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英吉利海峡有大雾

在我小时候，外祖父（图0.1）曾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讲，当他像我这么大时，天气预报总是说：“英吉利海峡有大雾，欧洲大陆被隔断了。”像众多笑话一样，其幽默之处在于模棱两可。外祖父是在说这个国家堕入了迷雾中，还是英国人妄自尊大？是两者皆有还是两者皆无？他从来没有说破。自从他上一次这样说，已经过去了40多年，这笑话听起来似乎更加犀利了。2016年6月23日，英国公投脱离欧盟。还没等那个星期结束，首相（一连四位栽在欧洲问题上的保守党首相中的第三位）就下台了。工党国会议员也给他们自己的领袖投了不信任票。世界上2万亿美元的财富蒸发了。一点儿也不好笑。

全民公投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决定就发生的事写一本书。我知道数以百计的其他作者也会做出或者已经做出了类似决定。事实上，第一批关于英国“脱欧”的书在接下来的几星期内就出版了。我觉得这本书无论如何都值得一写，因为我认为它会与其他书极为不同。大多数关于英国“脱欧”的书关注的都只是从戴维·卡梅伦宣布支持公投到英国实际“脱欧”的7年（2013—2020年）。一些书会追溯到1973年，也就是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时间，少量会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末，那时建立欧洲联盟最早的切实计划刚刚浮出水面，还有寥寥几本会从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或西班牙无敌舰队谈起。在我看来，这些全都不够。只有当我们回顾自后冰期海平面上升，开始将不列颠群岛与欧洲大陆分隔开的10 000年，才能看清一直以来推动并将继续推动英国历史发展的更大格局。

我并不是说我们会在巨石阵的岩石上找到外交政策建议或者有关英国人特性的永恒真理。考古学家曾经恰当地嘲讽过说这种蠢话的人。然而，只有在几千年的时间跨度上，推动英国与欧洲和更广大世界的关系发展的力量才能清楚地显现出来。我们只有把事实放到这个框架中，才能看清为什么英国“脱欧”在一些人看来势在必行，而在另一些人看来糟糕透顶，以及“脱欧”接下来会走向何方。

从长远看问题，并不是什么新观念。早在1944年，业余历史学家温斯顿·丘吉尔就曾提出建议：“你向后回顾得越长，向前展望得也就越远。” 然而，几十年后专业历史学家们才开始重视他的建议。直到21世纪初，历史学家们才对我们今天所说的“大（或深）历史”真正产生了兴趣，研究起跨越数千年、影响全世界的趋势。大多数大历史著作，包括我本人写的几本书，都是从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发生的事件细节中抽身出来，从全球视野来讲故事。在此，我要把望远镜倒转过来，从总览全球转为放大局部。毕竟，历史是由真实的人创造的，粗线条的东西并不值得仔细审视，除非它能帮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理解生活。我的计划是用大历史的方法，把“脱欧”后的英国放到后冰期数千年来英国与欧洲及更广大世界的关系的背景下进行考察。

即使是现在，距丘吉尔提出建议已经过了3/4个世纪，仍然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放眼长远。例如，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大卫·艾杰顿在其杰出的著作《不列颠国家的兴衰》中说，“‘脱欧’是近期才发生的现象，原因就在此时此地”，“与悠久的历史无关”， ^[1] 这番话本应引发激烈争议。在随后的篇章中，我将试图展示英国“脱欧”实际上与深远的历史息息相关，只有从长远、广阔的视角观察才能理解它，大历史甚至能让我们看到英国“脱欧”在未来一个世纪可能意味着什么。

人们最少提及的事情

英国“脱欧”公投两个月零一天后，激烈反欧的英国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了美国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他在那里发表了讲话，以支持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尽管英国铁杆亲欧报纸《卫报》称：“在人群中随机进行的一项快速调查显示，80%的人从未听说过法拉奇或英国‘脱欧’事件。” 法拉奇没有被吓倒，他解释说，特朗普邀请他是因为英国独立党激励了数百万普通民众，“他们相信通过走出去投票支持英国‘脱欧’，可以重新控制自己的国家和边境，重新获得骄傲和自尊” ，就像特朗普认为自己在美国所做的一样。

