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撒切尔法则
（公元前6000—前4000年）

第22条军规

“我们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75年，撒切尔夫人这样对英国人说道，“无论是富特先生还是本先生（都是当时主要的‘脱欧’主张者），还是任何其他人，都不能将我们‘带出欧洲’，因为欧洲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也是我们一直所在的地方。”

有鉴于撒切尔夫人后来坚决地反对欧洲一体化，这话听起来可能令人奇怪，而且一些历史学家有理由怀疑她说的不是真心话。当然，她接手前的保守党当时最大的成功就是把英国带进了欧洲共同体，既然工党政府正在将这个成就付诸公投，她肯定需要捍卫这一荣誉。然而，无论撒切尔夫人内心的疑虑究竟是什么（我们将在第10章再次讨论这个问题），她在英国首次“脱欧”公投前夕给国民的建议，像先前任何人所做的那样，暴露了英国所处位置的基本事实。她的主张如此令人信服——英国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可能被带离欧洲，因为欧洲是英国现在所在的地方，也是英国一直所在的地方，我将称之为“撒切尔法则”。

像所有科学法则一样，撒切尔法则也有例外。英国并非真的“一直”在欧洲，因为并非一直存在一个可以让它身处其中的欧洲。我们的地球已经存在了46亿年，但移动的大陆板块直到大约两亿年前才开始创造我们现在所谓的欧洲。然而，除此之外，在这两亿年99%的时间里，英国是欧洲货真价实的一部分，因为这个群岛根本不是岛屿，而是从俄罗斯延伸到大西洋海岸线的一个大平原的一端——这里所说的大西洋海岸线，就在今天爱尔兰城市戈尔韦市以西150千米处（图1.1）。由于没有更好的名字，我将把欧洲大陆的这片巨大的、古老的延伸部分称为“原始不列颠群岛”。

在过去250万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也就是多个冰期，冰川从海洋中吸收了大量的水，以致我们现在所知的北海和东大西洋的大部分都高于海平面。在最冷的时候，也就是2万年前，气温平均比今天低6℃。厚达3千米的冰原覆盖了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吸收了1.2亿亿吨水，使海平面下降了100米。

上一个冰期最冷的时候，在覆盖着未来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北部的冰川上，没有任何生物能够生存，而超过其南部边缘150千米或更远的苔原，也不会更宜居。在某些地方，冰锁住了太多水分，降雨量不到现在的1/5，空气中携带的灰尘却是现在的10~20倍。比寒冷更严重的是，这种干旱意味着只有极少的植物能在原始不列颠群岛生长，所以周围也只有极少的动物吃它们，根本没有人吃任何东西。

大约250万年前，最早的类人猿（人类学家对于如何定义“人类”，一直争论不休）在东非大草原上进化而成，立刻造成了最早的地缘战略失衡。因此，我们将在本书中一遍又一遍地看到，不平衡在一个地方出现，蔓延整个空间后消失，这种模式与人类本身一样古老。这一次，随着原始人迁移到以前没有人类的非洲地区，不平衡的消弭持续了数十万年。然而，在另一个我们将持续看到的模式中，先前的不平衡刚消失，新的不平衡就产生了，因为新的人类种类在继续进化，无论是通过回到最初的东非家园，还是通过繁衍到亚洲和欧洲的人类混血。到150万年前，能够以复杂方式交流的人们——即使他们所做的并不是真正的交谈——已经扩散至印度尼西亚、中国和巴尔干半岛。只有在冰期更温暖、更潮湿的间歇期，他们才能穿越欧洲，但在其中一个时期，大约100万年前，第一批原始人类游荡到了原始不列颠群岛。

证据来自诺福克郡黑斯堡（图1.2）泥泞潮汐河岸上的一团脚印。在被流沙掩埋后，泥浆变硬，使这些痕迹一直保存到2013年，那时风暴冲走了覆盖在它们上面的物质。不到两星期，大水也把脚印冲走了，但这段时间足够考古学家们赶过去，记录下每一个细节——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当代考古学》杂志的“年度抢救发掘”奖。

虽然没办法确定脚印的年代，但有两种技术能够及时修复这些古人的脚所陷入的泥土。我们可以通过泥土中的磁化颗粒，得到一个粗略的估计，因为大约每45万年，地球的磁极就会反转一次。当黑斯堡泥浆沉积下来的时候，指南针指向我们现在称为南极的地方，这表明泥浆已经有将近100万年的历史了。我们可以用第二种技术进一步缩小范围，观察沉积物中的化石（尤其是田鼠的牙齿），发现化石的年代在95万~85万年前。

挖掘者推测，可能有5个人，其中有几个孩子在采集贝类和海藻作为食物时，在这片古老的海滩上留下了他们的印记。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种类的原始人，因为他们没有留下骨头。最早的原始不列颠群岛人化石的古老程度实际上只有黑斯堡足印的一半。这些化石是在萨塞克斯郡博克斯格罗夫的另一个古老河岸附近发现的，有一块胫骨和两颗牙齿，属于一个身材高大、肌肉发达、40多岁的海德堡人［按照一个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传统，考古学家将前人类分成“某某人”——像本例一样，通常以发现第一例的地方命名（图1.3）］。 这些生物——奇怪地像我们，但也很奇怪地不像我们——大约是在60万年前进化而成的，可能是在非洲。他们是尼安德特人和我们的祖先。

按照另一个悠久的传统，这个海德堡人的发掘者们以发掘他的志愿者的名字，把他命名为“罗杰”。这位史前罗杰显然生活在冰期一个温暖的间歇期，当时的原始不列颠群岛甚至比现在的群岛还要温暖，犀牛和大象在英格兰南部四处游荡。一个简单的气候模式塑造了原始不列颠群岛的地理意义。在冰期温暖潮湿的间歇期，比如罗杰的时代，非洲或欧洲进化出的新型原始人造成的不平衡，会持续不断地逐渐消弭，直到它们传播到大西洋沿岸的世界边缘。但是在更冷、更干燥的时期，地理能做到迈克尔·富特和托尼·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冰和灰尘使原始不列颠群岛以及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变成无法居住的荒原，实际上将它们带出了欧洲。

然而，有一个复杂情况：虽然全球变暖可以使原始不列颠群岛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但就像变冷一样，全球过度变暖也能再度把它带出欧洲。大约45万年前，在现在的北海，一个正在融化的冰川崩塌了，释放出困在其后的一个巨大的湖里的冰冷的水。一连几个月，每天每秒都有超过100万吨的水冲过裂口，在今天英吉利海峡的底部凿出峡谷和独特的泪珠状山丘。海啸冲破了连接着今天的多佛尔和加来的高大白垩山脊，冲刷出我们现在称为英吉利海峡的凹地，将原始不列颠变成了原始不列颠群岛。

岛国性便是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进入了英国的故事，并创造了气候的第22条军规。当这些岛屿温暖到可以居住时，英吉利海峡将会水量充沛，无论罗杰和他的同类有什么技能，都无法渡过34千米的开阔海峡。但是当欧洲冷得海平面下降，将英吉利海峡变成陆桥时，人们通常又会因为太冷而无法穿过陆桥，生活在原始不列颠群岛。气候修正了撒切尔法则：只有出现了像金发姑娘故事中熊宝宝的粥那样的情况——不凉不烫正合适，这些岛屿才能成为欧洲的一部分。无论海峡里是冰还是水，都把英国与欧洲大陆切断了。

据我们所知，在大约40万~22.5万年前的漫长时间里，没有出现“金发姑娘时刻”。不列颠一直没有原始人类，直到一个全新的不平衡出现：大约30万年前，可能是在非洲核心区，也可能是在欧洲边缘的某个地方，尼安德特人进化而成。他们比海德堡人更顽强、更聪明，更知道如何应对寒冷。他们的18颗牙齿表明，他们在22.5万年前就已经迁移到了威尔士的庞特纽伊德西北。在接下来的250个世纪里，他们把原始不列颠群岛的苔原作为猎场（对他们的骨骼进行的化学分析显示他们大量食用红肉）。直到大约16万年前（具体时间尚不清楚），一场更汹涌的洪水将英吉利海峡冲刷得更深，他们才消失了。由于欧洲大陆的支援被切断，不列颠的尼安德特人灭绝了。在大约6万年前，当气温再次达到一个“金发姑娘时刻”之前，群岛上没有任何人类出没的迹象。冷能冷到足以使海浪从陆桥上退走，但暖又能暖到足以使尼安德特人向西北迁移到德比郡。不过比这更远的地方，就连他们也去不了。

