取了权力。政府几乎改变了一切，无论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但政府给历史学家的最大礼物是他们痴迷于把事情写下来。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政府发明了记录税收和支出的符号系统，到公元前3000年时，这些系统已经发展得足够成熟，国王能用它们来庆祝征服，商人能用它们来监控账目，天文学家能用它们来跟踪星星的运动，诗人能用它们来保存美丽的词句。文字让我们看到了过去。

有政府的社会通常比没有政府的社会更强大，也更不平等。如果酋长的邻居自立为王，酋长要么很快被这些王室对手吞并，要么只能通过自己建立类似的政府来求得生存。无论哪种方式，长期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强者征服了弱者，还是弱者变强以抵御侵略，政府这种组织形式都得到了传播。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地球上的每一小块土地都被这个或那个政府据为己有。

然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又过了1 500年，国家这种形式才从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向西扩展到克里特岛，向东扩展到中亚绿洲（图2.8）。政府还需要3—4个世纪才能吞并希腊的大陆部分，甚至在公元前1400年，西西里和西班牙南部的首领还不能真正被称为国王。扩张的过程断断续续，有时还会出现倒退，最引人注目的是公元前1200年左右地中海东部的众多宫殿被付之一炬。能够建造宫殿并以文字记事的正统政府，在埃及以外的几乎所有地方都衰落或消亡了，直到公元前950年之后才得以复兴。当时一个新的亚述帝国从今天的伊拉克北部兴起，吞并了中东大部分地区。

像亚述这样的帝国需要全新规模的资源——食物、金属、木材和人力，这意味着贸易通常会比战旗先行，因为商人会散布到王国的边界之外，像饿狼一般将商品吸入其市场，在这个过程中致富。腓尼基（大致相当于今天黎巴嫩的海岸）的海员早在公元前900年前，就已经在地中海西部进行贸易了，为了应对亚述人的进贡要求，他们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贸易水平。看到了作为中间人的收益，他们在西西里岛、撒丁岛、西班牙南部都建立了永久殖民地，最著名的是在北非的迦太基，从而把“政府”带到了地中海对岸。希腊人紧随其后，借腓尼基人之力，尽可能融入商业网络。而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所到之处，作为对他们的回应，当地人也创建了自己的王国和城市。

越来越多的流动探险家、商人和掠夺者继续前进。大约在公元前600年，一位埃及法老资助了一条腓尼基船沿非洲航行，只是想看看能否绕过非洲。他们从红海出发，始终行驶在海岸左侧，两年后经由直布罗陀返回。一个世纪后，一位名叫希米尔科的船长从迦太基出发，朝着相反方向航行，去探索大西洋。我们对他仅有的一点点了解，来自一首题为《海岸》的拙劣透顶的诗，是近9个世纪后一位名叫阿维尼乌斯的罗马官员写的。出于目前尚不清楚的原因，阿维尼乌斯亲自将老海员们关于地中海和大西洋海岸的年鉴改写成了诗歌。他的作品时而沉闷乏味，时而滑稽可笑，但阿维尼乌斯是个有学问的人，他查阅了“很久以前发表在迦太基人秘密编年史中的资料” ^[20] ，包括一份关于希米尔科在大西洋上的4个月冒险经历的记录。

几乎可以肯定，希米尔科向西到达了宽阔的马尾藻海，距离巴哈马群岛只有几百千米。他说，在这里，“连能推动船只前进的微风都没有，水流缓慢的懒惰海域处于停滞状态……海藻漂浮在水中，经常像灌木丛一样挡住船头” ^[21] 。然而即使一条船被困在了无风带，往返马尾藻海也用不了4个月的时间——这让有浪漫倾向的历史学家们天马行空地猜测起希米尔科还去了哪里。我们根本不知道，但一些作家推测他是去康沃尔寻找锡了。事实上，没有任何考古证据表明腓尼基人到过英格兰，无论我们再怎么折腾阿维尼乌斯那已经被折腾得底儿掉的拉丁文，也没法让《海岸》把希米尔科带到那里去。