法拉奇在其竞选活动中始终如一。他认为英国“脱欧”实际上关乎5件事：身份认同（英国人认为他们自己是谁）、流动性（谁在进出不列颠群岛并围绕其活动）、繁荣（岛民有多富有，他们的财富如何分配）、安全（他们在暴力面前有多安全），以及主权（谁来制定规则）。法拉奇坚称，其中“外来移民是绝对关键” 。其他任何东西（甚至包括现金）都无法与之相比。他解释说：“触动我们心弦的是，我们的GDP可能会因为大量移民而上升，但从中受益的是谁呢？是获得廉价劳动力的大企业……生活中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

法拉奇的听众们喜欢这套说辞。“你们必须控制边境，”来自附近密西西比州弗洛伦斯市的一位护士肯定地对《卫报》记者说，“人们说每5万（外来移民）中才有一个可能是恐怖分子。但如果我给你5万颗M&M巧克力，并告诉你其中一颗含氰化物，你还会吃上一大把吗？” 这是个好问题，尽管倡导自由主义的卡托研究所的计算表明，移民成为恐怖分子的概率实际上更接近1/29 000 000。法拉奇比大多数人更高明的是，他认识到在辩论中事实不如价值重要。真正的问题不是英国人是谁，而是他们应该是谁，不是谁进入或离开英国，变得富有或贫穷，是否暴力或告诉英国人该做什么，而是谁应该来做这些事情。

很多人认为法拉奇是错误的。在福布斯商业网站看来，似乎只有3个问题很重要，而不是法拉奇所说的5个问题。尽管《财富》杂志也认为有5个问题很重要，但它选择的是另外5个问题。BBC（英国广播公司）认为有8个问题很重要，《独立报》和《太阳报》各自提出了10个问题，激进反欧的《每日邮报》则认为重要问题不下20个。亲欧小说家菲利普·普尔曼也不甘示弱，在投票后对《卫报》记者撂下重话：“这场灾难有上千个肇因。” 出口民调显示，就连这都是低估：一些人投票赞成“脱欧”，是因为他们认为赞成留下的人肯定会赢；还有许多人声称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投票；此外，法拉奇本人所在的党中有7%的人反对离开欧盟，这完全不合逻辑。在对12年的民调数据进行了一系列统计检验后，政治学家哈罗德·克拉克、马修·古德温和保罗·怀特利在他们合著的《“脱欧”：英国为什么投票离开欧盟》一书中总结道：“英国‘脱欧’的决定险胜……反映了人们的算计、情绪和各种触发因素的错综复杂的混合。” ^[2] 他们显然是对的，但法拉奇说的也没错，他提出的五大因素抓住了人们思考的足够多的问题，所以他能赢。

事实上，法拉奇似乎比他自己所知道的还要正确。大历史表明，身份认同、流动性、繁荣、安全和主权不仅仅在2016年是人们的首要关切：它们一直为人们所担忧。在现存的关于英国的最古老的文献之一中，罗马作家塔西佗向我们表明，当地人早在2 000年前就已经在争论这些问题了。塔西佗说，随着罗马把不列颠尼亚拖进自己的帝国，一些不列颠人欣喜于暴力征服者带来的先进文明和显赫辉煌，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来自大陆的一切都是腐化堕落的。罗马施展了它所有的魅力和软实力，以确保前一种观点战胜后一种。结果，塔西佗说道：“（不列颠人）非但不讨厌拉丁语，反而渴望讲好它。同样，我们（罗马人）的民族服装也流行起来，托加随处可见。” ^[3] 然而，他补充道——怎么听他都像是在接受《每日邮报》的采访，尽管“无戒心的不列颠人将这些新奇事物称为‘文明’”，但更明智的人则认为，“它们实际上只是他们所遭受的奴役的一部分”。

在某些意义上，自那以后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1世纪和21世纪一样，拥抱更广大世界的不列颠人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广阔而开明的，他们的反对者是狭隘和无知的；而那些更注重本地性而非全球性的人则认为自己才是心胸宽广而民主的，他们的对手是狭隘和精英化的。“他们愚蠢、守旧、落后，他们是种族主义者。” 法拉奇声称，在2016年世界主义精英们就是这样看待他的（就此而言，也是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的。自古以来，亲欧人士就害怕被拿着干草叉的农夫拖入深渊，而恐欧人士则憎恶被一小撮“无所不知的家伙”指手画脚。亲欧人士们曾嘲笑过前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因为他在公投前三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这个国家的人已经受够了专家们” ^[4] ，但他不过是在重唱几千年前的老调。