“脱欧”与入欧

对尼安德特人来说，撒切尔法则听上去荒谬无比。说英国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纯属一派胡言。更确切地说，它是时进时出的，不管是因为太热还是太冷，出去的时候比进来的时候多。最终打破这种模式的是完全现代的人类进化出来了。我们的智力水平，能够在技术和组织方面实现创新，从而掌控地理的意义。

大约30万年前，第一批尼安德特人出现的时候，我们自己版本的人类（智人）也在非洲进化而成了。尚不清楚最早的智人是否真的比尼安德特人更聪明，但是到了10万年前，他们的后代肯定更聪明。他们造成的地缘战略失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平息得更快。离开非洲时向右转的智人，于6万年前到达了澳大利亚；向左转的智人则越过陆桥，大约于4.3万年前进入了原始不列颠群岛（英国现存最古老的智人遗骸，是在托基的肯特洞穴的三颗牙齿和一大块颌骨，关于其年代还存在争议）。

这些新来者的长相、走路和说话方式都和我们一模一样，以致第一位挖掘出其骨骼的学者无法相信他们有那么古老。1823年，牛津大学地质学高级讲师威廉·巴克兰在南威尔士的帕维兰发现了这一遗迹。巴克兰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他在这些骨头旁边还发现了一个猛犸象的头骨，这本应成为一个线索，说明它们确实很古老。然而，巴克兰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相信《圣经》已经排除了人类与灭绝动物共存的可能性。他确信猛犸象出现在挪亚大洪水之前，而人类出现在挪亚大洪水之后。他推断是掘墓人移动了一件大洪水前的遗迹，制造了人与厚皮类动物同时代的误导性印象。由于罗马军队曾在帕维兰附近建立过一个营地，巴克兰推断这具骨骼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因为它周围装饰着红赭石和象牙首饰，他进一步推断这是一个女人。在最后一项推理中他断言，由于这位“帕维兰的红色佳人”（这是他给这个女人起的名字）是一个使用化妆品、住在军营附近的女人，她很可能是个妓女。

几乎没有哪个推理能错得如此离谱。放射性碳定年法使得物理学家能够通过不同碳同位素之间的平衡，来确定5万年以内的任何有机物体的年代。检测表明，这位“红色佳人”绝非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里从事着人类最古老的职业，而是生活在公元前3.1万年左右的觅食者。而且，由于对骨骼有了更好的了解，我们也确定了这位“女士”其实是一位男性。

当“红色绅士”去见他的创造者时，不列颠的尼安德特人早已去见他们的了。一些考古学家认为，移民而来的智人将尼安德特人猎杀至灭绝，或者在食物竞争上胜过了他们；另一些考古学家则认为，是气候变化或疾病导致了这件事。不管怎样，现代人在接下来的两万年里独占了原始不列颠群岛，直到冰川再次将原始不列颠群岛带离欧洲。到公元前2万年时，气温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冰川掩埋了一切，除了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南海岸，但就连这些地方也太过寒冷和干燥，不适合居住了。智人不仅放弃了原始不列颠群岛，而且几乎放弃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一切。

可以预见的是，公元前1.5万年后，当气候再次变暖时，人类又迁移回了原始不列颠群岛。提取和分析古代DNA（脱氧核糖核酸）技术的最新进展表明，第一批定居者在公元前1.1万年从西班牙向北沿大西洋海岸扩散，一直推进到爱丁堡；但两个世纪后，严寒再次将所有人赶出了原始不列颠群岛。又过了1 200年，气候才暖和到足以让移民返回。首先回来的是植物，纤细的桦树、柳树和白杨树向西北方向蔓延，加入了在冰期苔原上就能生存的草和灌木。到了公元前8000年，榛树也来了。到公元前7000年时，橡树、榆树和桤木的森林已覆盖了原始不列颠群岛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东南部。鹿、麋鹿、野马和野猪在这些森林中繁衍，还有以它们为食的食肉动物——棕熊、狼、野猫，当然，还有我们。

我特意用了“我们”这个词。这些随着冰川消退，从巴尔干半岛、意大利和西班牙跋涉而来的新来者，是最早的不列颠人，他们的DNA今天仍然可以在岛民的身体中检测到。这一点在1996年就被发现了。当时遗传学家布赖恩·赛克斯从切德人的一颗牙齿中提取了古代DNA片段。这位切德人是1903年挖掘出的史前不列颠人，埋在切德峡的一个洞穴里，距今只有一万多年。赛克斯招募了一位名叫阿德里安·塔吉特的当地教师，帮助他从生活在遗址周围的人们身上收集DNA样本，这样他就可以测量出自史前时期以来基因库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令他欣喜的是，他发现了一位明确的切德人后裔：塔吉特本人，他住在距切德峡谷不到一千米的地方。

到了2019年，遗传学家也证明这位切德人，最古老的英国人，有着“蓝色/绿色的眼睛、深棕色（可能是黑色）的头发和黑色或深黑色的皮肤” ^[1] 。现代英国人苍白的肤色和对阳光的敏感，似乎只是在过去三四千年里才通过基因库传播开来的。尽管如此，塔吉特说，“我可以肯定地看到”，这与最新的重构“有家族相似性”。

当切德人的祖先迁入原始不列颠群岛时，遥远的北部和西部足够温暖，可以居住，但仍然通过陆地与欧洲其他地区相连，不过这种情况仅持续了几个世纪。到了公元前9000年，后冰期的海洋上升，淹没了原始爱尔兰和原始苏格兰之间的海峡，在我们今天称为北海的水域，被地质学家称为多格兰的平原占地10万平方千米，也被海浪侵蚀了。到公元前6000年时，英吉利海峡的海水淹没了法国和英格兰之间的谷地（图1.4）。在任何更早的时候，这种情况都可能使原始不列颠群岛人离开欧洲，但现代人类这时发起了挑战。尼安德特人被智人取代后，世界变得完全不同了。

正如42.5万年前和16万年前一样，发生了令人生畏的狂暴海啸，但冲刷不列颠和欧洲大陆之间的陆桥的主要力量是几乎看不见的、每次几毫米的海平面上升。这种爬升慢慢地把干燥的陆地变成了泥浆，把森林变成了沼泽，再把沼泽变成了河流，最后把河流变成了窄海。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很难说英格兰是否还与欧洲大陆相连，这给了原始不列颠群岛人足够的时间来适应日益增长的岛国性。他们用一种后来塑造了英国和爱尔兰全部历史的工具——船，来抵制脱离欧洲。

考古学家对最早的船知之甚少，因为船体被发现的唯一情况是：（1）被遗弃在氧气无法到达的地方；（2）好几千年未受打扰；（3）被某人重新发现，而这个人意识到这块特别的湿木头不同寻常。考虑到这种可能性极小，我们的信息是不完整的，尽管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两条船的确来自这一时期和地球的这一部分。两者都是裂开、中空的松树原木，大约3米长，一条来自荷兰的河岸，另一条来自法国北部类似的地方。两条船都刻于公元前7000年左右。然而，只有最鲁莽的海员才会冒险划着它们横渡英吉利海峡。我们尚未听说过在公元前4000年之前，有原木船坚固到可以持续在开阔的海面上漂浮，不过，一些植物学家说，也许只有那时，天气足够温暖，有足够大的树木来制造适于航海的独木舟。