的确有6只希腊陶罐在公元前6—前5世纪进入了英国，这可能意味着是希腊人把它们带来的。按照1世纪罗马地理学家普林尼的说法，“锡最早是由米达克里特斯从锡岛引进（意大利）的” ^[22] ，这可能是指希腊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即便如此，我们对米达克里特斯几乎一无所知。第一个真正到过英国的地中海来客，可以说是皮提亚斯，他来自希腊殖民地马赛。

皮提亚斯写道，他在公元前4世纪20年代到达后，“徒步穿越了整个大不列颠岛” ^[23] 。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但遗憾的是，他描述自己旅程的书《在大洋上》很久以前就失传了（实际上，普林尼是我们所知的最后一位读过此书的作家）。此外，当古代作家提到他的书时，他们大多是在嘲笑它。显然希腊人觉得皮提亚斯的故事过于离奇，就像13世纪90年代威尼斯人看待马可·波罗关于中国的故事一样。马可·波罗的游记能被记录下来，只是因为他在坐牢时向狱友口述了那些故事。希望皮提亚斯至少能免受这种侮辱。

关于《在大洋上》，留存下来的细节信息量不大。皮提亚斯说英国很冷，太阳不太亮（尤其是在北方），而且北方的夏夜很短。他说，英国社会简单，但人口众多，由许多国王和贵族统治。虽然他来到不列颠群岛时，大约正是丹伯里山丘堡垒遭到洗劫的时候，但英国给他的印象相当和平（可能他只是相对于他的祖国希腊而言，并不能太当真）。他注意到英国人住在木屋里，喝啤酒和蜂蜜酒。他还看到了一座圆形的神庙，当地人告诉他，太阳神阿波罗夏天就住在那里。容易激动的考古学家有时认为这指的就是巨石阵，但皮提亚斯的其他表述让人感觉他说的是一个更靠北的石阵（可能是在赫布里底群岛）。

皮提亚斯离开后，黑暗再次降临。公元前4世纪20年代，地中海各国政府的手已伸得很长——就在皮提亚斯游历英国的那些年，亚历山大大帝推翻了波斯帝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横冲直撞，但他们对西欧毫无兴趣。地中海的统治者们没人能够（或者愿意）将力量投向欧洲内陆。

这种情况直到公元前200年后才开始改变，当时罗马军队向西班牙内陆挺进，意大利商人则开辟了高卢市场。抵抗前者并通过后者获利，这样的努力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西欧内陆人开始聚集成数千人的城市，并臣服于他们自己的统治者。一些人改编了希腊字母来记录自己的语言，并根据希腊图案铸造了自己的金币。希腊探险家波西杜尼斯在这一地区生活了几年，他起初震惊于高卢酋长们以敌人头颅装饰自家前门，却乐于将部落同胞交给奴隶贩子，换取22升罗马葡萄酒。然而，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博告诉我们，波西杜尼斯后来不仅习惯了悬吊的头颅，甚至开始钦佩像吕埃尼奥斯这样的酋长，后者在公元前150年左右将阿维尔尼部落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王国（图2.9）。波西杜尼斯说，吕埃尼奥斯的统治“从莱茵河绵延到大西洋” ^[24] ，部分原因是他通过盛大的宴会吸引盟友，在宴会上提供最好的意大利葡萄酒。

