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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我们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其他人，都不能将我们‘带出欧洲’。”
1975年，面对工党发起的“脱欧”公投，来自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如此强调，尽管她后来坚决反对欧洲一体化，但铁娘子的坚决让英国与欧洲大陆又携手共进了四十余年。她的保守党后辈卡梅伦则没有这么幸运，对“留欧”信心满满的他希望用一次公投堵住保守党内“脱欧派”的嘴，结局却是黯然离开唐宁街。
英国与欧洲大陆的纠葛一直是欧洲历史的一个重要议题，并且随着近代欧洲的扩张而具有全球性影响。对于现代英欧关系的起源，不同学者上溯到不同源头：从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到一战前的英德对抗，从反法同盟和拿破仑战争到17世纪的宗教战争，从诺曼征服到恺撒进军，不一而足。
美国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古典学教授伊恩·莫里斯的新作《地理即命运》一书可以说是对这一议题的最新且颇具颠覆性的回应。正如这本书的副标题“英国与世界，10 000年的历史”所展示的，莫里斯教授把英欧纠葛直接推展到10 000年前第四纪冰期的末期，彼时不列颠群岛还和欧洲大陆连为一体，人类也刚刚进入文明的曙光。
伊恩·莫里斯之所以把目光拉到10 000年前，与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传统密不可分。只不过莫里斯突破了国家有机体的生存空间的解释框架，赋予了地理要素在历史发展中的独立作用，这个特点在他此前的《西方将主宰多久》《文明的度量》《战争》以及《历史的偏见》等一系列著作中十分显著（这些著作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我们甚至可以将《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总结为一句话——“纬度规定历史”。
千年的尺度、全球的视野、地理的因素，这些混杂在一起让伊恩·莫里斯成为当代全球史写作“地理约束论”的代表人物。《地理即命运》一反全球史的思路，把研究对象缩小在英国，更像是伊恩·莫里斯给“脱欧”后前途未卜的英国的一封独特的“情书”。
这封“情书”的线索是三张“与时俱进”的地图：赫里福德地图、麦金德地图、财富地图。其实，这三幅地图也就是莫里斯眼中英国历史经历的三个主题：信仰、军事、资本。客观的地理要素一直存在，不同时代的人会识别哪些要素，如何呈现这些被认为有意义的地理要素，如何将时代进程与这些地理要素构建起解释框架，则属于历史哲学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伊恩·莫里斯并非庸常的“地理决定论”者，他十分清楚历史的主轴，只不过这个主轴的原动力是地理因素。所以，说得更准确些，莫里斯的理论并不是“地理决定论”，而是“地理约束论”：地理决定了在一个地方什么事情肯定做不成，但适合此地的其他事情是否能做成，还要看其他的因素。
赫里福德地图是一个典型的T-O地图，象征信仰源泉的耶路撒冷位于中央，东方（亚洲）占据地图上面一半，下面一半左右分别是欧洲和非洲。因为耶稣归来的方向是东方，象征美好的彼岸，故而东方在上；而欧洲人生活、探索的已知世界罪孽深重，故而西方在下。在这幅地图中，孤悬海外的不列颠群岛被挤压到地图左下角。这象征了英国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处境：不但地缘上处在世界边缘，信仰上也处在最下层。实际上，在罗马人统治不列颠时，文明到哈德良长城就戛然而止，长城以北的高地尽管在客观地理上仍属于大不列颠岛，但在文明意义上却是野蛮的未知。
这一时期的不列颠岛民也就谈不上历史自觉。本土的克尔特人、来去匆匆的罗马人、虎视眈眈的高卢人、渡海而来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经常抢劫的维京人和驭马征服的诺曼人……每一群人都仿佛是这片海岛的匆匆过客，不断地把欧洲大陆的各种资源带到岛上，丰富不列颠的历史。