幸运的是，缺乏横渡英吉利海峡船只的证据并不意味着没有证据，因为我们知道公元前4000年前人们就已经在西北海域航行了。例如，公元前9800年后挪威沿海的定居模式，只有当人们通过水路移动时才能实现。布列塔尼和瑞典的一些地方发现了巨大的鳕鱼和黑线鳕的骨头，只有当渔民远离海岸，才有可能捕到这些鱼。在更远的地方，人们在公元前1万年就从西南亚渡海到了塞浦路斯。而在地球的另一边，4万年前就有人到达了太平洋岛屿。即使我们找不到原始不列颠群岛人的船，他们也肯定开始穿越狭窄的海峡了。

海员们可能用舷外支架来稳定木船，就像现代波利尼西亚人的独木舟一样，这也可以解释一些丹麦船船身侧面有成排的洞。然而，更有可能的是，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海员们，是乘着像今天在爱尔兰海上仍能看到的科拉科尔这样的小圆船，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这么轻薄的船几乎没有可能留存至今供我们发现，但在公元前3世纪，希腊历史学家蒂迈欧曾记载，不列颠人乘这种船进行了为期6天的渡海航行。它们可能看上去像图1.5所示的样子，这是公元前1世纪埋在爱尔兰的一个华丽的黄金模型。到那时为止，海员们乘着这样的船穿越不列颠海域，可能已有数千年了。

到公元前6000年，英吉利海峡中的水已经不足以使群岛与大陆分离了。船只把狭窄的海域变成了通途，而非屏障。尽管不列颠仍处于世界的边缘，但它已不可能完全脱离欧洲了。在接下来的7 500年里，岛民们的历史将是学会适应来自大陆的新生事物的故事，因为一个又一个不平衡在传到大西洋时才能逐渐平息。

自由的土地

后冰期的不列颠与当今欧洲大陆社会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与后来的英国历史几乎格格不入。技术和组织是主要原因。考古学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前者的信息（尽管后者的信息较少）。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没有金属的世界，我们挖掘出的所有东西——工具、武器、装饰品——都是由石头、骨头、贝壳或木头制成的。这些产品可能出人意料地有效（考古学家弗朗西斯·普赖尔在他的著作《公元前的英国》中讲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提及博克斯格罗夫遗址附近的一个屠夫，愉快地用史前燧石刀片切肉），但它们的效用也有限。试着用鹿角作为镐，或者用牛肩胛骨制成的铲子来挖个洞就知道了。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和碳化的种子也表明，这是一个没有农业的世界。大约公元前4000年以前居住在英国的所有人，都靠狩猎、捕鱼和/或采集野生植物生存。

从技术转向组织，意味着通过类比来解释考古发现。好消息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殖民管理者和学者遇到了大量仍在使用石器时代技术的狩猎-采集者；坏消息是，现代觅食者和他们的史前祖先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最明显的是，史前觅食者拥有地球上最肥沃的土地作为他们的狩猎（和采集）场所，而现代觅食者很早以前就被赶进了没人想去的森林、沙漠和丛林。而且，似乎也没有哪个现代狩猎-采集社会能遥远到逃脱工业化的影响。1986年，我在坦桑尼亚度过了一段时光，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难忘。站在一个年轻的马赛族猎人身后，他辛苦狩猎一天后，把长矛扛在一个肩头，猎物则搭在另一个肩头，一边喝可口可乐，一边等着公共汽车带他回家。切德人没有这样的选择。

关于现代类比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史前史，争论可能会变得很激烈，但一些结论或许是无异议的。一个是石器时代的技术通常要求狩猎-采集社会是碎片的、易变的和扁平的，就像更近的社会一样：碎片，因为本就很少的人口被广阔的空间分隔开；易变，因为社会流动性很强；扁平，是因为它只能支持财富和权力的最小变化。

在恶劣的环境中使用简单的技术的现代觅食社会，平均每平方千米很少超过一人，通常需要10平方千米的森林或灌木丛来养活一个猎人或采集者。不列颠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土地更为肥沃，有足够的动植物来养活更密集的人群。但是有多密集呢？由于缺乏一致认同的计算方法，考古学家们不愿猜测，但巴里·坎利夫认为，到公元前4500年时，“人口可能已经达到数十万” ^[2] 。从罗马时代的人口数量来推断，我觉得这个数字有点高，但是，即使只有10万人居住在31.3万平方千米的群岛上，将近每3平方千米也有一个人。今天我们在同样的空间里挤进了675个人，以现代狩猎-采集者的标准来看，这已经拥挤得要命了。

最近的觅食者通常生活在由大约十几个流浪者组成的小群体中，追逐着迁徙的动物、产卵的鱼和成熟的植物，在方圆几十千米的区域内不停地移动。他们一般每年会步行5 000千米（相比之下，21世纪的英国人平均每年的步行距离为300千米），但很少会一次走到距他们的大本营50千米以外的地方。从挖掘出的露营地的大小和消耗的食物种类来看，大多数史前觅食者都是机动灵活的；如果这个判断正确，他们的低密度和高流动性将对他们的组织方式产生直接影响。

就像现代狩猎-采集者一样，他们的身份认同可能很复杂。现代微小群体通常对自己的独特性有着强烈的意识，这种独特性是由讲述了是什么让他们独一无二的复杂故事支撑的；然而生物学要求他们属于更大的网络，因为在一个包含少于50个潜在配偶的群体中繁殖，遗传后果是灾难性的。与更大群体的人闲聊和交易商品，也可能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在古代和现代都一样，聪明的觅食者或许最强烈地认同少数近亲，但对于可能分散在数千平方千米的更远的亲戚和朋友，也同时保持（或创造）联系。

一些史前不列颠的考古发现暗示了这种联系。由泥岩、鸡血石和松脂石（美妙的名字）制成的工具，出现在离矿物产地赫布里底群岛几十千米远的地方，也许在节日作为礼物从一双手传递到另一双手，直到它们破裂或磨损。用德文郡石板制成的物品出现在300千米外的埃塞克斯郡；有好几种英格兰石箭头和骨鱼叉风格与德意志的极其相似；在英吉利海峡已经形成后，许多沿海社区仍与欧洲大陆保持着联系。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帕维兰的“红色绅士”身旁发现的3件象牙饰品，在俄罗斯也发现了类似饰品，它们惊人地相似。

诚然，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全都是各种各样的猜测。毕竟，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内衣都是中国广东生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地的女性都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我将在第11章再度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有一处遗址，约克郡的斯塔卡，看起来像是举办过节日，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表达某种共同的身份认同。这处遗址的面积有两到三个足球场那么大，比其他任何原始不列颠群岛史前营地都要大出80倍，并且在公元前8770—前8460年，人们频繁到访此处。聚集在这里的团体可能有数百人之多。大约在公元前8500年，有人搭建了一个3米宽的帐篷——这是英国已知最古老的建筑——和一个30米长的木制平台，人们从这里将装饰品、武器和整只鹿的尸体扔进湖里。一些庆祝者身着盛装，不知是举行什么样令人不安的仪式，他们戴上了像恐怖电影里那样的面具，那些面具是用马鹿的头骨雕刻而成的，做工比较粗糙（图1.6）。

觅食生活有很多值得喜欢的地方。对人类骨骼和食物残渣的研究表明，后冰期的英国人通常享有健康、美味和多样化的饮食。在20世纪，觅食者尽管生活环境贫瘠，但每星期很少需要花费超过10个小时的时间来狩猎或采集；在史前的不列颠，采集食物一定更容易。最后，古代的狩猎-采集者像现代的一样，可能非常平均地分享财富。流动的现代觅食者发现很难对赖以生存的野生动植物主张所有权，即使有人设法积累了物质财富，在随着群体在乡下迁徙时，也很难每次都拖着它们。考古学家在英国或爱尔兰都没有发现早期的富裕墓葬（不可否认，无论什么类型的墓葬，他们都没有发现多少），更不用说豪华住宅了。英国最早的房屋，像斯塔卡的帐篷，实际上相当大：一些小屋宽达6米，框架由30厘米厚的树干构成，可能覆盖着草皮或茅草。每处遗址似乎都只有一个这样的棚屋，看起来好像它庇护的是整个群体，而不是石器时代的一个富豪。直到公元前7000年后，我们才在北爱尔兰的桑德尔山发现一处营地有多个棚屋，但这些棚屋几乎是一样大的。