从这时开始，希腊和罗马的作家提供了足够多的细节，可供我们分别从欧洲和地中海的角度来看待不平衡发生和逐渐平息的过程。吕埃尼奥斯的野心使阿维尔尼陷入了国际关系学者所说的“安全困境”。他之所以建立王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害怕罗马在高卢的势力越来越大，但罗马随即加强了其在高卢的势力，因为它担心吕埃尼奥斯王国的强大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其他的高卢人既害怕吕埃尼奥斯，又害怕罗马，便也开始组织起来。马赛的希腊人陷入这种怀疑的旋涡中，于公元前125年请求罗马保护他们免受附近部落的日益实质性的袭击。视马赛为盟友的罗马领导人同意了。罗马人打败了袭击者后，认为自己最好在马赛建一座堡垒，来保护所有人的安全。然而，这又引起了阿维尔尼人的不安。吕埃尼奥斯的儿子比图伊托斯建立了一个联盟来防备罗马，这使罗马人警觉起来，于公元前121年派出了一支装备了大象的军队，杀死了比图伊托斯。此战之后，罗马吞并了比图伊托斯的王国，加上马赛，还有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之间的一切。直到今天，这个地区还被称为普罗旺斯（Provence），源自它的拉丁名字 provincia ，意思是“省”。

在接下来两代人的时间里，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自立为王，起而反抗——尽管想当国王的人必须花很多钱来笼络自己的部落同伴，让他们接受自己的领导来对抗共同的敌人，以致他们经常会发现自己最终会欠罗马富人很多钱。律师西塞罗在公元前73年评论道：“在高卢易手的每一枚硬币，最后都被记入了某个罗马人的账簿中。” ^[25]

高卢的酋长们争先恐后地自立为王抵抗罗马，不仅没能为英国创造出一个防御地中海帝国主义的外护墙，实际上反而促使政府和大财阀的触角更快地伸向了英国东南部。公元前150年前，高卢金币出现在泰晤士河流域，到了公元前125年，雄心勃勃的英国酋长们开始铸造自己的金币。公元前100年后不久，硬币也出现在多塞特，在亨吉斯特伯里角一个新港口的腹地。一罐罐意大利葡萄酒通过这个良港，为英国东南各地精英人士的宴席增光添彩。

硬币和酒罐在英国的遗址里比在高卢的遗址里罕见得多，但是英国东南部的一些富人，似乎已经深爱上欧洲大陆见过更多世面的富人的生活方式。像往常一样，外国食物引领着潮流。（亨吉斯特伯里角出土过一枝从地中海引进的无花果干枯后的残余。）东南部精英们似乎被花哨的欧洲时装迷住了。公元前100年前，做工复杂的欧洲大陆风格胸针出现在他们的坟墓中，这可能意味着高卢贵族所钟爱的精美长袍也随之而至。（对女人来说，时髦的表现就是穿在长袖紧身胸衣外面的束腰外衣；对男性来说，证据就不那么明显了。）富有的东南部人开始模仿罗马人和高卢人的打扮标准，买青铜剃须刀刮脸，买镊子拔掉散乱的头发，买青铜小勺挖耳垢，买小研钵和杵研磨化妆品。上层人士在修整他们的举止行为。

然而，在这些妆饰变化的背后，欧洲大陆的组织风格也渗透进了英国。恺撒大概是在公元前58年写道，“在人们鲜活的记忆中”，有个叫迪维西亚库斯的苏埃西翁部落国王，是“高卢最有权势的人”，他“控制了大不列颠岛的大部分地区” ^[26] 。至于迪维西亚库斯是通过征服、王朝联姻还是用奢华礼物招降纳叛做到这一点的，恺撒没有说。然而恺撒非常清楚，一群被他称为比利其人（在今天比利时境内或附近的部落的通称）的高卢人，在袭击英国南部多年后，开始窃取英国土地。恺撒说：“他们本是来打劫的，却留下来播种了。” ^[27] 到了公元前1世纪50年代，英国东南部的酋长们——无论是比利其移民还是反抗他们的当地人——都在密切模仿高卢人的模式，以致他们也纷纷自立为王。

恺撒要来了

国王是高卢人为自己创造的东西，不是对罗马方式的模仿，因为众所周知，罗马没有国王。恰恰相反，罗马把政权交给了元老院，一个由大约600人组成的超级富豪精英集团，他们经选举轮流担任最高职务。然而，元老院的政治活动实际上是个要命的差事，正是元老院激烈的内斗，最终将政府这种统治形式推到了英国。