不过，在另一些意义上，一切都变了。如今的英国人对身份认同、流动性、繁荣、安全和主权的看法，与丘吉尔时代大不相同，更不用说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雷利和德雷克的时代，或者尤利乌斯·恺撒的时代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历史的视角似乎表明，某种另外的因素（某种更深层次的因素）最终决定了人们对这5种力量的看法。这种另外的因素就是地理。

某种意义上，这一点尽人皆知。2010年，时任首相戴维·卡梅伦在被问及他最喜欢的童年读物时，选择了亨丽埃塔·马歇尔写于1905年的趣味盎然的《岛国故事》。该书讲述了岛国性如何造就了不列颠人（或者像作者通常所说的，英国人）的性格。历史学家罗伯特·图姆斯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他那引人入胜的著作《主权岛屿》，开篇就讲述了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地理先于历史。岛屿和大陆平原不可能有同样的历史。” ^[5] 说得很对。但是，地理的意义远比卡梅伦、马歇尔或图姆斯所承认的要重大。虽然英国的自然形态几千年来变化都不大，其海岸、河流和山脉多多少少还像巨石阵（图0.2）建成时一样，但地理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长远的观点认为，地理的意义始终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技术，特别是与旅行和通信相关的技术分支；二是组织，尤其是那些使人们能有效地利用新技术的组织。因为技术和组织在不断变化，所以地理的意味也在不断变化，随着它的变化，身份认同、流动性、繁荣、安全和主权的意味也在变化。英国“脱欧”只是古往今来关于英国地理意义争论的最新一轮表现。

法拉奇（和自罗马时代以来的几乎所有政治人物都）重视身份认同、流动性、繁荣、安全和主权，因为这些就是我们直接体验地理影响的主要方式。因此，它们成了我们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关心的问题，也成了政治人物在大部分时间里谈论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想知道这些力量为什么会这样影响我们，以及它们下一步会把我们带向哪里，必须更深入地挖掘。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将近2 500年前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他那个时代最可怕的事件是公元前431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一场野蛮的战争。他评论道，当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分析当时的情况时，“战争最真实的起因（雅典人力量的增长及其在斯巴达人中引起的恐惧）其实是人们最少提及的事情” ^[6] 。只有当他把自己一生中发生的事件置于回溯将近千年的视野中，回溯到特洛伊战争时，才能确定最真实的起因。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真正想知道英国人为什么在2016年投票离开欧盟，以及这个决定对21世纪意味着什么，就必须面对人们最少提及的事情。

三幅地图

像大多数地理故事一样，我的故事也最好通过地图来讲述。其中3幅地图将承担主体任务。英国与欧洲及更广大世界的关系，在过去8 000年间经历了3个主要阶段，这3幅地图各代表了其中一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最长的阶段，延续了7 500年。图0.3是大约7个世纪前，由一个被称为海尔丁厄姆和拉福德的理查的人绘制的地图，很好地总结了这一点。这幅地图很大，宽1.5米多，现挂在赫里福德大教堂的回廊里，令人赏心悦目。图中有不少理查所处时代和地方所独有的特色，比如依惯例把东方放在了顶部，因为那是耶稣预计要返回的地方，还有把耶路撒冷放在了中央，因为那里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地图中的许多细节，不仅在理查本人的时代，在此前7 500年的任何时候都是有意义的。

首先，理查的世界很小。对称性要求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圆形地图包括非洲和亚洲，但随着我们的目光向右上方移动，地图的细节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近乎于幻想，而粗略绘就的神话怪物成倍增加，填满了空白。对理查来说，就像生活在他之前的所有人一样，英国的舞台是欧洲人的，尤其是局限于地图左下象限的西欧人的。

其次，理查认为英国与欧洲大陆密不可分。他画的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没有莱茵河或塞纳河宽，甚至比尼罗河窄。他当然知道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水域可能相当危险：1120年，一艘载有英国王位继承人的船沉入了英吉利海峡，使欧洲政治遭遇了一次颠覆（不可否认，当时船员们都喝得酩酊大醉）。然而理查也知道，平安无事地渡过这片水域的人数大约是溺水人数的100倍。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是通道而不是障碍，英国与欧洲大陆的接近性远胜于它本身的岛国性。