但也有令人不喜欢的地方。丘吉尔曾说过：“资本主义固有的缺点是不平等地分享福祉，社会主义固有的优点是平等地分担贫穷。” 史前的觅食者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视为原始共产主义者 ^[3] 的典范，他们有大量的穷困需要分担。尽管他们的饮食可能很美味，但其牙釉质上的痕迹表明，季节性的食物短缺使营养不良成了普遍现象。他们极端贫困。他们的营地散落着成千上万块制作工具的石头碎片，但他们除工具外仅有的其他家用物品，就是篮子、垫子和一两张做衣服的兽皮。（公元前2500年以前，不列颠还没有织布，直到公元前1500年，布仍然很罕见。）

我是有意使用“极端贫困”这个词的。世界银行对“极端贫困”（与“普通贫困”相比）的定义是日收入不到1.9美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最大的胜利是让超过10亿人（其中大部分是亚洲人）摆脱了极端贫困，但它最大的悲剧则是让另外10亿人——包括所有幸存的狩猎-采集者——陷入了这种悲惨境地。把史前的生活标准换算成美元收入，往好了说是棘手的，往坏了说是有些荒唐，因为太多的东西（如公共汽车和可口可乐）是无法比较的；但从考古学家的发掘结果来看，史前的觅食者比现代的更穷。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猜测前现代狩猎-采集者的收入大约相当于每天1.1美元，也许并不为过。

狩猎-采集者的主权似乎和他们的繁荣程度一样，有着半杯满（乐观）/半杯空（悲观）的特质。20世纪的人类学家在觅食者中从未遇到过统治者或被统治者。有一个经典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博茨瓦纳的一位猎人，被一位学者没完没了的关于首领的问题激怒，最终告诉他：“我们当然有首领！实际上，我们都是首领，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首领！” ^[4] 后冰期的不列颠人可能生活在比20世纪卡拉哈迪沙漠中的觅食者更大的群体中，因此他们可能有权力更大的首领，但可以合理解释为权力和不平等象征的发现非常稀缺，由此来看，首领的权力没有大到能改变现代群体的基本规则。能说会道的人通常比不善言辞的人更吃得开，老年人比年轻人说话更管用，男人比女人更能为所欲为，但没有人真正掌权。影响每个人的决定往往是通过没完没了的讨论做出的，一直拖到没人有精力再争论下去。没有一个群体能统治另一个群体。个人的主权至高无上。

现代狩猎-采集者对主权持随和态度，其缺点之一是各种制度都很薄弱，尤其是那些解决争端的机制。人类学家对在没有法庭和警察的情况下，现代觅食社会究竟有多暴力，一直争执不下，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多达1/10的狩猎-采集者以血腥的方式丧生。相比之下，在21世纪的民族国家，即使将世界上所有的谋杀、战争和相关恐怖事件加在一起，每140人中也只有1人死于暴力。尽管北欧的黑色凶杀之谜可能会让我们有所误解，但在世界上最安全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每10万人中只有不到1人死于暴力。

关于现代统计数据能否与过去相关联，争论也很激烈，但作为一个恰当的例子，我们可以回到切德人身上。他大约是在公元前8300年左右摆脱了尘世的烦恼，因为他头部左侧遭受了两记重击，是惯用右手的攻击者用石斧造成的。更令人发指的是，当挖掘者挖开他身体下面的土层时，发现了一具一人来高的骨架，此人被人故意用石头砸碎，胸腔被撬开，颚骨因被石刀砍掉舌头留下了疤痕，脖子也被砍断了，这表明他是在趴着时被斩首的。至少有5个头骨（其中一个取自3岁孩子）被剥下头皮，变成了水杯。

切德人的身份认同、流动性、繁荣、安全和主权，不会让他同时代的欧洲大陆人感到惊讶，然而，在遥远的中东，变化已经开始了，它将彻底摧毁这种生活方式。到公元前6000年，当英吉利海峡形成时，从希腊到多瑙河流域，新的生活方式已经遍布各地。又过了2 000年，革命蔓延到了不列颠海岸。这一切都是由最危险的力量——外国食物——驱动的。

农业的兴起

我小时候，斯托克没有多少外国食物。即使是在布拉德福德和伯明翰等国际大都会已经成为主食的印度菜，在这里也不常见。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母亲冒险为一次家庭晚餐准备了咖喱饭。其中没有任何像孜然或香菜那样奇异的成分（更不用说咖喱粉了），但即便如此，我的外祖父仍一脸不以为然，仔细咀嚼每一粒大米，以确保吃起来没问题。全家人都不喜欢皮塔饼。那时我从来没见过希腊烤肉串或鹰嘴豆泥，直到1980年我去了地中海地区才吃到。

也就是说，斯托克城的人可以选择印度菜，甚至中东菜，而不是英国菜，但史前的觅食者别无选择。他们不得不吃当地能吃到的任何东西。因此，当中东人捕猎野绵羊、野山羊和瞪羚，从野生小麦和大麦中采集种子时，不列颠人则在追逐野麋鹿、野鹿和野马（猛犸象早在2 000年前就灭绝了），收集荸荠、橡子、榛子（在苏格兰科伦赛岛挖掘的一个储藏坑里有10万个榛子壳）、野生苹果和梨。

几乎最后一个冰期刚一结束，这些差异就开始改变世界。巨变始于中东。那里生长的植物很特别，尤其是野生小麦和大麦，它们生长在连接约旦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源头的弧形地带。这些都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在一个季节里发芽、结籽和死亡。当植物成熟时，它的穗轴（将单个籽连接到植物主体上的小茎）会衰弱，籽会一个接一个地落到地上。在保护壳被摔碎后，它们就可以发芽了。一般来说都是这样，但是每100万或200万株正常植物中有1株，在一个基因上发生了随机突变，增强了穗轴和外壳。当这些籽成熟时，它们没有掉在地上摔碎，而是留在了穗轴上。

直到人类参与进来，这种变化才有了意义。突变的籽不繁殖就会死亡。随机的基因变异会在第二年产生大致相同数量的突变体。如果我们的祖先像牛一样，只是走过来吃掉茎秆上的野生小麦和大麦，突变仍然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因为突变的籽会和正常的籽一起穿过人们的肠道，不会产生任何结果。然而，当一个不知名的女人（在现代觅食社会，女性承担了大部分的植物采集工作，在史前时期，情况可能也是如此）意识到野生谷物在某些地方长得比其他地方更好时，她有意地在这些地方播下了种子，一切就开始改变了。

在她的菜园里，变异作物的数量会稍微多一些，因为一些正常的籽在她来采集之前就已经掉落了，但最后的变异籽仍然附着在作物上，等待她的出现。她每重新播种一次，变异作物的比例都会略微增长。这一过程非常缓慢，以至参与其中者都看不出来，然而几千年后，就不再是每100万或200万株正常作物中只有1株突变作物了，而是收割者只能收割到变异的小麦或大麦了。植物学家将这一过程称为“驯化”，意思是对一个物种进行基因改造，创造出一个新物种。新物种只有在另一个物种（通常是我们人类）不断干预其繁殖的情况下才能生存。

驯化的种子非常独特。早在公元前9500年，就在上一个冰期刚刚结束后，驯化的种子就开始出现在约旦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一带的考古遗址中。1 000年后，它们仍然非常罕见，但考古发现表明，到公元前8000年时，约旦河和幼发拉底河上游山谷中大约一半的小麦和大麦都有坚硬的穗轴和外壳。当女人驯化植物时，男人（可能）也在驯服动物。绵羊、山羊和奶牛的基因组对选择压力的反应方式与小麦和大麦的一样，觅食者对他们的猎物管理得越多，就越能将野生动物变成驯养动物，并将自己从猎人变成牧民。这个过程也花了几千年的时间，但是到了公元前7000年，牧羊人已经能够引导羊群的繁殖，培育出个头更大、更为温顺的牲畜。