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就是恺撒。他恃强凌弱又魅力十足，在罗马政治的雷区中靠着行贿一路穿行，到公元前59年时终于脱颖而出，但代价是为资助政治活动借了大量的钱。这时，他债台高筑，被债权人步步紧逼，于是他与其他权力掮客达成了秘密协议，顺利出任巴尔干半岛一支部队的司令官。他的想法是利用这支部队对今天罗马尼亚境内的一个王国开战，不仅要赢得声誉，还要赢得部队的忠诚，并夺取足够的战利品来偿还债务。但当元老院事后决定将高卢南部的罗马省交由他管辖时，恺撒看到了新的可能性。

在此前的10年中，高卢的许多部落聚集成两个广泛的联盟：一个由阿维尔尼领导，该部落从60年前比图伊托斯的时代起就一直与罗马对战；另一个由一个叫作埃杜维的部落领导。由于阿维尔尼的酋长们仍然坚决反罗马，埃杜维的大多数部落倒向了罗马，希望利用帝国的友谊来帮助他们凌压他们的高卢邻居。但在公元前60年后不久，埃杜维人的形势急转直下。受到埃杜维人和他们的罗马朋友夹攻的阿维尔尼酋长们，也开始寻找自己的盟友。他们招募了15 000人的日耳曼雇佣军，入侵埃杜维领土——日耳曼人的确这样做了，然而后来，他们看到在高卢如此有利可图，就不想回家了。到了公元前58年，他们似乎要窃取一切，不仅是从埃杜维，也要从阿维尔尼。

其他日耳曼部落也乘虚而入，趁火打劫。居住在日内瓦一带的赫尔维梯部落，感觉自己受到了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侵略的挤压，他们中一位名叫奥格托里克斯的首领，说服大家穿过埃杜维人的领土，迁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居住。埃杜维人的首领，一个名叫迪维西亚库斯（与我们刚刚提到的迪维西亚库斯并非一人）的督伊德教祭司，惊恐之下向罗马人求援。但实际上，恺撒这时已经发现一个更加险恶的阴谋正在幕后酝酿。在迪维西亚库斯浑然不觉的情况下，他的亲兄弟杜姆诺里克斯正和奥格托里克斯密谋，在埃杜维和赫尔维梯同时制造混乱，发动政变，自立为王，然后瓜分整个高卢。

我之所以要深入讨论幕后政治的细节（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比这更多），是因为在这里我们真正开始看到不平衡“蔓延并逐渐平息”意味着什么。杜姆诺里克斯和奥格托里克斯想通过建立更大、更强的阿维尔尼和埃杜维国家来抵抗罗马，从而使自己成为伟人；迪维西亚库斯想做的也是类似的事情，只不过是想通过与罗马合作，建立一个更大、更强的埃杜维国家；恺撒则想将高卢吞并进一个更大、更强的罗马帝国，来使自己成为最伟大的人。谁的算盘能打赢，对这四个人至关重要，但在某种意义上，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很小。无论谁上位，更大、更强的国家都会从地中海向西北扩张，将国王、硬币和城镇带到海岸对面的英国。

几乎任何一个罗马总督在面对公元前58年赫尔维梯人的迁徙时都会像恺撒那样做。无所作为有可能让赫尔维梯人毁灭罗马的盟友迪维西亚库斯，甚至入侵罗马省，这意味着总督将蒙受耻辱甚至可能死去。相反，击败赫尔维梯人将带来在罗马政坛艰难向上爬所必需的荣耀和战利品。这是一个很容易做出的选择。然而，使恺撒与众不同的是他推动事情发展的速度。（恺撒总是说 celeritas ，即“速度”，这是他的口令。）在接下来的两个夏天里，他不仅粉碎了赫尔维梯部落，还粉碎了高卢所有的反罗马联盟。“因为这些成就，”他欢呼道，“人们确立了为期15天的感恩节。这种荣耀以前从未授予过任何人。” ^[28]

