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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
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伊恩·莫里斯教授的系列著作，包括《西方将主宰多久》《文明的度量》《战争》《历史的偏见》《地理即命运》《希腊人》六本。我受邀为该系列图书作总序。
翻阅这些书，我发现其时间跨度从一万年前直至2103年，空间跨度几乎遍及全球，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社会各领域，覆盖大多数学科，各方面都远远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和认知能力。尽管如此，直觉告诉我，作者的研究和论述抓住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相当深刻又非常形象地揭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
人类处于地球表层极其复杂多样的环境中，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从人类诞生至今，一直到可以预见的未来，始终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和协调，即人类不自觉地或自觉地适应地理环境；二是人类不断克服自身的生物性、兽性，形成人性，并逐步确立人类共同的精神标准和价值观念。
人类诞生于非洲，在此后相当长的阶段内都不具备生产能力，只能靠采集和狩猎为生。尽管自然界的野生植物、动物丰富多样，但可供史前人类觅食并用于维生的种类和数量还是有限的。特别是在同一个空间范围内，因此史前人类会本能地扩大采集和狩猎的范围，且一旦在新的区域内生存下来，就不再返回。总有些史前人类比同伴有更强的好奇心，他们会在食物并未采尽时就迁入新的区域，这些人或许会因为采集和狩猎所得不足以维生而灭绝，或许就此完成了一次迁徙。
人类就这样走出了非洲，并最终走到地球上大多数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但这一过程极其漫长，而且最终能走到新的定居地的人或许只是少数。那时的人类由于完全不了解外界的环境，再次向外走的时候往往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一次次地试错，其中的无数支迁徙人群会以灭绝告终。有幸迁入一些自然条件相对优越地方的人，则获得了更好的繁衍条件，并逐渐创造出文明。
孕育了早期文明的地方，如肥沃新月地带、爱琴海周边、希腊沿海平原、地中海中的岛屿、尼罗河三角洲、黄河中下游地区等，都具有较好的自然条件。地球上可能被人类驯化为粮食作物的20余个品种，大多数生长在地中海式气候带。环地中海地带的人类最早驯化了小麦、豌豆、橄榄等优质作物，生产出充足的食物，为人口聚集和阶层分化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又如黄河中下游地区是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形成的平原，土壤疏松，原始植被易于清除，五六千年前气候温暖，降水充足，形成大面积的农田，文明曙光在这一带发展成华夏文明的核心绝非偶然。
因各种原因而迁入自然条件较差地区的人群，不得不选择游牧、狩猎、饲养、采集等生产方式，一般难以形成充足而稳定的食物供应，人口数量有限且分散，阶层分化出现得较晚，且层次简单，以至长期无法形成城市或行政中心。等到他们演化到足以改变生产方式，或有能力发展定居型农业时，近处的宜农地域早已被其他人群占有。在从事不同产业的人群交错分布的地区，由于农耕人群具有更强的生产和生存能力，采用其他生产方式的人群往往会被压缩到自然条件更差的空间，他们或者被迫外迁，或者被并入农耕人群。例如先秦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还有不少以牧业为主的戎、狄部族，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在长城以内已不存在聚居的牧业部族。
在总生产力相对较低而管理成本相对较高的条件下，统治阶层要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和利益，必定会采用专制的办法，早期的政治实体、酋邦、国家基本采用专制政治体制，并先后转为世袭制。但由于地理环境不同，每个地区的专制集权程度不一，统一的范围也各异。如中华文明形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以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为基础，这些基本属于宜农地区，面积大，中间没有明显的地理障碍，便于统治管理，行政成本低，很早就产生了大一统的观念和理论，并在公元前221年由秦始皇首先实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体制，延续到20世纪初的清朝末年。