到公元前4000年时，植物的驯化和动物的驯养已经集中在牛拉犁上，使用驯养的牲畜来种地，比手持锄头种植面积大得多。经过精心管理、驯化的小麦田和大麦田，等待着农夫前来收割，现在作物产出的卡路里比同等面积的野生植物要多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人们不断地将更多的卡路里转化为更多的人。在农业发明出来之前，世界人口大约每10 000年翻一番；农业发明出来后，翻番的时间缩短到了2 000年一次。在公元前9600年，中东每平方千米只有一两个觅食者；到公元前3500年，每平方千米有四五个农夫，有些地方多达二三十个。

考古学家通常将这一漫长的过程称为“农业革命”，因为它几乎颠覆了一切。最直接的影响是，它将觅食者的包括众多营地和狩猎或采集场所的广阔世界，缩小为农夫的有固定房屋和田地的狭小世界。（牧羊人的世界则介于两者之间。）女人对此的感受甚至比男人更深。觅食者中的女性通常每年须行走数千千米，这对于有多个小孩的母亲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觅食者中的女性一生在生育期通常只生四个孩子，其中平均有两个能够长大并且会生下自己的孩子。相比之下，农家的主妇则能生六七个孩子，其中可能有三个活到成年。

考虑到进入青春期的女性或许只能再活20年，这样的生育率意味着大多数女性成年后的所有时间都在怀孕和/或照顾幼小的孩子。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记录了世界上农业社会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但几乎所有的农业社会都发展出了类似的性别分工和流动性。大致来说，男性农夫日常从固定的家到同样固定的田地里耕作，而他们的妻子和女儿日常往来的距离不超过小溪或村里的水井，大部分时间在家里从事制作农家食物所需的脱粒、筛选、研磨和烘焙工作，以及维持一个家庭全年所需的同样无休止的整理和清洁工作。繁重的家务劳动占据了女性的生活，男性和女性的身份变得更加不平等，也更加分离。男人负责赚取口粮，主宰几乎所有的事情。这些分工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从事犁耕农业的社会都是如此。父权制由此诞生。

不平等渗透进生活中。把荒凉的山谷变成肥沃的良田，需要成千上万个小时的劳作——砍树、除草、犁地、施肥、挖井，农夫们在投入这些劳作时可能会犹豫，除非他们有信心保有自己的劳动成果。这使得财产权变得至关重要。对觅食者来说，很难将狩猎或采集的成功转化为能够传给下一代的形式，然而一旦所有权确立，农夫就可轻易确保财富传承给后代。如果父辈留下了广袤的、维护良好的土地，与一个什么都没继承到的男性相比，这位继承者将具有巨大的优势，如果这个幸运的儿子再找到一个同样受宠的女儿结婚，他们的后代在人生起跑时甚至会领先更多。

经济学家经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不平等，从0（意思是社会中每个人都拥有完全相同的数量）到1（意思是一个人占有一切，其他人什么都没有）打分。一般来说，狩猎-采集社会在分配其拥有的数量微不足道的财产方面，得分约为0.25，而留下书面记录的先进农业社会，平均得分约为0.85——如果最穷的人也有很大机会避免饥饿的话，这要算最不平等的了。（作为对比，英国2019年的分数是0.75。）

考古学家发掘的宫殿和皇陵表明，富人确实变得更富了，而穷人是否变得更穷，取决于我们对“更穷”的理解。但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尽管农业生产的食物比觅食阶段多，但也繁衍出更多的人口需要养活，而空肚子的数量经常超过食物供给。结果是大多数人的饮食、健康和预期寿命都随着从觅食转向农耕下降了。吃大量的谷物会让农夫的牙齿长蛀牙，与家畜一起居住给他们带来了肺结核、流行性感冒、痢疾和天花，在田间和农舍里无休止的重复劳动使他们患上了关节炎。

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农业使穷人变得更富。农夫数量比觅食者更多，劳动分工更复杂，因而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产品。在中东，对觅食者营地的挖掘通常会发现不结实的栖身所和散落的碎石、骨头的痕迹，但对农夫所在村庄的挖掘则会发现有石头地基、瓦片屋顶、灰泥墙和地板的砖房。屋里有工具和装饰品（最初仍由石头和骨头制成，但在公元前3000年后有由金属制成的了），有用于编织衣服的全部工具，还有众多的陶器，你都不得不好奇人们用它们做什么。在我指导的在西西里岛的一次挖掘中，我们记录下了出土的超过100万个陶器碎片。我前面提到的估计前现代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水平相当于日收入1.1美元的那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算出农夫的普遍日收入更接近于1.5~2.2美元，我觉得与考古证据相符。再次借用一下世界银行的分级标准，古代农夫很穷，但通常没到“极端贫困”的地步。

身份认同和繁荣方面的不平等，伴随着主权形式的不平等。如果你必须自己耕地或打扫房屋，积累大片土地和建造豪宅就没有多少好处了，所以富人需要利用比他们的家庭能够或愿意提供的更多的劳动力。然而，在农业经济中，体力劳动的生产率通常不够高，不足以让雇主支付能够吸引任何正常人的工资。在几乎所有有记录的农业社会中，强者都找到了同样的解决办法：使用暴力来降低劳动力成本。只要工人吃、穿、住的成本加上强迫他们服从的成本加起来比通过自由市场雇用他们的成本低，那么债务束缚、农奴制和/或奴隶制就会成为潜在雇主的有效工具。强者向弱者提出了一个他们无法拒绝的条件：给我干活，因为不管条件多么糟糕，总比被打或被杀要好。

当权者很少把事情说得这么直白，理由很充分：如果能让穷人相信，照当权者说的做对他们有好处，劳动力成本就会进一步下降。无一例外，中东的君主们都试图通过宣称他们与神的共同点多于与凡人的共同点，来推销这一观念。世界上最古老的政治文献，产生于约公元前3100年的埃及，甚至说法老那尔迈是神，是守护神荷鲁斯的化身。今天，如果有统治者自称超人，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怀疑他实际上精神错乱了，但5 000年前，王宫里的法老和茅屋里的农夫之间的鸿沟，足以让这种说法变得可信。而且当一个主子坚称自己只是个牧羊人，代表他自己的神圣主人照看他的凡人羊群时，谁不想相信主子的正义呢？

从最早的农夫出现到那尔迈的时代，经过了6 500年，但早期不列颠人的命运大不相同。在冰期结束后的5 000多年里，所有的岛民都仍然是觅食者，从一个营地迁移到另一个营地，不听从任何人支配，这不是因为他们比中东人更懒，或者更民主，而是因为大自然发给他们的基因牌。与中东地区相比，他们狩猎的动物和采集的植物更不容易驯养或驯化。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拥有天赐的可驯化资源（如东亚的稻子和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高粱，美洲的玉米、土豆和美洲驼），这些地方尽管人口密度低于中东，但觅食者最终都成了农夫。然而，不列颠人本来可能直到地老天荒都在采集橡子，而不创造出一棵被驯化的高产橡树的，因为橡树的DNA不是那样运行的。想要驯养麋鹿或鹿？也得感谢自己的运气。榛子、苹果和梨已经被驯化，但其中涉及的基因改造非常复杂，直到罗马时代才被掌握。在不列颠人的主要食物来源中，只有马被驯养得比较早（约公元前4000年），但也只是在这种动物最初进化而成的哈萨克斯坦大草原上。

由于适合驯化的资源如此稀缺，不列颠的猎人和采集者可能永远不会自己发明农业。假如其他条件都不发生变化，他们甚至可能至今还在泰晤士河和蒂斯河河岸上烤野栗子、刺麋鹿呢。但是撒切尔法则意味着其他条件不可能不变化。

外护墙

150年前，在考古学兴起的早期，后来投身这个领域的几乎每个人当时都在学校读过经典著作。希罗多德、恺撒，还有其他人，都描述过大迁徙怎样改变了历史进程。这些大迁徙包括希腊人和罗马人自己的，也有克尔特人、日耳曼人和匈奴人，以及后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维京人的。毫不奇怪，当这些考古工作者长大并开始亲自发掘历史遗迹时，他们倾向于在哪里都看到民族迁徙的迹象。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农业（以及纪念碑建造、金属加工、写作和许多其他想法）始于中东，后来传到了中欧，更晚才传到群岛。几乎所有的考古学家都认为，是移民把这些创新从东南带到了西北。