最引人注目的是，理查虽然把英国视为欧洲舞台上的一个演员，却把它放在了舞台的边缘，而不是前沿和中央。地中海和中东地区更大、更富裕的国家（意大利、埃及、伊拉克等）则占据了聚光灯下的位置。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章中看到，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从人类的出现到农耕、冶金、写作、政府、帝国和基督教的产生，每一次伟大的变革都始于赫里福德地图上遥远的另一边。每一次这样的剧变，都在它开始的地方和其他地方之间创造了不平衡，然后这种不平衡又逐渐在整个空间中变得平衡。

这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始终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持续思考的问题之一。“不平衡”和“平衡”这样的中性词掩盖了大量的罪恶。“不平衡”实际上是社会之间的不平等，包括从财富、知识和资源到数字、效率和暴力的一切。有时候，“平衡”涉及创造力和人类精神的胜利；另一些时候，它意味着恐怖和屠杀。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众多种类的“不平衡”和各种版本的“平衡”，但有一个中心事实是清楚的。在其历史的最初7 500年里，这幅地图另一边发明的物品、制度、思想和价值观，几乎总是在率先到达了其他所有地方后，最后才到达不列颠群岛。

“最后到达”是个正确的说法，因为地图上没画比英国更远的地方。在理查看来，大西洋就是世界的边缘。可以肯定的是，在理查那个时代，很多欧洲人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在他之前的3个世纪里，全球气候变暖已使得北大西洋可以通行，维京人能够从挪威一路航行到纽芬兰。但理查像他那个时代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一样，对此并不在意。他关于地理的观念大多来自希腊和罗马作家，他们毫不怀疑，一旦看不见欧洲海岸，海员们就会坠入深渊。“过了加的斯，就是一团黑暗，我们决不能去！” ^[7] 诗人品达在公元前470年左右就警告过希腊人，“更远的地方是不可涉足的，无论你是智者还是愚者。” ^[8] 不听劝阻的少数无畏者，要么满怀失望空手而归，要么根本没再回家。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博在5个世纪后断言：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贫困和孤独，还有大海在奔流” ^[9] 。

赫里福德地图对品达和斯特拉博来说完全合乎情理，事实上，在理查绘制这幅地图之前的70多个世纪里，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在理查之后的将近两个世纪，它仍然合乎情理，当时另一位理查（英格兰第三位叫这个名字的国王）于1485年在博斯沃思战场上被剁成了肉泥。然而，又过了一个世纪，当莎士比亚写下他的戏剧《理查三世》时，赫里福德地图开始显得过时了。“全世界是一个舞台。” ^[10] 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一剧中）肯定地对英国人这样说，他是对的。一出新戏已经拉开帷幕，在这出戏中，英国实际上从地球的边缘走到了中心。到了1902年，当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绘制概括我的故事的第二幅地图（图0.4）时，英国的舞台已经囊括了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这个国家重新确立了自己的主角地位。

自海尔丁厄姆和拉福德的理查的时代以来，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当理查三世留下的创伤还未愈合时，欧洲人就已经开始建造足以穿越大洋并返回的船只了。大西洋还像以前一样宽广，但它这时已不再是一个障碍了，而正在变成通向世界的大道。

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海员率先突破了赫里福德地图边界（约翰·卡伯特是已知的第一个踏足美洲的“英国人”，但他其实叫祖安·沙博托，是威尼斯冒险家，只不过定居在布里斯托尔）。然而是英国，而不是葡萄牙、意大利或西班牙（甚至法国或荷兰）占据了麦金德地图的中心，原因是英国人擅长将新的航海技术与新型组织结合起来。自从小岛变成了群岛，它们与大陆的接近性总是胜过其自身的岛国性，因为任何能到达英吉利海峡的法国一侧的人，都能穿越海峡到达英国。赫里福德地图演变成了麦金德地图，是因为英国的政府想方设法建起了足以阻止敌人渡海的舰队。英吉利海峡仍像以前一样狭窄，但如果皇家海军能阻止敌人利用它，英国人的岛国性就会压倒接近性。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法国的路易十四和拿破仑，还有德国的希特勒，都领教过一旦岛民们主宰了大海，从英国的多佛尔到法国的加来之间的34千米，就会变得像100万千米一样宽。