但在希腊半岛，由于仅在沿海地区有狭窄的平原，其他都是山岭、峡谷、山地，交通不便，对异地的统治管理行政成本太高，因此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城邦，整个半岛从来没有出现如秦朝那样的中央集权专制政权，即使是在国力最强盛时，也只是主要城邦间的松散联合。上埃及与下埃及之间也只是联合，而不是中国式的中央集权。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没有一个产生过“大一统”思想和理论，没有一个建立过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政权。
游牧部族一般只能生产出勉强维持生存的食物，一旦出现不利的气候条件，往往只能选择迁徙。由于他们掌握的地理信息有限，迁徙大多是盲目的，因此其中一部分会以部族的灭绝或被其他部族吞并而告终。在迁徙遇到人为阻力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以武力对抗，结果可能获得依靠生产无法获得的食物、其他生活物资和财富。这无疑会诱发他们本来就难免的贪欲、野心和兽性，转而以掠夺、杀戮为手段获取更有利的生存条件。在耕地不足、气候不利或遭遇天灾人祸时，农业部族也不得不部分或全部迁徙。他们的最终命运取决于能否获得足够的土地和包括人文、自然两方面资源的基本生存条件。
而像古代中国这样拥有辽阔的疆域和足够的农田、能够生产出足够的食物和其他生活物资供养其人口的国家，在不利的气候条件或异常灾害面前，具有充分的回旋余地，通过内部的人口迁移和资源配置就能解决，如人口从北方迁往南方，从平原进入谷地、山区，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开发尚未开发的区域。所以，从西汉至明朝，统治者尽管拥有足够的军事控制能力，却始终没有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设立正式的郡县（州县）制度。开疆拓土或坚守边界，更多的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或者是反击入侵的结果。对于新获得的疆土，统治者仅实施军事监护和象征性的行政管理，一旦国力衰退或鞭长莫及，就会轻易放弃。
有人将不同群体、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和特点归因于血统、基因，甚至认为存在优劣之分。但遗传学研究已经证明，人类出自同一个祖先、同一种基因，今天的不同人种、不同遗传基因是同一祖先的后裔散布到地球各地后长期演变的结果。而导致这些演变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各地不同的地理环境，而不是当初已经存在遗传基因的差异。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在工业化以后，一些人陶醉于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和物质财富的迅速增加，一度产生“人定胜天”的观念，提出征服自然的号召，造成某些资源的枯竭、某些物种的灭绝，并对局部区域的环境造成难以消除的污染和不可修复的破坏。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推波助澜，加剧环境恶化，引发社会危机。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达到空前的高度；另一方面，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存也受到严峻的考验。
人类历史的另一条主线，是人类不断克服自身的生物性、兽性，并不断完善人性的过程。
在人类的祖先还在非洲以及走出非洲的过程中，绝大多数人都还只有生物性、兽性，与其他动物没有明显的区别。他们的发声、觅食、饮食、避热、御寒、集群、争斗、交配、生殖、育雏、病痛、死亡、迁徙等，与其他动物无异。与此同时，其中个别人或少数人，由于超常的生理发育，或脑功能的进化，或迄今我们还无法理解的原因，产生或强化了好奇心、羞辱感、舒适感、荣耀感、判断力、思维力、表达力、感染力、想象力、模仿力，并且不断克服自身的生物性和兽性。但多数人并不具备他们这样的能力，而且不认同他们的行为方式和表达出来的感情，视他们为异类，甚至加以驱逐或杀害。但其中有的人依靠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成为部落的首领，通过暴力强制或劝导示范，使部落成员接受他的生活方式、是非标准、行为规范，增强了部落成员的人性。这一过程是漫长的、曲折的、反复的，但最终结果是，一些部落形成了比较共同的人性，结为更大的部落联盟或部族，进而形成酋邦、政治实体和早期国家。