然而，学者的天职就是辩明真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些考古学家开始质疑：经典著作所讲的这个故事是否真的显而易见？农耕、纪念碑建造、金属加工和书写在新世界肯定是独立发明的，那么难道它们在旧世界就不可能多次被独立发明出来吗？人类学家已经证明，习俗完全可以在人们根本不迁徙的情况下传播，比如通过贸易和模仿。放射性碳定年法（一种1949年才发明的新科学技术）表明巨石阵太古老了，不可能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由希腊移民建筑师建造的。具有大胆怀疑精神的人会问，假如就连巨石阵都是当地人创造的，那么用大迁徙解释一切的整个概念是否都是错的？像恺撒或19世纪欧洲帝国统治者这样的人，很容易想象像他们一样的人始终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然而现在，在一个非殖民化的时代，另外的解释似乎更有道理。

于是，现代考古学中最大的（有时也是最龌龊的）争论之一开始了。鉴于它在接下来的几章中会多次出现，我想在我们第一次遇到它的时候，稍微介绍得详细一些。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我还是一名大学本科生时，考古学界的正人君子们仍然对非迁徙理论嗤之以鼻，称之为哗众取宠和一派胡言，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专业人士都悄悄地改变了立场。一位评论家颇为悲伤地指出：“在一些考古学家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等式，以往任何涉及人口流动的模式都等于头脑简单。” ^[5]

对仍然在做这个等式的学者来说，我关于“不平衡”在一个地方出现，然后在传遍整个地图后“逐渐消失”的说法，一定显得头脑特别简单，但事实上，新的科学方法正在使这种简单的头脑重新流行起来。从古代骨骼中提取DNA的更好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使迁徙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尽管对新数据的解释仍有争议。遗传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得出的一些结论，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被断然否定；21世纪20年代流行的许多理论，在20年后无疑会显得同样荒谬。然而，也有其他新方法在支持高流动性。一种叫作稳定同位素分析的方法表明许多人在具有一种地质特征的地方长大，却死于并被埋葬于具有另一种地质特征的地方。我们的身体依靠我们食用的植物和动物长出骨骼和牙齿，而这些动植物又从它们饮用的水中吸收碳、氧、氮和锶。每种元素的同位素形式因水流过并溶解的特定岩石而不同。因此，如果一个成年人牙齿（通常在12岁时长成并封于牙釉质中）中的同位素与他/她骨骼（在我们一生中会不断更新）中的同位素不同，那么他/她一定是在一个地方长大，在另一个地方死亡的。将这些方法和其他新方法结合起来，看上去考古学家们（我承认自己也在犯错误的人当中）将流动性从历史上抹去——或者更准确地说，将流动性定义得太过狭隘，排除了大规模长距离迁徙的可能性，是过于草率了。

他们（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科学并不是学者们观察历史的唯一透镜。随着种族问题在上流社会成为禁忌，考古学家们在20世纪60年代都不再讨论迁徙问题，然后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随着民族主义者将种族问题重新提上政治议程，考古学家们又开始讨论起迁徙问题，这不可能是巧合。政治正确必然是这种模式的部分原因，但也只是一部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迁徙论的批判者赢得了众多追随者，因为他们说服了诚实的学者：许多旧理论不仅到了种族主义的边缘，而且对基因、身份认同和考古发掘成果之间关系的认识是粗糙、草率和完全幼稚的。同样地，迁徙论的支持者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赢回了追随者，也是因为他们让新一代同样诚实的学者相信：最新的技术（及其与常识相比较）表明过去的人的确是在大规模长距离地四处迁徙。新技术并不意味着迁徙可以解释一切，正如旧观念不意味着迁徙什么也解释不了一样。它们仅仅意味着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就农业在整个欧洲的传播而言，迁徙论的优点现在似乎势不可当。我一会儿会谈到遗传学，但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数学问题。一个变成农田的山谷所能容纳的人口，往往是用于狩猎和采集的山谷所能容纳人口的10~100倍。因此，随着中东人变成农夫，他们的数量成倍增长。当他们填满了他们出生的山谷时，就要出去寻找新的山谷。他们从这些新开发的地方，一次又一次地出发，再去开发新地方。贫穷的人、绝望的人和胆大的人，带着他们驯化的种子和牲畜，开始寻找新的家园。

就像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中东难民一样，几千年前逃离苦难和/或寻求机会的人们，也是通过两条主要路线前往欧洲的：一条是海路，穿越地中海；另一条是陆路，穿越巴尔干半岛（图1.7）。像现代的难民一样，他们通常会发现，无论走哪条路，新的家园都已经有人居住了。然而，在这一点上，史前和现代的移民遭遇不同。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欧洲居民的数量远远超过中东移民，而且更有组织，但在古代，情况往往恰好相反。渐渐地，欧洲的土著狩猎-采集者被迫面对艰难的抉择。

当地人的一个选择是忽略新来的人。有时候这似乎很奏效，特别是当觅食者和农夫更喜欢不同种类的地域时，情况通常也是如此。觅食通常在树林和湿地中最为适合，而农耕在排水良好的斜坡上效果最好。这些斜坡上的轻质土壤用早期农夫原始的锄头和犁来翻耕合适。一项对骨骼进行的化学分析表明，在德国的部分地区，觅食者和农夫并肩生活了2 000年，前者狩猎野生动物、捕鱼，后者则吸收了家养牲畜提供的蛋白质。然而，在现代欧洲农民到达好几个大陆的海岸时，那里的猎人和牧民都会发现，共存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19世纪30年代，一个印第安科曼奇人告诉一个得克萨斯人：“白人来了，砍倒了树，盖起了房子，扎起了篱笆，水牛们害怕了，跑了，再也不回来了，印第安人只能挨饿，而如果我们追逐猎物，就会侵犯其他部落的猎场，随之而来的就是战争。” ^[6] 最糟糕的情况是，移民会源源不断而来。即使他们最初远离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次优，但对当地狩猎-采集者来说意味着一切的土地，最终还是会逐渐侵占它。

因此，一些觅食者会改弦易辙。只要身后还有更多的森林，他们就会径直逃走。然而，这只是权宜之计。在人口繁殖上总是超过觅食者，从而渴望土地的新一代农民，迟早会赶上他们。农民们犁开土壤，烧毁森林，吓跑猎物。他们不断进逼，直到把猎人和采集者赶进自己不想要的恶劣地方，或者让他们无处可去。

如果逃跑没有用，觅食者可能会转而战斗，寄希望于袭击足够多的农场，烧毁足够多的庄稼，杀死足够多的牛，使入侵者放弃并离开。但这似乎是最少见的做法。考古学家在农业地区的边境几乎没有发现暴力的迹象。通常情况下，在农业出现几个世纪后，焚烧农庄和/或加强农庄防御才会变得普遍。一些遗址里挖有大坑，堆放着随意丢弃的残缺不全的尸体，有成年男女，也有儿童，甚至留有酷刑和吃人的证据。考虑到时间，这些反映的很可能是农民之间的战斗，而不是猎人对农民的袭击。也许觅食者的人数太少，动武没有胜算。

最后，如果猎人和采集者无法与新来者并肩生存，也无法逃离或击退新来者，他们还可以选择加入新来者，放弃游荡的生活方式，定居下来，自己耕种土地。这一过程可能持续好几代人，从采集坚果到耕田犁地，不是靠一次勇猛的飞跃就能完成的，而是要缓慢地滑向新的生活方式。随着新来者不断到来，资源压力不断增大，一个觅食的家庭可能会做出决定，少花一点时间徒步去寻找野生植物，多花一点时间在园子里种菜和打理特定的地块。在20世纪，人类学家在非洲、亚马孙河流域和新几内亚时常会发现，使用石器时代技术的农民的流动性仍然相当强。他们通常是在森林中烧出一片空地，一直耕作到土壤肥力下降，然后离开，再到其他地方烧出一片新的空地。在史前的欧洲，人们可能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只有当人口压力增大时，他们才会开始给花园除草，然后锄地，最终耕地和施肥——到那时，他们就像携带中东基因的移民一样，是一个农业家庭了。