绝非偶然的是，在16世纪90年代，莎士比亚成为第一个这样称呼英国的作家：

这一个镶嵌在银色的海水之中的宝石，

（那海水就像是一堵围墙，

或是一道沿屋的壕沟，

杜绝了宵小的觊觎，）

这一个幸福的国土，这一个英格兰。 ^[11]

乔叟和马洛礼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因为在14世纪90年代或15世纪90年代，这样的话毫无意义。到了莎士比亚的时代，英国政府才开始拥有足够强的组织性，能够将英吉利海峡变成“一道沿屋的壕沟”，并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完成史上最大胆的战略转折之一。实际上，他们从欧洲舞台上的次要角色变成了大西洋舞台上的主角；并且在他们的木墙保护下，将整个不列颠群岛统一成一个由伦敦进行统治的国家，同时建立了一个洲际帝国。

几千年来，产生于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各种各样的不平衡，传到英国时，就逐渐变得平衡了，然而如今英国变成了一个传播自己人员、商品和思想的地方。英国人驱逐或灭绝了北美、澳大利亚和（并非全部）新西兰的人口，并且控制了从开罗到开普、从亚丁到新加坡的一切。就连耶路撒冷（赫里福德地图的核心）也被英国官员统治了30年。

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惊人的成就之一，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是，为时太短。英国像巨人一样骑跨地球，但只持续了其8 000年历史的3%，而在那段历史95%以上的时间里，英国更像欧洲的穷表亲。我外祖父出生于1906年，仅仅在麦金德地图绘成的4年后，但当他在1980年去世时，麦金德地图已经像赫里福德地图一样过时了。

以赫里福德地图为舞台的英国这出戏的第一幕，在1500—1700年让位于第二幕，因为跨洋船舰将大部分世界拖入了一个新舞台，英国开始主宰这个舞台。在我外祖父的有生之年，在麦金德地图上上演的第二幕，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被第三幕所取代。新的技术——电报线路和燃油发动机、集装箱船和喷气式飞机、卫星和互联网——使地球空间缩小的程度甚至超过了16世纪的大帆船。正如17世纪和18世纪所发生的那样，人们的反应是建立新的组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当然还有欧盟，以利用变化了的地理意义。在过去的100年里，新技术和新制度把世界上如此多的地方联系在一起，使舞台变得如此广阔，演员如此众多，以至英国被挤出了聚光灯下。

一些理论家喜欢说，新的网络化的世界不再像前两幕戏那样有中心和边缘，但关于第三幕戏的地图（图0.5）表明情况正相反。这是一幅设计巧妙（虽然稍有些方位混乱）的地图，按照每个国家创造世界财富的比例 ，而不是其占据的自然面积来分配空间。这幅财富地图显示，地球上现在有三个中心：北美、西欧和东亚。英国不再像第二幕中那样是山中之王，而是栖伏于现代三座财富大山之一的边缘。中国、欧盟和美国，才是这个新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英吉利海峡和各大洋依然如故，但已不再是“沿屋的壕沟”。精确制导导弹和几乎即时的信息流使它们变得无足轻重。

如果说20世纪初欧洲和美国财富大山的崛起扭曲了麦金德地图的形状，那么21世纪初中国财富大山的崛起则完全打破了它的界限。“中国对世界平衡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世界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平衡。” ^[12]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2012年这样说道，“不可能假装只是又来了一个大玩家。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玩家。”

地理的新含义颠覆了关于身份认同、流动性、繁荣、安全和主权的既有观念。这些变化不仅搅乱了英国，也搅乱了整个西方。将近250年来，北大西洋周边国家一直是世界的重心。在西方，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容易（我外祖父作为一名钢铁工人，对此非常清楚），但即便如此，还是比其他任何人都容易，尤其是对中产阶级白人来说。直到最近30年，这种情况才真正开始改变。西方国家的生活仍然比其他国家容易，但已经不如以前了。再过50年，可能也会变得不容易。西方的优越性将不再得来全不费功夫。世界上的竞争更加激烈，旧的做事方式行不通了。难怪西方人焦虑不安。