早期人类在面对变幻莫测又威力无穷的自然界和无法对抗的敌对群体时，无不寄希望于神灵、祖先，产生广泛的多神崇拜，形成越来越隆重丰盛的祭祀。由于所崇拜和祈求的是拟人化的神灵，所以他们就按自己的标准和理想来准备祭祀用品和殉葬品——动物、植物、鲜血、器官、心脏、头颅、奴隶、俘虏、美女、异人等和各种珍贵的物品。中国秦汉时的观念是“事死如生”，所以皇帝的陪葬品应包括他生前所需要的一切。随着人类自身的物质需求、审美标准和价值观念的变化，食物、鲜花和精心制作的祭祀器物才逐渐出现，伴随以音乐、舞蹈和隆重的仪式，殉葬品也逐渐改为俑、器物、模型、图画和象征性器物。
由于种种原因，包括迄今我们还不能了解的原因，特定区域（一种说法是在亚美尼亚一带）的人类产生了语言，随着人口的迁徙而产生不同语系的分支和更多不同的语言。有了语言，杰出的、先知先觉的人，无论是对部落的其他成员强制推行人性还是教化感化，都有了更有效的手段。一万年以来，地球上先后产生了不同的文字。文字的使用和传播，使人类的思想和精神生活得到记录和推广，也使人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好恶程度、是非标准、价值观念等得到准确的记录和表达，又通过家庭、家族的权威和政权的权力，形成规则、惯例、法令、制度、法律等。
统治者和统治阶层拥有丰厚的物质条件和强大的行政权力，可以有效地推行他们所认可的人性，尽管他们自己未必真正践行。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等各种途径对民众进行教化；另一方面，他们也会用规则、法律限制乃至严刑峻法加以强化、强制。在宗教盛行后，统治者还会借助于宗教。只要他们想推行的“人性”得到宗教信仰的肯定，被列入信仰的范围，或被解释为信仰的表现，统治者不需要付出任何行政成本，就能获得最大的效益，但统治者实际推行的“非人性”，也在这种政教合一的条件下被推向极致。
虽然宗教是创造人本身的人性的理想化、完美化和神秘化的产物，但一旦形成宗教信仰，信众就丧失了本来的人性，而必须完全接受神、上帝或主赐予的“人性”，方能弥补自己与生俱来的罪愆。宗教领袖、神职人员假神的名义，或者依照他们自己对神谕的理解，推行他们的“人性”。任何宗教信仰本质上都是排他的，在形成世俗的世界秩序和国际条约之前，宗教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引发持久的、激烈的宗教战争。政教合一、宗教战争，曾经使欧洲相关宗教信仰地区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所以现代社会必须实行政教分离，在保证宗教信仰的同时，也要求宗教不干预政治、教育、科学和学术。
在生存资源有限、人类的生存能力不可能及时提升的条件下，群体之间为争夺生存资源引发的斗争和战争不可避免，无论胜负，都可能激发人固有的生物性、兽性，使有些个体或群体以掠夺、侵略代替生产，甚至以杀戮为乐趣。一旦兽性强的人掌握了权力，或者成了大群体的首领，更会不顾后果地持续发动战争。另外，人性的张扬也使有些个体或群体以正义的战争守卫自己的财物，维护自己的权益，以战止战。当拥有足够的实力时，他们还会用人性规范战争，并感化或强制对手遵守这些规则。如中国春秋时代的宋襄公，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还坚持不攻击正在渡河、未布好阵势的敌军和头发斑白的老年人，在兵败身伤时仍然坚持。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一些决斗、战争的规范初步形成；而在中世纪后，欧洲也逐渐产生规范战争行为、战场救护、善待战俘、保护平民的国际条约。
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武器和战争手段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使掌握国家权力的战争狂人具有无限的杀伤力，其兽性的膨胀会给全人类带来浩劫。但人性也凝聚着另一些人类群体、民族、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尊严、独立、自由、民主进行并坚持正义的战争。在二战中，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结成同盟，打败了侵略者，消灭了法西斯，建立了联合国，确立了国际关系的准则，制定了相关的国际法。但时至今日，一些人的兽性依然得不到抑制，膨胀为侵略、掠夺、反人类行为、恐怖活动，并因拥有最先进的武器和战争手段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人类的精神活动对物质条件的依赖性很低。一位天才、一位杰出人物，只要他（或她）尚未进入脑死亡状态，就能运用思维，就能保持和提升人性，就能创造精神财富。当然，这一切只有被记录、被传播，才具有社会意义和实际意义。所以人类的精神境界、人性的高度，并不一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物质基础的改善而同步提升。某位天才、杰出人物曾经创造的精神境界、达到的人性高度和纯度，或许永远不可能被复制和超越。