某个人在某个地方，可能尝试了这些基本主题的每一种变体，从觅食到农耕的转变，肯定比一个像图1.7那样的地图所显示的更为复杂。爱尔兰海岸费里特湾有一个狩猎-采集营地，或许说明了这一点。大约在公元前4350年，有人扔掉了几块属于一头家养牛的骨头，然而在方圆600千米内没有任何这种牛的踪迹。这些骨头可能是在熏制或腌制的牛肉里，被一些勇敢的旅行者作为纪念品漂洋过海带到这里的，结果却像我母亲做的咖喱饭在我外祖父那里一样，遭到了当地人的嫌弃。没有人对不同基因的异国食品有足够的兴趣，想进口活牲畜，或者驯养当地的野生牛。觅食者继续走自己的老路，农业仍然不是他们的选择。

每个小地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结局都一样。反抗是徒劳的，最终我们用数字来说话，其分量总是最重的。现代欧洲人的DNA中，只有不超过20%（也许更接近于10%）能够追溯到像切德人那样的觅食者。其余的全都属于后来的移民。英国诗人威斯坦·休·奥登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写道：“历史为失败者/也许叹了一口气，但没有帮助，也无法赦免。” 对欧洲的猎人和采集者，也要叹声“唉”，他们是不平衡消弭过程中的受害者。

然而，如果人数使农业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有时也会迫使觅食终止，因为大约在公元前5200年，从法国到波兰，农业的进步都停滞了（图1.7上部）。在以平均每年超过一千米的速度扩张了1 000年之后，农业地区的边界在距离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波罗的海仅80千米的地方停住了。在接下来1 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止步不前。

这是后来英国历史上最重要模式之一的已知的最早例子：一道防御的外缘，无论是什么类型，可以阻止不受欢迎的消弭不平衡的进程，阻止它们到达英格兰对面的欧洲大陆海岸。第一个谈论这种屏障的人，似乎是威廉·塞西尔。他是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最有影响力的顾问，他于1567年提醒女王，低地国家和德意志的盟友构成了“英国真正的外护墙” ^[7] 。伊丽莎白一世认识到维护由盟友构成的外护墙，可能是让西班牙势力远离北海海岸，从而远离不列颠群岛的最安全的办法，于是她拼凑出军费，派遣英国军队去帮助荷兰反叛者。同样的战略原则一直维持到1949年。那一年，未来将成为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对欧洲委员会说：“英国的边界不在英吉利海峡，甚至不在莱茵河，至少要到易北河。” ^[8] 塞西尔和麦克米伦都不知道，这道外护墙作为英国抵御入侵的屏障，已有7 000年了。

可以肯定的是，公元前5200年的外护墙与1567年或1949年的外护墙极为不同。在石器时代，没有女王或首相来组织联盟。史前的外护墙就是科学家们所说的自组织系统：没有人负责，但秩序无论如何都会从混乱中生成。数十亿个细胞构成身体，数千只蚂蚁构成蚁群，这些都是自组织系统的经典例子。数以百计的觅食者小群体，于公元前5200年左右聚合成一种狩猎-采集超有机体，也是这种情况。尽管没有人发号施令，但它的合力足够强大，足以阻止农业引发的不平衡逐渐消弭。

考古学家在史前埃及、泰国、朝鲜和日本，都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每一处，农业停止前进，都是在到达一个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富饶水域的边缘（通常是海岸，偶尔是河岸）时。那里的湿地充满了野生食物，尤其是贝类。这些地区的觅食者营地（通常以人们丢弃的成堆海螺、牡蛎、海蛤和扇贝的壳为标志）都是考古学家在世界各地发现的最大、最丰饶和最富裕的营地。

这些得天独厚的环境能够养活的觅食者众多，使农夫通常享有的人数优势消减，甚至逆转了。在布列塔尼和丹麦的一些狩猎-采集营地，考古学家也发现了坟墓里有磨光的石头首饰和武器，这些通常被解读为政治权力的象征。这些人口密集、物质丰富的觅食者，可能拥有真正的首领，这也削弱了农夫在政治组织方面的优势。在没有刻意打造的情况下，一个觅食者的外护墙在公元前5200年左右有效地推迟了撒切尔法则的生效时间。在这道墙的庇护下，与世隔绝的狩猎-采集者又将他们的游荡生活方式延续了30多代人。

还不完全清楚为什么，大约在公元前4200年，外护墙最终崩溃了。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是农夫施加了太大压力，另一些人则认为是觅食者一方的诱因发生了变化，农业变得更具吸引力了。无论答案是什么，结果对不列颠来说都是灾难性的。1940年，当德国坦克突破了英国在低地国家的外护墙时，丘吉尔向国民保证：“我们要在法国作战，我们要在海上作战，我们要在空中作战……我们要在田野里、街巷中、山丘上作战。我们永远不投降。” 但是在公元前4200年，这些选项都不可行。一旦外护墙垮了，游戏就结束了。狩猎-采集者中没有像丘吉尔一样的人来组织不列颠人保卫英吉利海峡，抵抗进逼的农夫。即使有这样一个人物，小皮船也无力搭载巡逻队以抵御袭击者，阻止他们使用海洋。外护墙失去后，从墙后面直到大西洋，每一英亩（约0.4公顷）可耕土地都保不住了。

在犁铧下

在2016年公投前一个月，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罗伯特·施里姆斯利决定对“脱欧”争论双方盛行的末日论调开个玩笑。他猜测，接下来的一星期将以戴维·卡梅伦的演讲开始。卡梅伦会警告说：“如果投票结果是赞成‘脱欧’，‘可能会让我们在星期四就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这番话没能吓倒人们，卡梅伦会补充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结束，英国就可能陷入第四次世界大战。”施里姆斯利猜测，鲍里斯·约翰逊会在威尔特郡的一个大洞穴前发表自己的演讲予以回击。 “他会说，一旦所有移民涌来抢走英国人的家园，英国人就将被迫住进那个洞穴里。他还会补充说，英国公民甚至可能得不到最好的洞穴，因为这些洞穴将全部被送给保加利亚人家庭。”然后奈杰尔·法拉奇会在同一个洞穴外摆造型。“他说这个洞穴甚至不会提供给保加利亚人，因为土耳其全部人口都会住进去。”

可笑的是，当撒切尔法则在公元前4200年后恢复运行时，施里姆斯利杜撰的场景恰好成了现实。祖先于2000年前离开中东，然后在欧洲各地迁徙的移民们，在接下来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仅夺取了所有洞穴（并不是说人们不再住洞穴了），还夺取了群岛上几乎所有其他土地。DNA的研究表明，在公元前4200年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新来者取代了大约3/4的本地遗传种群，并严重破坏了另外1/4人的游荡生活方式。这是狩猎-采集者的末日。

欧洲大陆最勇敢的农夫将牛、羊、猪和装满小麦和大麦种子的袋子拖上皮船，划过英吉利海峡，于公元前4100年来到泰晤士河河口。他们在那里繁衍生息，组成大家庭，向岛屿腹地挺进。越来越多的移民来到肯特，甚至有更勇敢的人从布列塔尼出发，穿过200千米的开阔海域，经兰兹角（意为“地的尽头”）进入爱尔兰海（图1.8）。人类和家畜也不是仅有的在迁徙的动物：大约公元前3800年，被称为奥克尼田鼠的一种毛茸茸的小啮齿动物的骨头，开始出现在苏格兰的群岛上。这些田鼠在欧洲大陆上有基因相近的亲戚，但在不列颠群岛上没有，这几乎肯定意味着它们是作为偷渡者，从南方气候的地区（远至西班牙）搭船来到奥克尼群岛的。还有一种啮齿动物，是一种很小的鼩鼱，是在比利牛斯山脉进化而成的，除了那里，只在爱尔兰被发现过。它们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进行了类似的迁移。