麦金德地图是一幅等距方位投影，它本身就是现代科学的产物，但在科学掩护之下选择了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投影中心——英国。这幅地图概括了大航海时代以降到20世纪初的地缘政治格局，尽管麦金德以“世界岛”理论闻名于世，但那只是未来欧洲各国争夺的焦点。此时此刻，英国还是世界的中心，大西洋是通向世界的黄金水道，美国、东亚、俄罗斯只能分布在四周。莫里斯将这幅地图的历史起点设置在1497年，就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5年之后，此时英王亨利七世资助的约翰·卡伯特抵达美洲纽芬兰，英国开始进入大航海时代。
这幅地图蕴含的更重要的意义是，曾经处在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双重边缘的英国，激活了自我历史意识。1534年，英王亨利八世以《至尊法案》拉开英格兰宗教改革序幕，在信仰上将英格兰脱离出天主教世界。1588年，英国更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突破了天主教国家对海洋自由航行的“陆权式”垄断。伴随着风帆战舰和大炮，英国打败了一个又一个欧洲大陆强国，建立起“日不落”殖民帝国，更在“漫长的19世纪”实现了世界范围内“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经历400余年的苦心经营，英国最终名副其实地站在了“地图中央”。
这幅描绘美好年代的地图并未维持太久，20世纪两场相隔不远的世界大战就打破了这个局面：一战断送了英国的经济优势，二战断送了英国的政治优势。战后英国从世界秩序和规则的制定者跌落为区域性力量，冷战的两极格局并未给英国太多发挥的政治空间，传统的殖民地体系在战后民族解放浪潮中被不断瓦解，只剩下松散的英联邦体系。本国甚至脆弱到被电视剧讽刺“英国国防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让国民相信英国被保护”。
经济成为英国和欧洲大陆修复战争创伤的共同主题，双方也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爱恨纠葛。最初几年英国仍想保持某种独立，但欧洲煤钢联营和继之而起的欧共体展现了区域性联盟和市场共享的经济潜力。冷战结束，铁幕破碎，伴随欧盟东扩，英国也搭上了欧洲人口自由流动的顺风车。金融、教育和语言三大优势让英国仍能尽力维持着昔日帝国的荣光。于是，也就有了第三张地图——基于GDP（国内生产总值）变形的世界地图。
英国始终是欧盟中最三心二意的成员，一方面它和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另一方面松散的英联邦还残存帝国余晖，英国始终在大西洋东西两岸、欧洲一体化和日不落帝国遗产中不断摇摆。是仍坚持要做影响世界的独立力量，还是彻底回到欧洲大家庭中成为普通一员？每一种抉择都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
伊恩·莫里斯自己却有些不屑于这种抉择。伴随东亚崛起改变世界格局，他对于英国内部“脱欧”问题争论的最大批评并不是要不要脱离欧洲，而是争论双方都还误以为欧洲仍旧站在世界舞台中央。
中国崛起为超大规模经济体，美国最近三任总统都积极重返亚太，甚至还拉上印度，意图重塑亚洲的政治空间格局，打造“印太”概念。一面是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世界工厂，一面是传统盟友，一面是有传统政治影响的前殖民地国家，英国再一次到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抉择关头。
与之相伴，第四幅世界地图也在酝酿之中并呼之欲出。到那时哪国会处在地图中央？中国是否会拥有一幅属于自己的世界地图？莫里斯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并带有一点点英国去工业化的怀旧感伤。
当然，在这里还是要强调一下，穿过“地理约束论”，我们还是必须看到人的作用。在实际上奠定战后秩序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操作中，无论是欧洲煤钢联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还是关税总协定及其后的世界贸易组织，甚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都能看到凯恩斯的影子。真正奠定战后基础的既不是雅尔塔的秘密会议，又不是美苏之间的剑拔弩张，而是《和约的经济后果》、自由贸易、普通法，而这些都源自英国。
客观的历史事件和地理要素都在这里，问题是如何解释并呈现。相信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会有一种自己不断探索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