任何一种人类文明，作为某一特定的群体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形成和发展、兴盛和衰落，离不开基本的物质条件。但在群体摆脱了物资匮乏状态，特别是进入富裕社会后，文明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精神财富，取决于人性。人类的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础，就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倡导的全人类价值共识，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是全人类人性的升华和结晶。
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局限，作者没有涉及这两条主线的全部，在涉及的部分也未必都能做出圆满的阐述，但这套书的贡献已足以奠定作者里程碑式的地位。我谨将这套书介绍给各位读者。
施展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我们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其他人，都不能将我们‘带出欧洲’。”
1975年，面对工党发起的“脱欧”公投，来自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如此强调，尽管她后来坚决反对欧洲一体化，但铁娘子的坚决让英国与欧洲大陆又携手共进了四十余年。她的保守党后辈卡梅伦则没有这么幸运，对“留欧”信心满满的他希望用一次公投堵住保守党内“脱欧派”的嘴，结局却是黯然离开唐宁街。
英国与欧洲大陆的纠葛一直是欧洲历史的一个重要议题，并且随着近代欧洲的扩张而具有全球性影响。对于现代英欧关系的起源，不同学者上溯到不同源头：从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到一战前的英德对抗，从反法同盟和拿破仑战争到17世纪的宗教战争，从诺曼征服到恺撒进军，不一而足。
美国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古典学教授伊恩·莫里斯的新作《地理即命运》一书可以说是对这一议题的最新且颇具颠覆性的回应。正如这本书的副标题“英国与世界，10 000年的历史”所展示的，莫里斯教授把英欧纠葛直接推展到10 000年前第四纪冰期的末期，彼时不列颠群岛还和欧洲大陆连为一体，人类也刚刚进入文明的曙光。
伊恩·莫里斯之所以把目光拉到10 000年前，与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传统密不可分。只不过莫里斯突破了国家有机体的生存空间的解释框架，赋予了地理要素在历史发展中的独立作用，这个特点在他此前的《西方将主宰多久》《文明的度量》《战争》以及《历史的偏见》等一系列著作中十分显著（这些著作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我们甚至可以将《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总结为一句话——“纬度规定历史”。
千年的尺度、全球的视野、地理的因素，这些混杂在一起让伊恩·莫里斯成为当代全球史写作“地理约束论”的代表人物。《地理即命运》一反全球史的思路，把研究对象缩小在英国，更像是伊恩·莫里斯给“脱欧”后前途未卜的英国的一封独特的“情书”。
这封“情书”的线索是三张“与时俱进”的地图：赫里福德地图、麦金德地图、财富地图。其实，这三幅地图也就是莫里斯眼中英国历史经历的三个主题：信仰、军事、资本。客观的地理要素一直存在，不同时代的人会识别哪些要素，如何呈现这些被认为有意义的地理要素，如何将时代进程与这些地理要素构建起解释框架，则属于历史哲学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伊恩·莫里斯并非庸常的“地理决定论”者，他十分清楚历史的主轴，只不过这个主轴的原动力是地理因素。所以，说得更准确些，莫里斯的理论并不是“地理决定论”，而是“地理约束论”：地理决定了在一个地方什么事情肯定做不成，但适合此地的其他事情是否能做成，还要看其他的因素。
赫里福德地图是一个典型的T-O地图，象征信仰源泉的耶路撒冷位于中央，东方（亚洲）占据地图上面一半，下面一半左右分别是欧洲和非洲。因为耶稣归来的方向是东方，象征美好的彼岸，故而东方在上；而欧洲人生活、探索的已知世界罪孽深重，故而西方在下。在这幅地图中，孤悬海外的不列颠群岛被挤压到地图左下角。这象征了英国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处境：不但地缘上处在世界边缘，信仰上也处在最下层。实际上，在罗马人统治不列颠时，文明到哈德良长城就戛然而止，长城以北的高地尽管在客观地理上仍属于大不列颠岛，但在文明意义上却是野蛮的未知。
这一时期的不列颠岛民也就谈不上历史自觉。本土的克尔特人、来去匆匆的罗马人、虎视眈眈的高卢人、渡海而来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经常抢劫的维京人和驭马征服的诺曼人……每一群人都仿佛是这片海岛的匆匆过客，不断地把欧洲大陆的各种资源带到岛上，丰富不列颠的历史。