20世纪30年代，在麦金德地图的时代还未落幕时，伟大的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就已经在担心，帝国的终结会“使英国沦为一个天寒地冻而无足轻重的小岛，我们不得不极其辛苦地劳作，主要靠鲱鱼和土豆为生” ^[13]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英国仍然可以自夸是世界第六或第九大经济体（取决于我们如何计算），拥有可能是世界第五强的舰队（仅次于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日本），并且是仅有的九个核大国之一。英国拥有全球第二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它还因为“通过吸引力和说服力实现目标的能力” ，在2018年被“软实力30指数”评为世界第一。（2019年这个第一的位置让给了法国，因为无休止的“脱欧”争吵使英国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了。）英国仍然是一位主要演员，尽管它已不再立于舞台中央。不过皇家海军已无力保卫本土岛屿的海岸或商业了。大英帝国已随风而去，爱尔兰的大部分也离开了英国，2014年的苏格兰公投距离独立也只差不到50万票。

在奥威尔之后过了一代人，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因为思考“大不列颠失去了一个帝国，却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角色” ^[14] 这样的问题，而引发了众怒。然而在艾奇逊之后又过了两代人，这种寻找仍在继续。英国是应该躲在美国这座大山的荫庇下，是在欧盟大山的斜坡上找块地盘更好，还是应该爬向中国？或者，它能在三座大山之间独辟蹊径吗？或者，它能把讲英语的老英联邦国家联合起来，立起属于自己的第四个山头吗？再或者，它能尝试同时扮演其中的几个角色，甚至在剧本中给自己写一个全新的角色吗？

到2016年时，英国人面临着一个紧迫的问题，但并不是那年夏天公投的问题——“英国是应该继续做一名欧盟成员，还是离开欧盟？”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脱欧”争论只是个小插曲。21世纪将属于中国，而不是欧盟。真正的问题是：在一个向东方倾斜的世界舞台上，英国——就此而言，还有其他西方国家——最适合的角色是什么？

第四幅地图

让这个问题如此难以回答的一个原因是，可以说根本没有“英国”这么个事物。欧洲西北海岸外有大约6 390个独立的岛屿，其中大约150个目前有人居住，地理虽然将它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但也将它们分散开来。因此，我想介绍第四幅地图（图0.6），它和前三幅地图一样值得我们关注。

没有任何两座岛是一模一样的，岛与岛之间的差别特别重要。最明显的是在两座最大的岛之间，爱尔兰岛和大不列颠岛（即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冰期后上升的海平面使爱尔兰和苏格兰被水隔开，但在此之前的几百万年里，演变成了爱尔兰岛的那块陆地在地质上就与大不列颠岛极为不同。爱尔兰岛形成了一种盆地地形，北部和南部是古老的砂岩和花岗岩高地，环绕着中间一片沙质、黏土质、多沼泽和湖泊的洼地。

贯穿大不列颠岛的第二条地理断层线，大致从德文郡的埃克斯河河口通到约克郡的埃斯克河河口。它将地势低洼、温暖而干燥（以英国的标准来看是这样），拥有较新的松软、肥沃土壤的东南部，与由较老、较硬的板岩和页岩高地构成的，较为寒冷潮湿的北部和西部分隔开来。简·斯特拉瑟的《米尼弗夫人》（在我看来，是史上最具英国特色的故事，或者应该说是最具东南部和中上阶层特色的故事）中有一篇文章对这条界线进行了精彩描述。她说，20世纪30年代，她驾车穿过埃克斯河—埃斯克河线向北行驶：

终于带着家人离开了平原，爬上了一片景色完全不同的地区。这里有陡峭起伏的小块田地、粗糙的石墙、啼哭的绵羊、尖叫的千鸟，孤零零的农舍被一丛丛梧桐树遮蔽着……不一会儿，大地的骨头从草丛中钻了出来，到处是像刻在地面上的疤痕般的石头和露出地表的岩层。更高的地方根本没有田地，只有光秃秃的荒野。 ^[15]