如果恺撒没有在公元前59年得到高卢的指挥权，或者他的元老院“朋友们”让他失望了，或者他早早地输掉几场关键战役，那么政府这种组织形式在整个高卢的推进就会缓慢一些；如果恺撒败得足够惨，甚至被弃尸于高卢的森林里，罗马很可能会彻底放弃对高卢的征服。毕竟，帝国在公元9年远征日耳曼人的一支部队遭到伏击全军覆没后，放弃了对日耳曼人的征服。但即使出现了这种最坏的情况（从罗马人的角度看），也无法阻止政府这种形式的扩张。日耳曼灾难之后，罗马历史学家卡西乌斯·迪奥写道，多瑙河流域以外的人们还是组建了自己的政府。“野蛮人适应了罗马世界，”他解释说，“他们建起了市场，而且……只要他们在监督下逐渐学会我们的习惯，就会发现改变自己的生活并不困难，然后在无意中变得不同。” ^[29]

无论是谁最终把政府带到了英吉利海峡——是恺撒、后来的某个罗马将军抑或一位伟大的高卢国王——都将面对恺撒在公元前56年实际面临的问题：英吉利海峡绝非障碍，而是通道。自从公元前4200年觅食社会的外护墙崩溃，农夫潮涌般越过英吉利海峡以来，一个基本问题就没有改变。没有人能控制大海，所以任何人只要能到达一处海岸，就能跨海到达另一处海岸。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个基本问题在公元前1世纪比公元前4200年更严重，因为造船技术已经进步了很多。恺撒报告说，高卢的船“是为了适应海浪大小和天气变化而制造的。这些船完全由橡木制成，可以承受任何外力冲击或粗暴对待。支撑甲板的横木是由约30厘米厚的横梁制成的，用的是一个人拇指那么宽的铁钉” ^[30] 。这样的船只使得穿越英吉利海峡变得轻而易举，以致高卢人每次战败，都可以扬帆过海逃到英国南部他们的亲戚那里，然后带着英国战士回高卢继续战斗。对高卢的任何政府来说，英吉利海峡都是一个敞开的侧翼。关闭它的唯一办法是把两岸都控制住，给高卢一道外护墙，阻止敌人扬帆起航。这就是恺撒的计划。

他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于公元前56年进攻居住在布列塔尼南部海岸的维内蒂部落。该部落拥有高卢最强大的舰队。如果跨越英吉利海峡时，在背后留下维内蒂人这样潜在的敌人，将带来巨大的风险。因此，恺撒派出军团去征服他们——但每次他围攻他们的一个设防村庄，他们就登船转移到下一个。一向务实的恺撒建立了自己的舰队，但发现在地中海如鱼得水的大划桨船在对战大西洋上的帆船时，就变得毫无用处了。“我们的船没法通过撞击来伤害它们（它们建造得实在太结实了），而且因为它们很高，用投掷物打它们也没有任何成算，”恺撒哀叹道，“出于同样的原因，也很难借助挠钩登上他们的船。” ^[31]

恺撒在基伯龙湾追上了维内蒂人。这个宏伟的布列塔尼港口一直是西方通往英吉利海峡的要地，恺撒的海员们适应得很快。他们在船上装备了一端有钩子的长杆，划着大桨船冲向敌舰。他们用钩子钩住维内蒂人船上的将帆桁系在桅杆上的绳子，奋力划上前，拉下船帆。这招奏效了，敌人的战舰现在成了活靶子，成群的罗马战舰起而围攻每一艘敌舰。罗马人将挠钩掷向高高的敌舰甲板，直到一艘敌舰被牢牢抓住，水兵们才蜂拥冲上敌船。即便如此，大多数维内蒂人仍有可能逃脱，可风却在这关键时刻减弱了。“到黄昏时，”恺撒告诉我们，“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逃上岸。” ^[32] 恺撒没给敌人留任何机会，他杀死了维内蒂人的首领，并把剩下的几乎所有人卖为奴隶。