麦金德地图是一幅等距方位投影，它本身就是现代科学的产物，但在科学掩护之下选择了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投影中心——英国。这幅地图概括了大航海时代以降到20世纪初的地缘政治格局，尽管麦金德以“世界岛”理论闻名于世，但那只是未来欧洲各国争夺的焦点。此时此刻，英国还是世界的中心，大西洋是通向世界的黄金水道，美国、东亚、俄罗斯只能分布在四周。莫里斯将这幅地图的历史起点设置在1497年，就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5年之后，此时英王亨利七世资助的约翰·卡伯特抵达美洲纽芬兰，英国开始进入大航海时代。
这幅地图蕴含的更重要的意义是，曾经处在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双重边缘的英国，激活了自我历史意识。1534年，英王亨利八世以《至尊法案》拉开英格兰宗教改革序幕，在信仰上将英格兰脱离出天主教世界。1588年，英国更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突破了天主教国家对海洋自由航行的“陆权式”垄断。伴随着风帆战舰和大炮，英国打败了一个又一个欧洲大陆强国，建立起“日不落”殖民帝国，更在“漫长的19世纪”实现了世界范围内“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经历400余年的苦心经营，英国最终名副其实地站在了“地图中央”。
这幅描绘美好年代的地图并未维持太久，20世纪两场相隔不远的世界大战就打破了这个局面：一战断送了英国的经济优势，二战断送了英国的政治优势。战后英国从世界秩序和规则的制定者跌落为区域性力量，冷战的两极格局并未给英国太多发挥的政治空间，传统的殖民地体系在战后民族解放浪潮中被不断瓦解，只剩下松散的英联邦体系。本国甚至脆弱到被电视剧讽刺“英国国防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让国民相信英国被保护”。
经济成为英国和欧洲大陆修复战争创伤的共同主题，双方也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爱恨纠葛。最初几年英国仍想保持某种独立，但欧洲煤钢联营和继之而起的欧共体展现了区域性联盟和市场共享的经济潜力。冷战结束，铁幕破碎，伴随欧盟东扩，英国也搭上了欧洲人口自由流动的顺风车。金融、教育和语言三大优势让英国仍能尽力维持着昔日帝国的荣光。于是，也就有了第三张地图——基于GDP（国内生产总值）变形的世界地图。
英国始终是欧盟中最三心二意的成员，一方面它和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另一方面松散的英联邦还残存帝国余晖，英国始终在大西洋东西两岸、欧洲一体化和日不落帝国遗产中不断摇摆。是仍坚持要做影响世界的独立力量，还是彻底回到欧洲大家庭中成为普通一员？每一种抉择都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
伊恩·莫里斯自己却有些不屑于这种抉择。伴随东亚崛起改变世界格局，他对于英国内部“脱欧”问题争论的最大批评并不是要不要脱离欧洲，而是争论双方都还误以为欧洲仍旧站在世界舞台中央。
中国崛起为超大规模经济体，美国最近三任总统都积极重返亚太，甚至还拉上印度，意图重塑亚洲的政治空间格局，打造“印太”概念。一面是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世界工厂，一面是传统盟友，一面是有传统政治影响的前殖民地国家，英国再一次到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抉择关头。
与之相伴，第四幅世界地图也在酝酿之中并呼之欲出。到那时哪国会处在地图中央？中国是否会拥有一幅属于自己的世界地图？莫里斯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并带有一点点英国去工业化的怀旧感伤。
当然，在这里还是要强调一下，穿过“地理约束论”，我们还是必须看到人的作用。在实际上奠定战后秩序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操作中，无论是欧洲煤钢联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还是关税总协定及其后的世界贸易组织，甚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都能看到凯恩斯的影子。真正奠定战后基础的既不是雅尔塔的秘密会议，又不是美苏之间的剑拔弩张，而是《和约的经济后果》、自由贸易、普通法，而这些都源自英国。
客观的历史事件和地理要素都在这里，问题是如何解释并呈现。相信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会有一种自己不断探索的快乐。