正是这样。

地理是不公平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生活在大不列颠岛北部和西部贫瘠土壤和爱尔兰黏重潮湿土壤上的人口，始终比生活在大不列颠岛东南部肥沃土壤上的人口少而穷；而大不列颠岛东南部的人口，又比西欧大陆更肥沃土壤上的人口少而穷。早在1932年，当英国考古刚刚起步的时候，先驱人物西里尔·福克斯就看出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是英国史前史和历史的悲剧，”他解释道，“关键在于，最适宜居住和最容易征服的地区都邻近入侵者最有可能到来的海岸。” ^[16] 他总结说，其结果是“在大不列颠岛的低地部分（东南部），源于大陆的新文化往往会强加于更早的或土著的文化。同时，在高地（北部和西部），这些文化又倾向于被更古老的文化吸收” ^[17] 。因此，地理推动了身份认同、流动性、繁荣、安全和主权。在大部分时间里，英格兰东南部历史都是关于如何应对来自欧洲大陆的新生事物的，而威尔士、英格兰北部和西南部，还有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历史，都是关于如何应对来自英格兰的新生事物的。

我是在英格兰中部城市斯托克长大的。这座城市就在将不列颠岛东南部与西部和北部分开的那条线的上方。这是一个中间地带，地理学家称之为“米德兰裂谷”，是威尔士的寒武山脉和英格兰北部的奔宁山脉之间的一条50千米宽的山谷——绝对不属于东南部，但也不完全属于北部或西部。在2016年的全民公投中，斯托克有多达69%的人投票支持“脱欧”，记者们开始将斯托克称为“‘脱欧’之都” 。2017年，当斯托克中央区（我十来岁时就住在那里）的议席出缺时，独立党非常看好自己的机会，以致刚刚取代奈杰尔·法拉奇成为该党领袖的保罗·纳托尔亲自出马竞选。他落选了（自1950年设立以来，这个议席每次都会落入工党囊中，直到2019年风水才轮转了一次，归了保守党），但仍然获得了1/4的选票。

我于1978年离开了斯托克，如今已有大半生的时间是在海外度过的，主要是在美国的芝加哥和加利福尼亚州。这些经历是拓宽了我观察英国的世界地位的视野，还是让我无可救药地脱离了现实，将由你来判断。但在2016年公投之前的一年中，我大部分时间都以LS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客座教授的身份，往来于威斯敏斯特区的重要建筑、剧院和餐馆。 这一定是地球上最国际化的地区之一［学生们一直在对我说，LSE代表的其实是“学说英语”（Learn to Speak English）］。这里关于身份认同、流动性、繁荣、安全和主权的看法似乎更接近旧金山，而不是斯托克。与我家乡的投票结果正好相反的是，2016年69%的威斯敏斯特人希望留在欧盟。

图0.6中的地区差异如此之大，以至我们在将它们归入“英国”这一标签之下时，可能会稍感犹豫。1916—1923年，至少有5 000人因为爱尔兰岛是否属于英国的分歧而倒在血泊中；在我的有生之年，关于爱尔兰岛的东北角是否属于英国，又导致了3 500人丧生——比死于美国“9·11”恐怖袭击的人还要多。在更早的几个世纪里，还有更多的人死于关于苏格兰和威尔士的类似争执。

难怪有很多人完全回避“不列颠”这个词。记者埃迪·霍尔特在2006年甚至半开玩笑地提议，既然“这些岛屿围绕着一片被称为‘爱尔兰海’的水域……那么走出合乎逻辑的一步似乎只是常识。想必没有人会对称它为‘爱尔兰群岛’有异议吧” ^[18] 。为了避免类似争论，爱尔兰和英格兰的官员们在起草联合文件时，都只说“这些岛屿” 。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曾写过一部上千页的关于这一地区的专著。他说，他曾考虑过采用“不列颠和爱尔兰群岛” ^[19] 、“欧洲近海岛屿”和“盎格鲁-克尔特群岛”等书名，最后才定下了有中立意味的“群岛”。

在本书中，我经常借用戴维斯的术语，但也使用“不列颠”和“不列颠群岛”来作为整个群岛的简称。理由如下。第一个理由是，这些名字已为人熟知，避开它们会让人感觉做作。它们可以追溯到现存最古老的讨论记录中。记录写于公元前330年左右，其中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或者是他的一个学生）说道：“两座最大的岛屿，阿尔比恩（大不列颠）和雅尔尼（爱尔兰），被称为不列颠群岛。” ^[20] 他所使用的希腊语单词 Brettanikai 可能来自克尔特语单词 Pretani ，意思是“涂画的人”或者“文身的人”。因为当恺撒于公元前55年来到这里时，看到一些不列颠人还在身上涂画，于是罗马人将他们在现代英格兰和威尔士建立的省份称为“不列颠尼亚”。大约公元100年后，就没有作者再提到在皮肤上涂画的事了；公元400年后，也没人提到文身了，但这个名字流传了下来。