农夫们一旦漂洋过海到达不列颠群岛，流动性就比土著觅食者低多了，尽管像通常一样，人与人之间差异很大。对格洛斯特郡黑泽尔顿北墓地出土的骨骼进行的同位素分析表明，那里的第一批农夫确实定期短途迁移，但其他农夫都只扎根在一个地方。最好的证据来自杂草。我们对杂草有很多了解，因为每当石器时代的农家主妇清理她的烤箱时，烧焦的面包碎屑（和里面烧焦的种子）都会被扔进垃圾堆，整齐地包装好，等待考古学家们发掘。这些种子表明，当早期的农夫收割他们的田地时，他们带回的不仅是小麦和大麦，还有猪殃殃、车前草和野生燕麦。这些都是只有在不断耕种的田地里才会茂盛的杂草，这意味着农夫们经年原地不动。

一些移民，特别是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移民，还建造了坚固的由木材和茅草搭成的农舍，这再次表明他们短期内不打算离开。这些房子通常大致呈长方形，分成几个房间，大小与公元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英国住宅大致相同（约100平方米）。与觅食者的棚屋相比，他们的住宅豪华多了，里面发现的物品证明农夫比他们所取代的觅食者更为富裕。房子里堆满了东西，尤其是用于烹饪、饮水和储存的陶器。公元前4200年以前，不列颠群岛还没有陶器；到了公元前3800年，就几乎到处都有了。

这些农夫当然穷得要命，但并不像他们所取代的觅食者那样普遍极端贫困。移民们从欧洲大陆引进了磨制石斧的技巧，而不仅仅是将它们凿成一定形状，从而造出了更有效的工具，来砍伐树木，为农业开垦土地。为了寻找更好的石头，他们采用了欧洲的采矿方法，在南部丘陵的白垩地带凿出了15米深的竖井，找到了最丰富的燧石矿脉——对仅装备着骨头、石头和木制工具的挖掘者来说，这可是不小的成就。

建造农场和开采燧石是觅食者从未尝试过的复杂工作，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不列颠的狩猎-采集者几乎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什么痕迹（我将在第2章讨论一个特别的例外），但在公元前4000年之后，农夫们开始改变这片土地，并留下了无数引人注目的纪念碑式重大建筑。这些重大建筑主要有两种类型——供活人用的（没有墓葬的）和供死人用的（有墓葬的），但两种通常都需要挖沟，有时是长达好几千米的沟，还要堆积起大土堆。考古学家在大多数供活人用的遗址中几乎没发现任何东西，而且遗址很少建于良好的防御位置。因此，由于没有更好的理论来解释，我们通常假设它们是用来聚会的，但人们为什么在那里聚会，为什么觉得需要挖这么长的沟渠，原因尚不清楚。

给死人用的重大遗址提供了更多的线索。觅食者很少为逝者花大力气，他们潦草地处理遗体，以致考古学家很难发现觅食者的尸体。不过，公元前4000年之后，不列颠的农夫建造了十多种不同类型的坟墓，大多是基于欧洲大陆的模式。有些里面有大块的石板，另一些则是一堆堆泥土。考古学家称为“长冢”的那种古坟可能有100米长。目前有1 000座长冢留存了下来，原先一定还有更多。建造一座中型的长冢需要大约7 000小时（10个成年人终日劳作，可能要几个月才能匆匆拼凑出一座），大型长冢则需要两倍的时间。那是一种惊人的能量的喷涌。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列颠农夫（以及他们在欧洲大陆的祖先）会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19世纪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这些重大遗址可能是在挑战觅食者的“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首领”的关于主权和身份认同的理论。如果你去参观已经恢复了原有恢宏气势的长冢，比如格洛斯特郡的贝拉斯丘（图1.9），会很容易想象到这样的情景：在铅灰色的天空下，监工正在鞭打成群做苦工的奴隶。奴隶们将一桶桶的泥浆倒在一个越来越大的土堆上。土堆是为纪念一位强大国王的荣耀而建立的。但如今，已经很少有人支持这种想法了，主要是因为在任何长冢下都没有发现哪怕是隐约有点像王室墓葬的迹象。

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供死人用的重大建筑，非但没有彰扬似乎不可避免地伴随农业社会而来的不平等，反而破坏了这种不平等。土丘下的尸体经常会经历复杂的循环：先是被埋葬，等肉腐烂了，再被挖出来，肢解，然后有意地混合在一起。有时它们又会被再次挖出来，带到位于另一个地方的最后安息地，从而为新一代的死者腾地方。很难找到比这更具公共性的事情了。对此的一种解释是，建土丘、将骨头混合和挖沟，全都是一种机制，目的是缓解因不平等加剧而在社区内部和社区之间造成的紧张关系。这种纪念碑式重大建筑可能有助于创造新的身份和主权认同，将建造者和使用者与他们耕种的特定地方，而不是与狩猎-采集者游荡的更广阔地域联系起来。公共墓葬甚至可以用来表明特定群体对土地的所有权，表明这些土地是他们自己的祖先辛辛苦苦地从野外开垦出来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暴力争端并不鲜见。在我们这个时代，大约每5 000个英国人中就有1人死于暴力（比我在本章前面提到的全球分数1/140好，但比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分数1/100 000差），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在英国和爱尔兰早期农夫坟墓中发现，每50个头骨中就有1个的左侧有凹陷性骨折，就像几千年前导致切德人死亡的凹陷一样。人们在大约100具骨架中发现了石制箭头，其中一些嵌在椎骨和肋骨中。有时我们甚至会发现大规模战斗的迹象。在多塞特郡的汉布尔登山，有一个保存不佳但发掘完好的遗址，在两个世纪中被攻击了三次，每次都发现有被烧毁的建筑和数百个箭头（在英格兰发现的最古老的弓，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像亨利五世的弓箭手在阿金库尔战役中使用的紫杉弓一样）。最后一次攻击发生在大约公元前3400年，彻底摧毁了汉布尔登山。一名男子显然在胸前挂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他中箭后，又被一堵正在燃烧的墙倒下压死了。

就像在欧洲大陆一样，大多数暴力事件的证据都可以追溯到农夫到来很久之后，但考虑到在这一过程中幸存下来的狩猎-采集者的DNA很少，我发现很难想象这种更替是和平的。我在之前提到过，欧洲大陆的觅食者和农夫有时会并肩生活上千年，但是新的生物分子技术揭示的英国迄今所知的觅食者与农夫共同生活的唯一例证，在赫布里底群岛的奥龙赛岛上，只持续了几个世纪。对英国的土著觅食者来说，公元前4200年后外护墙的坍塌，似乎意味着流动性的无法控制、安全的崩溃、主权的丧失以及他们古老身份的终结。唉！

英国前首相斯坦利·鲍德温的《关于英国》一书，于1926年出版，距他自己时代的外护墙坍塌只有14年。他在书中沉思道，“英国一道永恒的风景”，就是“一支犁耕队正在翻过山顶，自英国成为一片土地以来，这一直就是英国的风景” ^[9] 。他说错了。犁耕队在英国历史上只是中途出现的，而且远非永恒，他们的到来是对这个群岛有史以来最大的破坏之一。对英国来说，永恒的不是农业，而是无情的地理逻辑。

[1] Selina Brace et al.,‘Ancient Genomes Indicate Population Replacement in Early Neolithic Britain’,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3 (2019), pp. 768–769.

[2] Barry Cunliffe, Britain Begins (2013), pp. 127–128.

[3] Friedrich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1972[1884]), pp. 18–25.

[4] Richard Lee, The !Kung San (1979), p. 348.

[5] Peter Heather, Barbarians and Empire (2009), p. 19.

[6] Spirit Talker/Muguarra to Noah Smithwick (Comancheria, 1838), from s. C.Gwynne, Empire of the Summer Moon (2010), p. 111.

[7] William Cecil, Baron Burghley (1567), from R. Wernham, Before the Armada (1966), p. 292.

[8] Harold Macmillan, speech to the Council of Europe, Strasbourg (August 1949), from Hugo Young, This Blessed Plot (1998), p. 113.

[9] Stanley Baldwin, On England (1926), p. 6. 4kgkegyeB1Tsfk+HmTEBwwBqkjCxAnPbrxmetaK8M9cJ7E8HqWF//pjCIs0AbZj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