恺撒现在是高卢海岸无可争议的霸主了，他把目光投向了海的对岸。英国的小国王们被罗马人近在眼前的入侵所震慑，争相使自己成为大国王。就像之前高卢发生的情况一样，亲罗马和反罗马派系之间爆发了内战。当东南部最强大部落的反罗马首领卡西维拉努斯击败了他的邻居，并谋杀了他们的国王后，遇害国王的儿子门杜布拉久斯渡过英吉利海峡，乞求恺撒帮他复仇。恺撒怎么会拒绝呢？他向元老院的政敌们解释说，同意是体面和光荣的，而拒绝将是懦弱和危险的。这又是一个很容易做出的选择（恺撒言辞犀利的批评者西塞罗补充道，尤其是因为征服者对于在英国能得到的战利品有着相当不切实际的想法）。

公元前55年夏末，恺撒派他的一位高卢盟友越过英吉利海峡，“尽可能地接近各个社区，敦促他们选择效忠罗马人民”。 ^[33] 他传递的信息是：“恺撒要来了。很快。” ^[34]

[1] V. Gordon Childe, Prehistoric European Society (1958), pp. 124–134.

[2] Lara Cassidy et al.,‘a Dynastic Elite in Monumental Neolithic Society’, Nature 582 (2020), p. 385.

[3] Jeremy Dronfield,‘Migraine, Light and Hallucinogens’, Oxford Journal of Archaeology 14 (1995), p. 272.

[4] Barry Cunliffe, Facing the Ocean (2001), pp. 199, 155.

[5] Barry Cunliffe, Facing the Ocean (2001), pp. 199, 155.

[6] Michael Parker Pearson et al.,‘Craig Rhos-y-felin’, Antiquity 89 (2015), p. 1350.

[7] Parker Pearson et al.,‘Who Was Buried at Stonehenge?’ Antiquity 83 (2009), p. 36.

[8] Michael Parker Pearson et al.,‘Craig Rhos-y-felin’, Antiquity 89 (2015), p. 1350.

[9] Henry of Huntingdon, History of the English (1129), Book I, translated in Thomas Forester, The Chronicle of Henry of Huntingdon (1853), p. 7.

[10] Geoffrey of Monmouth,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1136), 8.10–12,translated in Lewis Thorpe, Geofrey of Monmouth (1966), p. 196.

[11] Cunliffe, Britain Begins , p. 201.

[12] Hilaire Belloc, The Modern Traveller (1898), part 6.

[13] Timothy Darvill, Prehistoric Britain (3rd edn, 2010), p. 197.

[14] Beowulf (probably eighth century CE), lines 4–5, translated in Seamus Heaney, Beowulf (2000), p. 3.

[15] Hesiod, Works and Days ( c .700 BCE), lines 175–178.

[16] Caesar, The Gallic War ( c .58 BCE), 1.1.

[17] Gordon Childe,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1942), p. 183.

[18] Tacitus, Germania ( c .98 CE), 12.

[19] Tacitus, Annals ( c .110 CE), 14.30.

[20] Postumius Rufus Festus Avienus, The Sea Shores (350–400 CE).

[21] Sea Shores , lines 120–124.

[22]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78 CE), 7.197 .

[23] Pytheas, On the Ocean (c. 320 BCE), quoted by Strabo, Geography (20s CE),2.4.1.

[24] Posidonius, from John Collis, The European Iron Age (1984), p. 149.

[25] Cicero, In Defence of Fonteius (delivered 73 BCE).

[26] Caesar, Gallic War , 2.4.

[27] Caesar, Gallic War , 5.12.

[28] Caesar, Gallic War , 2.35.

[29] Cassius Dio (written c .230 CE), 56.18.

[30] Caesar, Gallic War , 3.13–15.

[31] Caesar, Gallic War , 3.13–15.

[32] Caesar, Gallic War , 3.13–15.

[33] Caesar, Gallic War , 4.21.

[34] Caesar, Gallic War , 4.21. GLXU32rRis2nd3a5mjSxdProqrnl0/tNm70Q9wlg0VS2JuilbXovBBJfscj6ITF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