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尽管地理因素以各种方式将群岛分开，但其统一的力量终究更大。将这些岛屿称为“不列颠”，并不意味着6 390个岛屿全都应该由伦敦统治，就像不意味着居住在这些岛上的人应该依然把自己涂成蓝色一样。“不列颠”这个共有的标签，只是承认了一个地理强加给我们的基本事实：尽管群岛上的人们可能争吵不断，但他们始终在一起。

路线图

正如历史学家们自修昔底德时代以来就在做的一样，我通过一个故事来阐释我的观点，说明事情是如何环环相扣的。我从公元前600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讲起，那时上升的海平面正在将群岛与欧洲大陆分开。本书的前半部分（第一篇《赫里福德地图》）将把我们带回1497年，当时卡伯特让我们看到，赫里福德地图实际上并没有展现整个舞台。这一篇的主要观点是，英国的历史总是由“它是大陆最边缘的一群岛屿”这一地理事实所推动的。

第二篇《麦金德地图》，讲述了随着英国的舞台扩展到大西洋和印度洋，英国所扮演的角色是如何发生革命性变化的。这部分占据了本书将近1/3的篇幅，尽管它描述的年代（1497—1945年）只占整个故事的1/40。在很多方面，这都是英国历史上最不寻常的部分，但并不是造成上述比例失衡的唯一原因。英国“脱欧”派在2016年经常高谈阔论，仿佛麦金德地图在某种程度上是世界的自然状态，一旦英国摆脱了与欧洲大陆的纠葛，它就会成为默认状态。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地理必须呈现出非常特殊的意义，才能使麦金德地图成为可能，然而到了1945年，这些意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第三篇《财富地图》，只涵盖了一个半世纪，即便如此，第11章还是用了大部分篇幅讲述尚未发生的事情。我在此并不想为2016年的公投再战。相反，我要问的是，主宰英国世界地位的万年逻辑能否告诉我们，这些岛屿下一步将走向何方，因为，尽管过去并非未来的极佳指南，却是我们拥有的唯一指南。

[1] David Edgert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Nation (2018), p. xx.

[2] Harold Clarke et al., Brexit (2017), p. 146.

[3] Tacitus, Agricola (98 CE), 21.

[4] Michael Gove Mp (3 June 2016),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GGgi GtJk7Ma. Our Island Story : https://www.telegraph.co.uk/ culture/books/booknews/8094 333/Revealed-David-Camerons-favourite-childhood-book-is-Our-Island-Story.html.

[5] Robert Tombs, This Sovereign Isle (2021), p. 1.

[6]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 c .400 BCE), 1.23.

[7] Pindar, Nemean Ode (probably 473 BCE), 4.69–70.

[8] Olympian Ode (probably 476 BCE), 3.44–45.

[9] Strabo, Geography ( c .20 CE), 1.1.8.

[10] Shakespeare, As You Like It (probably 1599), Act II, scene vii.

[11] Shakespeare, Richard II ( c .1595), Act II, scene i.

[12] Lee Kuan Yew, from Graham Allison et al., Lee Kuan Yew (2013), p. 42.

[13] George Orwell, The Road to Wigan Pier (1937), Chapter 10.

[14] Dean Acheson, speech at West Point (5 December 1962), from Douglas Brinkley,‘Dean Acheson and the“Special Relationship”’, Historical Journal 33 (1990), p.601.

[15] Jan Struthers, Mrs. Miniver (1939), pp. 59–60.

[16] Cyril Fox, The Personality of Britain (1932), pp. 39–40.

[17] Cyril Fox, The Personality of Britain (1932), pp. 39–40.

[18] Eddie Holt, The Irish Times (15 July 2006), http:// www.irishtimes.com/news/islands-in-the-stream-1.1031157.

[19] Norman Davies, The Isles (2000), p. xxii.

[20] Aristotle, On the Cosmos ( c .330 BCE), 393b12. xqeYi6uT1cgTn11upvMiERT8dwIR1Y2gaD8p5+EKhIrs1IQuGR4BE07ClFL2Ltf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